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尾 声

这部法律本身是许多人长期工作的成果。[1]

——农业部长戴维·休斯敦

威尔逊先生对我一直有信心。[2]

——卡特·格拉斯

卡特·格拉斯不是这项法案的主要作者……主要荣誉也不能归于他。[3]

——塞缪尔·安特梅尔

格拉斯先生自己不可能创造这样的法案。[4]

——詹姆斯·劳克林

亵渎历史。[5]

——卡特·格拉斯

这不是一份“原创提案”……相反，它是对欧洲银行的经验进行精心研究并消化吸收后的产物，适应美国的情况和要求。[6]

——帕克·威利斯

格拉斯和威利斯伪造了记录……[7]

——保罗·沃伯格

沃伯格先生从未就该法案的作者发表过任何声明。[8]

——帕克·威利斯

国会应该认识到美联储体系是两党共同创造的，是双方的共同财产。[9]

——保罗·沃伯格

这部法律与所谓的奥尔德里奇法案基本上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关系。[10]

——帕克·威利斯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这部法律的感觉就像对我的孩子一样。[11]

——保罗·沃伯格

虽然联邦储备体系的创建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这只是休战而非结束。1902年到1903年间的纷争很少得到平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大众与华尔街、制造通胀的印钞机和会计室的谨慎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国会内部对美联储应该有多大权力争论不休，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持续的冲突，部分是由于制宪者们不想争论太多，故意制造模糊而造成的。正如《联储法案》通过那周，弗兰克·范德利普所写的：“这部法律充满了间接和隐含的力量。”[12]由谁来控制体系这一紧迫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那时威廉·麦卡杜几乎将美联储作为财政部的一个分局来运行。20世纪20年代，当白宫试图将其意志强加给委员会时，争议再次出现，那时华盛顿的委员会与芝加哥储备银行争夺贴现率的控制权，后来又出现在杜鲁门时代。再后来，理查德·尼克松恐吓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要他在总统竞选连任前采取通胀刺激政策。

而华尔街施加影响的问题也未被解决，哪怕原来的法案创建了假定地位平等的12家银行。纽约注定要处于主导地位，在劳尔德·贝兰克梵和杰米·戴蒙时代，它的影响力受人痛恨，与1913年如出一辙。

一个世纪前制定的基本联邦结构仍在发挥作用，它的本质目的也是如此。和现在一样，那时美联储作为其他银行的银行以及它们储备金的保管人。除了设置短期利率和监督银行体系，美联储还负责国家的货币政策。同样，美联储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特别是金融危机时，银行可以为国家提供足够的信贷。

但制宪者创造的不是一台静止的机器，而是一家有机的机构，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总统、经济周期以及国会反复修订的影响和冲击。其宪章——“提供一种弹性货币”，同时通过金本位机制捍卫美元——之间相互矛盾（真实票据的想法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在真实票据的概念下，应只为实际商业活动印发储备纸币）。这些争端的解决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连续的范围，这注定是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的失败很难证明伊莱休·鲁特这位思想传统的纽约参议员，对通胀风险的估计是错误的，只是他忽略了另一个方向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当美联储超发货币摧毁了美元时，证明了鲁特是正确的。

同样，因为存在过分自由或过于严格的风险，哪些类型的银行票据可以贴现也引起了制宪者的争论。一个世纪之后，本·伯南克重新点燃了这场辩论，他疯狂收购抵押证券、国债以及保罗·沃伯格特别迷恋的商业票据。甚至被华尔街控制的必要性也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正如范德利普喜欢说的，华尔街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爱国；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20世纪80年代，大通曼哈顿银行前主席、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通过提高利率抑制两位数的通胀，引发经济衰退。国会抗议沃尔克是华尔街的工具。代表亨利·冈萨雷斯（Henry González，一名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就像1913年的农业领袖一样）威胁要弹劾他。沃尔克其实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1998年，当纽约联储银行对一个与各家大银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对冲基金施行援助时，它的干预是这种影响的延续，也带有深深的华尔街的影响。届时，国会已修改了美联储宪章，更明确地规定美联储的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美联储的发展过程既不稳定，又充满曲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它发展的力量很明确：权力更为集中，对其宪章的解释更为宽泛，不局限于狭义的货币政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卡特·格拉斯或保罗·沃伯格对此会赞成吗？这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果美联储的创建者们再回到华盛顿，几乎都认不出马瑞纳·伊寇斯（Marriner S. Eccles）美联储大厦⁽⁷⁰⁾这个庞然大物。有一点很肯定，也就是美联储创建时代的老兵们，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会发现他们的不同观点都得到了验证。对林德伯格来说，美联储在2008年对银行和AIG的救助，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华尔街之间的友好，将证明他对金融托拉斯的恐惧是对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沃伯格会鼓掌欢迎，当严重的经济衰退到来时，美国有最后贷款人可以提供弹性（所有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样银行就不用自己被迫拼命囤积储备，危机也就不会大范围扩散。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对美联储的争论是1913年争论的重演。

