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伍德罗奇迹

一个民主国家拥有的天才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多，因为民主国家让天才的才华得以释放。[1]

——伍德罗·威尔逊

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正确率达60%∼70%。[2]

——伍德罗·威尔逊于1912年竞选期间的私人谈话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自己起草了民主党的大部分政治纲领，它像另一把匕首，插入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心脏。不管詹姆斯·劳克林如何请求他保持克制，这位伟大的民主党人还是直言不讳：“我们反对所谓的奥尔德里奇计划，也反对成立中央银行。”[3]巴尔的摩会议上批准的继续支持“对银行法案进行系统修改”政策，使整个国家从恐慌与萧条中摆脱出来。卡特·格拉斯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他几乎有权制订任何法案，只要这项法案不代表奥尔德里奇计划或成立“一家中央银行”。但是，该政策还强调每个州的权利，主张农民的信用“与货币改革问题同等重要”，因为农民一直是布赖恩的首要支持者。

这张为银行业改革开出的乱七八糟的处方展现出一个更大的真相：民主党正处于转型期。该政策是进步主义的，强调更强硬的反托拉斯法，禁止企业为竞选捐款及收取所得税。然而，民主党仍过于传统，无法接受妇女选举权或最低工资，因为接受其中任何一项都会触怒它的南方大本营。民主党是强调城市进步主义运动，还是强调农村对华盛顿的不信任，将取决于他们选择的领导人。

从一开始，布赖恩就使大会陷入骚动不安中，[4]因为他提议拒绝提名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何人：接受过J.P.摩根的恩惠，或是两个公认是他盟友的大会代表⁽³⁹⁾的恩惠，或受过“其他追逐特权的成员和寻求照顾的阶级”的恩惠。事实上摩根并没有远程控制民主党大会，因此布赖恩的提议纯属无中生有，但它到处传播。关于布赖恩正在寻求提升自己候选人资格的谣言传遍了民主党大会；更有可能的是，他希望建立自己作为权力经纪人的诚信。由于布拉斯加州初选结果在第一次投票中的判定，布赖恩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都流向了查普·克拉克。这名密苏里代表以440.5的票数相对威尔逊的324票差额胜出。但威尔逊也有优势，他的支持者们更狂热，更忠诚，这抵消了他票数上的劣势。

当投票开始时，威尔逊在西格特焦急地读着电报公告。[5]只有艾伦和女儿们陪着他，没有别的访客。他一直满足于学术研究所特有的孤独，整整一天都沉浸在一本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一位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也因其演说、宗教和自由主义观点而出名——的传记里。为了等待消息，午夜过后威尔逊仍然没有睡。

第二天，6月29日星期六，纽约代表团转而投票给克拉克，使这位议长拥有多数票。艾伦泪流满面，威尔逊似乎即将落败。然而，民主党要求三分之二多数票。在第14轮投票中，布赖恩宣布因为纽约集团被腐败的坦慕尼⁽⁴⁰⁾机器所控制，因同情华尔街而抛弃了克拉克这边，他自己将转而支持威尔逊。从那以后，总统竞选的投票就像是一场消耗战，双方不相上下。到第30轮投票，领先的地位终于发生了变化。直到7月2日第46轮投票时，威尔逊最终取胜。他写信给玛丽·佩克，“我成为最终提名人是一种政治奇迹”。[6]

伍德罗·威尔逊55岁，深棕色的头发正在变成铁灰色，一张方下巴引人注目。他是个南方人，但最近30年都待在北方，从一位保守的英国议会统治的崇拜者，转变为一个进步主义者。历史学家一直没能理解为什么威尔逊改变了他的立场。当他在普林斯顿任校长期间与特权阶级斗争时，机会主义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但相比人们所了解的，实际这种变化更符合他不断发展的思想。[7]威尔逊相信自由主义，他相信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并虔诚地相信竞争的力量可以缓和商业周期不利的过度波动。这是纯粹杰斐逊式的民主。他从部长父亲那里继承了公共生活的道德观，再加上自己的理想主义，使他相信商业领袖会为公民利益工作。然而，当他离开普林斯顿时，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相信商业周期能够自我调节。但他从不怀疑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威尔逊希望联邦政府介入，尤其在反托拉斯上，这可以铲平公平竞争的障碍。

