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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一章 普林斯顿车站
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白天在我面前徘徊，夜晚则在我的沙发上作祟。[1]
——卡特·格拉斯
我不在乎你怎么称呼它，但只要你集中控制权，它终将会成为一个中央银行。[2]
——菲斯特斯·J. 韦德（Festus J. Wade），
于国会银行小组委员会之证词
卡特·格拉斯与伍德罗·威尔逊的会面定于1912年12月26日下午两点半，在特伦顿市的州长办公室。格拉斯急于在此之前先见到帕克·威利斯，他担心这将需要他在圣诞节当天离开弗吉尼亚州林奇堡。[3]但是话说回来，格拉斯生性多虑，来自鼓动集中化方案的银行家们的压力让他异常不安，[4]他还担心银行家们已经投靠了威尔逊（当然这怀疑完全正确）。就在他准备离开家时，他收到一封威尔逊的加急电报：“寒潮来袭，把我困住了，你能来普林斯顿吗？”[5]突然来电让他更加焦虑。计划发生了变动，使这两个人转而来到威尔逊家会面，这让格拉斯心神不宁。他只见过新当选总统一两次面，担心病中的威尔逊是否会真正周到用心。让格拉斯更加不安的是，他的火车晚点了，为此他打电报给威利斯说午夜过后才能到达普林斯顿。
坐车北上时，格拉斯思考着如何才能获得这位学者总统的信任。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威尔逊也是南方人，而且比格拉斯早出生不到一年。南方人对拥有州独立权利充满热忱，以绝对压倒性优势支持威尔逊(46)。关于南方，威尔逊曾经说过：“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清楚一切事情的地方。”[6]
虽然如此，但格拉斯却有理由怀疑威尔逊与南方的联系比不上自己的。格拉斯家族自1648年起就生活在弗吉尼亚，[7]而威尔逊家族只有一代是南方人。在新泽西度过的岁月将威尔逊的南方口音洗刷得干干净净，[8]他也不再受南北战争以来南方人骨子里的怨恨的影响。新当选总统曾经说过他爱南方，但对南方战败也感到高兴。作为一个投降士兵的儿子，卡特·格拉斯对此不能理解。这标志着两个人性格特点上更为根本的分歧。身材矮小的格拉斯成天杞人忧天、自我折磨；而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约1.80米）的威尔逊则异常自信，他坚信自己成年之后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正如一个传记作者所说：“他对此丝毫没有怀疑过。”[9]
那天，普林斯顿寒冷至极，整个城市被冰雪覆盖。[10]格拉斯和威利斯坐着轧轧轰鸣的火车，跟在一辆马拉的犁形铲雪机之后来到目的地。到了普林斯顿车站，他们乘坐马车来到位于克利夫兰道的那座半木结构的房子。管家带他们经过一个烧得很旺的火炉，来到威尔逊的卧室，新当选总统靠在枕头上，看起来很憔悴，明显是得了严重的感冒。在两位大学教授面前，格拉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缺乏正式教育，[11]但威尔逊蓬头垢面的样子让格拉斯安定下来，他仅仅身着一件简单的长袍，这似乎又让格拉斯心理平衡了。
格拉斯随身携带了几页纸，在上面他潦草地记了些笔记——对于草案来说不必正式。[12]他开始焦虑地勾勒方案的蓝图，希望威利斯来丰富细节。
格拉斯和威利斯所提出的方案是一系列分布于全国的储备银行，数量在15∼20个。[13]普通银行可以认购离它最近的储备银行的股份，这样，储备银行将被私有化(47)。
储备银行有几项职责。他们会发行一种新的纸币作为货币形式，以取代现有的基于政府债券的国家银行纸币。这种新型货币将发放给银行作为资产的回报。换句话说，持有贷款（例如，当地商家的贷款）的银行，可以将其换成新的储备纸币，将非流动资产转成货币。这样，需要贷款时银行将有更多现金；在恐慌面前，银行体系将不再那么脆弱。
储备银行也将持有政府存款，包括黄金，为这种货币提供后盾。格拉斯还提出，储备银行须保证银行存款，这个想法遭到了银行家们，尤其是大都市银行家们的反对。因为格拉斯计划并不具备将区域性银行聚合在一起的功能，所以它的集中化程度不如奥尔德里奇计划的高。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事实上，它的确远不及最终的美联储那样集中化。
