柏拉图传记

一

柏拉图的一生（前427—前347）处在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由盛趋衰剧烈变革的过程中。

雅典经过梭伦（Solon）领导的改革（前594—前593），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实施的僭主政体（前560—前510），以及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领导的革命（前509），最终废除了贵族在原来氏族社会享有的特权，并随着氏族制度最后残余的消灭而牢固地确立了崭新的民主政体的城邦奴隶制国家。

雅典在对外关系中，积极支持小亚细亚米利都等殖民城邦的反波斯的斗争，在积极介入并领导的希波战争（前492—前449）中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而称雄希腊世界，建立了雅典帝国。

当时的雅典进入了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希腊与罗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历史发展’最高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

伯里克利当政时期（约前462—前429），在国内发展民主政体的同时，掠夺提洛同盟提供的财富，大力兴建受到希波战争破坏的庙宇，塑造各种神像。

在著名建筑师伊克提努（Ectinus）、卡利克剌忒（Callicrates）、谟涅西克勒（Mensicles），以及著名雕塑家菲狄亚斯（Phidias）、卡利马库（Callimachus）等的积极参与下，兴建了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塑造了雅典娜神像等，从而出现了希腊造型艺术的全盛时期（前450—前400）。

伯里克利大力提倡戏剧等文艺形式。三个著名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欧里庇得斯（前485—前406），特别是后面两人以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约前450—约前385）的作品，主要是在伯里克利统治下创作和演出的。

当时，在伯里克利和他的情妇——来自米利都的名妓阿斯帕西娅（Aspasia）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家团体。希腊世界的著名学者都相继访问和定居雅典，如享有盛名的城市规划的发明者米利都的希坡达穆（Hippodamus），著名的数学家、概算过太阳年的天文学家客俄斯的俄尼坡得（Oinipodes），著名的哲学家萨莫斯的希蓬（Hippon）、克拉左门的阿那克萨戈拉、米利都的阿耳刻劳（Archelaos，苏格拉底早期的老师）、阿布德的德谟克利特，以及智者派普罗塔哥拉、普罗狄库（Prodicus）、西皮亚（Hippias）等。

二

但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主民主政体的强大，海上势力（控制爱琴海，霸持海上贸易）的增长，以及向西部的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经济扩张和对外积极推行的帝国政策等，日益威胁到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及其经济利益。其结果导致了以雅典为首的推行民主政体的一方和以斯巴达为首的推行贵族政体的另一方之间，爆发了空前剧烈和残酷的长达28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其原因正像当时著名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指出的是双方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斯巴达人之所以议决和约一经破坏立即宣战，不是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同盟者发言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见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经在雅典控制之下了。”

这场战争，主要是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进行的。

结果，以雅典惨败和向斯巴达投降而告终。

因此，这场战争标志着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体的繁荣从顶峰开始走向衰落。柏拉图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在这场战争的阴影笼罩下度过的；成年后，还不可避免地深受由此而来的惨重后果的影响。

随着战争的进行，积极参战的公民及民主政体代表伤亡众多，各种政治会社（ετατρεια）的领导权相继落到其中的贵族手里；在其右翼政治代表安提丰（Antiphon）、皮珊德（Pisander）等的领导下，于公元前411年发动政变，废除了民主政体，建立了寡头政体。由最富有的奴隶主组成“四百人议事会”，把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限制为富裕的5000名全权公民；全部废除原来由国库支付的担任公职的公民的津贴制度；主张立即和斯巴达缔结屈辱的和约。

不久，随着雅典在库梓科（Cyzicus）战役（前410年）中获胜，奴隶主民主派又重新获得了政权，恢复了民主政体和陪审法庭、津贴制度，惩处了反对派，从而出现了持续达6年之久的所谓“民主恐怖”。但是雅典的民主政体是不稳定的，正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平民容易受少数野心家的煽动和蛊惑，政权往往容易被少数人所篡夺。