对威尔逊来说，美国民主的神来之笔在于它不断自下而上重塑自己的力量。在肯塔基的巡回演说中，他说“每一个民族都从这些无名者的行列中获得新生”。他确实对巨型托拉斯的出现以及现代工业的巨大规模和没有人情味感到震惊。他害怕个人会被“淹没”。在一句唤起人们对近代回忆的印象深刻的话中，威尔逊提到他担心“我们被称为‘繁荣’的过程，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8]

与被草草形成的进步主义党提名的罗斯福相比，威尔逊可能被认为比较保守。罗斯福认为大型托拉斯是有效的经济主体，是繁荣所必需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废除托拉斯，而是规范它们。威尔逊嘲笑这是“专家建立的政府”。[9]罗斯福的怪诞而冠冕堂皇的“新民族主义”提出大企业和政府成为合作伙伴；而威尔逊想在必要时，让政府与托拉斯分离，恢复杰斐逊式的平衡。

威尔逊的哲学在两方面引导他走向银行业改革。首先，他对联邦权威很少抱有疑虑，[10]即使他有时会效仿南方人对各州的权利表示关注。他的学术工作本质上是对在民主国家运用权力以及如何才能让中央政府最有效的长篇论述。早期，他崇拜英国的体制，因为他认为它比美国式的权力分离更有效。事实上，他曾说过，他宁愿活在1776年做个保守党人，也不愿看这个国家分裂成13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领地。

同时，威尔逊把银行业的问题看成垄断问题的一部分。他担心，金融巨头联合会限制个人和小企业获得信贷的能力。在西格特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时，他将金融托拉斯与其他托拉斯混为一谈，谴责“银行、铁路、快递公司、保险公司、制造业、矿业企业……以及其他所有的大型联盟”。虽然不是非法的，但他说，这样的联盟“可以控制信用和企业，如果他们想的话”。

威尔逊的经济分析太过单纯，没有针对具体的银行问题。垄断并不是个人信贷缺乏的单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他忽略了保罗·沃伯格发现的更大的问题，即对储备资金池的需要，以确保贷款持续的流动性。然而，威尔逊相当坦率地承认他对于这个问题——他称之为“我们银行业和货币法案的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缺乏专业知识。⁽⁴¹⁾事实上，他承认，“我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被教条化了”。[11]

一个较为公正的解读是对垄断的厌恶促使威尔逊着手解决他认为在银行业存在的类似问题。即使问题不严格相似，却允许他主张对其他问题进行认真的修订，并允许他进行银行改革，最终成为一项进步主义的事业。

竞选活动非常引人注目，即便其结果没有太多悬念。罗斯福在东北部和上中西部的力量都很强，但他和塔夫脱不可避免地各自拉选票。与此同时，威尔逊在南部和西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包括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在内的这四个人之间的相互角力，迫使主要政党进行调整。民主党变得比共和党还要“左倾”，并且这种模式将持续长久。竞选中没有单一的议题占主导地位，候选人之间的分歧也并非特别尖锐，但人们感受到这次选举昭示着一个新的方向。

威尔逊从强调关税改革开始，他对关税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一种贸易中非自然的扭曲，但关税问题已经失去了它的锋芒。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是波士顿的一名律师，他凭借对政府调控商业的坚定拥护赢得了一席之地，在咨询过布兰代斯之后，威尔逊转向一个更有力的主题：拆分垄断集团。即便那样，他的夸夸其谈也有让他失去听众的倾向。当威尔逊宣称“我支持大企业，但我反对托拉斯”时[12]，台下的听众大多数都挠挠脑袋，不知所云。

罗斯福的策略是对威尔逊进行攻击，说他是个伪装的保守党。他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13]单纯的反托拉斯活动并不能为那些吵着要求工会组织权或更高工资的工人们提供公平的竞技场。威尔逊也支持劳工，[14]但他对它的热情是最近的事情；相比之下，罗斯福，这位富有而平易近人的纽约人，与工厂工人及其他城市劳工的联系更为紧密。