格拉斯和威利斯列出了许多条目作为谈话要点，用以测试威尔逊愿意将这个银行体系推动到什么程度。例如，威尔逊是否会强迫银行违反自己的意志加入新体系，抑或这个体系是否应是自愿加入的，就像命运多舛的奥尔德里奇计划一样？
这个体系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这也是格拉斯和威利斯都明确的，就是银行体系应该按照区域层次来组织。[14]那样，就可以强迫银行将他们的储备金存放在储备银行的金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放在纽约的大银行或者华盛顿里。正如威利斯所写，目的是想为本地基金提供一个“本地的场地”。换言之，他们希望取代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托拉斯，在全国范围内分散信贷点。
格拉斯所提出的计划接近自由放任的理想：每个区域由一家银行代表，这家银行就在自己的领地，自治、私有，其规模大小按照适合19世纪的比例进行充分定制。
威尔逊专心地听着。计划中的某些东西引起了他的思考。他直截了当地问：“关于集中化，你做过些什么吗？”[15]
格拉斯愣在那里。他回答说，他的储备银行会向货币管理局汇报，那是1863年成立的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对威尔逊来说，这样粗略的检查是不够的。这位新当选的总统建议，虽然从政治上说中央银行不可行，但从经济上是可取的。[16]有些地方必须做出妥协。最后，威尔逊等于下达了一个命令。
他开口说，“你在正确的轨道上走了很远”，[17]但这个计划还需要“一个拱顶石”。威尔逊解释，这是指位于储备银行之上华盛顿的中央委员会。威尔逊当然会提前听取汇报；他关于“拱顶石”的想法可能是受了保罗·沃伯格的启发（沃伯格最近向豪斯提供了他的计划）(48)。无论如何，“拱顶石”的建议反映了威尔逊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因为他告诉格拉斯自己希望银行体系能够反映美国政府自身的联邦制设计。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设计。
格拉斯被吓坏了。当他离开时，他试图安慰自己，威尔逊只是想要一个监管性的“拱顶石”，但他担心威尔逊脑子里想的是一个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激进的、操作性的机构。(49)
两天后，在威尔逊生日那天，在弗吉尼亚州斯坦顿（这是他的出生地），新总统受到隆重的列队欢迎和接待。格拉斯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他希望“或许能和威尔逊先生在货币问题上进行一小时左右的探讨”。[18]这反映了格拉斯的目光着实短浅。对货币问题，新总统根本没有心情，所以格拉斯写信给他要求再开一个后续会议。虽然格拉斯意在使人安心，但他的一张签名便条泄露了他对不确定性的焦虑——“我想我理解你的建议，我们可能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拱顶石”。[19]他笨拙地这样写信给威尔逊。当格拉斯将自己的想法写给威利斯时，他表现得更为坦率。他以一种阴谋论的语气开篇：“对我来说，很清楚，那些人已经给威尔逊先生写过信，也与他交谈过。他们正在试图掩盖奥尔德里奇计划并向我们提供危险的集中化。但我们现在必须在这一点上保持沉默。”[20]接下来，格拉斯试图低调处理“新总统所表达的试探性观点”——尽管威尔逊根本不是试探性的——并且建议威利斯最好准备一个拱顶石以备“紧急情况”。换句话说，他希望这是一个不会实现的功能。格拉斯补充说：“说到我自己，我很高兴和新总统就某些中央监督控制机构达成一致，如果这样的机构没有中央银行的实际属性。依我的判断，”他继续说，“这就是危险所在。”不是分歧所在，而是“危险”所在。几天后，格拉斯担心他已让步太多。虽然他承认他们应该早就准备好这一“机制”，但他写信给威利斯说，“在我们需要拱顶石这点上，我还没被完全说服”[21]。