美国放弃金本位制会让创始人震惊，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货币并不仅是单纯的纸张。相比其他任何措施，脱离金本位（这是逐步进行的，最终在尼克松时代完成）扩大了美联储宪章，使该机构成为货币供应的最高仲裁者。与1918年相比，这是一项重大变革。然而原旨主义不是一个论据，虽然这可能是一种信仰。那种美联储可以保持威尔逊时代特征不变的观点，看上去无可救药的天真。事实上，美联储被迫开始适应这一天的到来，到创始一代谢幕之时，组织已有了明显的发展。

1914年，花了一些时间筹备后，美联储开始运作。[13]虽然法律规定储备银行数为8∼12家，但是麦卡杜从来没有想过储备银行数少于12家，可能因为银行是炙手可热的政治回报。他和农业部长休斯敦一起环游全国，历程一万六千公里，途中听取了几十个城市关于储备体系成立的宣传。麦卡杜还委托开展了民意调查，了解银行家们希望储备银行设在哪座城市。据说政治偏袒影响了储备银行所在城市的选择，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麦卡杜的选择与对银行家们民意调查的结果密切相关⁽⁷¹⁾。也许这是为了促使银行加入新的体系——银行确实无法抵抗地这样做了。甚至从一开始，纽约储备银行就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储备银行，拥有亚特兰大储备银行四倍的资本。

威尔逊通过提名沃伯格来保证联储委员会里有华尔街的一席之地。他的任命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引起争议，他们对沃伯格与库恩-勒布公司的关系感到紧张。在参议员们的纠缠下，沃伯格承诺与公司脱离关系（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投资银行不是联邦储备体系的一部分）。直到1914年11月，储备体系——银行和委员会，包括沃伯格——才正常运行。

那时，欧洲战争正在肆虐。联储的创建者几乎无法预料到战争以及它对新体系的影响。这个机构是为当时那个世界所设计的，而现在从许多方面来看，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在美国，8月炮火⁽⁷²⁾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14]美联储还没有运行，麦卡杜就授权银行发行紧急货币。他强令纽约股票交易所关闭（防止欧洲交战国出售美国证券并赎回黄金）。它一直关闭到12月份。

甚至当美联储开始运行时，它仍处于财政部控制之下。[15]由于战争的爆发，麦卡杜行使独裁者的权力，他不断与沃伯格发生冲突。沃伯格认为中央银行应该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并试图说服委员会从国会处寻求更大的权力。权力斗争中，纽约储备银行作为第三方出现了。本杰明·斯特朗负责经营纽约储备银行，他既是华尔街内部人士，又与杰基尔岛密谋者们关系密切。因为法案没有明确权力归属，因此在美联储第一年运行时，储备银行、委员会和财政部之间展开了权力的角逐。

美联储创始一代的各位成员都做过斗争，以确保该法案符合他们的设计。格拉斯小心翼翼地通过国会对美联储实施监督，[16]像帕克·威利斯一样，他与沃伯格经常发生争执，威利斯被任命为委员会秘书。[17]关于美联储是不是所谓的中央银行的争论，是对贴现率（基准利率）控制权多次争论的重演。根据该法令，每家储备银行都有权在辖区内设定利率，但接受委员会的“审查和决定”。这种模糊的表述引发了很多争议。格拉斯在两边都很活跃。作为一名国会监督者，格拉斯更倾向于外围而不是中心。接着，1918年，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当他禁止储备银行提高利率时，表现出无形的汉密尔顿主义冲动。而到1927年，格拉斯在参议院时，他回归为杰弗逊派，抗议专横的委员会的表现非常像一家“中央银行”，用他的话来说。