华尔街和美国其他地区一样四分五裂。[15]以前在摩根公司的乔治·珀金斯，现在是罗斯福竞选团队的领导，这使他与之前所在的公司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裂痕。J. P. 摩根和安德鲁·卡耐基都支持塔夫脱——这位最重视商业部门的候选人。但许多金融家，包括保罗·沃伯格和雅各布·希夫在内的典型共和党人，则向威尔逊捐款支持他。华尔街金融家认为威尔逊既没有罗斯福那么邪恶，又比塔夫脱更有可能当选。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律师安特梅尔，因为自身的原因送给威尔逊一万美元（他正在密谋操纵委员会的立法任务，并希望威尔逊成为他的盟友）。注意到犹太银行家们正在支持威尔逊，弗兰克·范德利普攻击道，“希伯来元素”正在公开支持假定的赢家。“希伯来元素”是一种蔑称，这反映了那个年代普遍存在于银行家中的一种反犹偏见。

威尔逊当选的可能性看起来越来越大，银行家倾向于更清楚地表明民主党的议程。在公开场合，威尔逊拒绝被人牵制。他告诉一位社论作者，他不想使这个国家的注意力从大的原则转向细枝末节。[16]他关于银行业的竞选讲话是陈词滥调。[17]

然而，在私底下，威尔逊准备放弃民主党反对中央银行的传统。在一个关键支持者的家中，他与范德利普进行了商谈，他称赞了范德利普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同时巧妙地把话题引向范德利普对自己在公众场合的沉默所做的批评。“你不明白政治，”威尔逊指责范德利普说，[18]“这与我认为该做的没什么关系。我首先得当选。”威尔逊更进一步与亨利·摩根索会面，这位在民主党中表现突出的房地产投资者，曾于1912年9月到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家进行拜访。摩根索向纽约银行家们报告，说威尔逊认为奥尔德里奇法案的正确率是60%∼70%。[19]威尔逊补充说，他们必须用另一个名字再起草一个法案，但在新起草法案完成之前，他们会将奥尔德里奇法案的正确率提高到80%。

但即使在向银行家们发出希望信号的同时，威尔逊还是继续对布赖恩示好。[20]在内布拉斯加停留期间，威尔逊与布赖恩待在一起，两人一直聊到深夜。布赖恩也曾大力为竞选拉票，这提高了他在威尔逊政府有影响力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个内阁职位。

罗斯福给竞选提供了最为戏剧性的一幕。10月，正当他在密尔沃基演讲时，一个离他很近的人拔出手枪开火。子弹穿透了这位候选人的肋骨，他的胸膛鲜血直流。罗斯福抑制不住好奇，问这个精神错乱的袭击者：“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拒绝了一名医生要他马上进行治疗的命令，直接来到大礼堂。现在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这位曾经的战士和猎巨兽的猎人对人群说：“我刚刚被人枪击，但杀死一名进步党党员⁽⁴²⁾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他整整讲了50分钟才去医院。但他的英雄精神来得太晚了。

威尔逊赢得了40个州，比罗斯福的选票差不多多了一半（630万票对410万票，塔夫脱尾随其后，得到350万票）。虽然威尔逊只获得了42%以下的直接选票，但他的胜利是决定性的。20年来参议院首次转向民主党，同时民主党赢得了众议院三分之二的控制权。⁽⁴³⁾

威尔逊为胜利而激动，却因竞选而疲惫，他计划去百慕大群岛休假。在出发远航之前，三个准银行改革派对他纠缠不休。在这些追随者中威尔逊如何选择，将对改革命运的决定大有帮助。

在这些请求者中，詹姆斯·劳克林是唯一具有银行专业知识的。[21]他对公民联盟（现在已经偃旗息鼓）没有撰写自己的改革计划感到遗憾，并渴望得到认可。劳克林不明智地致电总统，要求在他旅行前和他进行“简短的会谈”。但威尔逊拒绝了。