威利斯立即着手修订计划，将“拱顶石”包括进去，同时把在普林斯顿讨论的其他要点也反映在内。他和格拉斯发起了一场活动，目的是赢得银行家们的支持。两人并未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尔街，而是放到了支配美国银行家协会（ABA）理事会的银行家们（主要是中西部的）上，他们通过理事会控制了在全国拥有影响力的小城镇的银行家们。一个主要目标是巴顿·赫本，他是大通国家银行的主席和前董事长。虽然赫本主管的是一家纽约机构，但出生于农场的他是ABA的货币委员会主席，在格拉斯认为其提供的支持非常关键的银行家们当中颇有分量，这些银行家包括芝加哥的乔治·雷诺兹和詹姆斯·福根，以及圣路易斯的银行家菲斯特斯·J. 韦德。
芝加哥的银行家们热衷于中央银行的想法，但对任何纽约占主导地位的计划仍然不信任。尽管这样，他们对区域性的方式保持开放的态度，也逐渐欣赏沃伯格的集中化的论据。威利斯与赫本之间的谈话就像在跳一个小步舞曲，威利斯想试探赫本和他的同事们能容忍多少分权化，而赫本巧妙地回绝了。芝加哥派的领导人物福根特别坚持控制必须集中化。[22]
格拉斯用他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来说服行业，最好的、很可能是唯一的改革希望就是支持他。威利斯后来把听证会称作一个“测试民意”的练习，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为了使听证会不会提出批评意见，格拉斯和威利斯甚至没有透露已经草拟了一份草案。[23]相反，他们分阶段管理诉讼程序以引导舆论的正确导向。早在1912年12月31日，威利斯就向格拉斯保证说，赫本和沃伯格都“对听证会感觉良好”，并且愿意“通过提供适度和合理的证词来予以帮助”。[24]
赫本起带头作用，虽然他承认更倾向于奥尔德里奇计划，他也慷慨地承诺“没有人会声称，奥尔德里奇法案是最具智慧的标杆”。[25]这是格拉斯看准可以利用的“合理的”中间地带。银行家们有理由拒绝欧洲式的中央银行，即与普通客户做生意的欧洲的中央银行。美国银行家们害怕来自中央银行的竞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稳重的商业银行家们可能听起来更像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
然而，银行家们同样也拒绝了政府法定货币或联邦存款担保的布赖恩替代方案。布赖恩的方法代表了一种相反的哲学：与其要一个强大的私人银行网络，不如要一只强大的政府之手。银行家担心布赖恩的补救办法会导致通货膨胀。他们的犹豫不决对格拉斯是有利的，因为他避开了两种极端，同时又需要加筹码来抵制忠于布赖恩的委员会成员。
那个没按套路出牌的证人是沃伯格。他走得太远以致现在已抛弃了自己的信念。沃伯格做证说，一个区域性的体系将会延续现有秩序中存在的缺陷。他向小组委员会生动地描述了1902年他首次抵达纽约时对缺钱的恐惧。现在作为美国公民，他斗胆指责自己移居的国家忽略了在他国银行业里行之有效的东西。他说，美国最迫切的需求是集中储备，因为如果没有它，货币将永远不会具备真正的弹性。“弹性货币”是那个时代美国人的流行语。沃伯格知道它能产生共鸣，所以使用它并更进一步地用生动的措辞来定义它。他指出，7500家国家银行中的每一家都必须冻结他们四分之一的资金，“把它们放入一个保管箱里却无法起任何作用”，美国已经被这种“愚蠢的条件”所绑架。
格拉斯试图将沃伯格当作一个绝对论者。
主席：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成立中央储备局，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什么也不做吗？[26]
沃伯格拒绝接受格拉斯这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表述，但他指出，在一个有多家储备银行的体系中，纽约和芝加哥的银行肯定会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格拉斯想要避开的。沃伯格质疑区域性银行是否会再像票据交换所在1907年那样彼此之间相互合作。不过，他试图为小组委员会保全脸面而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坚称不用建立“中央银行”的正式的用语也可以实现中央化储备。
主席：这就是你想实现的中央化储备？
沃伯格：主席先生，不是我想要达成这个。而是据我所知——我对此已经非常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多年研究这是唯一的、基本的方式，世界上每个其他国家都在使用这种方式处理。
