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哲学

谈“玄”

如果我们承认真理是不可知的，那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要浪费精神来研究哲学？

哲学体系在历史中的相互次序，也就是理念规定的逻辑推导的次序。

——黑格尔

一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产生的历史前提，并非只是由于一个民族达到了充分的高度教养的情况，而且还因为这个民族此前那种和谐一致的观念结构发生了‘断裂’。这样一个民族的生活，就不再同它的基本历史原则保持普遍的一致了。（新的）哲学就产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又说：“但是，哲学并不能消除现实世界中的那种‘观念断裂’，它毋宁是在寻找纯粹思想领域中的和解。”

黑格尔说：“历史中的哲学体系，虽然表面上是偶然发生的，但实际上自有其内在的逻辑链条，因为哲学史乃是理性的思维产生的理性体系的序列。”关于西方哲学史，请注意以下几大环节：

（1）希腊哲学虽以本体论为主，但苏格拉底侧重的主要已不是本体论，而是存在主义所谓“人本学”。苏格拉底是西方认识论（“认知你自己”）和伦理学的教父，柏拉图也是如此。古典形式逻辑的真正原创之父乃是柏拉图（发明了分类方法、概念定义法、矛盾二分法等逻辑方法），而非人们通常说的亚里士多德。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确是希腊学术的一位最伟大之综合者，他的哲学中几乎包括了一切近代哲学和科学问题的原型。

中国的孔子、墨子、荀子、董仲舒、朱熹也都是前几代学术的伟大综合者，但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确没有一位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相侔的人物。亚氏所提出的多数哲学问题，今天仍然是未解决或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人文学术如政治学上。

例如，关于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的理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者”把它当成先进的“民主宪政”（共和）理论，以为它源于法国启蒙哲学中的卢梭和孟德斯鸠。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理论原型，实际来自两千年前亚氏的《政治学》中。

伟大的哲学体系是很难超越的，就像那位首登珠峰的登山家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名言——“它在那里”，而且将永在。

（2）正是希腊认识论和伦理学，提供了向新柏拉图主义的过渡。柏拉图主义中含有源于东方的神秘主义（“迷狂”，一个不确切的译语）因素。所以，新柏拉图主义（特别应注意其中的诺斯替一派）在中古哲学中乃与基督教神学相汇合。

（3）中世纪经院哲学并不是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正如南北朝隋唐佛哲学不是中国哲学史的空白，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一样。在中古宗教哲学中，源自希腊学术的神学、认识论（包括逻辑）、伦理学，都仍在被研究，而且有所发展。

（4）文艺复兴重新提出人的问题（所谓重新发现“人”），导致了人本主义的新文化潮流（人文主义）。其基本取向是反经院哲学的，由此导向对认识和方法问题的反思，首先是对“方法”即逻辑学的反思（培根、笛卡尔、洛克等，包括提出新的“归纳主义”）。

（5）但是，由休谟到康德，以怀疑主义终结了这种方法论反思。康德系统总结了培根以来的认识论和逻辑研究（包括唯理论与经验论）。

（6）在康德之后，黑格尔将逻辑学和认识论重新导向本体主义形而上学（康德声称摧毁了“形而上学”，黑格尔则宣称复兴“形而上学”）。费尔巴哈又将黑格尔的本体主义导向“人本学”，其后叔本华和尼采则将主体意志论赋予这种人本主义哲学。哲学向主体性的转变，衍生出“现象学”（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从此，主观性（人格主义）和非理性遂成为19—20世纪现代哲学和艺术的基本特征（所谓“诗化”）。

（7）在希腊时代，古典逻辑学的中心是关于何谓客观真理的问题。（因此，形式逻辑定律也曾被解释为本体论规律。）

到19世纪，后康德主义出现，认为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可能被认知；认识论主流转向于对真理问题的怀疑主义。

于是，由认识“真”的问题转向解析语意形式的问题，这就是语言哲学的诞生。语言哲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彻底摒除关于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包括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也是如此），解析语言何以不能真，以及在不真之境下如何仍能有效。

（8）对于寻求客观本体性真理的摒弃，自康德以来就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摒弃形而上学”。

1981年，笔者批评新版《辞海》对“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个重要哲学范畴的解释存在根本错误。为此，与《辞海》编者（哲学编辑）之一的徐庆凯就这个问题在《学术研究》杂志上做过两轮“论战”。后来，新版《辞海》已修正了对“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这种误释。

但是，这种根本性误释却影响了现代中国哲学几十年，使许多中国学者一直不懂所谓“形而上学”一词的真正含义。

（9）罗素的哲学史给人的印象是：在罗素以前，历史上的哲学家只有一系列逻辑谬误。也就是说，除了罗素主义即逻辑斯蒂自身之外，在罗素之前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真正有意义的哲学。

“他们宣称传统哲学只是一些伪问题而已。”（石里克）但是，我想到黑格尔的一段话：“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的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以为：有了它，此前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但根据以前的许多经验，倒足以表明《新约》里的另一些话同样的可以用来说这样的哲学——使徒彼得对安那尼亚说：‘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

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的大家，所著《哲学史教程》值得一看。但我认为，迄今最好的西方哲学史还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

