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进步主义

过去的政治偏见和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都将无法阻拦。[1]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

金融问题令人费解且难以捉摸。[2]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塔夫脱当政后，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着手进行的货币改革工作受到了关税的制约。关税始终是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它使政治斗争更加白热化，也让奥尔德里奇的许多对手更加亢奋，包括党内的对手。就在奥尔德里奇提出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份严肃的银行业改革议案的当口，他也置自己于边缘化的风险当中。

共和党一直支持高关税，但到了1909年，大家都有同感，税收实在太高了。在党内的进步主义分子看来，贸易税太重，税收对依靠货物出口的农民也不公平。关税造成经济竞争的不平衡，部分受重视的行业受益，而对消费者而言，则意味着物价上涨，这是自由主义民主党派最为痛恨的。塔夫脱是一个有原则但缺乏政治手腕的领导人，他呼吁国会大幅削减关税。这使奥尔德里奇处于一种颇为微妙的境地：他要么立法来反对他生意伙伴的利益，要么对抗党内的进步主义者。在银行改革问题上，赢得谁的支持是关键。

人们只要对奥尔德里奇的邮件略微瞥上一眼，就会发现关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奥尔德里奇在参议院的巨大影响力。奥尔德里奇受到来自各家企业的轮番轰炸，这些企业把贸易保护看成理所当然的应得权利。[3]美国钢铁厂在钢铁税上游说他；国家饼干厂则在饼干税上寻求帮助。奥尔德里奇不断收到来自钢铁、香草醛、平板玻璃、玻璃瓶、皮革、铅笔、新闻纸、墙纸、珠宝、胶水和雨伞架等生产商的信件，特别是来自新英格兰纺织商的，他们一直享受着他的特别保护。各类关税牵涉到的利益太大了。罗德岛波塔基特皇家编织公司的代理人，就是一个给奥尔德里奇施压的典型代表，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想确认的是，我们所在的行业是否受到了保护。”

针对这些信件，奥尔德里奇不得不尽力平衡各方利益，至少也得考虑一下蜂拥而至的外国使馆的请求。[4]古巴希望菠萝出口免税，巴西希望咖啡出口免税，大不列颠则是“熏青鱼罐头”。法国希望降低丝绸薄纱的出口壁垒，挪威关注沙丁鱼，土耳其则是葡萄干、无花果、枣和“粗制鸦片”。

关税战展示了奥尔德里奇高超的立法技能。立法的复杂性充分发挥了他对细节的把握能力。奥尔德里奇一直习惯于轻松自在的幕后工作，他与众议院的领导秘密磋商，有时会偷偷溜去华盛顿的岩溪公园花很长时间开车兜风。[5]与此同时，当最重要的政治家缺席时，保罗·沃伯格对货币改革的进展深感绝望。“我每天祈祷，”他写给皮亚特·安德鲁，“希望关于关税的争论能尽快结束，这样才可以在货币问题上有所作为。”[6]安德鲁维持着货币委员会的运行，负责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他与经济学家交流，并与政客们关系密切。[7]安德鲁一直沉浸在“他正在推动历史发展”的想法中。他是一位目标宏伟的经济学家，他只休过一天假，离开委员会，开车前往葛底斯堡；那一天，他去观看了奥维尔·莱特的“飞机”试飞。

关税工作促使奥尔德里奇和塔夫脱待在一起，两人之间产生了友谊，[8]这种友谊对奥尔德里奇颇有用处，但对总统而言却有政治上的风险。参议员成了白宫的常客。在温暖的夜间，两人一起在白宫的门廊上制定税收日程表。塔夫脱催促奥尔德里奇降低关税，但这位和蔼可亲的总统发现参议员很难对付。他也对参议员越来越钦佩。

塔夫脱在所得税修正案的相关问题上取得了更大的进展。[9]这些问题相互关联，进步主义者希望，所得税将取代关税成为政府的收入来源。塞利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累进税可能是一种工具，可以保证社会公平，消除关税造成的不平等。