美国参战后，麦卡杜依靠委员会保持低利率，美联储对此非常尽职。储备银行通过购买国库券和债券支撑的银行信贷进一步协助战争融资。他们还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证券。不言而喻，这悄悄改变了美联储预定的操作方法。随着储备银行与战争金融的步伐相一致，它们的资产就集中到政府债券上，[18]而不是制宪者投入了如此多精力的银行票据上。

然而，如果说战争暂时让美联储处于从属地位，战争另一方面也拓宽了美联储的作用范围。许多人曾设想除紧急情况外，该机构将扮演被动的角色——正如法案所说，仅仅“贴现票据、汇票和实际商业交易而产生的汇票”。[19]奥利弗·斯普拉格预言了一种极端的被动程度，就在法案颁布前，他做证说，“该机构运行10到15年之后，基本上会自行运转”[20]，这很快就会显得很可笑。平心而论，像沃伯格这种主张集中化的人总希望机构更有活力。在美联储成立的一年内，委员会也同样如此。在首次年度报告中，委员会表示其倾向于积极主动。它断言，它的职责“不是等待紧急情况发生，而是通过预期去做自己能做的来阻止它们发生”[21]。

正如华尔街所愿，美联储的出现，再加上战争，奠定了美国在全球金融中的领导地位。[22]通过保护英国和法国免于经济危机，美国，这个长期的债务国，突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债权国。作为食品、武器和其他物资出口的回报，黄金大量涌入美国港口。美国参战后，国会同意了沃伯格长期以来的要求，修改法案以扩大委员会的权力。[23]该修正案大大提升了美联储发行纸币的能力，货币流通量在几个月内翻倍。通过发行更多的纸币，储备银行能够吸收大量的金条，这些原来都藏在人们的口袋和会员银行的金库里。美联储扩大和统一黄金储备提高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然而，战争使沃伯格陷入尴尬的境地。鉴于他有两个银行家兄弟仍在汉堡——其中一个担任德国政府的顾问——沃伯格很容易就成了国际阴谋论者和秘密的反犹太主义攻击的目标，这些组织在未来也将对美联储进行围攻。1918年5月，为使威尔逊免遭失去再次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机会的尴尬，沃伯格递交了辞呈⁽⁷³⁾。[24]他强调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并表示如果总统希望的话，他将留下来继续服务。无疑，沃伯格希望威尔逊坚持他留下。他的忠诚毫无问题，银行家们都支持他的事业。但与麦卡杜的争斗破坏了他在管理层的地位，他面临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反对，特别是善变的主席罗伯特·欧文。等待了几个月之后，8月份威尔逊接受了他的辞呈。对沃伯格来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覆水难收的损失。

在接下来10年里，美联储最有效的领导人（也是最后一位与美联储创始一代有联系的）是本杰明·斯特朗。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抑制通货膨胀，因为物价在战争后暴涨。在与财政部斗争后，斯特朗提高了贴现率，造成了一个严重但短暂的萧条。[25]银行倒闭急剧增长。[26]然而，没有造成资金短缺和流动性危机。1913的机制起作用了。

20世纪20年代，储备银行把重点从向各会员银行贴现贷款转向所谓的公开市场干预。[27]储备银行的交易创建了一个短期国债的流动性市场。这种干预成为银行影响利率和信贷条件的主要工具——不仅局限于紧急情况下，还可对经济持续进行控制。[28]引人注目的是，1923年，储备银行成立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尝试在协调的基础上执行货币政策。尽管那时的美联储离后来的官僚巨头还很远，但如此协调一致的举动促使它越来越像一家中央银行。然而，委员会和储备银行各自行使权力所造成的混乱一直持续下去。这种不确定性将造成严重的危害，使美联储在大萧条中失效。

