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在贪腐的巴西如何坚守底线

“你要么做个成功的生意人，要么做个有德之士。”

你 要么做个成功的生意人，要么做个有德之士。在拉丁美洲你可以听到许多这样的言论，它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贪污受贿并不是在这个大洲上发明的，但若作为助长这种风气最暖和的温室，或许只有非洲才能与之抗衡。在赤道下面这是一件平常事而已，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它可能是民主的，因为只要大家愿意就能参与其中。这么多人都在贪污。通常护照要花几周才能办下来，但如果使用贿赂，只用一天时间就够了。建设许可证、机票、税收审计？都没有问题。

我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这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生在有钱人家给我创造了拥有各种癖好的机会。我的癖好之一就是证明不盲目地遵从大家公认但却落伍的规则和传统（包括贪污贿赂）照样可以经营企业。

大部分大型拉丁美洲企业如果不用值得称赞的信条和金钱来交换某种东西，比如说为了建工厂改变城区规划或获取经营一个分公司的许可证，在一个没有诚信的政府（在过去100年中大部分政府都是如此）的重压下就难以生存下去。但在我接管公司三年后，出现了一个机会，让我证实了我的信念，那就是塞氏企业可以与众不同。

巴西的公司经常要受到常规审查，声称要检查公司是否符合建筑条例和其他规则。在我们对圣阿马鲁工厂进行部分翻修后就接到了这样一次拜访。法律规定，我们必须有一条带遮篷的过道，把工厂和工人们的更衣区分开，但我们没有。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么一条过道，我猜大概是一种监督吧。两个督察员对我们罚了数目不大的一笔款，然后给了我们90天时间来达到规定的要求。

但我们太忙了以至于没时间去做这件事。唉，当贿赂成为一种做生意的手段时，人们很少感到需要遵守主观制定的规则，因为他们相信最终所有的东西都会通过某种方式被证明是合格的。

两个督察员又回来了，这次他们说要对我们罚款20万美元，如果我们在30天之内不能修好这个过道，就要关闭我们的工厂。他们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或者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咨询”，“咨询费用”是2万美元，这样就不会有罚款，也不会关闭工厂了，我们可以像往常那样做生意。

我和克洛维斯仔细地商量了这件事。要我们贿赂这两个督察员是不可能的，但是工厂可能被关闭委实太可怕了，让我们想都不敢想，而在30天之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出改变。于是我们决定揭发他们。

我们知道这么做的风险。很快我们就会成为所有这类督察员窥视的猎物，而报复是他们的特长。

我们给市长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这件事就被交给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来处理，我们通过了解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于是我们去见他，我们知道这两个督察员的名字以及我们认为是他们上司的人的姓，他姓罗塔。这个官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对这个案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说他正寻找机会铲除本市的贪污受贿官员，对于我们向前迈出这一步感到很高兴。“我想让领导反贪小组的人来听听你们的故事。”说着他拿起了电话。

克洛维斯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你好，”这个官员对着电话说，“是的。您能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吗？我这里有两位先生正告诉我一件贿赂的事。”

几分钟过后，一个满头白发的高个子男人大步走进办公室。“哦，现在我们的人来了，”这个官员对我们说，“塞姆勒先生和克洛维斯先生，我很高兴向你们引荐罗塔先生。”

从那之后，两位督察员来访的次数越来越多，但我们不确定罗塔是否与此有关系。大部分督察员似乎都是诚实的，而我们则尽力遵守规则。

1989年的一天，当一位税务部门的官员来到圣阿马鲁工厂开始审计时，我们并不是特别担心。他大约60岁或者快60岁了，非常傲慢。后来，我们了解到他曾经做过教授和律师。通常税务检察官会待一周，然后，如果他们诚实，一切都没问题的话，就会离开。这个人在我们这儿待了一周后什么也没发现，然后他又待了一周，然后又待了一周。5个月后他仍然在工厂里待着。5个月！在这期间，我们所有员工都谨慎地按照他的指示来做，把他想要的一切材料都给了他。

