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穿越

这种中央储备，或者不管我们如何对其命名，它必须是一家神圣的机构，是为公众福利而设立。[1]

——保罗·沃伯格

适时改革，就可避免革命。[2]

——西奥多·罗斯福

1907年恐慌发生后，美国国会立法予以回应，[3]但这份法案的大部分内容令人失望。它没有对恐慌进行研究，而是被政治牵着鼻子走。然而，国会的确向前推动此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率领一支美国代表团对整个欧洲大陆进行考察，目的是为了理解欧洲大陆与美国的银行究竟有何不同。奥尔德里奇本人对改革的态度起了明显变化。从伦敦的旧书店到巴黎华丽的酒店，就在欧洲大陆上考察时，参议员头一次受到欧洲古典模式的启发。他的转变着实令人吃惊。在奥尔德里奇思想转变之后，保罗·沃伯格开始认为，进行重大的货币改革也许是可能的。在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对在新世界的使命着了迷时，沃伯格踏出了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决定性一步。

但对改革者来说，1908年的开端并不顺利。[4]掌握在共和党手中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对不同的议案争论不休，奥尔德里奇是参议院版本的作者，而查尔斯·福勒议员，是资产货币的拥护者，他在众议院起引导作用。没有一项议案具有雄心和眼界，能应对像1907年恐慌这样的危机。沃伯格将他的“改良版”中央银行计划送交给一名国会议员，希望福勒能够采纳它。但这一招没有奏效。中央银行是一个难于处理的烫手山芋，即便有成员对此青睐有加，可大部分成员都不赞同。

奥尔德里奇在议案中建议，银行将其在铁路债券上的投资作为所发行纸币的支撑，[5]这一点引发了争议。这个送给铁路的礼物（类似于奥尔德里奇早期的一项议案）泄露了他的特殊技巧，激起了民意对他的反对。铁路债券引起了广泛不满，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大亨在纽波特避暑的奢华豪宅，另一方面是其涉嫌不公平。西部参议员不会赞同一项有利于铁路大亨的议案，这项条款遭受抨击。这使国会仍处于分裂状态。既然奥尔德里奇无法因铁路议案得到称心如意的职位，他乐得赞成保持现状，即货币仍由政府债券支撑。众议院议案规定货币由各家银行的贷款支持，这正是拉萨尔街一直以来所要求的。5月下旬，乔治·珀金斯向正在伦敦的J. P. 摩根报告这项议案的“最终失败”，并声称：“我们都对华盛顿的这种情况深恶痛绝。”[6]

但最终国会达成某种妥协，妥协结果为《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案》。法案于5月底通过，授权银行成立本币协会，并经财政部长批准，紧急情况下可发行额外的国家银行票据⁽²¹⁾。然而，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公众对它都没有丝毫热情。[7]沃伯格担心《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案》会使真正的改革失去支持，因为它一点儿也没有体现他所看重的中央储备的想法。总之，有它可能比没它更糟。唯一的好处是，法案将于1914年到期。因此，这仅是一项权宜之计，而非解决方案。为了强调这一点，法案规定设立国家货币委员会，由18名国会议员组成，研究美国银行体系的缺陷，并为此提供持久的补救措施。法案为这种迂回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

奥尔德里奇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很多人猜想他会利用这一位置将改革彻底埋葬。然而，在参议院，他无意中说出更为大胆的提议，好像预见到他可能在职业生涯的黄昏时期留下一项遗产。“学经济史的人思维缜密，”奥尔德里奇向沃伯格传达了一个明确的暗示，“他们被其他商业国家的经验和实践引导……赞成关于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的计划。”[8]尽管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些政治掩护，奥尔德里奇仍然说美国对此还尚未做好准备，但他表达了一种信念，即美国最终会采纳这样的计划。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

奥尔德里奇安排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因此出版了一系列丛书，范围涵盖了世界各国的货币历史和实践。[9]这对金融史的模糊地带来说是一个福音，正如金融历史学家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所指出，其中的几卷书，比如奥利弗·斯普拉格的《国家银行体系下的危机历史》（History of Cris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直到今天仍在被人研究。如果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最终将被束之高阁，那么奥尔德里奇感觉到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需要适当的基础，如有影响力的著书目录，并且需要以必要的严肃性来对待它。