奥尔德里奇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塔夫脱对所得税修正案决议的呼吁（现在批准需要四分之三的州立法机关同意）。[10]但在更核心的降低关税问题上，他不愿辜负他的生意伙伴的信任。尽管党内许多人都不赞成，尽管总统也对此恳求，但奥尔德里奇仍然制定了对纺织品和整个行业非常有利的关税制度。在关税斗争中，塔夫脱确实赢了某些回合，但缺乏实质性的改革。这在全国制造业协会对奥尔德里奇的赞扬中可见一斑。协会主席比尔幸灾乐祸地说该议案“得到本协会制造商代表的充分认可”。[11]总体上讲，《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参议院的支持者是纽约的塞里诺·佩恩（Sereno E. Payne），他是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略微降低了税收，但并没有触动保护主义的结构⁽²⁵⁾。奥尔德里奇已经把捍卫改革的机会拱手相让并将其扼杀。他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实际上，《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标志着共和党内部战争的开始。塔夫脱被打上了不能支持奥尔德里奇的标签——他并不是进步主义的敌人，但对他们的事业不再有帮助。参议员本人才是敌人。奥尔德里奇一直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悄悄制定货币改革的细节。但他现在成了被激烈抨击的对象。

艾奥瓦州参议员乔纳森·多利弗（Jonathan Dolliver）在参议院大厅里对奥尔德里奇大吼大叫，说他将不得不接受关税，特别是棉花关税的“道德后果”。[12]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和其他进步人士不再在关税问题上攻击奥尔德里奇，转而对他可能在银行改革中会做的事进行激烈抨击。[13]艾奥瓦州的另一位参议员阿尔伯特·B. 康明斯（Albert B. Cummins）告诉芝加哥的一位记者，他怀疑奥尔德里奇可能的补救措施会是“一家中央银行”，这个“计划”将令人无法忍受，它将把货币发行权交到几个自私的人手中，并将最终“奴役金融世界”。[14]康明斯对银行业并不了解，但他能猜测到奥尔德里奇的弱点。

一位有见地的记者写道，共和党把货币改革的希望都寄托在奥尔德里奇身上，但他现在是“不受信任，不被喜欢，甚至被人讨厌和诋毁的。很少有人在公开场合遭受到像他这样的憎恨和诋毁”。[15]然而，对奥尔德里奇的描述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这位记者赞叹他的立法技巧，事实上，他称赞奥尔德里奇是“美国参议院里最能干的人”。但一道鸿沟把奥尔德里奇与公众隔开。对大众而言，他既冷漠又遥远，无法吸引人们的“情感”，他的头发变得稀疏，现在出现一绺花白，他几乎不被大众所知。这让评论家感叹道：“没有人真正能够向我们近距离地展现他的特质。”

似乎是为了躲避敌对的政治气氛，1909年8月，奥尔德里奇和安德鲁踏上了第二次欧洲考察之旅。[16]在英国他们会见了英国政界的精英们，包括英国贸易部年轻的部长温斯顿·丘吉尔。奥尔德里奇可能是希望在他缺席的情况，国内的政治环境会有所改善。他圈子里的银行家们对奥尔德里奇的不慌不忙感到沮丧，试图推动事情发展。[17]现在属于摩根的上层梯队的哈利·戴维森，安排了奥尔德里奇回来后的晚宴和演讲。去年夏天一直和货币委员会一起的乔治·雷纳德萌生出一个想法，即让参议员在西部进行巡回演讲，修复他的政治立场。[18]沃伯格也助了他一臂之力。这些银行家顾问虽属于年轻的一代，但已经开始担负责任，减轻了老一代的负担。在戴维森和奥尔德里奇的关系中，年龄的差异使他们彼此间产生兴趣并结下友谊。

在经济上，戴维森也对奥尔德里奇予以照顾。当戴维森创立的银行家信托出售公共股时，戴维森按照远低于市场价值40,000美元的价格给了奥尔德里奇100股。“我特别高兴让你拥有这只股票，因为我相信它非常有潜力，”戴维森热心地写道，“今天，这只股票的卖出价是每股500美元多一点。但是，我希望，你会发现它适合长期持有，因为它的价值将不断攀升。”[19]戴维森并不认为这件礼物是不合乎道德的。摩根的公司已经习惯于照顾它的朋友，这符合它作为一家慈善机构的形象。事实上，摩根的公司让一名政治家从中获利并非一种利他主义的行为，因为这名政治家负责改革银行法，而改革银行法非常符合摩根的经济利益。