维克托·莫拉韦茨用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区域储备例子，向沃伯格提供了一个权衡方式。据推测，区域性银行将能更加灵活地适应当地的信贷条件，特别在那个物理距离的影响非常大的时代。正如莫拉韦茨所指出的，单个的银行以后总是可以合并的。
格拉斯又一次抛出了民主党政纲的限制，[27]他说这是小组委员会“面对”的障碍，并“阻止”它采用中央银行的形式。他提到了该党对中央银行的“传统敌意”，好像它是一个可能令人遗憾但无法挣脱的锁链。这也是他回忆录的论调，在那里他还提到了对废除了第二银行的杰克逊的回忆，这是一个一直“徘徊”“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幽灵。因为格拉斯的这些论据没有触及实质，他们不禁质疑格拉斯为什么如此恐惧中央银行。虽然他与布赖恩一样，对大公司表现出一种隐约的厌恶，但很难否认格拉斯的主要关注点还是政治。
无论如何，他们的效率很高。正如沃伯格所说，听证会说服了银行家们，“对任何不支持区域性储蓄银行原则的计划，格拉斯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不会认真考虑的”。[28]著名银行家如赫本和韦德，甚至包括福根在内，都同意支持一个区域性框架，即使他们想要继续推动各部分相互衔接、紧密结合。[29]
沃伯格重写了最新计划，使其包括四个相互负责的区域性银行，这比格拉斯的计划少得多。[30]他将这个版本交给了亨利·摩根索，还有与格拉斯持相同论调的威利斯。沃伯格的观点是，体系中过多的银行将使其缺乏协调，而在协调性较弱的地区则会造成资本的缺乏(50)。但四个紧密结合的银行可以保持集体安全的原则。[31]沃伯格提出，重点是如何统一体系以保持储备的流动性。同时应尽可能地赋予各个银行足够的独立性，“否则它们将只不过是一个所谓‘安全储蓄’的保险库”。[32]尽管沃伯格的意见具有建设性，但格拉斯并不像信任其他银行家那样信任他，[33]也许是因为太难令完美主义者沃伯格满意了；他怀疑沃伯格的真正目的是重启奥尔德里奇计划。沃伯格也予以回击，认为格拉斯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他没有奥尔德里奇那样的商业头脑。[34]
威尔逊渴望在3月4日就职时能有一个法案。[35]威利斯在1月15日完成了草案。听证会进行过程中，他还在不断修改草案，并仍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来进行保密。[36]在一系列信中，威利斯苦苦地询问格拉斯，应允许多少人看到草案，并纠结于是否将仍在为他提供建议的詹姆斯·劳克林排除在外。最终他建议只向参与秘密会议的一小部分人展示草案，并在那之后“回收所有的副本”。采用这种方式，格拉斯和威利斯像杰基尔岛上的银行家们那样秘密谋划。劳克林迫切想要得到一份副本，但现在格拉斯已得到威尔逊的关注，不再需要劳克林了。1月底，格拉斯向威尔逊提交了正式草案，这次是在特伦顿的州长办公室。在这次会议上，威尔逊对格拉斯区域性的基本设计表示赞同。劳克林痛苦地得出结论，他已经被“挡在了墙外”。[37]
格拉斯带到新泽西州的文件已经被做过一些温和处理以抚慰银行家们。[38]储备银行不再有存款担保，它仅能接受银行存款而不接受普通公民存款。可以说特伦顿草案构想了一个“银行家的银行”。然而，储备银行却被允许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如购买债券，这后来成为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最有用的工具。与银行家希望的刚好相反，储备银行成员资格是强制性的，而且格拉斯轻易就忽视了沃伯格关于减少储备银行数量的警告，规定其“不少于15个”。
在其他方面，特伦顿草案与被废弃的奥尔德里奇计划惊人地相似。[39]两者都提出了一种由银行资产和黄金储备支撑的新货币，并且都设想了一家或多家新的机构持有银行储备，由当地的银行家委员会和华盛顿的最高委员会管理。格拉斯是想要十五家或更多的银行，奥尔德里奇则设想了15家分支机构。尽管奥尔德里奇计划频频遭到指责，说它是精英主义，但这两个法案在提供民主治理和地方代表性方面是类似的。