从一开始，奥尔德里奇就不把他在委员会的同事当回事。委员会里极少有人具有银行的经验或议会的影响力。奥尔德里奇控制会议议程和新闻声明，刻意保持低调，旨在使委员会不出现在大选年的新闻中。其实他并非不寻求外部的帮助，只是不从其他委员那里寻求而已。[10]在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的建议下，奥尔德里奇聘请经济学教授皮亚特·安德鲁作为他的助手和内部专家。奥尔德里奇还寻求J. P. 摩根的建议，摩根敦促奥尔德里奇赢得银行家亨利·戴维森的支持。

摩根对恐慌期间戴维森所做的努力印象深刻，在一次与第一国民银行负责人乔治·贝克气氛友好的晚宴上，经贝克允许，他邀请戴维森加盟摩根公司。[11]虽然戴维森直到1908年底才真正加盟，但奥尔德里奇完全明白货币委员会正在雇用一名顾问，他向华尔街最有权势的人汇报。当然，奥尔德里奇认为政府和企业联手不存在任何问题。帕金斯给他的老板摩根发了封电报：“我们都清楚，戴维森是代表着我们的观点的，他将尤其亲近参议员奥尔德里奇。”[12]

这份通话记录如果公之于众，会在委员会还未启动之前就将改革毁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摩根的一名助手（戴维森）与奥尔德里奇联手时，另一名助手（帕金斯）则在拼命游说国会削弱反垄断法，恳求政府对摩根的客户采取温和的监管方式，[13]并对铁路高管与竞争对手串通合谋抬高运价的行为予以监督。让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参与公共委员会完全符合那个时代巨头们的行事方式。与政府安静地结盟总是好过嘈杂地对抗。

虽然货币委员会同时获得两党支持，但奥尔德里奇知道，它是否可能产生影响，取决于共和党能否保持在白宫的控制权。6月份，共和党提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为总统候选人，他是陆军部长和总统的密友（49岁的罗斯福已自愿选择退休）。塔夫脱公开支持该委员会，并发给奥尔德里奇一封表扬信，表达了他希望与“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会面的渴望。[14]

三周后，民主党提名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布赖恩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但作为候选人，他已经连续两次选举失败，他对奥尔德里奇运作的货币委员会没有帮助。无论如何，民主党支持与此完全不同的银行改革——存款保险制度。俄克拉何马州是一个新加入美国联邦的州，出于防止银行挤兑的目的，它已经在去年12月份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这种解决方案让正统的银行家们感到沮丧，他们担心存款保险会使银行更加不谨慎。如果储户没有必要寻求管理良好的银行，那么靠什么来激励银行家管好他们的贷款？印第安纳波利斯报告的作者劳克林，像许多专家一样，对此做出了相同的反应——态度傲慢地反对。劳克林说，存款保险是妄图“用法律使人们变好。这纯粹是民粹主义或社会主义”。[15]他说，储户不应依靠存款保险制度，而应依靠银行的“技能、诚信”和“良好的管理”。

就在恐慌发生后不久，劳克林对银行家敬业精神的召唤听起来就像一个世纪之后听起来那样，可笑而幼稚。存款保险制度在选民中大受欢迎，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在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得克萨斯州采纳了该制度，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在其他州被逐渐采纳⁽²²⁾。塔夫脱谴责俄克拉何马州的计划，但考虑到总统竞选正在进行，他明智地避而不谈此事。[16]共和党人需要自己的货币策略；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奥尔德里奇宽阔的肩膀上。

奥尔德里奇告诉记者，他的目标只是对《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案》做适当修改优化。[17]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几周来，他正在计划组织代表团前往欧洲进行详尽的调查。在纽约新开业的广场酒店召开的会议上，委员会正式表态支持他的计划。八名成员将跨越大西洋前往欧洲。