当然，奥尔德里奇也已习惯利用自己的位置谋求私利。这个夏天，他的一些“私人利益”（很可能是橡胶）因墨西哥法院的一场诉讼而受到威胁，于是他写信给墨西哥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要求他出面进行干预。[20]奥尔德里奇现在非常富有，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自己的事情上，如对自己在华威的房屋进行重建、证券交易和购买游艇。[21]

9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央银行的文章，人们关注的焦点重新回到银行业。即使是普通的美国人也对此开始感兴趣。[22]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院长向货币委员会咨询；亚利桑那州汤姆斯通第一国家银行的出纳勃兰特（T. R. Brandt），匿名向奥尔德里奇提交建议，建议信落款署名为“一个商人”。书籍源源不断地出版，其中包括雷文斯克罗夫特（D. W. Ravenscroft）的《钱和货币》（Money and Currency），他谦虚地自称，与奥尔德里奇相比，自己“没有受过教育”。货币问题一直激发着人们的想象，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则围绕中央银行的话题进行头脑风暴。最有趣的提议来自铁路律师维克托·莫拉韦茨（Victor Morawetz），他认为美国太大，领土辽阔，一家中央银行远远不够。因此，莫拉韦茨提出应建立一个由各独立的区域银行组成的中央银行体系。[23]

塔夫脱总统仅仅在表面上参与设立中央银行一事，尽管他偶尔也会表示支持设立中央银行。1909年秋，虽然政治资本已在日益减少，但他仍在奥尔德里奇身上做了一些投资，并相信不管委员会提出什么建议，都不会受“华尔街的影响”。[24]这正成为货币改革的试金石——任何新机构，既不受华尔街影响，也不受华盛顿的污染。11月初，奥尔德里奇进入了杰克逊的领土——从芝加哥到底特律的九个中西部城市。[25]

考虑到这一带的人们对中央银行计划并不友好，奥尔德里奇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助手准备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包括与当地名流的午餐以及晚上的系列讲座。他强调，无论在哪里，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都至关重要。“我们的体系，”他对圣路易斯的商业俱乐部说，“必须能够满足新英格兰的厂商、密西西比河谷的农家、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海岸的矿工，以及所有地区的商人的需求。”[26]他鼓励农民们支持他，理由是农民也是资本家。正是由于这些精心的准备，往往在他到来之后，当地对他的报道比他来之前更有利。[27]密尔沃基的一家报纸惊喜地称：“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一点也不像有些人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操纵参议院的沙皇式人物。”

然而，几乎在每个城市，奥尔德里奇也都遭到恶意的批评。影响力很大的杂志《堪萨斯城市之星》（Kansas City Star）发表了针对奥尔德里奇的犀利的讽刺性“问题”，如“当你不再竞选参议员时，你在做什么？你仅凭外貌就能够知道哪些参议员会背叛吗？你见过任何一位选民吗？他长什么样？”[28]更令人失望的是，很少有批评者认真思考他传递的信息，或对中央银行的优点进行仔细的评估。

在读了足够多关于委员会的历史后，奥尔德里奇意识到有关中央银行的讲话触发了美国人内心深处对联邦政府（或华尔街）统治的担忧。他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个幽灵作战，按他的说法是，是“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29]虽然沃伯格和他很少接触，两人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使用了惊人相似的短语。[30]

沃伯格现在已深谙美国政治传统，事实上，他的论文里有一段从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的日记中摘出的煽情的片段。霍恩曾经任纽约市长，他写道，1845年，杰克逊逝世之际，“全美国都在哀悼。条纹，黑色……使报纸的专栏都变得暗淡无光……而现在，我的想法是，美国更应该在他出生之日而不是在他死亡之时表示哀痛”。[31]沃伯格不会说出这样无礼的想法，虽然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但他认为，杰克逊主义并非不治之症。沃伯格相信，如果美国人接触到关于中央银行的争论，在他无可辩驳的逻辑的碾压之下，他们的恐惧将会融化（在他看来）。[32]至于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普遍对立情绪，他坚持认为，这是由于民众的“无知”而不是因为“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