最后，这个督察员去见我们的会计，说他发现了“几处违规”。他说，如果他把这些报告上去，塞氏企业除了补交税款外，还要支付70万美元的罚款。会计把他的报告浏览了一遍，简直气坏了，这个督察员想到的只不过是一些行政上和文书上的小错误，而它们都是无关紧要的。写着某一日期的发票放到了账簿中代表另一个日期的夹子中：无辜的错误，就这样。

“这很荒唐。”我们的会计愤怒地说。

让他吃惊的是，督察员同意他的意见。“但如果我对你们罚款的话，”他就事论事又补充说，“你们为自己辩护将需要花掉一大笔律师费。当然你们会赢得官司，但付出的是什么代价呢？”

现在我们了解他的意图了。如果我们肯给他15万美元，他就能让我们免去所有这些麻烦，为我们做一份审计报告，让我们三年之内从其他督察员那里得到的报告都是安全的。这个督察员说，他们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可以保证我们不被打扰。

我们召集高层经理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大家都一致决定再尝试一次检举。我给当时在财政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他为我引见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由他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巴西关于诱捕的法律是不易变通的，只有被敲诈的受害人才能布置圈套。警察必须等到贿赂发生时才能进行逮捕。

克洛维斯买来了录音设备，工程师奥斯瓦尔多把它安装好。乔斯将与督察员做最后谈判，并实施贿赂。我们的计划是他与督察员再进行一次会面，告诉督察员我们愿意接受交易并约定支付的时间和条款。

会面安排在了周五下午三点。“今天我可以笑着谈这件事，但当时我真的非常紧张。”乔斯回忆说，“会面的办公室在我们总部大楼的地下，门当然是关着的，但我要旋转门把手两次，这是向克洛维斯和奥斯瓦尔多发出的信号，意思是可以开始录音了。”

乔斯那天似乎有点疯狂，他在办公楼里紧握拳头跑上跑下。但是当督察员到来时，他表现得无懈可击。

“我说由于塞氏企业没有用于那种目的的‘非正式’银行账号，因此要付给他钱不是那么容易。然后他告诉我怎么做。我假装不明白他的意思，让他重复说一遍，因为他说得越多，对我们就越有利。我说要马上筹到所有钱真的很困难，他说我们可以分10次付款。”

这个督察员甚至告诉乔斯可以减免10%，他说按照惯例，与他做交易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一笔好处。

“我说我不愿拿这笔钱，”乔斯回忆说，“这让他很紧张。他说他也只从中提取10%，剩下的80%保留在‘系统’中，这是他对受贿的措辞。我不得不说我将会考虑的。”

乔斯安排了下周一的另一次会面，还是同样的时间和地点，他答应说他将把第一笔款准备好。督察员说他将会写一篇报告，只说塞氏企业轻微违规，而对此我们很容易进行抗辩。“不要担心，”他说，“我将会让你知道如何做。”但乔斯是一个细心的人，他坚持说督察员应该给我们一份清白的账单。督察员变得紧张起来，但是乔斯的态度很坚决。他说：“要么带着它，要么就别来。”

那时候我们都在隔壁，听到了断断续续的谈话。我说断断续续是因为传声器出了点问题，有一阵工厂里的一个压缩机在运转，声音盖过了一切。

到周一时我们修好了录音设备，并安排压缩机暂停工作。同时我们在这间屋子的角落里藏好了一台摄像机。大约下午两点钟时，两名警官和两名调查员坐着一辆没有标志的小车到了。过了一会儿，巴西最大的一家报纸的记者和摄影师也来了。我们邀请他们对这次逮捕行动进行实录，以防政府官员们让我们失望。

这次行贿定在下午三点。当时正值盛夏时分，这个没有空调的大楼里格外热，尤其是在洗手间里，有6个成年男子隐藏在那里。

我们盯着时钟：三点钟，三点十分，三点二十，三点半。这个督察员一向都很准时。难道他识破了我们的意图？为了平复紧张的心情，乔斯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和他妻子聊天。三点四十，三点五十了。警官伸了伸懒腰，看了看表，开始想他们是不是应该离开了。