奥尔德里奇预订了德国造的茜茜里公主号（Kronprinzessin Cecillie）的船票，轮船将于8月4日离开纽约前往英格兰，奥尔德里奇为妻子艾比及自己预订了260美元的套房，为他们的女仆预订了82.50美元的下铺[18]（戴维森已经坐船先行一步，在摩根的引荐下安排与欧洲银行家们的会面[19]）。奥尔德里奇为这次调查做好了周密准备。[20]他从日常政治的繁琐中解放出来，陶醉在这次实践治国方略的机会中，把它当成一项纯粹的智力挑战。这位参议员非常渴望提高这一调查工作的可信度，因此采取了一些不寻常的预防措施来保护他的信誉，包括坚持让他在伦敦的成年子女不住在他的酒店里，以免被人指控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家庭开支。[21]

按照奥尔德里奇的建议，安德鲁教授为这次远航准备了大量银行业的专业书籍，教导奥尔德里奇在委员会的同事们。[22]几乎再也找不到比安德鲁更好的老师了。他来自印第安纳州拉波特（La Porte），[23]父亲是一名南北战争时的老兵，后来成为当地的银行家，且拥有一项值得骄傲的纪录，即从来没被没收过抵押品。安德鲁已经完全吸取了父亲保守的银行作风。即使不能说是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也很精辟，他的名字在学术界曾经闪闪发光，对有影响力和有特权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在普林斯顿，他师从伍德罗·威尔逊，[24]而在哈佛，他是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老师，与他一起去学校周围骑马。[25]

镀金时代的经济非常自由开明，而不像后来那样变成了可怕的数学迷宫。[26]安德鲁将银行业看成一项文艺复兴时期的追求，与他在哈佛参加演出的易卜生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的歌剧，以及喜欢北极探险的中尉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Peary）富有启发性的演讲一样，在对智力的要求上不相上下。他是一名户外活动爱好者，在哈蒙德池塘上滑冰，参与跑步和游泳这些剧烈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哈佛毕业生西奥多·罗斯福的榜样。他爱自己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海面上的家，并发现难以离开哈佛。这位35岁的单身汉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这些秋日时光如此可爱——温暖而芳香。”这是他日记的典型开头。欧洲冒险的前景使他激动不已。此外，银行业理论只是理论而已，而在这里有机会一边拿着政府3000美元的丰厚工资，一边把一些想法转化为行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欧洲的中央银行始于瑞典中央银行，创立于1668年，用于向瑞典国王贷款。1694年，差不多一代以后，私人资本家创建了英格兰银行，也用于向英国王室贷款，此时英国因与法国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已陷入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银行具备了一些其他功能，如发行纸币，充当政府的财政代理人，确定利率，保护国家的黄金储备和英镑的价值，并承认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隐含义务。[27]这一成为公共机构的过程是渐进的，以现代的标准判断，也是不完整的。1908年英格兰银行仍然是私有的，它为国家服务，但不是国家的仆人。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一点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承认了这一需要，即在危机时期，抵制每名银行家收紧信贷的自然本能。当其他所有人都在囤积资金时，英格兰银行成为一个开放的龙头。沃尔特·白哲特有句名言——中央银行“必须借钱给商人，小银行家则借给‘这个人或那个人’”。[28]英格兰银行将始终坚持优质抵押物，但毫无疑问，它将“自由放贷”。

许多中央银行（在20世纪初，总共约有20家[29]）是为了应对一场战争或通胀而成立的。法国中央银行作为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金融风暴的解毒剂，于1800年特许成立。美国的早期经历与此类似。创建美国第一银行是为了清理革命战争的债务，而第二银行是在1812年战争结束后建立的。它们改善了美国的信用，但所享受的特权激起了怨恨，尤其是来自安德鲁·杰克逊的怨恨。有鉴于此，公司经常被授予特殊权限。议会批准英格兰银行流通票据的专属权利，就像它授予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权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责任与特权逐渐相匹配。美国各家银行将从主要追求利润的机构演变成以公众义务为首的私人机构。

奥尔德里奇把重点放在三大欧洲银行上——英格兰银行、德国国家银行和法国中央银行。[30]每一家中央银行都由私营股东拥有，拥有国家储备，但它们在许多重要方面并不相同。法国中央银行拥有更多的黄金——事实上，比其他两家银行加在一起还多。此外，法国中央银行是由国家控制的，而英格兰银行是公然独立的。令人惊讶的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富有的商人，而不是银行家。在德国，管理权则在像沃伯格这样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手中。[31]德国总理拥有对德国国家银行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很少使用这一权力。