法案的范围也差不多。[40]它们都提议成立一家新机构作为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门，建立一个银行监察和支票结算体系。威利斯甚至模仿了奥尔德里奇法案的措辞。
当然，两者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奥尔德里奇和沃伯格设想了分布于全国的服从于中央机构的“分支机构”。[41]格拉斯则提议具有更大的地方独立性的区域性“银行”。不过这可以说只是程度问题。另一个区别是，《格拉斯-威利斯法案》迫使银行将其储备转移到新的储备银行，使得储备在农村-城市-纽约的危险“金字塔”不复存在。而奥尔德里奇由于并不想冒犯他的银行家同事们，在这个关键点上保持了沉默。
随着格拉斯法案的不断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与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明显差异。威利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辩称，“联邦储备法案”是作者们从众多法案和想法中加以选择、修订和筛选的产物。[42]的确，法案中很少有凭空产生的变革性想法。尽管如此，威利斯还是声称该法案“并非来源于或模仿目前提出的其他法案或建议，甚至没有受到它们些许影响”。[43]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事实上，格拉斯法案直接参考了奥尔德里奇计划，这一点很容易识别。但是出于政治原因，以及希望强调自己的作用，格拉斯和威利斯都不得不否认与奥尔德里奇的关联。
随着就职典礼日的临近，威尔逊纠结于是否要给布赖恩提供一个内阁的位置。[44]最终，他认为还是让布赖恩入阁麻烦会较少些。布赖恩被安排在了众议院——这让银行家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最大的噩梦就是在财政部看到布赖恩。对选举影响力极大的豪斯上校，阻止了另一个公司批评家路易斯·布兰德斯进入内阁，可能是因为威尔逊对布兰德斯表现出明显的赞赏，让豪斯认为他对自己造成了威胁。威尔逊很不情愿地默许了。豪斯也委婉地拒绝了给自己的内阁职位，他更喜欢做幕后参谋。
银行立法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财政部。根据豪斯的建议，威尔逊选择了商人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45]他也是威尔逊竞选的经理人之一。这一选择鼓舞人心。威尔逊的内阁中超过一半是南方人，麦卡杜也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佐治亚州，在内战期间陷入“痛苦的穷困”[46]中。他们一家搬到了田纳西州，麦卡杜在那里学习法律，并开始用微薄的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就是诺克斯维尔的有轨电车线路的投资（就是这个产业让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积累了财富）。当风险投资失败后，他搬到了纽约。由于没有多少资源，又有六个孩子需要抚养，他试图重启一个废弃项目，即在哈得孙河下开挖连接新泽西和曼哈顿的铁路隧道。该项目面临着工程和财务方面很大的障碍。不可思议的是麦卡杜竟然成功了（这个隧道在今天仍为通往纽约中城和市中心非常繁忙的铁路交通服务）。
尽管摩根提供了资金，但麦卡杜并不是华尔街内部人士，[47]他与银行家的斗争使他对金融世界心存偏见。他自认为是一个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执行人员，他的座右铭是“让公众愉悦”（The public be pleased），这是对铁路大亨威廉·范德比尔特臭名昭著的“诅咒公众”（The public be damned）说法的聪明的反对。麦卡杜的口号肯定经过精心策划，以便进一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但他也确实做了不少实际工作，他运营的汽车窗明几净，设立了客户投诉箱，并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同寻常的。