在威尔逊获胜后的那天，塞缪尔·安特梅尔联系了他，声称自己有急事，要求占用威尔逊“整个一天中最好的部分”，这其实更多是虚张声势。[22]威尔逊巧妙地把他打发了。

威尔逊也接到卡特·格拉斯的信，信中说他和他的助理帕克·威利斯，“已经初步制订了所谓的奥尔德里奇法案的替代品”。[23]这显然夸大了他们取得的成果，但格拉斯对他们的目的说得很准确。“我认为如果没有你提供一些建议，委员会将难以为继。”威尔逊以比对安特梅尔更温暖的态度回复道，他希望尽快与格拉斯“交流沟通”。

威尔逊所说的“短假”实际上是四周左右的逗留。[24]在威尔逊缺席期间各方使出各种花招，竞争异常激烈。开始时是安特梅尔策划的与威利斯的会议。[25]表面上，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安特梅尔要威利斯对资金托拉斯听证会给予好评，资金托拉斯听证会预计在11月底恢复，威利斯的日常工作仍在《商业日报》。不过，安特梅尔也透露，尽管大家都同意对银行委员会的职责进行划分，他本人“正计划今年冬天让资金托拉斯小组委员会出台立法”。换句话说，他一心想篡夺格拉斯的权力。

第二天，威利斯把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转告了格拉斯。正如威利斯所总结的，“安特梅尔设想了一个总体的竞选活动，其目的在于把所有委托给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职能都放在自己名下”。[26]

同样令格拉斯不安的是，安特梅尔似乎在与一些金融家结盟，或至少与他们达成协议，听证会上将对这些金融家们的运作进行探究。据威利斯报道，那傲慢的律师坚持认为，对格拉斯来说，任何包含“中央储备协会”的银行法案听起来都太像中央银行。事实上，安特梅尔是明确立法要保留“奥尔德里奇法案的主要思想”。[27]

格拉斯与安特梅尔的个人竞争现在表现在改革方面。格拉斯感到愤怒，并意识到他领导改革的位置岌岌可危，他写信给委员会主席阿尔塞纳·普若，谴责安特梅尔“不恰当的活动”[28]并寻求普若的安慰。普若也重申格拉斯在货币立法上的权威，但格拉斯很难指望安特梅尔很容易就此让步。普若将在这一轮会期结束时退休，以及安特梅尔会影响下一届主席选举的可能性把格拉斯逼得近乎绝望。

根据劳克林的说法，格拉斯指责安特梅尔的政治阴谋，并归咎于犹太金融家们，说是他们“促使”他从幕后走上舞台的。劳克林自己也忍不住对这些银行家所谓的邪恶进行攻击。他写信给威利斯：“在道德方面，不要信任希伯来人。”[29]非犹太的当权派视犹太人为篡位者，欢迎他们进入金融业仅是暂时的，而且是在他们举止谨慎的条件下。安特梅尔毫无疑问是个狡猾的家伙，但劳克林也遭到了整个行业的质疑（在他这种情况下，芝加哥的主要银行家们对他提出了质疑），他相信中央储备。也许更关键的是，来自安特梅尔的威胁将进程向前推进，因为它促使散漫的威利斯及格拉斯开始行动。在秋季竞选期间，威利斯和格拉斯甚至没有接触过。而威利斯，虽然他说自己“忙于银行业问题的各个阶段”，[30]他却没完成任何文字或草案。现在，格拉斯和威利斯忙了起来。

11月中旬，格拉斯在洛丽酒店接待了劳克林，[31]这是他在华盛顿的住所，并要求劳克林帮助威利斯草拟法案。据劳克林说，关于“特别条款”，格拉斯一条建议也没有提。他唯一担心的是，草案无法与民主党政纲“抗衡”。事实上，格拉斯手里有政纲的复件，强调他忠于党派的教义。劳克林温和地提示他们可能会超出政纲允许的范围，对此格拉斯没有回答。双方同意这个问题只能让威尔逊来解决。