奥尔德里奇同样认为，在他提出法案之前，必须对公众进行教育。1909年11月底，当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时，成员们急于起草一项法案，但奥尔德里奇宣布，下一阶段将要对整个国家的公众进行教育。[33]在西部转了一圈之后，奥尔德里奇不想再面对公众，虽然他仍旧愿意在自认是安全的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月底，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在该市的阿提托酒店举行的盛大晚宴，就是他所认为的安全的论坛，戴维森、J.P.摩根和安德鲁在贵宾席上赞许地看着奥尔德里奇在台上演讲。奥尔德里奇的演讲体现了他受沃伯格的影响之深。[34]他吹捧中央储备的想法，即银行可以利用中央储备，就像“从一个大水库里取水”一样，这是一个清晰的沃伯格式的概念。而奥尔德里奇对欧洲中央银行良好的印象也显而易见，他详细介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特点。他强调，欧洲的商业银行只拥有薄薄一层“零星现金”的防护层，很少超过存款总数的百分之三或四。他指出，他们对保持这么少的现金有信心，是因为他们相信“在中央银行的信贷比在自己手中的现金更好、更安全”。纽约人对1907年的恐慌依然记忆犹新，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想法。

银行业改革和进步主义运动都在不断往前推进，像两辆独立的列车逐渐接近命运的交会点。当进步主义对各主要政党越来越有吸引力时，共和党阵营内的进步主义者却越来越叛逆，他们反对党内的领导。1910年初，弗兰克·范德利普警告詹姆斯·斯蒂尔曼：“叛乱分子的力量越来越强，而总统的力量越来越弱。”[35]塔夫脱-奥尔德里奇阵营节节败退。

对于怎样应付进步主义者，奥尔德里奇没有做好准备。他并未完全明白，进步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系列关于食品安全和铁路票价的法律法规。进步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态度的转变，社会变得更仁慈，更能代表民意；它关心的是如何提高穷人的生活状况，并给予人数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更大的发言权，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36]它的指导精神是教育和实验研究可以促进科学的、无党派的改革，即使取得的成就很小。事实上进步主义是无党派的。它的影响覆盖面很广：安置房、工人养老金、初选选举、企业制度与公立学校的增长。

从报纸的销售量来判断，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这些问题更感兴趣，对这些问题也了解得更清楚。[37]但奥尔德里奇并不习惯于拉拢舆论（他是由立法机关选拔的，而不是由罗德岛民选出来的）。他在财富积累上的成功使他更加不能容忍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38]他对大部分人自我管理的能力没有信心，对自己视野以外的美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兴趣——例如农民，或者农民对银行业的想法和感受。确实，大部分政治对话中传递的关于银行业的论述是简单的、蛊惑人心的，并且常常出错。但奥尔德里奇没有尝试与这些其他意见交战，甚至也没有在参议院与他的对手辩论。尽管他拥有私下里完成事情的能力，他打心里不赞同民主的妥协。随着他在议院里权威的削弱，他的兴趣也日减。此外，1910年冬季的大部分时间，他因为一场讨厌的感冒而终日卧床休息。[39]能够给予他慰藉，让他充满灼热野心的，就是国家银行体系改革。

沃伯格不断地刺激和鼓励奥尔德里奇。当一些银行家们回应，他们有条件地支持中央银行时，沃伯格写信给参议员：“忍不住感到信心十足。”[40]但他小心翼翼地控制推进速度，以免疏远奥尔德里奇，因为他知道，参议员还没有准备好对中央银行公开做出承诺。

沃伯格也发表了两次演讲，并显示了他对美国人性格的敏锐洞察。1910年3月，在纽约基督教青年会，他发表了名为“联合储备银行”的演讲，其中对其早年提出的“改良版中央银行”做出一些改变。首先，他不使用“中央银行”这个词，而是用新称谓“联合银行”来代替，建议按照联邦政府本身的模式，使其结构更加一体化。为了消除人们对它会变成第二国民银行（很久以前被安德鲁·杰克逊废除）的担心，沃伯格构想了由分散在美国的20家储备银行构建的网络。他并不轻视美国人对集权的恐惧，所以使这个构想听上去很熟悉，让它不同于美国人脑海里不幸的思潮，而更多是美国独特的元素，对其应尊重包容。因此，沃伯格方案的适应性很强：“这是一个基于这个国家和政府形式的特有情况的产物。它承认美国领土面积的辽阔，利益的多样化和差异性，甚至承认那些传统的、地域的和党派的偏见。”[41]

