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特权银行家，白手起家的参议员

根据我们拙劣的法律，当货币需求……最少时，货币供给常常是最多的。[1]

——亚历山大·D．诺伊斯（Alexander D. Noyes）

研究货币问题是导致疯狂的主要原因之一。[2]

——亨利·邓宁·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

1902年，当德国银行家保罗·莫里茨·沃伯格刚移民至纽约时，一场金融风暴正在华尔街爆发。纽约人对此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但这位初来乍到的新人，却从中发现美国金融体系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市场萧条越来越普遍。从1887年开始，大约每隔三年，美国就会出现一次严重的金融动荡。[3]最近一次于1902年初开始，当时股市突然崩溃。通过市场与银行之间脆弱的连接，焦虑已经转移到信贷市场。利率飙升，纽约的银行储备暴跌至法律规定的最低点。沃伯格吃惊地看着信贷快速蒸发。

最后是罗斯福的财政部长——艾奥瓦州银行家莱斯利·肖（Leslie Shaw）化解了这场危机，他向国民银行提供政府资金，并协助银行采用更多的创新服务方式。评论家对肖是否有权干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4]沃伯格从移民者的角度看，认为这种争论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关键是由于美国银行业的原始粗陋，肖才被迫采取这样的临时战术。事实证明体系本身才是问题。他后来说：“我已经有三周时间对周围的事情都心不在焉，我试图向自己解释清楚这种邪恶的根源。”[5]

沃伯格在德国完善的金融体系中接受教育，年轻的他在关于美国国家银行的陈词滥调中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思想，而这正是当时美国所急需的。在美国，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更好地理解欧洲央行的运作，以及它们与美国（他的第二故乡）体系的对比。

保罗·沃伯格在五个兄弟中排行第三，他们兄弟是汉堡的银行公司M. M. 沃伯格（M. M. Warburg）的继承人，该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沃伯格腼腆、内省、忧郁，蓄着浓密的胡子，人们自然认为他性格“悲观”。这五兄弟各有特色：弟弟菲利克斯（Felix）和弗里茨（Fritz），耽于享乐，讲究饮食；二哥马科斯（Max）是一个任性的银行家；保罗则有一个诗人的灵魂，并像最年长的兄弟奥比（Aby）一样追求知识，后者最后成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作家罗恩·彻诺（Ron Chernow）在这个家庭的传记中指出，保罗似乎只是去赚钱，但并不真正关心赚钱。[6]然而，他所受的特别训练却使他成为国际金融方面的权威。

沃伯格18岁从欧洲的一所高中毕业后进入家族银行工作。他在伦敦待了两年时间，尝试了各种工作，随后移居巴黎，在一家专事外贸的银行工作。在汉堡待了一年之后，年轻的银行家被安排去游学世界，他先坐火车到了热那亚，在那里他登上了去苏伊士的蒸汽帆船，随后乘着英国豪华邮轮抵达印度。在新加坡和日本，以及越南西贡和中国香港等地逗留之后，他通过温哥华转道美国回到家中。这次行程使他从此认同中央银行保证市场稳定的作用。他的实地考察总共历时七年。[7]

1895年，年仅27岁的沃伯格基本上已在实际运行该家族银行。[8]同一年，他娶了尼娜·勒布（Nina Loeb）——一位美国金融家的女儿。像保罗一样，尼娜也出身于一个德国犹太银行家家庭，这样的家庭更关注子女的教育，通过音乐培训、文化启蒙使孩子为未来富足的生活做好准备。同样，尼娜也曾遭受打击，因为一场意外，她从车上摔了下来，一条腿受伤，芭蕾舞生涯的梦想也因此而破碎。这对夫妻在汉堡定居，夏天待在美国，但尼娜的父母身体欠佳，渴望女儿住得离他们更近一些，1902年，34岁的保罗迫于形势，举家迁往纽约，在那里他加入了姻亲的公司——库恩-勒布公司（Kuhn，Loeb & Company）。

美国金融的原始性让沃伯格感到震惊。[9]他认为，德国银行的运作近乎军事化，非常有凝聚力，而美国银行却因为极端个人主义而难以发展。由于信贷收紧，各家银行收回贷款，信贷匮乏因此加剧。1903年，华尔街股市暴跌后，沃伯格告诉他的连襟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他撰写了一些文字，内容是关于美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的一些思考。沃伯格认为主要问题是缺乏中央储备。实际上，美国大约有15,000家银行，每家都常备不懈地看守着自己的黄金，而这些黄金本可以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储备。[10]另一个问题是，银行承兑汇票缺乏可实现其流动性的交易市场。在欧洲，银行可能将这些票据出售，或“打折”卖给中央银行，释放储备从而发放更多贷款；相比之下，在美国这种贷款流动性不足，缺乏活跃性，最终将导致货币缺乏弹性。沃伯格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一种单一补救措施来解决，即像他的祖国德国一样设立中央银行。