事实上，格拉斯还在努力理解银行业的准则。[32]他和威利斯大量地寻求建议——然而正如学者罗伯特·克雷格·韦斯特（Robert Craig West）所指出的，等到需要共享信用时，他们就表现得粗野无礼。这国会议员是一位慎重的“学生”，但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他将为之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也许是因为不确定自己的立场，他固执地坚守自己的信念。

格拉斯往往从阴谋论的角度看待世界，怀疑与他观点相左的人们是出于邪恶的利益驱使。格拉斯也承认自己“疑心太重了”。[33]在努力让银行业支持他的过程中，这点对他造成了损害。格拉斯知道他需要这个行业的支持，但他拒绝把银行家们当作他的知心人。因此，大多数银行家们只听到格拉斯和威利斯要搞什么小动作的传闻。“格拉斯先生很少允许把事情公之于众或根本都不对外公开。”失意的沃伯格述说道。[34]

虽然培养格拉斯的努力受挫，但沃伯格使得新当选总统的圈子逐渐感受到他的影响力。威尔逊的亲密朋友豪斯渴望听到沃伯格的观点，沃伯格巧妙地向他游说众议院相信中央银行的好处。摩根索是另一个威尔逊的顾问，他要求沃伯格准备一个计划，来弥合民主党政纲和“健康的银行业”准则之间的差距。[35]威尔逊还读了提倡区域银行网络的铁路律师维克托·莫拉韦茨的一篇文章。通过这些渠道，这样威尔逊回来后，将了解华尔街的想法，他们普遍重申他自己的信念。虽然这位新当选总统没有确定的议程，总的来说，他更倾向于某种形式的集权，他对华尔街的敌意比布赖恩和普通民主党员少。

当在一次华盛顿晚宴上被介绍给豪斯时，格拉斯才开始对众议院民主党（大多效忠于布赖恩）和萌芽期的白宫之间的鸿沟略窥一二。威尔逊神秘的朋友把格拉斯拉到一边，私下里说中央储备的种种优点。格拉斯立刻予以反对，说民主党党纲“不允许”他的委员会提出这种补救办法。豪斯直截了当地说：“格拉斯先生，我恐怕您太重视党纲了。”[36]这次交流当然让格拉斯烦恼，但也提升了他的地位，因为豪斯意识到下定了决心的格拉斯可能是个有用的合作伙伴。他写信给威尔逊：“我想你越快见到他越好。你会发现他愿意与你最大限度地合作。”⁽⁴⁴⁾[37]

12月，安特梅尔将资金托拉斯的聚光灯对准了华尔街的领袖们。[38]普若听证会（尽管听证会因普若主席而得名，但实际上由安特梅尔控制）不直接承担立法改革的任务。然而，通过曝光华尔街银行家们之间臭名昭著的相互勾结，他们帮忙塑造了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当中，不管采取哪种形式，银行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在一系列气氛高度紧张的盘问之后，安特梅尔试图证明，银行信贷和公司承销掌握在以75岁的摩根为中心的一小撮华尔街银行家组成的阴谋集团手中。安特梅尔的风格是富有侵略性并引起争议的。他通过提出带刺的，甚至是尖酸刻薄的问题来得到他想寻求的答案，对这些问题证人的发问往往难以回避。他甚至拒绝让证人律师介入。

摩根本人是这一系列盘问的见证人。他仍然是美国最著名的金融家，虽然在哈利·戴维森帮他打理银行时，他把自己的大半时间都花在了欧洲。摩根认为公开听证会让人作呕，不适合私人银行家。[39]为了做证，摩根乘坐专列去了华盛顿。“列车上有六位纽约最杰出的律师，摩根的几个合作伙伴，还有许多女性亲属，”范德利普报告说，“报纸上说他在威拉德有20个房间，出门通常都像一位加冕的君主那样。”[40]

站在证人席上，摩根说出了一句将载入史册的话。当安特梅尔询问发放信贷是否主要基于借款人的资产。摩根说：“不，先生，首要的是品格。”[41]这是对19世纪银行业的讨人喜欢的描述。问题是（后来的证人会证明[42]）它已不复存在。在与20世纪的垄断更相关的问题上，安特梅尔让摩根承认他看不出互为竞争对手的银行家们彼此合作有什么问题。绅士之间并不竞争，或者即使有，竞争也并不残酷。