1908年8月10日，奥尔德里奇的代表团来到英国普利茅斯，摩根在伦敦的家中举行了欢迎晚宴，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Rothschild）也出席了晚宴。摩根不失时机地向奥尔德里奇请求帮助，对他抱怨艺术品进口关税干扰了他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捐献欧洲珍品的计划。[32]对英格兰银行的访谈一开始进展缓慢。[33]委员会整体表现得非常笨拙，美国人的幼稚和毫无准备令人大为震惊。[34]几天后，两名委员会成员回了家，另有几个自谋生路后，情形得到了改善。[35]从那时起，奥尔德里奇与包括安德鲁和戴维森在内的核心团队一起工作。奥尔德里奇感觉可能会需要西部银行家的支持，于是他也邀请了乔治·雷诺兹（George Reynolds），他是前艾奥瓦一家商店的店主，现任的芝加哥大陆国民银行的行长，现已提前结束了意大利的度假来参与他们的工作（当时芝加哥仍被看作“西部”）。[36]戴维森在与外国银行家的访谈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并凭借其顽皮和机智来活跃会议气氛。[37]

英国银行业的应变能力给奥尔德里奇留下了深刻印象。商业银行只保留很少的现金[38]——他们并没有觉得需要保留现金。即使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量相对较少，但人们对该机构的信任使它不需要更多的黄金储备量。[39]美国的货币情况恰好相反：美国有更多的黄金，但英国对国家货币的信心却更强。此外，作为一名在墨西哥和非洲都有投资的商人，奥尔德里奇赞赏英国商人贸易融资的便利。访谈会议结束后，奥尔德里奇和安德鲁在伦敦的各家书店里翻箱倒柜，奥尔德里奇大方地为他规划的华威（Warwick）图书馆购买经济学书籍。[40]他还找到一张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的印刷像（皮尔爵士是负责制定1844年《皮尔银行法案》的英国首相，这部法案赋予英格兰银行发行票据的专有权）。为什么奥尔德里奇想要皮尔爵士的相片呢？安德鲁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位参议员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想成为美国的罗伯特·皮尔。

8月底，代表团来到柏林，在那里安德鲁和戴维森洗了土耳其浴，安德鲁还去了施特劳斯写作歌剧《莎乐美》的地方，在那里进行了更多的访谈。[41]然后他们坐火车到巴黎。在巴黎，奥尔德里奇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拿破仑写的一封急件，[42]那时刚刚经过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总司令在信中说，对共和国而言，法国中央银行与他在战场上的胜利一样关键。奥尔德里奇的代表团与银行家詹姆斯·斯蒂尔曼共进晚餐，斯蒂尔曼建议奥尔德里奇召集华威市一些值得信赖的银行家来秘密制订一个计划。[43]第二天，安德鲁和戴维森开车去了美国大使的乡间别墅。[44]

在每家中央银行，美国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是原始体系的代表，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仅比蔑视稍好一些。他们对所听所闻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在德国和法国的访谈是在一名翻译的协助下进行的）。欧洲人将自己的机构描绘成一个可以毫不费力地放弃私人利益的地方；他们的政策似乎被普遍接受。当然，访谈时正处于战前欧洲社会和谐的最顶峰。[45]如果奥尔德里奇在20世纪20年代去欧洲（更不用说30年代了），欧洲所呈现的景象也不会如此和谐。

戴维森和奥尔德里奇在储备金问题上追问：谁持有这些储备金？对此作何要求？关于持有现金又有什么规定？[46]尽管措辞方式千变万化，但欧洲人回答的内容一致，出于集中式体系的信心，他们无须像美国银行那样做刚性规定。伦敦银行家们无法理解美国人对“弹性”的迷恋。于是，美国人很好奇，英国央行是否调节货币供应量以满足需求？一位银行官员，说这会“自动”发生（他的意思是指，这是因为贸易票据贴现——也就是说，英国银行接受用它换取银行票据，银行票据进入流通）。在德国国家银行，贴现机制被详细审查。用银行贷款换取德国国家银行票据是一个关键功能，一名官员解释道：“我们无法阻止它。”在形式上，一旦成立了中央银行，其他银行在适应后也会变得依赖于中央银行。德国人继续说：“如果我们阻止它，将会引发我们所经历过的最大的恐慌。”

