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

老子的《道德经》（或云《德道经》《老子》），是古代道家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早期中国哲学史上罕有的一部关于宇宙本体论的思辨著作。

《老子》全书，不过区区五千言。但千百年来对《老子》的研究和解释，则不下千百万言。一想到这一点，即足以令后起的研究者怯步——试想我们对于老子，是否还能讲出任何新东西呢？

然而，尽管考虑到这一点，笔者还是相信这一工作有必要从头做一下。为什么呢？

对于老子哲学，多年来的许多研究者都把精力集中于争论一个问题——老子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实际上，老子就是老子——远古一位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家。说他是唯物的，并不能抬高他；说他是唯心的，亦不能贬低他。真正的研究只应当理解他，这就意味着——要揭示出老子哲学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只要能找到这个主要原理，笼罩于老子哲学之上的种种神秘烟雾，就可以烟消云散了。

本文的基本目的，就是试图揭示老子哲学中起决定作用的这个主要原理，即它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看看它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

一、《老子》一书源于口授

正如他的神秘哲学一样，老子其人也是一个谜。关于他的生平，历史上有过太多的说法，其结果却是没有一种确凿无疑、可资凭信的说法。

现在大致能相信的，只有关于他的这样一些事迹。

老子，名聃，春秋末期楚地人。曾在东周宫廷中任守藏史（这个职位是世官世职，即世袭），掌管天文及文书档案。晚年周王室衰弱，乃去官，赴秦国。过函谷关时，为关尹子口述作书，即《道德经》。其后不知所终。

现存所见《道德经》的最早文本，是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两种帛书，即帛书甲本与帛书乙本。就内容看，两种帛书本与原通行于世的西汉河上公本，有一些重要的差别：

（1）传世本《老子》一书有《道经》《德经》两部分。在通行本中，《道经》居前，《德经》在后。两帛书本则次序相反，因此被称为《德道经》。

（2）通行传世本全书分为八十一章，帛书本则不分章。

（3）通行传世本中作为语助词的“兮”字，在帛书本中一律写作“呵”。例如，“渊兮，似万物之宗”写作“渊呵，始万物之示”。

（4）帛书中多用假借字，同时同地出土的甲、乙二本，也常有写的不同的借字。例如，写“谓”作“胃”，写“其”作“元”，写“冲”作“中”等。又如河上公本第六十一章“常以靖胜”一句，在帛书甲本写作“恒以靓胜”，而乙本则写作“恒以静朕”。

由上述差别可以做出两点重要推测：

（1）帛书甲、乙本之间以及它们与传世本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说明直到西汉初年《老子》一书尚无统一的定本。

（2）“呵”与“兮”相比，似更接近于口语。联系帛书甲、乙本中借代字极多，借音字互不同，以及不分节的事实，可以想见《老子》一书实源自口授的记录。

本文对老子哲学的引证，以通行的河上公本为据，同时参用两种帛书本。

二、《道德经》与《德道经》

“道”与“德”，是老子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关于“道”的语词含义，前人诠释甚多，此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的见解，他在讲论老子时指出：

“‘道’在中文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因此也就是“一世事物内在的逻辑”。

参考老子所说“道者，万物之奥也”（第六十二章），可见黑格尔对“道”的这一理解是正确的。

“德”，古字书中有两种含义：

“德，得事宜也。”（《释名》）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说文》）

也就是说，能抓住事物之根本，从而“外得于人，内得己”，是谓有“德”。

老子说：“孔德之谷，唯道是从。”（第二十一章）这里指明了“德”对于“道”的依存关系——“道”为本体，“德”为器用。从老子书中对“道”与“德”的论述看：

老子所谓“道”，“天之道”也，是指事物发展、变化、运动的总规律，相当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宇宙中永恒的逻各斯”。老子所谓“德”，则是人之道，即人世上祸、福、兴、亡、成、败相互替易变化的规律。如果说《道经》是老子的自然哲学和方法论，那么《德经》就是老子的历史哲学和政治论。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老子一书为什么有《道德经》与《德道经》两套版本了。看来是这样的：向老子一书中寻求帝王治国之术的汉初政治家，所重视的是《德经》，所以马王堆西汉贵族墓中所掘出的两种帛书均以《德经》居上篇；后世的玄学家们，所更重视的却是老子的“形而上”理论，所以西汉后期的另一种传本（河上公本）便把《道经》置于上篇了。