美联储的制宪者们认为新机构将与其他中央银行一样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世界中，汇率和资本流动受国际黄金运动的调节，保持合理的稳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被债务所困（德国要进行赔款），这个体系崩溃了。欧洲的破产使美国面临严峻的压力。

斯特朗试图领导美联储在动荡的货币海洋中航行，但1928年他的死亡使美联储再也没有一个有能力的舵手。第二年，沃伯格像一个焦虑的父母一样对美联储实施监督，他批评美联储领导层的削弱让股票市场运营商抢占了创造货币的权力。他警告说，如果允许他们“无节制的投机狂欢”[29]传播开来，也就是说，如果信贷继续传导到股市和其他投机资产上，将导致整个国家的大萧条。三年后，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64岁的沃伯格在纽约去世。美联储将面对狂风暴雨般的20世纪30年代，创始一代的精英们都相继离开，却没有其他同等能力的生力军顶上来。

杰基尔岛的其他旅行者也都一一谢幕。哈利·戴维森，一直是摩根的主要合作伙伴，但战后他把焦点转移到慈善事业上，进行重建与救济。[30]1922年，他因致死性脑瘤离开人世，这丝毫无损他的慈悲。战争期间，皮亚特·安德鲁去了欧洲，他组织了一个美国野外服务救护中队，在前线为法国分部服务。他被授予法国的军工十字章。1920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他在那里成了罗斯福新政的坚定敌人，但教授在银行业不再有影响力。弗兰克·范德利普，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国际金融家，利用联邦储备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外贷款办事处网络。[31]但他与詹姆斯·斯蒂尔曼闹翻了，后者不赞成国家城市的扩张，特别是当俄国革命造成损失时。战争结束后，范德利普对欧洲的复苏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引起了银行董事的不满，让斯蒂尔曼的儿子取代了他的位置。1937年他去世，去世前两年，范德利普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中，他将在杰基尔岛的那一周称为“我所经历过的智慧觉醒的制高点”。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仍沉浸在痛苦之中，因为不是自己的法案，而是格拉斯的法案被公众接受并通过国会成为法律。他坚持认为银行应由银行家来管理，而不是受到政府监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当他希望共和党复兴和制定新的立法时，1915年4月，他去世了，留下价值约1600万美元的遗产。[32]奥尔德里奇的继承人，仿佛被先人声誉玷污的阴影所笼罩，变成更加自觉的贵族。他的女儿，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Abby Aldrich Rockefeller），是一位著名收藏家。与父亲相比，她更是一个进步主义者，帮助建立了现代艺术博物馆。她的儿子罗伊·尼尔森，一位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成为纽约州长，也是联合国副主席；参议员的另一个孙子，大卫·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属于典型的战后一代银行家，那时在全世界穿梭往来的银行家们都愿意也必须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

1914年春，威廉·麦卡杜按白宫仪式娶了威尔逊的女儿埃利诺。威尔逊指望麦卡杜塑造美联储，他因此拒绝了女婿提出的辞呈。战后，雄心勃勃的麦卡杜离开政府，竞选总统未果。

1918年，豪斯陪同威尔逊去巴黎，代表美国在凡尔赛进行和平谈判。他渴望接受法国和意大利的要求，那时威尔逊正在生病，两人因此产生了裂痕。从此，他们再也不是朋友了。[33]

历史学家们认为伍德罗·威尔逊的第一任期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总统任期，而联邦储备法案则是其成就的巅峰。威尔逊担心早期的成功将跟随着争议，这种担心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1916年，丧妻后又幸福再婚的威尔逊再次当选，他的竞选口号是“他让我们远离战争”。在他第二任任期一个月后，美国开始参战。充满战后理想的威尔逊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并积极寻求参议院的批准。然后他得了中风，身体非常虚弱。在联邦储备立法期间被威尔逊击败的参议员詹姆斯·里德，阻挠了他关于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的梦想，威尔逊感到苦涩而失望。他于1924年逝世。