在法国，访问者真正表现出了谦卑。戴维森解释道，在美国，“保持手中现金和负债之间适当的比例被认为非常重要”。他问，法国的规定怎样，多大比例的存款是由现金储备支撑的？

法国央行行长帕兰（M. Pallain）摇了摇头，疲惫地叹息道：“我觉得你们更注重储备的数量而非质量。”

“但法国肯定还是有法律、法规或一些规定来控制适当的比例？”

“没有。”帕兰回答说，美国非常看重准备金要求，但这在法国无关紧要，“因为在危机时，法国中央银行会提供措施进行快速转换，将组合资产转换为现金。”

美国人坚持说，他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量的波动。帕兰对此感到绝望，他无法向这群顽固的扬基人⁽²³⁾解释清楚中央储备的力量，他开始用哲学的语言来描述。“是太阳决定的，”他说，“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是交替变换的四季决定的。”

奥尔德里奇来欧洲调研的问题，在欧洲似乎并不存在。综观与央行官员以及与外交官、编辑和当地金融家的58次会议，令他感受最深的是欧洲银行体系运行的内在一致性。[47]最起码，欧洲是在利用自己的储备，而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自己的储备。一位芝加哥银行家称奥尔德里奇是在柏林阿德隆酒店的豪华大堂里的沙发上，想法开始“转变”到中央银行上去的。[48]无论如何，10月20日，在离开纽约整整11周后，当他乘坐的船停靠在纽约港时，奥尔德里奇完全变了个人。

11月的选举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在总统竞选中，塔夫脱击败布赖恩，因为布赖恩只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州有吸引力。即将离任的罗斯福还宣布，他将离开，专程去非洲游猎，把聚光灯留给他的继任者。[49]同样重要的是，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绝对多数票。奥尔德里奇的时机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那年秋天，货币委员会在纽约的大都会俱乐部举行听证会，这给了奥尔德里奇一个展示自己计划的绝佳机会。选举和就职之间的过渡期一般都是用来展示新理念的时期。但是奥尔德里奇并未有任何表露。保罗·沃伯格应邀出席介绍自己的想法，他注意到，其他一些委员看上去彻头彻尾地昏昏欲睡，几乎处于昏迷状态。但会议结束后，奥尔德里奇叫来了他。

“沃伯格先生，”他开始说，“我喜欢你的想法。我只发现其中有一个问题。”

沃伯格瞬间惊呆了，询问这是什么问题。

奥尔德里奇拍了拍他的背：“你太胆小了。你说我们不能有一家中央银行，我说我们能。”[50]

正如沃伯格所回顾的，当时的情景还是那么鲜活。“虽然很容易想象，但难以描述这句话带给我的那种复杂的感情，喜悦与困惑相交织，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角色倒了个。”[51]以前是银行家对说服奥尔德里奇相信中央银行深感绝望，现在却是他担心奥尔德里奇会因过于雄心勃勃而危及这一项目。沃伯格解释说，由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像欧洲那样具有广泛权力的银行，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反对联邦权力。他们对此争论不休，但没有结果。尽管与奥尔德里奇仍有分歧，沃伯格离开时还是感到欢欣鼓舞。他写道：“我第一次觉得很有信心，认为真正的银行改革掌握在美国手里。”