三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羊河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被迫投降，承认斯巴达在希腊世界中的霸权地位；被迫同意原先放逐国外的敌视民主政体的人士回国，恢复“祖先秩序”；再次废止民主政体，成立了以柏拉图的近亲苏格拉底的弟子克里底亚（Critias，前460—前403）和查密迪斯（Charmides，死于前403年）为首的“三十僭主”政体。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军事独裁，清除原有政体中的民主成分，废除陪审、津贴制度，限制全权公民人数，实行镇压民主力量等一系列恐怖政策。

僭主们在推行一系列残酷的大规模恐怖政策的同时，他们中间又出现了内讧，使国家陷入内战，以致民怨沸腾，因此执政不到8个月也被推翻了；雅典再次恢复了民主政体，推行的是比较温和的政策。公元前399年，在民主派阿倪图斯（Anytus）和梅勒图斯（Meletus）的诬告下，却处死了苏格拉底。

随着战争的推移，破产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许多在城市中从事手工业工匠的生产陷于停顿；雅典长期以来依靠进口粮食，受战争和运输的影响而粮价暴涨，导致大量平民生计无着落而陷于破产，自由民愈加贫困化。估计，当时雅典无产平民人数超过居民总数一半以上。

与之相反，部分富人和贵族却通过战争大发横财。国家用于军事开支的经费，相当大的一部分落入了承包商、武器作坊主和船主们的腰包；他们乘机兼并农民的土地，阿提卡的土地大量落入他们手中，造成平民和贵族、富商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针对这种情况，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这样写道：“任何城邦，不管怎样小，事实上都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它们中的每一个，又分成许多更小的城邦，要是把它们都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城邦，那是大错特错的。”

“他们仍然住在城里，准备起义。他们有的由于负债累累，有的由于被剥夺了公民权，有的两者兼而有之陷入困境，他们憎恨和密谋反对夺走他们财产的人，甚至反对所有的人，他们渴望革命。”

恩格斯曾指出，雅典这种民主制，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因此必然要把雅典国家引向灭亡。然而，战争加速了这种进程。

奴隶的觉醒又使奴隶主陷于极端的恐惧之中。柏拉图同样也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他在《国家篇》中对此也有过描述：“设想其中的某个拥有50名或更多的奴隶的主人，与他的妻子、儿女、财产及奴隶们一起被神带到荒野，在那里没有自由民们来帮助他——难道他不会陷于恐惧之中，害怕自己和妻子、儿女们会被自己的奴隶们处死吗？”

“慷慨而战，慷慨而死。”

四

柏拉图的原名是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由于他强健的身材和宽广的前额，给他取名为“柏拉图（пλατψγ）”。他于公元前428或公元前427年5—6月生于雅典附近的埃癸那（Aegina）岛。这时，伯里克利去世不久，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进行到第四个年头，第二次瘟疫正在袭击雅典。柏拉图是他父亲阿里斯通（Ariston）和母亲佩丽克蒂俄妮（Perictione）的幼子，他还有两个哥哥阿得曼图（Adeimantus）、格劳孔（Glaucon）和一个妹妹坡东妮（Potone）。

双亲的家庭，都是属于雅典显要的贵族世家。从父亲来看，谱系可以上溯到雅典历史上最后一个君王科德罗斯（Codrus）至海洋之神波塞冬（Posidon）。

但柏拉图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

其母亲的谱系可以上溯到德罗彼得一世（DropidesI，前644年雅典执政官）至梭伦的兄弟德罗皮得二世（前593年雅典执政官）。柏拉图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给他的叔父皮里兰佩（Pyrilampes），并生下了安提丰（Antiphon）。

皮里兰佩是积极支持民主政体的，与伯里克利的关系密切，是伯里克利的挚友和政策的重要支持者，曾作为雅典的使节被派往波斯和其他亚洲国家执行任务。

柏拉图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他的继父家里度过的。他自己在早期对话中，曾经用颂扬的口吻谈到他的这位继父。

从历史上来看，柏拉图的家庭和希腊伯里克利领导下的民主政体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柏拉图一生对于政治高度关注，并且具有神圣的使命感。他深信，哲学家的最高的个人幸福会在对真理宁静沉思的生活里找到；如果时机来临，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立法者，其天职就是要贡献他的最佳年华为同胞服务并做出崇高的牺牲。柏拉图并不满足于在《理想国》里宣讲这个信条，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自己的生活里把它付诸实践。如果我们记得他自幼就在具有梭伦传统和几代以来习惯于在国家社会生活中起显著作用的家庭里成长起来，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多半可以解释了。他的继父是伯里克利当政时代的一个杰出人物。J.伯内特（J.Burnet）说：“要指出的是，柏拉图的家庭是属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直到伯里克利时代为止的民主政党，我们将看到这点对理解他（指柏拉图——引者注）来说是一桩头等重要的事。”