尽管英语听力不好，沃伯格的写作却异常清晰有力。写作似乎解放了他，让他从一名谦虚、认真的绅士变成了一个充满激情和说服力的倡导者。希夫读了沃伯格的文章并认同其要点。但希夫认为，沃伯格误读了美国人民的心理，他们从不接受任何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机构。他警告他的朋友不要与他人分享这篇文章。

希夫比沃伯格年长整整一代，他在南北战争后移民美国，成为美国铁路金融家领袖之一。毫无疑问，他担心沃伯格向本地银行家讲授金融体系的缺点会使本地银行家疏远该体系。但是，作为向其门生提供的教学练习，在保密的基础上，他主动向两位德高望重的朋友展示了这篇文章。其中一位是铁路大亨爱德华·H. 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也是希夫某段时间的业务伙伴；另一位是城市国家银行总裁詹姆斯·A. 斯蒂尔曼（James A. Stillman），纽约卓越的银行家之一。哈里曼读了沃伯格的文章后，轻蔑地告诉希夫，在美国无法复制这种旧世界的机构（中央银行）。

一两天后，沃伯格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突然发现斯蒂尔曼正注视着他。传闻斯蒂尔曼言谈简洁，非常古怪。现在，他保持沉默，用半开半闭、忧郁的眼睛看着沃伯格。终于，他用一种温和而嘲讽的语气开口了：“这名伟大的国际金融家怎么了？”他带着防御性的口吻补充道：“沃伯格，你不觉得国家城市银行的表现相当出色？”[11]

沃伯格表示同意，赞成国家城市银行的表现确实很好。

“那么，为什么不让它保持这样呢？”

沃伯格犹豫了一下，大着胆子回复道：“斯蒂尔曼先生，您的银行如此强大，但当下次恐慌来临时，您会希望您的银行小一点，责任少一点。”

斯蒂尔曼顿时变了脸，友好的表情荡然无存，并吓唬沃伯格说他完全错了——美国的银行体系，虽然远远不如欧洲的银行体系，但实际上已经有所改进。事实上，杰克逊时代美国不就已经尝试过中央银行并最终丢弃了它吗？

沃伯格把自己的文章束之高阁。目前，他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去做，比如学习铁路融资和公司兼并的方方面面。

其他许多银行家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大会精神的继承者，他们继续斗争，争取改革。但与沃伯格不同，他们赞成设立一种资产货币，这是一种建立在每家银行自身贷款基础上的去中心化架构。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福勒（Charles Fowler）依据银行家的喜好提出一项法案，不过最后立法流产。一方面是因为这对罗斯福总统来讲过于技术化，罗斯福更愿意把精力都投入到社会问题中去，这样他才可能成为民族的道德领袖；另一方面，参议院里有人坚决捍卫现有的国民银行体系，对改革施以顽强的阻挠。

世纪之交，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尼尔森·W. 奥尔德里奇可以说成为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共和党霸权的时代，他的话几乎无可动摇，以致报纸把他称作“美国的总经理”。奥尔德里奇对商业利益有着强烈的认同，对行业监管、铁路管制以及劳工保护予以抵制。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来，工业革命使美国发生很大变化，奥尔德里奇认为政府的基本任务是保证美国商业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在银行和其他领域，他本能地为现状辩护。然而，晚年的奥尔德里奇将经历一个惊人转变：他站到了沃伯格那一边，成为权力中心第一位中央银行的热心拥护者。