麦卡杜是一个企业改革者，又是一个将要被提携的南方人，这对威尔逊来说简直太完美了。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受共和党统治，企业界对未来民主党可能会当政感到不安。[48]而麦卡杜则是一个企业界可以接纳的民主党人，同时他也清楚地与进步主义理念保持一致。他坚信，经济事务的发言权应交给政府，而不是把它交给那些他曾经与之交锋过的大亨。麦卡杜肤色黝黑、戴德比帽、着黑色西装，他动作敏捷、富有活力，与新总统不同，他更喜欢行动而不是理论。
威尔逊决定从关税开始他的立法攻击战，因为关税问题比银行改革更简单。在他上任前不久，京通过了关于征收所得税的第十六修正案。这为削减关税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因为威尔逊现在可以用所得税代替削减的关税收入。然而，削减关税是有党派性的，南方人喜欢它，但被看成反商业的。威尔逊不想被人看作一个“南方的”总统。他在自己的议程中加入了进步主义的色彩，1月份，在对纽约南方学会的讲话中，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拒绝分裂。[49]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主党人渴望银行改革，[50]这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不管它们在南方还是北方。威尔逊认为格拉斯法案有利于银行客户，而不仅限于银行这一狭窄领域。他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新的信用中心来放开经营。[51]威尔逊也在憧憬能迫使华尔街屈服的前景。他认为，如果格拉斯法案得以通过，新的储备银行将对纽约金融管理局的影响予以平衡。据即将成为威尔逊白宫秘书的约瑟夫·图姆尔蒂所言，新总统说，他希望“从某些金融利益集团那里收回权力，在历次总统选举中他们行使这些权力‘欺负’了民主党”。[52]
似乎还缺另一个理由，于是在就职典礼前几天，塞缪尔·安特梅尔提交了金融托拉斯调查的最终报告。这是对主宰美国金融的“老男孩联盟”的激烈控诉。[53]安特梅尔无情的盘问和引人注目的图表已经证明了交织在华尔街和美国企业界之间的连锁董事网。弗兰克·范德利普做证说，令他尴尬的是，他在35家公司担任董事。安特梅尔确凿地证明，所谓证券的竞争只是一场闹剧。提供关键证词的不是别人，正是摩根的朋友乔治·贝克。
安特梅尔：在过去五年里，你曾与摩根集团竞争过任何证券吗？
贝克：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过竞争。
安特梅尔：你们和他们瓜分证券市场，不是吗？你们的证券会分一部分给他们？
贝克：我们往往是这样。
安特梅尔：如果他们有一只证券，他们也会给你们一部分，是吗？
贝克：是的。[54]
安特梅尔确定金融托拉斯的确存在——他在报告被引用最多的部分写道，这个词被认为是用来指代“少数金融业领导之间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共同体……这导致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权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55]安特梅尔将J.P.摩根、詹姆斯·斯蒂尔曼和乔治·贝克划为“核心圈”。值得称赞的是，他承认，没有发现没有价格垄断或密谋。但这足以说明，存在金融托拉斯——威尔逊和民主党人肯定地认为即使只存在滥用的可能性，后果也是严重的。
公众对此几乎都非常反感，[56]甚至连《华尔街日报》也勉强承认，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华尔街。听证会说服进步人士，必须立即着手进行银行改革。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布兰代斯用主题为“打破金融托拉斯”(51)的系列文章进一步激起了公众舆论。就在国会辩论格拉斯法案期间，该系列文章在《哈珀周刊》上连载。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相对普通银行而言，安特梅尔对托拉斯的描述更适用于证券。毕竟，美国只有25,000家银行，其中大约一半是1900年后成立的。[57]这个行业也不算特别有利可图，国家银行的净收益总额仅为1.61亿美元（换算成现在的金额大约是38亿美元），资产回报率低于2%。[58]此外，1912年纽约市的银行在全国银行资源中所占的份额比1900年的少。在纽约，资产比以前更为集中，而那些最大的银行的董事会确实很舒适。但总的来说，传统银行并没有表现出华尔街的卡特尔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托拉斯”只是一个用来向公众推销改革的方便的标签而已。