《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所谓“君人南面之术”，即治国之术，政治哲学。又云：“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夫扎学，兼弃仁义，日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在这里，班固所说的“君人”与“放者”，看来即指政治家与玄学家对老子哲学的两种不同态度。

其实，老子既是一位高深的思辨玄学家，又是一位有权术的政治谋略家。因而，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道德经》一书既是后来很多思辨玄学理论的发源之地，也是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乃至阴谋野心家从中汲取斗争策略、术数权谋的秘本珍籍。其原因，盖于此也。

三、“道”的二律背反

老子研究中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老子的“道”究竟是物质实体抑或是精神实体的问题。

然而，若要正确理解老子，没有必要陷入这种经院式的循环辩论中，而应当深入分析“道”的真实意义。如果打破老子思想的神秘外壳，通而观之，那么老子的全部哲学可以提纲挈领地概括为三句话，即：

太初有道。

其道一为“变”，二为“反”。

圣人用之：明道，通变用反。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这两句话是《道经》的开篇之首，对于老子全书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它以思辨的形式，道出了规定与否定、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

斯宾诺莎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规定就是否定。”斯氏的这个命题所提示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具有无限性的实体来说，在质上对它的每一种确定，都必然意味着对其无限性的限制，因而意味着否定。

斯宾诺莎曾经把无限性比作一个圆环，因为当一个线段构成封闭的圆圈时，是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因而在质上是无限的（尽管它在量上是有限的）。但其他任何一种开放的线段，则无论在量上可以延展多么长，在质上总是受到起点和终点的规定，因而是有限的（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黑格尔把“绝对理念”也比作圆圈）。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命题，与斯宾诺莎的“规定即否定”这个命题具有相同的含义。老子认为，“道”本身无起点亦无终点，“绳绳兮不可名”（第十四章），是不可规定的无限实体。但另一方面，老子又认为，“道”也不是栖身于宇宙之外的一个超越物，它存在于宇宙中，存在于事物中。

这里，老子实际提出了一种蕴含矛盾结构的命题，即：

一方面——

道不可道，不可名。例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

道无形，无象。例如：

“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第十四章）

另一方面——

道可道，名可名。例如：

“吾不知其名，强为之名，字之曰道。”（第十五章）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第二十一章）

道有形，有象。例如：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第二十一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所谓“二律背反”，也就是逻辑上的所谓“悖论”。

黑格尔曾指出：“东方的哲人每每称神为多名的或无量名的……因为有限的名词概念，不能满足理性的需要。”（《小逻辑》，第109页）老子之所以视“道”为“不可道，不可名”，其原因盖也在于此。

老子认为，驾驭着万有而又超越万有之上的“道”，乃是万物所生的本根。“夫物芸芸，各归其根。”（第十六章）从这一观点中，他引出反感觉论的认识论：“天下有始，司以为天下母。即得其母，以知其子。”（第五十二章）“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第四十七章）“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四十七章）

宇宙中的万物纷纷芸芸，而“道”却是他们的总体、本根。由于万物形态及现象的多样性，所以任何感官的把握都只能达到片面的局部，只有理性的思辨才能把握万物的总体实体和本体——“道”，从而做到“不行而知，不为而成”。老子贬低感性认识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宇宙现象和人世经验的流动不居中意识到感性认识的表面性、片面性、偶然性、主观性。黑格尔指出：

“对那些断言感官对象的实在具有真理性和确定性的人，他们最好是回到那最低级学派的智慧……因为对于那些了解了这种神秘的人不仅仅达到了对感官事物的存在的怀疑，而且甚至于对它们的存在感到绝望，他们一方面否定了感官事物，一方面也看见了感官事物否定其自身。”（《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41页）

老子正是从对感性事物的这种否定中走向对感性认识的怀疑和否定。他要求越过感性现象而直接深入到对宇宙实体——“道”的认识，认为只有通过对这种普遍规律的认识才可以推导出对各种特殊事物的先验性的认识。所以，老子这种反感觉论的认识论，实质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种尚处在萌芽形态的理性主义。

四、“道”的含义

那么，“道”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老子认为，“道”的法则可以归结为两点：（1）道者，变也；（2）变者，反也。

他用这样三个字概括“道”的内容：“……曰逝、曰远、曰反。”（第二十五章）

“逝”者，消逝。“远”者，遁远。“逝”与“远”，都是指事物之发展变化。“反”者，物极必反也，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事物走向反面”。