虽然沃伯格提出的方案建立在莫拉韦茨所说的区域银行概念的基础上，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差别。莫拉韦茨提议银行之间互不关联；而沃伯格却要求银行之间相互关联。“这些区域储备银行，”他强调，“最后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行动。”[42]为了避免重蹈1907年灾难的覆辙，当各个城市或地区的银行必须自谋生路时，沃伯格的“联合银行”的各分支储备将成为一个更大的统一储备的一部分。尽管名字听上去很诱人，沃伯格最终设想的其实就是“一家大银行”。

1910年，沃伯格在政治科学学院前做了第二次演讲，他试图在中央银行和美国的边疆传统之间建立联系。[43]他提出，中央储备对乡镇银行来说是有利的，这使他们无须依赖华尔街。事实上，他认为，“中央银行不是寡头机构，而是民主机构”。这颠覆了杰克逊主义。

“联合储备银行”演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沃伯格一直以来有条不紊地游说的组织——美国商会，突然放弃了自己的反对立场，转而支持中央银行。[44]这也证实了沃伯格的想法，他认为商人们思想不稳定，会屈服于他的努力劝说。他大胆地利用了他与美国商会的联盟，说服它分发了三万份他的演讲稿。到1910年春末，沃伯格可以说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几乎就在那段时间，西奥多·罗斯福已经从狩猎远征的非洲来到苏丹喀土穆（Khartoum）⁽²⁶⁾的文明社会，听到关于塔夫脱总统在关税问题上的妥协和总统其他的异端学说的新闻。随后两人进行了一场不安的通信。6月，在造访了一系列欧洲首府之后，罗斯福在纽约上岸，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人群簇拥到码头迎接他。[45]沿着他的路线，人们列队五英里欢迎前总统。出于对塔夫脱的尊重，罗斯福承诺60天内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但四天后，他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很快，他来到塔夫脱在马萨诸塞州贝弗利的避暑山庄拜访他。两人礼貌地寒暄，展示了高尚的情操，但是彼此的友谊已经结束了。

虽然还未准备公开决裂，但罗斯福私下里指责塔夫脱因与奥尔德里奇的联盟而变得堕落。罗斯福写信给朋友——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他说：“我们自1908年选举日以来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在公众心目中，塔夫脱完全与奥尔德里奇……以及和公司联系在一起。”[46]罗斯福选择性地忽略了自己当总统时与奥尔德里奇建立的工作上的联系，以及自己面对关税改革时的怯懦。[47]事实上，他忽略了一年前自己也同样写信给这位参议员，其中他这样写道：“我和奥尔德里奇的交往使我对他的评价不断提高。”[48]但他认为奥尔德里奇已成为政治上定时炸弹的判断是正确的。

随着进步主义者不断争夺党派的控制权，特别是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他们将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的耻辱作为武器攻击塔夫脱和党内忠诚分子。[49]奥尔德里奇现在与其说是党内的领导，还不如说是党内最大的负累。盛夏，参议员约瑟夫·布里斯托（Joseph L. Bristow）——一名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指责奥尔德里奇没有对橡胶征收关税，并因此提高了他个人在洲际橡胶公司持股的价值。堪萨斯共和党人正处在一场邪恶的大选中，奥尔德里奇成为一个有用的目标。叛乱分子轻而易举地获得这场选举的胜利，赢得八个竞争席位中的六个。碰巧，布里斯托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已提高橡胶制品的关税，但洲际公司专门卖掉了天然橡胶部门。因为没有国内供应的原材料，关税变得无关紧要。由于指控的严重性，奥尔德里奇打破了他拒绝发表评论的习惯，发表了冗长的演说予以否认，他在演讲中说：“按照参议员的说法，我因为关税的变化而牟取了金钱利益，这是彻底荒谬错误的。”布里斯托并没有试图证实他的指控。然而，奥尔德里奇的声誉进一步受损。