当安特梅尔抨击金融危机中收集储备的权力分配不平衡时，他的说法更站得住脚。他曾就1907年的市场动荡向纽约证券交易所前总裁R. H. 托马斯提问：
安特梅尔：当摩根先生发号施令时，这是否会改变恐慌的情况？
托马斯：当然，这对缓解局势有着非常决定性的影响。
安特梅尔：那就是这只取决于一个人，由他决定恐慌是应该继续还是结束，是吗？[59]
在安特梅尔的鼓动下，记者艾达·塔贝尔将其中一个最薄弱环节归咎于纽约结算所。塔贝尔称，这个私人银行家俱乐部正在“行使已经逐渐收拢到自己手中的权力”。[60]它没有能力提供安全性。它的权威只是城市级的，而非国家级的；甚至在纽约都没有得到普遍认可，而且它任意分配自身权力。“如果国会……给我们提供了任何好的、健全的货币立法，就像世界上其他商业国家所做的那样，”回想起在上次恐慌中的绝望，塔贝尔近乎呐喊地说道，“签发结算所证书永远不会有任何问题。”这样的论点引起了国会的注意。
1913年3月4日，伍德罗·威尔逊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起驾车到国会大厦。[61]塔夫脱虽然在竞选中落败，但依然风度翩翩。士兵们把人群往后推，但他们离演讲台很远，观众几乎听不到发言。威尔逊叫一个助手指示人们可以靠前，就像进步主义执政向前一样。传记作家约翰·米尔顿·库珀（John Milton Cooper）指出，威尔逊是最后一个自己写演讲稿的国家总统。他的发言尽管很简短，但充满了火药味。他猛烈抨击了商业大亨的残酷无情，咆哮道：“我们为自己所取得的工业成就感到自豪，但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停下来认真地计算人力成本。”[62]他补充说，“在我们急于获得成功和伟大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粗暴、无情和冷酷。”但谈及他的施政纲领时，新总统温和得令人放心。他不希望发生严重的动荡，而只是“冷静地重新思考”。令银行家特别安慰的是，他宣布说：“我们应该逐步复苏经济，而不是走向毁灭。我们应按照现状或可能对它进行修改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现有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好像一张白纸一样重新开始。”
威尔逊是第一位（也是截至本书写作时唯一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总统。他带着周密的计划和对总统权力确定无疑的把握入主白宫。第62届国会任期已过，他选择在4月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关税问题；银行改革的时机已经到了(52)。差不多就在威尔逊入主白宫一周前，墨西哥总统被逮捕并紧接着被杀，[63]这使他多少受到些冲击。整个1913年，边境以南的暴力革命始终困扰着他，他试图把注意力聚焦在国内事务上。对边境以南暴力革命的关注成为他以后把精力投入到外交事务特别是与欧洲的外交事务的预兆。然而，3月份，威尔逊把墨西哥放在了一边，接见了格拉斯和麦卡杜，并敦促格拉斯迅速交付法案。接见之后格拉斯非常兴奋，他向威利斯报告说：“我预计总统、麦卡杜先生和我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会经常讨论协商，我希望能够详细了解我们法案的所有细节。”[64]
随后，格拉斯敦促正在修改草案的威利斯抓紧工作。[65]对格拉斯来说，立法会议之间的间隙是件好事。他不需要咨询其他成员（他的委员会尚未重组），可以专注于体系工作的机制建设。他与美国铸币局的董事通信，[66]对方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建议，敦促私人银行通过用自身储备的黄金交换储备票据来融入新体系，并成了格拉斯在政府内部的盟友。