沃伯格带着他特有的充沛精力加入这一行列。[52]在短短几个月里，他就欧洲贴现体系撰写了一篇文章，还阅读了美国经济学会之前关于中央银行的一篇论文，并加入了纽约商人协会的货币委员会。恐慌肆虐破坏了贸易，因此企业界开始对货币改革产生兴趣。尽管商人协会并不偏向中央银行，沃伯格成了第五纵队⁽²⁴⁾，不断向其他成员灌输他的思想。“许多个下午和晚上，我坐在他们中间，”沃伯格这样写道，“努力争取使他们对中央储备的优点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奥尔德里奇告诉朋友们，他不会参加1910年的又一次竞选，他会将办公室余下的时间都集中在货币改革上。他构想使中央银行成为他职业生涯里最伟大的作品，成为他在参议院几十年岁月的纪念碑。[53]实际上他决定退休的真相更为复杂。自从“参议院的叛逆”发表在《时尚》杂志上，他饱受诋毁，公众形象被玷污，变得越来越厌倦分裂的斗争。丑陋的政治漫画（漫画上公司的钱流到他的口袋里）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位有洞察力的记者观察到，尽管奥尔德里奇树立了一个无情的形象，但“他不喜欢被当成‘特别利益’的代表，在报纸和漫画中不断地被嘲弄”。[54]

奥尔德里奇计划整整投入两年，起草一项议案。[55]他想在一个远离政治的安全环境中工作，把银行业当作一个纯粹的学术或技术主题进行学习。当然该委员会有很多事要做：[56]它必须聘请作家，收集各种事实和数据，范围涵盖46个州的银行和海外银行的业务和资金。这些信息很难获取，纽约的银行部门甚至没有各州银行法的备用副本。

尽管如此，奥尔德里奇仍然步履轻快。政治永远是抓住时机的问题。他相信自己可以从容不迫地立法，但他误判了进步人士积聚起来的力量，他们推动各种改革，如所得税、参议员直接选举、劳工保护、企业监管，以及（死死盯住奥尔德里奇）降低关税。这些力量对奥尔德里奇在参议院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并重新定义了国家议程。尽管奥尔德里奇视这项草案为自己未来的最高成就，但他仍下意识地忽略了公众参与的需要。当他刚从欧洲回来不久，在密尔沃基中途停留时，他对记者提问的回答十分简短：“真的，先生们，我没有什么要说的。”[57]

奥尔德里奇的冷漠进一步削弱他正在被侵蚀的政治力量。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穆雷·巴特勒（Murray Butler）举行了一次晚宴，奥尔德里奇将在晚宴上讨论他的进展。考虑到人们对此兴趣很大，巴特勒询问奥尔德里奇，如果有一到两名记者出席晚宴，他是否会介意。这位参议员回答说，他将非常介意。[58]于是另一次机会又被浪费了。

在民主党内部，奥尔德里奇已经被看成是毒瘤，人们对他避而远之。伍德罗·威尔逊拒绝了由范德利普与雷夫尔斯托克（Revelstoke）主办的晚宴邀请，[59]仅仅因为奥尔德里奇也在客人名单里。理论上，民主党人在接下来的两年，也许是四年里，落后于时代潮流。但货币改革需要共和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和党的凝聚力正受到进步主义势力的威胁。

即将离任的罗斯福已经更强烈地偏向进步阵营——比塔夫脱更甚。这让人们对共和党的凝聚力产生了一些怀疑。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这还要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他们都在本杰明·哈里森内阁中任职。随着两人之间几十封亲密的信件往来，以及塔夫脱在罗斯福内阁中一如既往坚定的服务（包括担任障碍重重的菲律宾总督职位），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然而，他们的脾气并不相同。塔夫脱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政治家庭，不是受公众欢迎的类型，他喜欢无休止地引用，也没有罗斯福的魅力。塔夫脱的野心是成为一名法官——在安静的法庭上主持。他没有罗斯福领导军队的亲和力。“我急于要做的，”在宣誓就职不久前塔夫脱指出，“是一些实事，而不是发表一个宣言。”[60]虽然塔夫脱表示渴望推行罗斯福的议程，但他拒绝保留在罗斯福内阁中的成员位置，这伤害了罗斯福的自尊。[61]3月3日就职前夜，塔夫脱待在白宫里时，晚餐时的谈话气氛很紧张。[62]甚至在就职日前五周，范德利普这样写道：“总统与即将就任的总统之间有一道明显的裂缝，这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63]这对共和党的凝聚力和奥尔德里奇的计划而言，都是不祥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