但柏拉图平生一直敌视民主政体。A.E.泰勒（A.E.Taylor）指出：“柏拉图原来一定曾经是受到过伯里克利政治的灌输，他是在晚年才不喜欢它的……不是出于无知的厌恶，而是出于柏拉图他这个人对民主知道得太多了。”

柏拉图对自己的亲属特别是母系亲属满怀着眷念并引以为傲，以至“他的对话，不只是对苏格拉底的纪念，而且也是对他自己家庭的美好时光的纪念”。

根据色诺芬的记载，柏拉图的母系家族是大奴隶主，他母亲的兄弟查密迪斯原来是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奴隶主，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而破产。柏拉图到埃及游历时，曾兼做贩卖橄榄油的生意。到南意大利、西西里游历时，柏拉图得到朋友狄阿的资助才能购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著作。此后，当柏拉图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得罪叙拉古僭主狄俄尼索而被出卖为奴隶时，是由昔勒尼人安尼刻里（Anniceris）代为出款才得以赎身。柏拉图回到雅典后，这笔赎款又由于经济拮据而由朋友代为偿还；只是由于安尼刻里不肯接受，柏拉图的朋友才拿着这笔款子替柏拉图购置宅第，创建了闻名遐迩的学园。

五

由于出身和雅典的传统，柏拉图从小就受到良好而完备的教育。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正赶上希腊戏剧的黄金时代的尾声，有许多著名的悲剧和阿里斯托芬的许多喜剧，柏拉图都是直接看到公演的。柏拉图青少年时期就擅长于文艺创作，撰写过赞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颂诗以及其他的抒情诗等。20岁左右，柏拉图结识了苏格拉底。由于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他把诗稿焚毁，决心从事哲学研究。

柏拉图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变——“三十僭主”政体的暴政和苏格拉底被民主政体处死——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以后的道路。

从柏拉图本人那里我们得知，在公元前431年，苏格拉底已经跟柏拉图的叔伯查密迪斯极为相知，此后甚至跟克力锡亚斯成为密友。因此，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相识大抵要追溯到他所能记得起的时候。

柏拉图本人在临终前所写的一封信上把这件事情澄清了。他告诉我们，在公元前404—公元前403年期间的“寡头”统治时期，由于他还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正瞩望着将来的一番政治事业，并受革命党里的亲戚（无疑是指克力锡亚斯和查密迪斯）的怂恿，在他们的庇荫之下进入社会生活，但他首先等待观望，看他们的政策究竟如何。他惊骇地发现他们不久就暴露出不法暴行的形迹来，最后当他们在非法逮捕并处决一个公民而且打算没收其财产，蓄意把当时最优秀的人物、他的年长的朋友苏格拉底当成同谋犯时，他感到厌恶了。恢复了民主政治的头头们干得更坏，因为他们竟然以荒谬可笑的渎神罪把苏格拉底处以极刑。柏拉图说，这件事结束了他本人的政治抱负。因为在政治上要是没有一个政党，什么事都干不成功，而雅典的两个党派之对待苏格拉底，证明一个正直的人在雅典跟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共事的。柏拉图在这里清楚地暗示，严格来说，他并不把苏格拉底当作老师。就个人而言，他爱苏格拉底，有如一个青年爱一个受到尊重的年长的朋友，而且把他看作殉道者。但是直到苏格拉底确实被处死，才最后启发他打消最初以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作为生涯的打算。他原先的志向是想当社会和立法的改造家，而没有做思想家或科学家的抱负。