当卡特·格拉斯还是资历较浅的代表时，他常在夜里在酒店房间里研究银行业，现已成为参议院金融业的权威。他发起了一项修正案，用以创建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而不是已经提出的作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部分。于是，他在20世纪的三大重要金融改革举措——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上议院，他负责《1935年银行法》，该法案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作用，这个小“拱顶石”曾经让他感到震惊。1935年银行法使委员会不再是行政部门，从董事表中撤销了财政部长和货币监理署，任期延长为14年（所有这些正如范德利普在1913年所提出的）。而格拉斯是新政⁽⁷⁴⁾中一个顽固的荆棘。他仍然致力于争取各州权利，帮助阻止联邦提高人头税的努力。他于1946去世，是最后一个出生于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国会成员。《纽约时报》称颂道：“他是公认的联邦储备法之父。”[34]

只要制宪者还活着，他们就对这种评估进行激烈的争辩。八名创始元老纷纷就美联储的创建过程撰写回忆录或报告。欧文和格拉斯身陷肮脏的泥潭，即法案的通过让谁享有最大份额的信贷。[35]在1919年的一本小册子里，欧文先遭到媒体的挞伐。他后来谴责美联储，说它已成为大银行的工具。[36]与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相比，格拉斯不太在乎欧文，前者是耶鲁大学教授，他得到了豪斯的档案，他根据这编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豪斯的亲笔文章》（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夸大了豪斯在美联储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格拉斯自己的回忆录《建设性金融冒险》，于1927年出版，其中有近50页对西摩进行驳斥，他将后者的书称为“一本有趣的小说”，事实上这本书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

格拉斯的叙述非常自私，他假惺惺地赞美威尔逊为一贯正确的舵手，并毫不犹豫地将实现威尔逊计划的荣誉归于自己。通过夸大威尔逊的作用，格拉斯能够忽略威尔逊之前的人，也即自己之前的人的贡献。帕克·威利斯写了1750页详尽的有关法案的历史，他采取的方法更为广阔，虽然内容也集中在他和格拉斯开始起草法案后的那段时期。不管是格拉斯还是威利斯都没提到维克多·莫拉韦茨——这是一个让人刺痛的遗漏，因为是莫拉韦茨第一个提出区域银行计划的。更不近人情的是，威利斯几乎忽略了他以前的教授詹姆斯·劳克林，1912年他草拟计划时，曾急切地向其寻求过建议。当威利斯和格拉斯准备去见威尔逊时，劳克林曾帮助提供了一份计划，威利斯对这份计划的评论非常苛刻无情。他冷冷地告诉后人：“格拉斯先生收到这份草案后，与许多其他法案一起提交……草案被送到委员会并得到了同等的考虑。”[37]

威利斯保留了他对奥尔德里奇计划和其智慧的作者沃伯格最大的敌意。他不像格拉斯一样，后者尽管与沃伯格存在分歧，但欣赏这位德国出生的银行家，威利斯对沃伯格的声誉卓著心怀怨恨，并游说将他赶出储备委员会。[38]在书中，威利斯无礼地将沃伯格的角色定义成“简直就是一个批评家，而且还是一个建议没有被采纳的批评家”[39]——这个评价极其狭隘，具有高度误导性。威利斯还声称，在美国联邦储备法参考的所有前法案中，奥尔德里奇计划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威利斯设法做出这个颠倒的断言，即使他承认在起草法案时，他曾经“使用奥尔德里奇法案中那些被认为可取的方面，甚至在各个地方的行文中借鉴或仿造奥尔德里奇法案的语言”。 换句话说，他抄袭了它。

威利斯的书没有引起回应，至少没有立即引起回应，但是格拉斯的书却马上引起了回应。与格拉斯一直有过节的塞缪尔·安特梅尔，用他那种固有的尖酸刻薄的口吻对《建设性金融冒险》的摘录做出了迅速回应，称之为“有趣的想象作品”[40]。安特梅尔说，格拉斯忽视了欧文做出的贡献（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自己曾在1913年春与欧文一起工作过）。此外，安特梅尔声称储备法案是“普若调查委员会披露了集中货币和信用控制的危险性的直接产物”——当然安特梅尔已经对此提出过劝告。换言之，是安特梅尔的调查最终成就了联邦储备法。