为了真正理解老子，这里有必要研究一下老子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有”与“无”。

老子说：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第一章）

于省吾《诸子新证》云：“徼者，归也。”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古，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应该指出，对“有”与“无”这一对范畴的辩证分析是哲学史上（希腊、印度、中国）一切早期哲学的出发点。黑格尔的《大逻辑》和《小逻辑》亦都从“有论”开始。

在魏晋时代，玄学家也对这一对范畴甚感兴趣。然而，这一对范畴却被王弼、何晏等一班玄学家解得玄之又玄，以致完全变成了不知所云的离奇神话。实际上，老子命题所蕴含的道理是简单的。

试考察一个事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形态变化，即可发现这样的规律：某一事物，起初呈现为一种存在形态，而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变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新存在形态。（例如，一粒微小的树籽，通过不断的发育变化最终长成一棵高大的树木。）

如果对事物的这种形态变化作抽象分析，就可以指出这乃是一个二重化的过程：一方面是事物原有的旧形态通过变化过程而消失，即由“有”转化为“无”（树籽）；另一方面是先前潜在的事物新形态逐渐生成出现，即由“无”显现为“有”（大树）。

例如，大树先前是“无”，在树籽的无化中转化为“有”。树籽原来是“有”，在大树的形成中消失于“无”。（参见列宁《哲学笔记》：“正在开始的东西还不存在，它只是走向存在。从非存在到存在，非存在同时也就是所在。”）

由这种分析就不难引出如下的结论：

1.事物新形态是从“无”中发生的。因此，“无”是本原。例如：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2.事物之旧形态是向“无”转化的。因此，“无”是归宿。例如：

“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第十六章）

这就是老子哲学最基本的原理。实际上，老子关于“道”的其他一切命题，或者是导向这个原理的前提，或者是由这个原理中引申出的结论。

老子认为，事物之由不存在（无）走向存在（有），然后积小而成大、积弱而变强，以至于全盛，最终达到顶点，再一变而为走向反面，终至灭亡而消失。如是生生不已，这就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生生灭灭、存在发展所普遍遵循的永恒之“道”。

在《老子》一书中，以大量的事例对“道”的这一原理作了具体生动的说明。老子说：“物壮则老。”（第三十章）“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第七十七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第七十六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二章）

五、老子的治国之术

正是从这一原理出发，老子引出了他的治国、平天下之术，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军事哲学和伦理学。对于老子的这一部分思想，可以归结为六个字，即“以反求正之术”。用老子自己的话说，即“玄德深矣，与物反矣，乃复至于大顺”（第六十五章）。

实际上，老子的逻辑是极其简单的。既然一切事物总是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大者，将变为小；强者，将变为弱；贵者，将变为贱”，那么为了使“大者常大，强者常强，贵者常贵”，就应该反其道而求之——“处大而若处小，处强而若处弱，处贵而若处贱”，即自觉地、主动地使自己经常处在小、弱、贱的地位上。这样，按“道”的规律发展，结果则往往是相反的，即转化为大、强、贵。

所以，我们可以把老子的这种策略思想概括为以下这样一个结构：

以反求正之术

以退为进　　以辱为荣　　以少为多

以败为进　　以缺为成　　以损为益

以愚为智　　以冲为盈　　以柔为刚

以弱为强　　以屈为伸　　以掩为张

以后为先　　以拙为巧　　以废为兴

以下为上　　以讷为辩　　以予为夺

无为则无不为

唐代以后，有人认为《老子》是兵书。《老子》书中确实包含军事哲学的内容，但这种军事韬略并不是著于哲学的主干，而只是老子“以反求正”策略思想的副产品。

作为用兵之道，老子主张以“不战制战，以退制进”，甚至“以败制胜”。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雄天下……善有果而以，不敢以取强。”（第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胜以丧礼处之。”（第三十一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第六十九章）

但是，如果根据这些观点以为老子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是“非攻非胜”的失败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老子并不反对战争，而是以“非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法。老子也并非反对胜利，所谓“胜而不美”者，乃是以胜为不胜从而不断求胜，以达常胜之术也。

这种以反求正的策略思想推广于政治斗争，则可以产生一套设计陷敌、阴谋制人的权谋术数。故，老子说：“将欲掩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第三十章）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六十五章）“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这种权谋术略构成老子政治哲学中阴险的一面，亦成为后世许多政治家、阴谋家张权制敌的法宝。所谓“君王南面之术”者，实即指此。

六、老子的伦理哲学

从“以反求正”的原理出发，老子提出了他的伦理哲学——一种独特的人生价值观点。

第一，老子依据“相反者相成”的原理，认为人类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反相成、互为依托的。没有绝对的美，亦没有绝对的善。美和善，是与丑和恶的观念相对比较而存在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又说：“唯之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第二章）