与沃伯格不同，奥尔德里奇出身卑微。1841年，他出生在罗德岛（Rhode Island）福斯特小镇的一间农舍里，但他志存高远，又顽强务实。[12]南北战争期间，他并不贪图富贵，更别提用性命去冒险。在被分配守卫华盛顿期间，他被国会迷住了——特别是“它那辉煌的白色大理石楼梯”[13]，但他却染上热病，所幸很快就出院了。奥尔德里奇并非缺乏野心，相反，他所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为了实现其野心。从罗德岛的历史上可以了解到，奥尔德里奇的父亲是一个熟练的机械师，经常饮酒狂欢，职业生涯发展因此受阻。[14]不同于卡特·格拉斯，奥尔德里奇敏锐地感受到父亲的失败，从心底深处渴望成功。[15]作为年轻人，他恋爱了，爱上一个独立的女人阿比盖尔·P. T. 查普曼（Abigail P. T. Chapman），却被拒绝了。被爱人拒绝使得奥尔德里奇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地位，虽然后来还是赢得了她的芳心，他仍然急切地渴望着出人头地。他对年轻的妻子写道：“成为像‘愚蠢的被驱使的牲口’一样的男人们中的一员——这种想法使我感到由衷地厌恶。”[16]

经过不懈努力，奥尔德里奇的地位很快提升，从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罗德岛州的首府）一家杂货批发店的店员摇身一变，成为初级合伙人。[17]他在当地演讲厅激烈地辩论，辩论主题范围从关税到货币，那个时代这种公共演讲厅在美国城镇非常常见。虽然并不富有，但他认同有产阶级和令人垂涎的旧世界的艺术品，仿佛他是天生的贵族。还很年轻时，他就已开始在纳拉甘西特湾（Narragansett Bay）收购土地，这是美国贵族家庭传统的度假胜地，在那里他自己有朝一日也将建有一座拥有99间客房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三面临海，庄严巍峨。

妻子阿比盖尔试图缓和他的野心。在他们结婚初期，她仿佛有预感似的，表示她“最真切和珍惜的”愿望就是她的丈夫可以留下“一个清白的记录，没有一丁点儿瑕疵”。[18]内心的煎熬使奥尔德里奇的事业差点儿脱离了既定的轨道。1872年，奥尔德里奇备受失眠、胃疼和精神疲惫之苦，他开始漫游欧洲。[19]虽然最近刚失去一个孩子，他的抑郁似乎更多来源于心底更深处、更个人化的心灵上的疾病。他从法国南部来到那不勒斯和罗马，在那里他凝视着斗兽场。如杰罗姆·L. 斯特斯坦（Jerome L. Sternstein，有关奥尔德里奇早年生活的未公开发表传记的作者）所言，就在绘画和宫殿中，他重新发现了生活的目标，这是“他追求世俗成功的基础”。[20]他写信给阿比盖尔：“如果说人类生活的渺小和无足轻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同样也感觉到在这转瞬即逝的一生中一个人可以成就多么伟大的事业。”[21]五个月的旅程结束后，他回到家中，决心安抚觉得被遗弃而伤感的妻子，并且把这件事排在男人事务中的重要位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

19世纪70年代，奥尔德里奇当选普罗维登斯市议会的议员，因为与当地商人关系密切，他还成为一家小银行的董事。同时，他的政治地位也得以提升，先到州议会，再到众议院。奥尔德里奇不喜欢高谈阔论。他不接受采访，更不像林肯一样擅长讲故事，听到笑话时，他只是微笑，从不笑出声来。[22]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精英身份，对群众表示反感；政客常见的表示亲切的身体接触不是他的风格。虽然缺乏个人魅力或亲和力，但是他冷静的分析能力弥补了这一点。他身高六英尺（约1.83米），蓄着胡子，穿着精心定制的西服，打着黑色领结，是一个有智慧的男人。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辩论，[23]衣帽间和后面走廊这样的地方，就是他完成工作的地方。《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记者注意到，他“络腮胡子贴脸修剪”，“与人们交谈时，他用闪亮的黑眼睛紧紧盯着对方”。[24]另一名记者则用更为简洁的词形容其为“看透伪装的人”。[25]奥尔德里奇抓住问题本质，深入细节的能力，比对手们都强得多。

1881年，罗德岛立法机构的领导将奥尔德里奇提拔到美国参议院。[26]现年40岁的奥尔德里奇已在参议院拥有一个席位，实际上受到的民主挑战却很少。罗德岛限制业主及本土出生公民的选举权。甚至当选举权范围扩大时，立法机构也受到操纵，更偏向于共和党的小城镇，这使奥尔德里奇与日益庞大的支持民主党的移民们隔离开来。

当他进入参议院时，关税是热点问题。[27]现代美国人几乎无法理解在整个19世纪关税是一个多么有争议性的话题。南北战争结束后，商人们说服国会建立一个复杂的任务表：保护纺织品、工业品、机床、糖等各类商品不受进口冲击。美国仍是一个新兴经济体，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的企业效率更低。即使美国的竞争劣势使其不必再维持高关税，北部的制造商们仍然带着恐惧和贪婪，以近乎宗教般的狂热支持高关税。而作为工业产品的消费者，农业州的居民却对此深恶痛绝。因此，关税与白银一样存在地域问题，农业地区强烈憎恨关税，认为这是有损他们利益的东部共和党的政策。

