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塞氏企业妇女计划

“劳拉带着妇女们开始做一种类似舞蹈的体操，灯光昏暗，音乐轻柔而有节奏，她们来回摇摆，没有人讲话，大家都陷入沉思默想之中。”

在 劳拉加入我们人力资源部的那天，圣阿马鲁工厂的院子里有一群工人、经理和工会领导人在举行集会。凭着以前在其他公司处理员工福利、培训、招募和人员评价的工作经验，劳拉相信所有的工会领导人都是有7只头的怪兽——和他们沾上边的工人会被立即解雇。但在那之前她都是在传统的公司里工作，现在她为之工作的这个老板会邀请工会领导人来到工厂坐下来一起交谈。她当时一定在想，我丢掉一份好工作来塞氏企业工作，挣得比以前少，而且还是在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非企业家工作。

但不久之后，劳拉自己就表现得有点叛逆了。她成为我们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后，与克洛维斯一起促成了许多变革，培育了许多大胆的行动，比如我们称之为“塞氏企业妇女”的计划。

应该说是我让她产生这个念头的。1986年的一天，在劳拉加入塞氏企业大约一年后，我把一张纸条放在她桌子上，上面写着：“启动一项关于妇女的项目如何？等我度假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这张纸条现在人人皆知。

对于偏见的存在，我们并不能完全责备公司。在我们到工作年龄之前，家庭、学校以及许多场所都一直向我们灌输这种观念。即使这样，公司也可以与偏见作斗争并纠正偏见。企业，就像学校和父母一样，可以对人们进行培训，帮助人们不断进步，让他们有机会改正过去的错误。

评价一个公司是否做到了公平并不难，你无需劳神去翻看记录和统计数据，只要环视一下办公室就足够了。 如果几乎所有人都是白种人或看上去都特别顺眼，那么这个公司肯定是怀有偏见的。

公司必须清晰而一贯地表现出公平，我认为例外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公司表现出一点雇用或晋升不是以员工的长处为根据的苗头，那么公司在员工心目中的声誉就会受损。即使十个员工中只有一个是不公正地得到雇用或升迁的，你想想人们会谈论谁呢？对员工的公平就像对客户的品质——需要花数年时间才能建立，但只要发生一次事故就会坍塌。

在我旅行回来之前，劳拉和一个名叫弗洛尔的同事已经开始实施一项计划，在每个业务部门都成立了妇女小组。听她们抱怨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她们想要比同样工作岗位上的男人挣更多的钱。最起码，她们也希望得到认可，因为她们下班后还要照顾家庭，就像轮班一样。我不必告诉你存在于拉丁美洲的大男子主义了吧！

这些妇女小组开始在午餐时间聚会。性别歧视、缺乏机会、与同事的关系，以及家庭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倾诉的话题。不久就有了大约75个参与者，从不识字的清洁女工到拥有高学历的经理。有关性别的议题弥补了她们之间的差异。

有一个巴西俗语叫“拥有空间”（to have space），是指在组织中赢得尊重，占有一席之地，得到他人的关注。劳拉希望，通过为塞氏企业的妇女创造一块空间，她们能够开始渴望去做传统上认为不可能的一些事情。不久，妇女们就发布了她们的第一项要求：她们希望塞氏企业对更衣室和洗手间进行现代化装修，包括安装坐浴盆 ^[16] 。她们在会议草稿中列出了这一事项，并按照典型的塞氏企业的做法，把它粘贴在公司各处的公告板上，这引起了一些男人的嘲笑。我希望我能说这是善意的。但妇女们继续聚会，人数一直在增加。她们是认真的，不久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一点。

第一次塞氏企业妇女大会在1986年12月举行。100多名妇女乘坐汽车到圣保罗市附近的一个宾馆度过了一个工作日。

我和克洛维斯在开幕式上发了言，我们告诉妇女们，要想修正性别歧视，有时候必须参与进来，她们可以依赖塞氏企业的支持，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公司也会继续给予她们合理的时间进行聚会，但如果她们想要获得权力，就必须采取主动。说完这些后，我们就离开了。

劳拉后来告诉我说，起初妇女们有些矜持和不自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她们中很少有人参加过会议，有些人连宾馆都没去过，有几个人还为参与此事与丈夫、未婚夫、父母和上级发生了争吵。

劳拉带着妇女们开始做一种类似舞蹈的体操，灯光昏暗，音乐轻柔而有节奏，她们来回摇摆，没有人讲话，大家都陷入沉思默想之中。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酸溜溜的，但过了一会儿这种氛围征服了所有参会人员，包括最保守的人，妇女们开始大笑、哭泣、互相拥抱。

然后她们即兴创作并演出了一场戏剧，这是建立在工作中男人和女人传统的角色基础上的，主题是表现大部分女人是多么地顺从，而大部分男人是多么地专横，尤其是那些老板们。这些老板是由妇女们扮演的，她们戴着假胡须，用枕头垫起个将军肚。

这些就是劳拉告诉我的关于会议的所有情况。但很显然妇女们成功地让大家都相信她们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从那以后她们的行动受到了欢迎，甚至得到广泛而热情的支持。尽管有时候当妇女们的午餐会议即将开始时，男主管们会找出一项“紧急”任务让女下属去办。