终于，保安打电话说督察员到了。大家慌忙各就各位，都感到非常兴奋。督察员向乔斯道歉说因为他妻子身体不好，所以他迟到了。

乔斯直奔主题。“你确定你想这么做吗？”他问道，努力想让督察员把这个计划从头复述一遍，这样就有利于录音，作证，直到最终在法庭上使用。督察员说他确实想这么做，并拿出审计单让乔斯签字。同时，他告诉乔斯他妻子在周末下楼时如何摔断了腿，现在正在住院治疗。

好啊，乔斯暗自想。几分钟后他将会被捕，他的生活将被毁掉。

在他们完成书面工作后，乔斯拿出一张发票说：“这是第一笔款。”

“支票？我想要现金。”

乔斯说，他不可能提取那么多现金。督察员想让乔斯和他一起去银行，而乔斯说他不愿意。最后，督察员拿起支票把它放进了一个小钱包里。

搞定了。乔斯邀请督察员去三楼喝杯咖啡，这是向警察发出的逮捕信号。乔斯原以为警察会全副武装破门而入，但其实门是被慢慢打开的，一名警官平静地走进了房间。当督察员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时，脸色变得苍白，然后他转向乔斯开始咒骂。警官把录像带和录音带拿走，封装在了一个证据袋里。当他们走向停车场时，乔斯尽量不去看督察员。督察员要求和他儿子讲话，他儿子当时正在外面的小车里等着他。然后大家都去了警察局。

乔斯被这个插曲弄得有些心神不宁，于是请了一段时间的假。我上电视台讲了话，鼓励其他经理人也来帮助根除贪污受贿。这个督察员最后因为敲诈勒索罪被判入狱两年。

不过，我们并没有理由感到高兴。这个督察员在录音带里提到的上司甚至都没有被带去询问。我收到了一些表示支持的信件和电报，但是当我提议建立一个中心来与贪污受贿做斗争并为企业界提供法律援助时，没有一个经理人公开支持我。

不久后，我们的一个职员到一个政府部门取文件，被告知说：“告诉你们的老板，他现在要担心的不仅仅是一个督察员，而是10万个督察员一起反对他。”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要运到塞氏企业工厂的货物在机场和码头被扣押了好长时间，塞氏企业的卡车在州界被拦住接受审查，各种证书、许可和表格都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办下来，这就是诚实经营企业的代价。

一年半以后，当我和索菲娅正在外地度蜜月时，几个督察员出现在我们正在修建的房子里，要求得到6 000美元的贿赂金。他们扬言说，如果不交这笔钱的话，他们就要把这个工程延期好几个月。他们不知道房子的主人是谁。

承包商早已习惯了这种贿赂，于是跟督察员谈判确定了一个数目。他的计划是在我度蜜月回来之前付给他们钱，但他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件事，所以想等事情过去很久以后再把账单给我。但在他给督察员付钱之前我们就返回来了。我一到达工地，就问一个工头工程是否进展顺利，他热情地点头并咧嘴笑着补充说：“尤其是那些督察员不再来巡视后。”我马上警觉起来，询问承包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市长，她以诚实而闻名。她问我是否愿意再进行一次逮捕，我说是的，于是我们又重新进行了一次。这一次，巴西各大电视网络对整个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但我没有参与这个过程，事后也没有接受采访。市长办公室对所有事情进行了处理，甚至很少有观众知道这就是我的房子。

可是，当然，这位督察员的朋友们知道。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中，不断有督察员带着电子检测设备和厚厚的建筑规则手册来找我们，这些手册恐怕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读过了。官僚上的小障碍层出不穷，虽然有那么多复杂、不合理的建筑规则，但这反而更坚定了我们建房子的决心。制定这些规则无疑助长了贪污受贿行为，在巴西，我们将之称为“为了销售简单而创造困难”。

现在我们骄傲地拥有一座房子，它简直可以和博物馆媲美，因为它可能是巴西极少数达到所有规定的建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