随着《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在选民心中分量的加重，罗斯福乘坐私家车开始对16个州进行访问，[50]这次访问进一步证实了进步主义的力量。罗斯福访问了一个又一个小镇，在每一处他都像治愈人们信仰的治疗师一样受到欢迎。范德利普报告称：“罗斯福在整个西部取得胜利后凯旋……他受欢迎的程度让人惊叹不已。”[51]罗斯福提出了比他做总统时所追求的更为激进的政策，如陡峭的累进税、工人补偿和童工保护，“社区”为大众利益而限制私有财产的权利。[52]他呼吁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政治体系，他呼吁人们的“道德觉醒”，以及一个更活跃的联邦政府。

如果换一个时间，奥尔德里奇提出的中央银行的计划可能与这一政策相适应。奥尔德里奇设想的中央银行可以作为应对个人主义横行的解药。这是一个“进步主义”式的开明想法，但在那时，他提出的任何提议都不会被党内的自由主义者所接受。当谈到银行业时，西部所谓的进步主义者是退步的，他们更倾向于阴谋论。罗斯福是一个东部式的进步主义者，他不是银行家的敌人，但没有耐心去研究任何有深度的问题。尽管他支持金融改革的概念，但这仅限于一个模糊的概念。[53]

奥尔德里奇打算等待1910年中期选举结束，这样当他1911年从参议院退休后，可以继续待在货币委员会，草拟一个法案。[54]但他周围的银行家们对此很担心。随着共和党人的力量因内部斗争而削弱，他们是否有能力进行有效立法还是个疑问。10月，帕金斯焦急地写信给海外的摩根说：“这里的政治锅炉沸腾了。”[55]

奥尔德里奇改变了战术，决定离开华盛顿，仅由他信任的几个盟友陪同，在远离大众的环境中制订一个银行改革计划。遭受如此众多的批评使他深受打击；银行家希望他展现可以看到的成果，这也使他备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去气候更加温暖的地方，来一次工作之旅的想法对他非常有吸引力。

不过，10月下旬，他的计划再次被推迟。奥尔德里奇刚从一辆有轨电车上下来，他站在纽约第六十街和麦迪逊大道路口开始往西走，准备去他儿子温思罗普的公寓，但他意识到温思罗普的公寓是在帕克街，实际上应该向东走。于是这位再过两周就要过69岁生日的参议员，转过头来开始向帕克街走去，却没有注意到一辆正在向南行驶的电车。电车将他撞出几英尺远，他被撞得不省人事。[56]他醒来时意识仍然不清，似乎是受了“轻微的脑震荡”。塔夫脱仍然忠于他的朋友，他立即打电报来：“听说你出了车祸，我非常难过，真诚希望你只是受了点轻伤。只有这样，我才放心。”

选举当天，塔夫脱和共和党人惨败。[57]16年来，民主党人第一次在众议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民主党还赢得参议院12个席位，与共和党“叛变分子”加起来，足以有效地控制参议院。因此，整个国会立刻向进步主义的方向倾斜。民主党人还担任了很多州的州长，包括新泽西的伍德罗·威尔逊。选民的“左倾”倾向似乎也反映了美国社会更普遍的动荡。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次月的评论中所说：“几乎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国家在美洲的诞生。”[58]这个国家人数超过9000万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他们大部分是东部和南部的欧洲人，在这些人当中有800万属于工会。过去在罗德岛小镇上建造政治据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保守的年代，奥尔德里奇一直是一位领袖，但现在却处境尴尬，他不得不向他几乎不承认的国会呼吁，希望能达成政治共识，而事实上，他已被国会排除在外。他唯一的希望是委员会的计划在成形后能够得到公正的评判。“我们将吸引这个国家有思想的人。”[59]在阿提托酒店，他对着700位听众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银行家。但新国会还在狂热的激情中，奥尔德里奇肯定知道，指望它对自己的政绩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只是白日梦而已。他对共和党选举中所遭受的失败感到沮丧，并看到了传统政治没有希望。从车祸事故中恢复过来后，他重启了他的工作之旅的计划。这一计划非常秘密，当货币委员会在选举后举行会议时，奥尔德里奇甚至没有提过这个计划。[60]

两年前，斯蒂尔曼曾建议奥尔德里奇在华威召集私人银行家们，但11月份的季节并不适合待在罗德岛。因此，奥尔德里奇把集会地点选在了位于佐治亚州海岸附近温暖水域中的杰基尔岛（Jekyl Island）。在漫长的休息充电之后，他匆匆召集了他的银行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