像往常一样，格拉斯和威利斯忙着解决潜在的威胁。威利斯警告格拉斯，麦卡杜在建设哈得孙河隧道时收到过库恩-勒布公司（沃伯格的公司）的投资，据说是沃伯格支付的。[67]但并没有证据证实。安特梅尔则是一个更大的过去的威胁。这名律师曾试图重启有关金融托拉斯的调查；[68]失败后，安特梅尔试图通过培养与豪斯的关系来接近威尔逊，因为豪斯和他都惯用阴谋、臭味相投。安特梅尔向豪斯暗示，格拉斯法案不能解决信贷集中这一问题——而自然地，只有安特梅尔脑子里的法案可以解决。
豪斯对银行法案很感兴趣，[69]他在日记中提到多次会谈，会谈对象不仅包括安特梅尔，还包括华尔街银行家如杰克·摩根、沃伯格和范德利普等多人。他还在和格拉斯一起坐车时讨论立法。[70]所有人都渴望见到豪斯上校，因为他与威尔逊的关系密切是众所周知的(53)。但是亲近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总统有影响力。在白宫的一个“家庭聚会”上，豪斯上校与威尔逊分享着鱼、牛肉片、米饭、豌豆、土豆和冰激凌，他看似随意地暗示他和麦卡杜“使格拉斯法案最终成形”。[71]但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威尔逊赞同这个想法。豪斯还转达了钢铁大亨亨利·弗里克的一个请求，希望管理层低调地解决政府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威尔逊直接拒绝了这个明显偏向企业的请求，并回答说美国钢铁公司应该得到“与任何其他企业一样的对待，不多也不少”。[72]总统很信任豪斯，依赖他的情感支持，但在银行和其他财务事项上，麦卡杜则重要得多。[73]
因为与塔夫脱的友好关系而被宠坏了的华尔街银行家们，感到他们在白宫的影响力日渐减弱。范德利普抱怨说，他与威尔逊的“友谊”似乎并不算多。[74]杰克·摩根选择出售他公司在国家城市银行的大部分股份，以防止公众的批评。这种迹象表明，在新的行政管理下，银行的监管链更短，特别是在他们可能被怀疑有不当影响的事项上。正如摩根说的：“我们都觉得理应或多或少地关注公众感受。”[75]
老摩根在国会露面后淡出了公众视线，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去埃及旅行，他正在那里资助考古寻宝。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及家人和摩根乘坐同一艘船离开。[76]奥尔德里奇的大女儿露西说：“从离开纽约起，我们实际上与摩根的人已经是一个团队了，我们一起经历和见证了那些残破的格局。”奥尔德里奇一直爱好古董，这种爱好在他暮年时更为强烈。在开罗，参议员、皮尔庞特与苏丹的征服者——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一起共进午餐。这些家族是镀金时代闪闪发光的遗迹，他们乘坐两艘私人蒸汽船在尼罗河上游玩，并“停泊在同一地点”。然而，摩根感到疲劳和抑郁。3月份，他们都到了罗马。奥尔德里奇买了一对大理石狮身人面像和两个波斯碗，然后前往蒙特卡罗。从他的艺术经销商那里，除了他的艺术品包装的细节外，他还得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留在罗马大酒店的摩根病得很重。3月31日，在向奥尔德里奇说明情况时，经销商补充说：“很遗憾，摩根先生身体一点儿也不好，各种谣言满天飞。”摩根就在那天过世了。
摩根的过世象征着仅靠单个金融家就可能挽救银行体系的时代的结束。威尔逊新任命的驻英国大使沃尔特·海恩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马上发现，“如果做出明智的修订，那么修正后的货币和银行法律将阻止任何其他这样的情况出现”。[77]佩奇准确评判道：一个拥有这种权力的人，“不适合美国的生活或商业模式”。范德利普也预感到了摩根的逝世将意味着什么。他写信给斯蒂尔曼：“国王死了，没有人喊‘国王万岁’，因为普遍的看法似乎是，将不再会有其他国王；摩根先生，在他生存时代的特殊人物，却没有继任者，因为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另一个时代。”[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