沃伯格声称，是格拉斯的书启发他写出了关于美联储成立和早期历史的两卷著作——《美国联邦储备体系》（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41]可能不管怎样沃伯格都会写这本书，但沃伯格私下里称之为“恶毒的”格拉斯的书，给沃伯格提供了写作的参考：他想增加历史的角度，并对格拉斯叙述的民主党国会越过共和党人和好战的银行家的意志进行立法的说法予以平衡。沃伯格看到该法案——虽然是民主党的工作——但却是建立在以前的许多提案的基础上，包括共和党和银行家们自己提出的提案。他希望美联储被视为美国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像欧洲古老的大教堂”[42]——对它的保护需要国家的和共同的承诺。20世纪20年代末，当沃伯格正在写这本书时，美联储在美国刚刚诞生不到20年。如果这个机构要生存下去——当时没有办法保证，也许今天也不行——他写道，它势必要得到两党的支持，因此，它被视为“不仅是单个政党的工作”[43]，而是跨越各个层次的人们多年的工作成果。

为了驳斥金融家一直反对改革的观念，沃伯格强调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的作用，[44]他们曾策动1907年大恐慌引发的改革讨论。他正确地指出，即使在1913年，银行家也基本不像格拉斯所说的那样，是一致反对改革的游说者，尽管ABA遭到了野蛮的批评。最重要的是，沃伯格想为奥尔德里奇计划确立一个特别的位置（荣誉之地）。格拉斯认为奥尔德里奇计划是反对改革的，它打算使金融托拉斯制度化，并阻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沃伯格却把它作为一个进步之举，与公民联盟的宣传活动相结合，让公众为最终的立法做好准备。

沃伯格的书中也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描述，他的讥讽出卖了他对威利斯和格拉斯的不喜欢。然而，他将奥尔德里奇法案和储备法案对照着进行有条不紊的阐述，也许只有他才能做到这点。这种“并列的文本”包括解释性评论在内超过了200页，证明了奥尔德里奇法案是格拉斯-欧文法案最近的祖先，甚至格拉斯的崇拜者都不得不承认。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称这两份法案“在很多细节上雷同”，“总体结构非常相似”。[45]如果没有威尔逊的领导或者格拉斯的坚韧，《联邦储备法案》不可能通过。但如果没有奥尔德里奇法案，它看起来会完全不同，奥尔德里奇法案本身就来自国会的想法，即创建一个委员会，对改革进行研究。奥尔德里奇的欧洲之行至关重要，因为中央银行的模式来源于欧洲。沃伯格则提供了逻辑上的严谨性。他将美国银行业的失败追溯到整个国家对集权的恐惧症，须不断努力地去治愈它。沃伯格是一个反杰克逊主义者。但正如沃伯格承认的，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许多理论家和贡献者。有一次被问到关于美联储“之父”的身份时，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但从要求享有这一称号的人的数量来判断，“它的母亲肯定是一个最不道德的女人”[46]。

就像这个笑话所暗示的，美联储的出身非常混杂。它借鉴了美国的两大传统——汉密尔顿主义和杰克逊主义。有人说银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实际上，金融托拉斯赢了。但他们没有得到联邦委员会的控制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听命于华盛顿，在这么多详细情况和监管细节中，比它以往任何时候做的都要多。对控制权进行了分享——除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还有私人或准私人银行。同样，该组织是分开的——联邦在上，区域在下。货币的性质也是一个妥协。基本的协议是尊重美国政治的联邦特点，并克服它对集中化的激烈抵抗。

就像建立国会没法保证良好的法律一样，《美联储法案》也没法保证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将成为当权者的负担——这在当代和在1913年一样，纷争不断。然而，该法案统一了银行体系，这无疑使它更强。它创建了一个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机构，调节货币供应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对于无法依赖黄金开采的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这却是必要的。它提供了灵活应对金融冲击和经济阻力的解决方法，从而使系统更具弹性。它并不完美，然而，经过了10年的争论、分裂、恐慌、研究、阴谋、政党纲领、选举和立法工作，它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