安特梅尔：你主张合并与合作，反对竞争，对吗？

摩根：是的，我更喜欢合作。

安特梅尔：那合并和反对竞争呢？

摩根：我也不反对竞争。我喜欢有一点竞争。[43]

安特梅尔故意瞄准铁路，[44]这是那个时代的主导产业，摩根通过大量并购及发行证券重塑产业格局。铁路是有利可图的华尔街的客户，安特梅尔抛出一个辛辣的问题，即专与摩根做生意的铁路是否会在竞争承销过程中得到更好的服务。难以置信的是，摩根承认他们会。同时，安特梅尔指责银行与其公认的银行业竞争对手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包括乔治·贝克的第一国民银行。摩根承认他和贝克是“许多年的……至少从1873年起”就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那如果第一国民银行想要参与一宗摩根的交易呢？

摩根坦率地回答：“我总是给他们提供我所拥有的一切。”

对公众来说，摩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物，但属于一个逝去的年代。范德利普沮丧地发现，他的表现有时很“浮躁”。[45]这似乎也证实了摩根不再因他在1907年恐慌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气概而被人依靠，需要一些新式的保护人。这个听证会，一直持续到1913年，报纸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或许并非巧合，改革的提案成功了。12月，劳克林向威利斯提交了三份连续的草案。大体上，劳克林提出货币政策由地区协会负责，类似奥尔德里奇计划中的区域分支机构，并由中央委员会进行协调，该中央委员会由银行家和总统任命人员共同组成。[46]沃伯格也匆匆完成了一份14页的建议[47]，他转交给摩根索，最终提交给威尔逊。这个最新的沃伯格模型展示了一个有20家分支机构的华盛顿的中央银行。这些计划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联邦化特色；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府拥有的控制权应到什么程度。正是这种争论使格拉斯感到不安。尽管他可能没有马上看到沃伯格的计划，他很清楚银行家们给中央集权带来的压力。格拉斯还会见了皮埃特·安德鲁，[48]此时安德鲁已经重新开始定位奥尔德里奇法案。此外，格拉斯抱怨说，他已经“淹没在提出各式各样货币计划的人们的来信中”。[49]

格拉斯所有的本能都在试图控制这一过程。[50]他阻止了安特梅尔挖墙脚的企图，并在年底获得将接替普若出任委员会主席的保证⁽⁴⁵⁾。格拉斯还决定在明年年初举行听证会。他可能希望从还在进行中的安特梅尔听证会那里获得关注，但格拉斯的主要目的是使公众总体上对奥尔德里奇计划与中央银行的负面意见得到进一步巩固。格拉斯和威利斯花了很多时间审查潜在的证人清单——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把中央银行的支持者们筛选出去。威利斯显然是为了事先做好准备，他建议他们邀请E. D. 赫尔伯特（E. D. Hulbert）——芝加哥商人贷款和托拉斯公司的副总裁，并指出：“赫尔伯特先生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批评非常尖锐，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极具破坏性。”[51]格拉斯也开始远离劳克林。这位曾与威利斯密切合作过的教授，显然希望加入起草法案的内部圈子——他甚至问是否能将他的名字列入立法者的名单！格拉斯推迟了对他的拜访。[52]敏感的劳克林对此震惊又自怜，“我感到相当吃惊”，他写信给威利斯。[53]

格拉斯唯一想要的观众是威尔逊。[54]他于12月14日再次写信给威尔逊，对给威尔逊增加“负担”表示歉意，谦卑地表示希望安排自己与威利斯的会面。两天后，在经过了40小时的大西洋航行后，新当选总统抵达纽约，他晒得微微发黑，看上去很得体。报纸报道威尔逊欣然给同行乘客签名。回到普林斯顿，他最紧迫的任务是组建内阁。他还确定了立法的重点，包括银行业改革，这仍然是一个与竞争对手争抢的赌注。回家才一天，威尔逊就开始下注。他邀请来自林奇堡的国会议员和其助手来到州议会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