六

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10年间，在雅典发生的频繁的民主和反民主政变，特别是“三十僭主”政体推行的暴政，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柏拉图在74岁高龄（前354年）时撰写的致狄阿的朋友们的著名的第七封信中，追溯了自己23—28岁期间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他声称，他有过和同时代的青年人相同的经验，期待成年后立即参加政治活动，实际情势也的确给了他这种机会——当时遭到广泛批评的政体（民主政体）被推翻了，一个“三十人议事会”（“三十僭主”政体）获得了最高权力；碰巧，其中有些人是他的朋友和亲戚，而且他们也立即邀请他参加政府；当时，他也真诚地相信他们，认为他们正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

但不久，柏拉图发现民主派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政治理想完全背离。“三十人议事会”的掌权者们甚至陷害、排斥他的老朋友——当时最正直的人苏格拉底。

柏拉图由于厌恶他们种种罪恶的行径，没有拒绝与新政府合作。不久，“三十人议事会”垮台，民主政体得到恢复。鉴于“那是乱世，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有人会反对的；在一场革命中，有时报复是会过分的，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从整体来看，恢复了的民主政体的施政，仍然是温和的”。但是，正是这个民主政体中的掌权者，却根据一种荒谬的指控，宣判苏格拉底有罪并将他处死。

于是，柏拉图深深感到，越是认真地研究政治、法律、习惯，越是年长就越加体会到公正地治理国家是困难的；要是没有朋友和支持者，那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他意识到，在一个法律和道德正在以一种惊人速度恶化着，并放弃传统道德准则的时代，要进行公正的治理是不容易的，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道德准则更是极其困难的，从而对曾经满腔热忱追求的一种政治生涯深感失望。

他认为：“一切现存的国家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政制没有剧烈的处置和很大的运气是不能改革的。实际上，我被迫相信，为社会和个人找到正义的唯一希望是在真正的哲学中，否则人类的烦恼就不能得到缓解；直到要么真正的哲学家们掌握政权，或者由于某种奇迹，政治家们成了真正的哲学家。这就是当我初次造访意大利和西西里时持有的坚定信念。”柏拉图的这些见解，系统地反映在《国家篇》等著作中。

苏格拉底的被处死对柏拉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苏格拉底是“人类中最智慧的人”。

七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是雅典普通公民出身，父亲索佛罗斯库（Sophroniscus）是一名石匠或雕塑师，母亲费娜瑞忒（Phaenarete）是助产婆。苏格拉底除了和雅典一般公民一样循例短期出任陪审公职外，在政治上无特殊地位，从事过石匠或雕塑工作，终身清贫。苏格拉底早期研究过自然哲学，后来才转入对社会伦理道德或逻辑问题的探讨。柏拉图的母系长辈和他自己的两个兄长，都和苏格拉底关系密切。民主政体于公元前403年恢复不久，曾处决并放逐了柏拉图的至亲克里底亚和查密迪斯。苏格拉底则因被民主派阿倪图斯、梅勒图斯指控为犯有“拒绝国家承认了的神、引进新的神和蛊惑青年”的罪行，被民主政体处死了。

与苏格拉底接触频繁的克里底亚、查密迪斯、阿客巴德等，确实对雅典民主政体造成过极大危害。古代一个苏格拉底学派埃斯客涅（Aeschines，前390—前315）也有过这样的记载：“雅典人，你们处死了智者苏格拉底，因为他对克里亚的教育明显地负有责任。”

需要补充的是，事后雅典人给苏格拉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为了纪念苏格拉底，还在庙宇中塑造了他的金像，并且未经审判就放逐和处死了原先发动这场指控的阿倪图斯和梅勒图斯。

八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后，对雅典的各种政体已绝望，自愿地离开了雅典。

他怀着探求哲学和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结合的途径以及理想政体的希望，到麦加拉（Megara）、埃及、昔勒尼、马格那（Magna）、大希腊、西西里等地进行了为期12年左右的游历活动。

苏格拉底刚死不久，他的朋友们感到自身处境危险，暂时转移到了邻近的麦加拉城去，投靠那里的欧几里得（Euclides）寻求庇护。欧几里得是苏格拉底临终时在场的外国朋友中的一位哲学家，他曾把某些苏格拉底教义跟巴门尼德的埃里亚学派结合起来，但那个轰动一时的诉讼事件引起的激情经过一段时间平息下去了。