第二，由这种善恶相反相成的价值观出发，老子抨击西周晚期儒家的礼义观念。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第十八章）“故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第三十八章）

第三，既然美和善总是相伴着丑和恶，智慧总是相伴着诈伪，礼义总是相伴着堕落，总而言之既然人类在文明形态上的每一种进步都总是伴随着道德与纯朴人性的堕落，那么，对人性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彻底地放弃对美、善、智慧、礼义道德和社会物质文明的追求而回归于原始纯朴无知无欲的人性中去。所以，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权，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与往来。”（第八十章）

以上主张的后一段话，体现了老子的最高社会理想。这种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理想（《礼记》）是非常不同的。基本上，老子是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科技与工艺，甚至反对理智性和知识的。他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有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二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第六十三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第六十四章）“是以至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

应该指出，老子这种社会理想，表面看是一种反人性、反文明、反理性、反道德的荒谬思想，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正是哲学史上对于人类异化所发出的第一次抗议呼声。

根据这种“无为而治”的人生哲学，老子阐述了他所理想的圣人模式。这种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不敢为天下先”“知其白，守其辱”“专气致柔”——无知、无欲、无为，如同初生的“婴儿”。

如果把老子的伦理学观点与先秦儒家的伦理学观点作一对比，就会发现这两种价值观念在许多方面是相反的。

儒家主张用世，老子主张避世。儒家主张进取，老子主张无为。儒家主张“爱人”，行仁政；老子主张“绝圣异知”。儒家重人事，老子尊天道。儒家主张“走私”，老子主张“成其私”。儒家崇奉西周礼治，主张克己复礼，实际上是以颂古的形式非今，抨击时政，主张改革政治；而老子根本摒弃礼治，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主张使社会彻底退回到氏族时代去。

孟子曾这样描述他所理想的政治家形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老子所理想的圣人形象则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温兮其若浊。”（第十五章）意思是，无棱无角，无欲无争。随器赋形，与物同化。无不变之则，无必循之径。但求遗世独立，何问世之清浊。

老子这种拒绝承担伦理责任的人生哲学有其消极的一面。这种消极方面，后来在庄子、列子一派战国后期道家伦理学中得到更为极致的发挥。这种消极的道家伦理在认识论上发展到彻底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在价值论上则是彻底否定生存的责任和意义——不是使人敢于面对历史、面对社会的挑战，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是使人缩入个体生存的蜗壳，以个人的生存得失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因此，后期道家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苟生哲学。

黑格尔曾批判中世纪基督教的“圣徒”观念，说：“假如这样的一批人要组成一个国家的话，那么，他们的羔羊式的善良，他们那种只知关切自己个人、自己爱护自己、自己永远看到和意识到自己的优点的虚荣心，就必须扫除干净。因为在公众中的生活和为了公众的生活并不需要那种软弱和怯懦的善良，而正需要一种强毅的善良——不要求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功罪，而要求关心公众和怎样为公众服务。”

这一批评完全可以用在后期道家身上。人类降生于地球上，是担当着责任和使命的。人应该面对历史、改造世界，力求有所作为，而不是逃避、无为。人应该有勇气坚持自己认为是善的原则，为一种理想作斗争，不论这种斗争使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两千年来，道家哲学中这种逃避人生责任的“无为”哲学，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历史发展都造成了有害的影响。由于受这种人生哲学的影响，不少政治家在所谓“功成绩退”“激流勇退”的借口下，为了保全身家而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请看一些人生谚语，如：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刚易折，白易污，巧易拙。”

“事事求全无可乐，人非看破不能闲。”

“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求和是妙方。”

“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而糊涂最难。”

…………

诸如此类，所反映的其实正是这种无为与避世的人生态度。

老子这种“无为”哲学的消极面，后来与儒家哲学中那种“重等级，明尊卑，贵古贱今”的哲学相结合，遂成为维系两千年停滞的中国封建制度的两大精神枷锁。如果说在儒家的人生哲学中尚包含着积极进取、尊民轻君、正视人生、正视人的社会责任等人道主义成分（事实上，封建时代一切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仁人志士，正是接受了这种积极思想的陶冶），那么作为一种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的老子思想却是不足取的。