那时，经过就高价的新管道设备长时间的谈判后，洗手间装修好了。她们的下一步行动意义更加重大。在巴西的法律下，公司要给予生完孩子的妇女额外的生活费，直到孩子长到6个月大，然后由她们自己来负担。几乎没有公司会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福利，但这并没有让我们的妇女们泄气，她们想出了一个计划，然后推销给我们。现在塞氏企业支付孩子头一年的所有生活费，第二年支付得少一点，第三年再少一点，这样直到第六年孩子可以上学为止。

我们所有人都为这项计划感到高兴，许多公司效仿了我们的做法，他们同样感到高兴。

不久又召开了一次塞氏企业妇女大会，这次会议为期两天，我相信对于一些丈夫和老板来说更难接受了。100多名妇女参加了这次大会，包括一名即将分娩的孕妇。

大会从一个被称为“哭墙”的练习开始，所有妇女在一个练球室的墙上潦草地涂写，目的是要让大家把情绪发泄出来。天知道她们都写了些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像一年前一样，也有唱歌和跳舞，但这次大会的氛围更加商业化了。那时塞氏企业已经撤销了附加值极低的文职工作，因此妇女们在会上进行研讨，规划培训项目来帮助她们进行转变。回来之后，她们开始评估所有空缺的管理岗位，看她们中是否有人能胜任。她们没有要求一定要得到某个职位，只是努力确保她们在被考虑的范围之内。

有些妇女确实得到了晋升。有一名妇女成为项目工程师，从事诸如船水泵和大型搅拌器系统这样的重型机械工作。还有一名妇女也成为了工程师，销售制冷塔楼。有几名妇女跻身到船用工业这个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在码头上销售备用零件。

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参加午餐聚会的人员在逐渐减少。同时由于巴西经济陷入萧条，我们不得不进行裁员，其中许多是我们新雇用的妇女，因此对她们的打击尤其沉重。我开始认为这个项目失败了。

劳拉不同意我的想法。她相信这次行动的目标基本已经实现，她们组织得相当成功，很难有谁比她们做得更好了。现在到了每位妇女采取行动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劳拉说，不要担心，当出现需要集体行动的问题时，妇女们就会行动起来。

大约一年后，在两个对立的工会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一个工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号召进行罢工，如果成功的话，不仅会对牵涉其中的公司造成重创，同时会对其他公司造成不小的打击。于是这个工会决定开始罢工，然后把组织人员送到一个个工厂寻求支持。

塞氏企业是他们喜欢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总是出现在新闻中，如果在我们的工厂出现一次罢工，那就意味着曝光率将会非常大。第二个工会把它最好的（最糟的？）人送到了我们这里：奥拉西奥·皮尼帕。这个人是个激进分子，我们的工人对他感到恐惧更甚于敬佩。奥拉西奥也不喜欢塞氏企业，他觉得自己被排挤到了我们工厂委员会举行的谈判之外。如果他想获得公平的话，这是他可能得到的一个好机会。

到今天为止，塞氏企业的许多员工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被奥拉西奥说服进行罢工（这些工人与霍巴特工厂的工人不同）。奥拉西奥配备了一个得力的公开演讲系统，站在一辆卡车上，一直不停地对我叫骂，并试图让工厂工人与办公室员工斗起来，因为办公室员工反对罢工。一个名叫阿尔贝托的工程师对此感到厌恶之极，他大跨步地跳上卡车，要求奥拉西奥把麦克风交过来。奥拉西奥差点把他给打了，然后又继续恶狠狠地辱骂——直到把一个人的祖宗十八代骂上个七八遍。他讥讽地喊道：“塞氏的这群女人不会做任何有用的事情，只会和经理们上床睡觉。”

一层会议室立刻就有大约40个妇女形成了一个愤怒的核心组织，她们包围了奥拉西奥，用手指着他，让他收回他说的话。

奥拉西奥说他一个字也不会收回。

莉娅·格拉，一个容易激动的智利人，想冲向奥拉西奥，被几个妇女拉了回来，但莉娅一直冲奥拉西奥叫喊着让他从卡车上下来决斗。

就在这时，我们的电话操作员伊拉克玛几乎失去了控制，她冲到她的小车里，取出了她放在贮物箱里的手枪（她每天晚上开车回家都要经过市里治安最糟糕的街区，而这把手枪让她感到更安全）。弗洛尔努力劝她把枪放回去，尽管伊拉克玛并不是真打算用它。

那时，奥拉西奥已经蜷缩在卡车驾驶室里，告诉我们他准备结束罢工。我们保证他能安全地到达三楼，这样他就可以签署和平协议。当他签署协议后，劳拉说她有一个口信捎给他。

“奥拉西奥，你的一些成员希望现在和你见面。”

“为什么？”这个工会领导人颤抖着问。

“我想他们想和你交换一些意见。”

“告诉他们我去不了。我离开这里后有许多事情要做。”

说完这句话后，这个胆大的、激进的工会领导人冲下楼梯，从门口聚集的妇女中间匆匆跑过。

劳拉是对的。这次行动只不过是在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