此后，柏拉图到居勒尼（Cyrene）、意大利和埃及旅行了几年，回到雅典后就创办了学园。他40岁那年访问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厌恶当地富裕人家所过的淫荡奢靡的生活。

柏拉图“多次旅行”的唯一重大成果，是他赢得了一位才能出众、前程远大的青年狄阿（Dion）的全心全意的钦敬，而此人就是统治叙拉古（Syracure）的“暴君”狄俄尼索（Dionysius）一世的女婿。

柏拉图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后，首先到了希腊本土离雅典不远的科林斯海峡的麦加拉。苏格拉底的学生创立了麦加拉学派，这个学派试图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和埃利亚学派巴门尼德、芝诺的学说结合起来，并以此去批判其他学派的学说。接着，柏拉图就到埃及去游历。当时的埃及，法老们建立的庞大帝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波斯于公元前525年对它的征服，也只是在表面上触动了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后来，在希腊的支持下，萨伊斯的阿谟涅泰斯（Amnertais）于公元前405年推翻了波斯大流士二世的统治，重新获得了独立。

这个古老民族的伟大文化，给了柏拉图以深刻印象,正像他在晚年的对话《蒂迈欧篇》中记载的一个埃及僧侣对梭伦所说的那样：“和埃及比较起来，希腊人‘在思想上都是未成熟的’。”

埃及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僧侣们牢固地控制整个国家的理智活动和教育，音乐和造型艺术中早已定型且具有不变的风格，高度发展的官僚政治和制度，世代相传的等级森严的固定职业和职业中严格的分工，强制推行的教育制度和算术教育中的各种具体办法，以及天文学、数学等领域中的成就，都给柏拉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在埃及的宗教和僧侣们理智活动的中心赫利俄坡利斯（Heliopolis，离现今的开罗5英里左右）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和当地的僧侣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游，深受他们的影响。他在后来的《国家篇》《法律篇》等对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宗教、教育理论和制度，与这些经历无疑是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指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的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九

离开埃及之后，柏拉图出尼罗河入海口，向西沿着海岸航行到昔勒尼游历。

该地区是希腊殖民城邦，当时是希腊世界的数学和哲学活动的中心之一。柏拉图在这里结识了著名的数学家忒俄多儒（Theodorus，生于约前460年），此人还擅长于天文和音乐理论，并开始由纯思辨转到对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后来，柏拉图自己曾表明忒俄多儒对他的影响，说由此提高了自己在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学识。

接着，柏拉图向西旅行到大希腊（南意大利）漫游，主要是到继克贾罗顿兴起的另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中心塔壬同（Tarentum），结识了当地民主政体的领袖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启泰（Archytas），彼此结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谊。

阿启泰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又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许多知识领域的先驱，特别是在数学和力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因此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著名学者欧得穆斯（Eudemus，主要活动在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的称赞。

十

正是在此前后，柏拉图的思想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形成和提出了以中期对话《美诺篇》《斐多篇》等为代表的先验的认识论、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发展出一种神学目的论哲学体系。接着，柏拉图又渡海到附近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历经艰难险阻，才于公元前387年重返雅典，并创建学园。关于这次西西里之行的情况，将归并到三次西西里之行中集中阐述。

柏拉图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以后相继到麦加拉、埃及、昔勒尼、南意大利、西西里游历，到公元前387年才告一段落，前后长达12年之久。其间，他可能有三次因服军役回雅典而临时中断。

当柏拉图在塔壬同等地游历期间，曾应邀到西西里叙拉古的狄俄尼索一世宫廷（前387年）。狄俄尼索一世（约前430—前367）在他父亲赫摩克勒忒（Hermocrates）被害后成为叙拉古的僭主。

柏拉图到达狄俄尼索宫廷后，就和这个僭主大谈僭主政体的弊端，强调统治者的私利不是最好的目的，除非他本人在德行上出类拔萃。

结果激怒了这个僭主，只是在他的姻兄弟狄阿（约前408—前354）和阿里斯托梅涅（Aristomenes）等的规劝下，才没有处死柏拉图。但事后，仍然唆使当时在他宫廷的斯巴达使节坡利斯（Pollis）于归途中在埃癸那岛（柏拉图的出生地）把他卖为奴隶，幸得昔勒尼人安尼刻里出资赎身并将他送回雅典。不过，狄阿受到柏拉图的影响，不但吸取了他的观点，还拒绝过奢侈的生活。

