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总算圆了哈佛梦

“在乘地铁返回波士顿后，我买了一个纪念品。我把它放进我的钱包里，希望我被哈佛录取的那一天用它。”

在 我们的新理念和新政策的指引下，塞氏企业一跃成为巴西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之一。过去销售额大约是每年400万美元，现在已增至3 500万美元，仅仅几年时间我们就从一个工厂扩张到6个工厂，员工人数从100人增加到830人。

塞氏企业在它所经营的每个产品领域都占据第一或第二的位置；我们的船用设备销售占巴西整个市场的85%，水利水泵占70%，商用洗碟机占65%，在三年时间内我们的霍巴特天平的市场份额就从3%增至23%——虽然这个市场有许多竞争对手，而且大部分都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分部。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没有欠别人一分钱，因为我们没有债务。实际上，以前当我们向银行打电话时，银行副总裁的秘书总是告诉我们他们在开会，而现在这些副总裁总是给我们打电话，想和我们见面。在公司高速成长期，我们也没有接受过政府的任何帮助。

但成功不仅表现在年度报告中喜人的数字上。奥塞亚斯是圣阿马鲁工厂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曾组织和领导罢工来反对公司，他向巴西最大的一家报纸这样描述我们的变革：“开始时很难适应。你知道，过去人们习惯于生活在专制体制下，当最后他们把你放出牢笼时，你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在这里员工们对工作充满积极性。”

另一名塞氏企业的员工这样告诉一家杂志：“公司变成了工作的乐园。没有人想离开。”

这些成功足够让我冲昏头脑了。我猜确实是这样。于是在1988年年初，年仅28岁的我决定撰写自传。我和索菲娅前往我们山区的牧场，那里没有电话。在那9天时间里，我疯狂地奋笔疾书，一天写作12个小时甚至14个小时，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常常为黎明的到来感到惊讶。所有的思绪都喷涌而出，10年的大胆试验和疯狂举动，经历的挫折和快乐，都从笔尖汩汩流出。自从在塞氏企业试验安装计算机后，我就不是很信任电子装置，因此我用一个一端带橡皮的文字处理器——我的铅笔——来书写。

当我从山区回来时带着750页手写书稿，我把它命名为《扭转局面》（Turning the Tables ）。我复印了几份，把它送到巴西主要的出版商那里，然后等待着。几周过去了，最后终于有一个出版商给我打了电话。我以为他就是我的最佳选择，因为他曾经出版过艾科卡和盛田昭夫（Morita）的作品。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餐，我回到家后还认为他会出版我的书，然而他没有。

其他出版商没有给我任何回复，于是我打电话过去询问。他们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书感兴趣，虽然有两个人建议我不妨自己掏腰包印刷一些，然后把它送给塞氏企业的员工。

这时我想到了理查德·奇维塔（Richard Civita），我并不认识他本人，但我知道他的Nova文化公司，一家大型杂志分销商和中等规模的出版商。我打电话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他。他说他那天晚上要去纽约，可以在飞机上读我的书稿。两天后，他告诉我他愿意付给我2 000美元出版这本关于我的生活和我的公司的书。我很快告诉自己说，钱不是重点。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叫他起草一份合同，并让他不要太苛刻，因为这是巴西唯一一家愿意出版我的故事的出版商。但这个律师是个严肃的人，他要求在合同中包含一个条款，每销售掉10万册书就增加版税。我和出版商都笑了，因为如果能卖出去5 000册我们就会很高兴了。我们知道什么呢？《扭转局面》这本书后来卖了40万册，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上榜200个星期，成为巴西非小说类销售得最好的书。似乎整个国家都渴望了解新观念。就像我常说的那样，我们坐在冲浪板上，当一个有组织的、不幸的巨浪把我们打翻时，我们成了大海中的一个小点，但我们只是站起来驾着冲浪板冲上海岸。

我是个敢于打破旧传统的成功经理人，并很快成为畅销书作家，这使我成了小小的名人。但我一直有另一个愿望：我想成为哈佛商学院的学生。

我在读高中时就开始想着有一天能去哈佛学习。几年后朋友们带我去了坎布里奇 ^[19] ，我对所见到的一切印象深刻，于是去哈佛的愿望就一直在心头萦绕。在乘地铁返回波士顿后，我买了一个纪念品。我把它放进我的钱包里，希望我被哈佛录取的那一天用它。