奥尔德里奇沉浸在对这一主题的集中阅读中，170卷书被运到他在华盛顿的家中（他喜好的书大部分是干巴巴的大部头）。[28]他对关税的不同理论均进行了阅读，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在19世纪后期阐述的经典观点，即“自由贸易”增加了社会的平均财富。[29]这种美好的理论并未让奥尔德里奇动摇，他在基层观察到，关税对罗德岛是件好事，在美国的所有州中，罗德岛的工业集中度最高。[30]这位新参议员的想法总是注重实际，他判断关税不仅对制造商至关重要，就是对普通民众的“家庭舒适”和“物质丰富”也甚为重要。换言之，他在关税中看到19世纪版本的涓滴效应⁽¹⁴⁾，工厂老板因受保护，没有遭受到海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攫取了更高的利润，并支付了丰厚的工资。奥尔德里奇并不是被迫绑架来听取他的商业委托人的意见，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寻求他们的建议，真正信赖他们的专业知识。他特别与当时垄断了制糖业的糖业信托公司建立起密切关系。奥尔德里奇的朋友西奥多·哈夫迈耶（Theodore Havemeyer）是运营糖信托公司的富豪家庭的成员，也是罗德岛纽波特（Newport）一栋豪宅的所有者。[31]奥尔德里奇的立法完全符合糖业信托公司的利益，有时甚至能分毫不差地保证达到哈夫迈耶要求的关税税率。

在货币问题上，奥尔德里奇站在反对白银的阵营里，1896年他说服威廉·麦金利运行一个黄金平台。[32]然而，在参议院的头20年里，奥尔德里奇只是断断续续地参与银行业务。20世纪初的资金短缺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市场崩溃之后，这也吸引了沃伯格的关注，银行家不顾一切地想要中止这种永无止境的持续紧缩，他们呼吁奥尔德里奇去推动某种新型货币来扩大总流通，缓解压力。[33]奥尔德里奇扎根于保守主义的时代，他不想涉足这种货币。他担心如果提供一种新型货币，将增加货币供给总量，可能会导致通胀。前审计长，时任大通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总裁巴顿·赫本敦促他支持改革，对此奥尔德里奇回应说：“我们的货币和黄金一样好。为什么还要改革呢？”[34]赫本反驳说，货币既有黄金的优点，也同样有黄金的缺点，就是“相当缺乏弹性”。

要评估奥尔德里奇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改革，必须先认识到：他不仅在参议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对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影响极大。虽然两人在反垄断、就业改革、铁路等热点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罗斯福重视奥尔德里奇的智慧和卓越的金融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不得不面对奥尔德里奇在财务委员会的影响力。罗斯福向敢于冲锋陷阵的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承认：“奥尔德里奇对我而言是个伟大人物，我并不是指他本人，而是指他参议院领袖的身份。他是我游戏中的国王，我当然得向奥尔德里奇低头……我只是一个总统，而他已经见识过许多位总统。”[35]

总统确实已向奥尔德里奇低头。罗斯福背地里答应赫本，如果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提交资产货币法案，罗斯福“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予以采用”。[36]以往当一个法案提交时，他从未如此做过。当赫本为此寻求解释时，硬汉罗斯福承认，他已与奥尔德里奇及众议院议长乔·加农（Joe Cannon）达成协议，在此协议下，立法者“让”总统以他的方式进行“某些改革”，其中很可能包括铁路运价管制，而货币和关税还保持不变。然而1904年罗斯福正忙于另一件事，货币改革被搁置了。

与此同时，保罗·沃伯格继续研究奥尔德里奇所坚决捍卫的银行制度，他对它的批判也在深化。沃伯格发现了该体系的问题，尤其是在对银行储备的严格规定上。国家银行法要求纽约银行的储备金为自身存款的25%，并将其锁在保险库里，同时还规定了适用于其他银行的一些类似限制⁽¹⁵⁾。沃伯格总结道，这个“愚蠢的条件”，[37]把国家资产固定下来，就像要求一支军队把驻地部队分散在数以千计的营地，却不允许将部队转移到前线，或在最需要的地方将部队集中起来。“对一个在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下训练有素的人来说，”他写道，“这样的要求看上去令人困惑和奇怪。”[38]