结语

黑格尔指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老子的哲学，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春秋时代乃是古代中国史上一个天旋地转的大时代，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都正在进入一个旧结构解体和新因素重新组合的过程。诸侯起来了，天子失势了；卿大夫起来了，诸侯又没落了。短短二百四十年间，大小战争二百九十七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一。无数世家公侯或陵夷废灭或降为皂隶，而昔日的贱臣庶人却纷纷登上政治权力的角逐舞台。一切传统的典章制度，都在动摇着、颠倒着、扫荡着。变革的观念深深浸润人心。当时，有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这种历史进程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故诗云：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老子的哲学思想，是这个历史时代中的一位贵族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所作的哲学概括，也是他对于时代向它的阶级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所给予的理论回答。如果说老子以物之必交、必反来概括时代的运动是深刻的，那么他以为可以以反求正、以无为达有大、以不变之术来抗拒宇宙历史必变之流，则貌似机智而实则是愚蠢的。

作为一个哲学思想体系，老子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内在缺陷，老子的逻辑方法也是有严重缺陷的。

第一，从《老子》一书中可以看出，他的哲学命题都是作为一种先验的公理，以直言判断的形式独断地给出来的。例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如此？这个命题是如何推知的？老子全然没有说明，在他看来，这个命题乃是公理，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像这种直接给出而未经逻辑论证的思想，只能是真假值尚有待验明的命题，而根本不是什么真理。

由于老子哲学缺乏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致使老子的许多命题虽然貌似有理，实际却经不起严密的推敲。例如，老子的全部哲学都是从“反可求正”这一原理出发，认为弱小必能战胜强大，柔弱必能战胜刚强。但实际上，这个命题只有在作为或然判断时才有真实性，若作为必然判断，就是很荒谬的。因为世界上凡强大者都曾经过弱小阶段，但绝非凡弱小者必能发展为强大。

何谓“柔弱”？何谓“刚强”？这些概念，在老子哲学中都没有严格的定义。诚然，新生事物发轫之初常是柔弱的，然而垂死事物在走向灭亡时也是渐趋衰弱的。这种逻辑的不严密，使老子不得不在论述中借助大量的表象和实例，并使他不得不以无内在结构的散文诗的形式表述思想。

因此，老子哲学的缺点并非如有人所说具有过于深奥的思辨性，而恰恰是整体上的缺乏思辨性。那种散文诗的外在形式，也绝非老子哲学的优点，而恰恰暴露了它在逻辑方面的致命弱点。

第二，从内容看，老子哲学所反映的乃是辩证法的否定一面。

马克思曾指出：

“……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在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在这里，马克思所指出的即是历史辩证法的否定特征。

生活于春秋那样一个变动的时代，老子对于历史辩证法的这种否定运动是有着深刻认识的。这一点，在他的哲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然而，老子没有认识到，在历史的辩证否定中，同时发生着社会形态的更新，即肯定运动，新的、更高级的社会文明正孕育在旧文明的破坏中。

黑格尔在论述辩证法的这种肯定运动时深刻地说过：“为了争取科学的发展……唯一的事就是要认识以下的逻辑命题，即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它是一个新的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因而变得更丰富了。”

然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子认识不到的。他所看到的只是旧事物、旧制度的崩溃灭亡，却看不到新的社会组织、新生活的强大萌芽。这也正是老子对人生、对历史采取那种极为悲观、消极、无为观点的原因。

悲剧时代产生悲剧的人物，而悲剧的民族总是产生悲剧时代。一个积极地、主动地寻求自我变革的时代是悲剧性的。春秋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而老子又是这个时代的一位悲剧人物。所以，他的哲学充满矛盾。总的来看，在理论上，老子是一个失败者，他的社会历史哲学和伦理学是反自然和反历史创进之流的。但在思想史的影响上，老子是一个成功者。他的政治哲学为历史上许多帝王将相所宗法；他的玄学思辨原理不但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自然哲学，而且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他的伦理学至今还可以在现代中国人的某些处世方式中看到痕迹。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老子始终被看作最深奥、最丰富的古代思想家之一。然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史的悲剧。因为只应该是哲学思辨之起点的地方，却被后人看作了终点。老子哲学被看作古代思辨哲学的最高产物，成为后代无数思想家不断追溯的理论源泉，甚至直到今天的中国哲学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被不断重复的某些老子哲学命题。

黑格尔曾批评老子以“无”为本体的原理，说：“在纯粹抽象的本质中，除了只在一个肯定的形式下表示那同一否定外，即毫无表示。假若哲学不能赶超出上面那样的表现，哲学仍是停在初级的阶段。”

这一批评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