第二年，我向哈佛商学院递交了申请，而没有理睬一些本国顾问的判断，他们认为在美国学习对于我在巴西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用处。他们也害怕如果我被拒绝入学（很显然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会对我膨胀而脆弱的自尊心造成打击。他们建议说，如果我一定要去美国读书的话，为什么不同时申请几所大学降低风险呢？

但愚钝的我只申请了哈佛，并焦虑地等待着决定。来自坎布里奇的信终于到了，你想象一个人双手合十打开信封的样子吧。

我原来以为我肯定会被录取，但我错了。我用了几周时间才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省得听到那些安慰的话语又徒增悲伤：“这不是生活的全部，你知道的。”不过我总是时不时地检查一下我的钱包，确认纪念品仍然在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确信有一天我将会在哈佛学习，只要这个纪念品没有丢失。我也不能作弊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它要发挥魔法，就必须待在我的钱包里。

两年后，我又一次申请了哈佛。这一次，我被给予了一次在学校面试的机会。我预约了一个和一次商务旅行同步的时间，出发去了波士顿。我在穿什么衣服上花了很多心思，最后选择了我到塞氏企业第一天上班时穿的服装，带素雅的白条纹的黑色毛料西装、一件白色衬衫和一条灰色领带。在经过长时间的内部争论后，我决定不佩戴与衣服相称的围巾了，但还是设计了一种别致的方式把外套优雅地披在胳膊上。在经过这么精心的准备后，你能够想象当我在面试前一天住进酒店，打开行李箱，发现我的西装皱成一团时，心情是多么糟糕。那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要熨平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想起了我父亲用的一种旧方法：他把西装挂在淋浴器附近，让水汽抚平衣服。我松了一口气，当我的西装在放松时，我坐回到床上看电视里放的《陆军野战医院》 ^[20] ，然后约翰尼·卡森 ^[21] 出来了。然后我就睡着了。房间里的热空气突然把我弄醒了，我第二次惊恐地意识到现在已经凌晨4点，而淋浴还在开着。我冲到浴室，发现我的西装比吉恩·凯利（Gene Kelly）在《雨中曲》中穿的那套还要湿。

但我多么幸运啊，外面下着雪，因此到了上午我湿漉漉的样子正好合适。

我与教务主任助理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至少我对自己的行为举止感觉不错。当我准备离开时，他建议我参加一次课程，我去了。教导员带有讽刺意味地向大家介绍我是“一位从巴西来的优雅绅士”，我猜这大概是因为我是教室里唯一穿西装的人。

我又一次返回巴西，等待着哈佛的裁决。几周后信来了，似乎单薄得让人丧气。我记得当时我把信举到灯光底下看里面是否有入学表格，我打开了信，在“亲爱的申请者”之后，我看到了“很抱歉”这个词。

直到许多天后，我才把信又拿出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竟然被拒绝了两次！而那个纪念品仍然在我的钱包里。

平生第一次我想放弃我的目标。然后我想起有许多次我把钱包落在了不同的地方，但最后它都被原封不动地还回来了，包括那个纪念品。我已经买了几次新钱包，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把纪念品换到新钱包里。这一定是一个征兆。一个征兆，我很确信。

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我因为失去一个订单变得非常暴躁，因此我决定向哈佛写一封略微不敬的信，告诉那所伟大学府的每个人我是怎样看待它的入学政策的。在第二封拒绝信中，他们曾告诉我说，即使我已经在塞氏企业工作多年，但我仍然没有足够的经验。因此我在信中告诉他们，要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恐怕在斯蒂夫·乔布斯创办苹果电脑公司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录取他的。

几个月后，从坎布里奇来了一封信，我已经对可能的叱责做好了准备，但这封信只是要求我填写一些表格，贴上我的照片，这样我就能在下个学期被录取。多么可悲的时机啊！那时塞氏企业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似乎留在公司更能受到教育。

不过，我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哈佛毕业生。几年后，在我领导塞氏企业6年后，我决定参加一个针对公司经理人的课程班，每年集中辅导一个月，共上三年。对正规的商业学科和技术，我仍旧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最起码我急切地想知道哈佛的人——教授们和其他公司的CEO们——是怎样看待我们在塞氏企业所实施的观念和方案的。他们会不会认为我们很奇怪，就像我认为他们很奇怪一样？

在为期三个月的学习中，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别人讨论塞氏企业。几乎每一堂课上讲到管理组织理论、劳工关系或生产率时，都会提到塞氏企业。我认为我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当我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圆环组织结构和自我设定的工资时，把他们都逗乐了。

他们总是摇着头说：“也许我回去后也会尝试着这么做。”但我感觉得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不会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