沃伯格通过各种方式的调研，得出结论：美国的这个体系对农业社会来说也许已经足够，但已不适应20世纪初快速成长的工业和商业经济。在欧洲，银行持有的短期贷款可以在流动的二级市场上出售（无论是前文提及的银行发行的交易汇票，还是商家及其他企业发行本票的商业票据都是如此）。因此，欧洲的信贷市场类似于股市，具有可替代性和高流动性。在美国，持有此类票据的银行因为固定资产的要求受限，缺乏交易只能成为企业的拖累。沃伯格写道，美国需要一个银行体系，用来处理“活跃频繁的日交易”。[39]随着业务的增长，体系的缺陷注定要浮出水面。

支票结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家银行都有大量的办事员处理支票以及与其他银行的交流事宜，这一过程非常笨拙低效。其突出特点是缺乏协调性，特别是在不同城市和跨州的银行之间。以将支票转发到原签发银行为例，一位当代作者证明了这一体系造成的浪费，他跟踪一张支票的整个结算路径，一趟下来需要花费43.56美元。这张伍德沃德兄弟签发的支票，通过当地皮科尼克银行（Peconic Bank）的账户支付给东部长岛纽约萨格港（Sag Harbor）的百货商店贝瑞和位于新泽西州霍博肯市（Hoboken）的批发杂货店洛曼-拉什。该支票存在霍博肯第二国民银行（Second National Bank of Hoboken），第二国民银行又将它发到一家纽约银行。这家纽约银行在萨格港没有正规代理行，因此把这张支票与其他支票一起发送到他们在波士顿的代理银行。而波士顿这家代理银行莫名其妙地将它转到靠近尼亚加拉瀑布的纽约托纳万达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Tonawanda）。托纳万达第一国民银行意识到支票已经偏离航线，又将它运到奥尔巴尼（Albany）的一家银行，奥尔巴尼银行努力想让它离家更近一些，将其转到杰斐逊港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Port Jefferson），这使它离签发地只有60英里。然而这张支票又走了另一个弯路，先转给远罗卡韦银行（Far Rockaway Bank），再到大通国民银行，这张疲倦的支票已经是第二次访问纽约市了。经过多个站点之后，它终于回到皮科尼克，可以休息了。这位作家总结道：“一旦开始旅程，这张可怜的支票就被一站接一站地往前运送。”[40]

在一个工业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这种过时的方法非常可笑。在其他任何领域，联合和规模经济都已成为口号。产业正在迅速形成信托（超过两百家信托于1898年至1904年间创立[41]），工人被快速招募至全国工会。整个国家铁路网四通八达，电报线纵横交错，电气化发展迅速。

只有银行业仍然分崩离析。即使按人口规模来做调整，美国拥有的银行数量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42]大部分银行都很小且仅处理农村事务，三分之二的银行是各州特许的，而非华盛顿政府特许的。这种州银行，不受国家银行法制约，自然也不能发行国家银行票据。这意味着“国家”货币只能由少数国民银行发行。对这一混乱局面，沃伯格总结为“有多少个州，就有多少个互不关联的银行体系”[43]。美国的大城市确实有清算所（向银行提供支票结算和应急流动性等服务的地方协会），但清算所并不普及，能力也很有限，一旦超出市级范围，这种为银行服务的基础设施就不再存在。

库恩-勒布摩天大楼是金融区里一座22层高的标志性现代建筑，在一起走向这座崭新的大楼时，沃伯格会经常向希夫倾诉心事。[44]希夫一再坚持，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美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央银行。沃伯格开始适应了他的新国家，因此他开始理解这种政治障碍。渐渐地，他的郁闷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有权进行立法改革。他就是奥尔德里奇参议员。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安抚银行家，奥尔德里奇抛出了自己的汇率法案，但这与其说是一项改革措施，还不如说是对现状的一种肯定。事实上，目前的安排对他很适合。高关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奥尔德里奇决定的）充实了国库，并可在需要时用国库资金支持银行。对奥尔德里奇来说，关税、金本位和国民银行构成了神圣的三位一体，最好保持不动。他的一项创新是建议铁路债券成为国民银行里政府存款的可接受的抵押品。[45]这激怒了进步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一项阴谋，意图是抬高铁路证券的价值，进而使联邦银行的政策屈从于公司利益。