十一

学园的建立是柏拉图生命史上的转折点，并且在某些方面是西欧科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对于柏拉图来说，从此以后，他就要担任一个通过独创性的研究从事探索的永久性学园的第一任校长。

建立学园的确切日期无从得知。从建园的纲领和柏拉图说起曾在40岁那年访问意大利和西西里时确立的信念之间的明显联系来看，我们自然应该设想建园大概是在公元前388—公元前387年间。

柏拉图此后的20年光阴主要是从事创建和维护他的学园的繁重工作，“讲学”成为这种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知，柏拉图确曾在很晚时期才不用手稿“讲学”。

柏拉图详尽地考察了各地的政治、法律、教育、宗教等制度，进一步研究和掌握了当时的数学、天文学、力学、音乐等理论，以及各种哲学学派的学说。正是在这样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柏拉图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及对改革希腊的社会、政治、法律、教育、宗教等制度的见解。

柏拉图建立学园正是为了进一步传播他的学说，在实践中推行他的“理想国”或“第二好的国家”。他的一系列早期苏格拉底学派对话——《申辩篇》《欧梯弗罗篇》《克里托篇》《查密迪斯篇》《拉刻斯篇》《普罗泰哥拉篇》《欧绪德谟篇》《克拉底鲁篇》《国家篇》（第一卷）等——大体上都是在这段时期里写的。

经过种种挫折和实地考察，柏拉图意识到要改革雅典的政体，必须要有“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为此，需要培养一批既精通哲学、自然科学，又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来实现他主张的由掌握治国之道的人来治理国家的理想。于是，公元前387年，在朋友们的资助下，柏拉图参照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盟会组织等经验，创建了自己的学园。园址在雅典城外西北郊，原是用来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得穆（Ακαδημει）或赫卡得穆（Εκαδημια）的一座花园和运动场，因而学园就以这个英雄的姓氏来命名。柏拉图创建的这个学园，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和培养贵族子弟成为上层统治者的学校。

柏拉图的学园建立之后，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的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雅典城内，并一直存在到公元529年。后来，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禁止后，才被迫关闭，前后持续了900余年之久。

学园时期是柏拉图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期。这个时期，朋友们为他在学园购置了宅第。柏拉图在这40年期间，除了两次短期去西西里外，一直在这里定居，从事创作和领导整个学园的工作。

十二

雅典的奴隶制度，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打击之后，又迅速惊人地恢复起来。

战后10年，雅典又建立了一支相当强盛的海上舰队，于公元前378年组成了以雅典为首的第二次海上同盟，重建了被毁的保卫雅典的长城，并与其他城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斯巴达的侵略。直到马其顿的腓力王于公元前359年推行侵略政策前，始终控制着赫勒斯蓬特海峡（Hellespont，即今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继续操纵着东西方贸易。这一期间，雅典人口也有所恢复，特别是奴隶的总数，到公元前323年基本上恢复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的数目。

因此，学园时期的雅典正在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地恢复过来，整个奴隶制度总的趋势是由极盛转入衰落，但其间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稳定时期。柏拉图的中后期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柏拉图创建的学园，不仅是柏拉图本人，而且也是整个欧洲学术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亲自领导的学园，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第一，培养奴隶制度的上层统治者和提供政治上的咨询。学园的成员来自希腊各地。学园的主要目的，是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作为间接影响实际政治进程的手段。

第二，积极传授和开展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为当时希腊的学术研究中心。学园积极开展了对正处在分化过程中的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尤其是数学知识的传授和研究。

柏拉图强调数学在培养哲学家/政治家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接受最高的辩证法教育的最后一个准备阶梯。柏拉图本人对数学有相当深的造诣。当时，学园中已对动、植物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研究，这项工作可能是由斯彪西波领导进行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才能根据学园收集的大量有关资料，进一步开展生物学的研究。此外，学园还进行了地理学、宇宙学等研究。