（10）希腊哲学三杰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人有师徒相承的关系。苏格拉底在政治上是反民主派的，所以他被民主派以多数表决的形式处死了。苏氏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的这三位公认圣人其实都是希腊民主制的批判者。这是耐人寻味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共产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柏拉图最早发现了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并且主张限制私有财产。柏氏指出，一切城邦都分裂为对立的两部：一部一无所有，一部拥有一切，两部互相把对方看作寇仇。柏拉图认为“民主”必然导致“暴民政治”，正如另一极端——寡头专制同样应当被摒弃。

（11）反对民主并不意味着就是拥护专制。柏拉图认为，理想的政治是以法制作为最高权威的混合政体。其实，现代的美国和欧洲，其政体根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分类，都是混合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正如他们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混合市场经济一样。

柏拉图最早提出了“中产阶级社会”的“纺锤形”（两小中大）的稳定理想（一个中产阶级人数最多而两极对立较弱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

柏拉图的思想，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研究和理解。因此，在中国的西哲史教科书中，这位伟大哲学家一直被指责成“反动的奴隶主思想家”。

希腊的民主派在学术上属于“诡辩学派”（智者派），这一点与现代中国那些“自由民主派”很相像。

在读哲学书时，不要以为后人必会比前人先进。实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提出的多数哲学问题，今天仍然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哲学著作之具不朽性，意义即在此。

二

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的虚幻性。（其实，一部《红楼梦》的全部禅机也正在于对这种虚幻性的感悟，即所谓“太虚幻境”云云。）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庸俗生活意味着有滋有味，对这种所谓“人生的虚幻性”命题自然是不能理解的。也许只有一些过来人，以至每个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此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但是，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始终概念性地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由生死问题以及人生虚幻与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推及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在”的问题，而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是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本体、实在、本源）的问题。

再由此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因为人在本质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觉、感受、思维及语言（眼、耳、鼻、舌、身、意、言）介入客体。

为什么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它必须借助符号系统（语言）。所以，语言既是人的认识工具也是表述工具，而人发明的语言符号（包括概念）系统，即古代名家及墨、荀所言的“名”的系统，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推理的工具。例如，我现在向你传递信息，也必须使用一系列“名”的符号。借用佛语，这个问题就是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三

然而，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所以，天下事，不说还明白，愈说反而愈糊涂。“诠”就是语言符号，凡“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身就是“遮”，所以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述本体，并且人必须、也只能通过假名来表述本体。但是，人类的语言却有来自自身形式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中国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正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语言，也就是试图建立一种彻底无“遮”的指号系统，结果哥德尔证明了其绝不可能。（《易经·系辞》已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提出：“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意忘言”。它们都与指号和意义的矛盾有关。王弼解《易经》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

维特根斯坦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诠”只是语言游戏，而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是，这句话本身就具有很复杂的歧义结构，事实是他仍然在说而不是沉默。）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样，就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和表述工具本身是有问题的，因此要做到完全透彻的无矛盾认知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康德主义“由于工具有限，因此本原不可知”的结论。

四

然而，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迄今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含了现代哲学的这些理论。

中国中古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的滥用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亦相通。）因此，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

佛学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因此，最高的“般若”境界实本于空。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才能得大解脱，也才会有大勇敢。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大解脱，就是无不为不可为，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佛教的真境界实在于此！）

“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智，才会有勇。”（谭嗣同《仁学》，精义亦在于此。）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明季禅理调侃人生而设喻游戏的一个象征主义大寓言。

悟得于此，可以少却许多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有什么“绝对”！（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

五

佛教小乘教义主求业力，大乘教义则主求般若。何谓“般若”？“般若”就是达到融通而超越的终极理性，即所谓“大智慧”。

然《法华经》则以为：“大乘不在小乘之外，而是包摄了小乘。小乘只是方便，大乘才是究竟。”其与《摄大乘论》以大、小乘之义相对立不同。

吕澂先生说：“‘般若’是知照性空之理的大智。”

佛学常讲圆满，世人也好讲圆满，然而有谁懂得佛学所谓“圆满”即是自体圆满（菩提达摩所谓“理事兼融，苦乐无滞”），其既包括形式与实体的自我完备性，也包括理论（达摩谓之“理入”）与实践（达摩谓之“行入”）的自完性。

《楞伽经》讲人之习禅有“四境界”：

愚夫行，有人无我（盲从他人）；

观察行，有法无我（教条主义）；

攀缘行，诸法实相（求法于外）；

如来禅，自觉智境（见佛于心）。

这四境界其实反映颇普遍的认知规律，并不仅习禅如此。

但或有人云“我一生来即高于这四境界”，那才真是“野狐谈禅”——“狐”（胡）说了。

【附】

关于“野狐禅”

在禅宗中，流入邪僻、未悟而妄称开悟，谓之“野狐禅”。其出典或曰取自如下公案：

百丈禅师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听法并随众散去。有一日，却站着不去。师乃问：“立者何人？”

老人云：“我于五百年前曾住此山。有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我说：‘不落因果。’结果堕在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

师云：“汝但问。”

老人便问：“从修行人还落因果否？”

师云：“不昧因果。”

老人于言下大开业悟，告辞师云：“我已免脱野狐身，住在山后。乞师依亡僧礼烧送。”

次日，百丈禅师令众僧到后山找亡僧，众人不解。师带众人在山后大盘石上找到一只已死的黑毛大狐狸，斋后按送亡僧礼火化。

又云：有个瑞岩和尚，整日价自唤“主人公”，复自应诺。宋无门慧开禅师批评他是“野狐见解”。（《无门关》）

据此，后来人即以“野狐禅”泛指各种歪门邪道。例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