对于企业和政府的联姻，奥尔德里奇并未感到丝毫不适。像镀金时代的多数政治家一样，他真诚地相信由有钱人来指定当选者会让整个社会受益。作为J. P. 摩根的同盟，他认为自己没有发财是上天的错误，应该予以纠正。[46]1890年初，他曾开玩笑说要离开参议院，然而，罗德岛的商业大亨马斯登·J. 佩里（Marsden J. Perry）向他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他仍旧留在国会，却能让奥尔德里奇和他的八个孩子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佩里计划合并美国的电车行业并推动其电气化，所需要的数百万资金由糖业信托公司提供，而奥尔德里奇将成为这个计划的合伙人。奥尔德里奇很快就拥有了数以百万的个人财富，他因此可以专心投入立法工作，没有了任何物质上的顾虑。

奥尔德里奇并不认为在制糖行业拥有这种方便的合作关系存在什么问题，在这一行业，他权力极大。他会说他支持糖关税投的是良心票。1901年，他的女儿艾比与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结婚，他与商界精英的联系进一步得到了巩固。60年后在一份有见地的哈佛高级论文中，参议员的曾孙迈克尔·洛克菲勒（Michael Rockefeller）这样写道：“将立法首先看成是与经济贵族的协商，其次是个人权威的体现，这对奥尔德里奇来说更容易了。”⁽¹⁶⁾[47]

奥尔德里奇选择忽视公众的批评，他认为罗德岛的政治机器会保护他免遭政治变迁的荼毒。但他对自己的名誉如此漫不经心，这点极其愚蠢。美国公众愈加对丑闻感兴趣，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正在撰写文章，深刻揭露政治腐败，暴露商业无良行为。美国的杂志此前都是迎合文学大众的需求，如今丑闻却越卖越好，而且随着技术革新，如可用木浆制造出有光纸，降低了出版商的成本，杂志得以大幅降价，从而能接触到大量读者。许多文章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平上，它们更多关注出租屋里贫穷肮脏的生活，而非超级富豪纸醉金迷的生活。[48]

因此，不出所料，奥尔德里奇成了一个靶子。1905年，《时尚》杂志（Cosmopolitan）的所有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委托知名小说家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撰写了系列揭露文章，次年以“参议院的叛逆”这样夸张的标题发表。在第二部分“奥尔德里奇，罪魁祸首”中，他将奥尔德里奇丑化成一个“美国人民的头号剥削者”。[49]菲利普斯的文章太过含沙射影和夸大其词，罗斯福总统对此颇为反感。他将菲利普斯比喻成英国长篇小说《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中神秘的污秽收藏家，“眼睛盯着地下，手里拿着粪耙”。[50]舆论也认为对奥尔德里奇的攻击是不公平的[51]，然而很难判断读者大众是否有如此鉴别能力。但菲利普斯关于“以奥尔德里奇为代表的美国国会与企业利益过从甚密而与大众关系疏远”的观点是正确的。

“叛逆”系列文章削弱了奥尔德里奇的政治基础，激起了要求参议员普选的呼声。这些文章写作的背景更值得人探究。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是在与农民对话，“黑幕”揭发者则更多是与城市选区中的选民建立密切联系，这些选民被布赖恩所敷衍，却对美国社会表面上的不公平感到不安。这些改革者后来被称为进步主义者，他们往往是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城市居民，如律师或教育工作者。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已经出现了交叉，不过进步主义更偏重于工人而非农民，更依靠政府而较少迷恋于自由放任。进步主义者把握住了美国人对工业、移民和技术变革造成的快速变换所感受到的不安。在这些改变中，汽车是其中一种，教育是另外一种，从南北战争到1900年，美国全国高等学校的数量从几百增加到6000。与之前的美国相比，那时更多人在城市居住，在工厂工作，在海外出生。财富也从未如此极端集中过：以前百万富翁是闻所未闻，当时，美国却有3800名百万富翁。[52]其中最新的改变就是巨型工业组合取代了本地企业。如果说社会仲裁者一度曾是一个小城镇的律师或银行家，那么当时则是一家大型公司或信托。

西奥多·罗斯福虽然很富裕，但他拥护进步主义者的理念，同时又绝不会与一群农民打成一片。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吸引了民主政治圈的关注，他分享了许多相同的理想。

进步主义者应该依靠哪种方式推行银行改革，这一问题错综复杂。进步主义者赞同使用社会科学的工具解决当代问题。沃伯格对银行体系的精细剖析与此如出一辙。另一方面，进步主义者对大企业和华尔街持怀疑态度。他们不信任银行，尤其是大银行，他们也不相信参议员奥尔德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