狄俄尼索一世于公元前367年去世，当时已担任叙拉古首席大臣的狄阿，看到有实现柏拉图理想的机会，就邀请柏拉图第二次来叙拉古，训练狄俄尼索二世成为哲学家/政治家。柏拉图虽然对此不抱希望，但是为了不辜负朋友们，尤其是狄阿的愿望，以60岁的高龄渡海，第二次来到西西里。

不久，狄俄尼索二世和狄阿的矛盾激化，指控后者从事卖国活动，而把他驱逐出境。狄阿就此去雅典的学园，在那里学习和积极从事策划推翻狄俄尼索二世的政治军事活动。为此，这个青年僭主狄俄尼索二世怀疑柏拉图鼓励狄阿和忒俄多忒（Theodotes）推翻他的统治，柏拉图的生命再次遭到威胁；后来，在阿启泰等的斡旋和当地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才允许柏拉图暂时回雅典，但要他保证战争结束后重返叙拉古。

公元前361年，柏拉图践约第三次去西西里。为调和狄俄尼索二世和狄阿间的矛盾，柏拉图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叙拉古，但也没有什么结果，狄俄尼索二世仍然不允许他回国。后来，还是在阿启泰的斡旋下，柏拉图于公元前360年才重返雅典。狄阿则在学园的一些成员的支持下训练军队，于公元前357年攻占了叙拉古，将狄俄尼索二世逐出叙拉古，成为该地的僭主；但狄阿本人，于公元前354年被人谋害了。柏拉图自己终身没有结婚，把狄阿看作自己的继承人，所以对狄阿的死感到非常悲痛，自认为狄阿的死比之苏格拉底的死对他的打击还要重，其理由是“苏格拉底虽被处死，但他的死是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狄阿则在准备达到其伟大事业前就去世了”。

柏拉图的晚年，不仅在雅典而且在整个希腊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关于柏拉图最后的岁月，除了一两个不值得记录的传说之外，人们一无所知。我们所能说的，只是他必定在他的学园里依然继续不时地对他的学员作讲演，因为迟至公元前367年才进入学园的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听众之一。从公元前360年到他去世之间的那些年月，他一定忙于从事《法律篇》的著述，这是他对有关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文献贡献得最长和最成熟的一部作品。

传说，在80岁高龄时，柏拉图安详地死于一次婚礼的宴席上。当时，柏拉图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可以用他的最有才华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悼词来佐证：

“岿岿盛德，莫之能名。光风霁月，涵育贞明。有诵其文，有瞻其行。乐此盛世，善以缮生。”

十三

柏拉图出身于和希腊民主政体有密切联系的名门贵族家庭，但这个大贵族家庭在民主政体发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破产了；柏拉图又亲眼看到雅典社会在民主政体领导下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甚至杀害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因此，这些决定了他对民主政体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

柏拉图认为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一个混合政体。他说：

“有两种政体的‘模型’——个人统治（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群众统治）。在一种健全的政体中，需要把两者混成一体。雅典人是这样，同一时期在赛鲁斯统治下的波斯人也是这样。但在波斯，平民管理的成分已经消失，行政管理已变成反复无常的寡头统治；在雅典，尊重个人品质和权威已在群众专政中丧失了。

“在以上两例中，原因是同样的。在雅典，当没受教育的人学会认为他们对音乐和戏剧的看法像受过教育的人的看法一样好，而且同样的错觉不久扩大到政治问题时，不幸就开始了；现实中的雅典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而是无知的爱好轰动的人的‘戏剧狂政治’。在波斯，没有一个人被教会如何发号施令，而在雅典没有一个人学会如何服从。对想要成为立法者的人来说，历史的教训因是——每个健全的政府，必须依据‘统治权的划分’；它必须把‘平民’的成因跟‘某种个人权威’结合起来，或者如柏拉图所说，必须把‘君主政体’与‘自由’联结起来。在某个地方必须有权威的席位，但是权威不应该堕落成为管辖；必须有个人的自由，但不是无政府的自由。”

在柏拉图身上，理论和实践、政治目的和学术研究是与哲学、自然科学研究一致的，他的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最高理想：实现最高的善理念，即实现他所设计的理想国，而一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也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