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立法竞技场

第八章 严峻的考验

我们希望所有人的观点都能经受历史熔炉中的严峻考验。[1]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

保罗·沃伯格已经通过尼尔森·奥尔德里奇与银行家们审查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计划现在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且更艰难的挑战。过去仅在理论层面的讨论，现已进入实践政治学领域；过去只是金融人士争论的话题，现在将面临新闻界和公众的检验。改革需要进行多次迭代，特别是随着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激进，对银行家也越来越敌视。因此，奥尔德里奇的团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是在后台，沃伯格仍将保持重要的影响，但改革的直接责任已转移到国会立法者身上，他们自身都不是金融专家。不可避免地，立法者们诉诸广泛的争论和讨价还价，甚至还包括刻薄的指责和纯粹的谣言。作为当选的政治家，他们面临着无比艰巨的挑战，需要调和沃伯格中心化的论点和公众对大型金融机构由来已久的不信任之间的矛盾。

如果国会没有召开一系列引起轰动的听证会，也许就没有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些听证会虽然没有切中货币改革的要害，却使公众对立法的理念更感兴趣。此外，即使当一项法案已被提出，有改革意识的银行家们也会发现它在某些方面还不被承认，也令人难以接受。银行家们经受传统货币理论的教育，认为货币须以黄金或银行资产为支撑。20世纪初，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等民粹主义者开始倡导以前被认为是歪理邪说的“法定货币”，那是由政府一时兴起发行的货币。更大的分歧则是在于应该由谁来控制金融体系。华尔街保持自由放任的传统，大多时候能够自行运转。但1913年，当伍德罗·威尔逊试图通过国会引导改革时，他将面临这样的要求——银行业受公众控制。这也是时代的象征。

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立法者是卡特·格拉斯，他算是唯一谨慎的改革者。这位弗吉尼亚民主党人在政治上非常敏锐，对银行家们毕恭毕敬，担心公众对集权的恐惧，害怕引起各选区之间的对抗。但他也野心勃勃，意识到自己在金融领域的局限性，同时完全致力于实质性的改革，这点着实令人敬佩。

在奥尔德里奇计划起草时，民主党人才刚刚赢得对国会的控制权，但格拉斯还是默默无闻。虽然共和党人仍旧把持着白宫，但其势力看起来越来越摇摇欲坠，奥尔德里奇的团队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严峻的政治困境，于是推出了一项立法策略。首先要获得美国银行家协会（ABA）的珍贵背书以及商业界的支持，并以此为契机使公众接受。然后，作为一项获得广泛支持的改革提案，奥尔德里奇计划就可以在国会正式出台。奥尔德里奇还在杰基尔岛时，他的同事就强调改革需要得到行业的支持，并获得了詹姆斯·福根和乔治·雷诺兹这两位杰出的芝加哥银行家的认可。[2]参议员的盟友们希望利用他们的势头，邀请20位左右精心挑选出的银行家到大西洋城封闭讨论。大家担心打扰奥尔德里奇的休息，但又需要得到他的批准。因此，亨利·戴维森代表弗兰克·范德利普、沃伯格和他自己，小心翼翼地打电报给奥尔德里奇：“很抱歉打扰您，但弗兰克·保罗和我相信，这是邀请全国各地区的杰出银行家召开会议讨论您提出的计划的合适时间。我可以让亚瑟（谢尔顿）以您的名义邀请他们吗？”[3]奥尔德里奇在三天后予以肯定答复，但强调他无法参与任何准备工作。

1911年2月，这次封闭讨论会整整开了三天，由除奥尔德里奇以外的整个杰基尔岛团队主持。[4]银行家们很快就同意了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整个框架，可能因为它符合他们自由放任的口味。但银行家们的同意是有条件的，他们希望不仅是国有银行，州银行也有资格加入储备协会。他们想要更宽松的票据贴现政策，这样银行家们可以用任何形式的贷款交换储备协会票据（这样就可以将这些贷款转成货币）。更过分的是，银行家们要求在储备协会支付给会员银行5%股息上限的基础上加息。最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反对即使是最基本的政治控制，而这在原草案中已达成一致。

皮亚特·安德鲁抗议说，要得到银行家支持，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使计划变得特别偏向产业界，而这是公众无法接受的。然而，无论奥尔德里奇何时从杰基尔岛返回，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共同基础向ABA做演示并推进行动。

奥尔德里奇发现难以从这个行动中抽身，但他别无选择。“每次当我尝试工作或认真思考任何问题时，”他写信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我的失眠就又犯了。”总统亲切地回信说：“我期待您回来。我觉得您就像斯考特对罗德里克·杜的描述，‘你吹响的号角抵得上千军万马’。⁽³³⁾”[5]塔夫脱心存一线希望，他补充说，根据奥尔德里奇的医生的说法，奥尔德里奇没有什么“器质性”问题，只需要休息“以便从自己正在崩溃的想法中摆脱出来”。

经过1月和2月初，奥尔德里奇仍处在一种高度焦虑状态。夜里他饱受失眠之苦，这也给他的家人带来重负。“我恢复得太过缓慢，我觉得必须避免所有新问题引发的兴奋。”[6]他给戴维森打电报说。他的家人无微不至地关注并悉心照料他。2月12日，参议员已经“连续两晚睡眠良好”，他夫人甚至认为这一喜讯值得记录在日记中。当体力恢复时，奥尔德里奇在佐治亚海滩上散步。他在绿松石色的天空下钓鳟鱼，晚上打桥牌。到了月底，他的胃口恢复了，开始打高尔夫球。在3月的第一周，绝望解除，云开雾散，奥尔德里奇回到罗德岛。

奥尔德里奇现在是位退休的参议员。然而，他将于3月底与福根就大西洋城的银行家们的修改要求进行严肃的商业谈判，福根代表ABA的货币委员会。奥尔德里奇几乎在每点上都让步了。特别是，他同意削弱总统对储备协会的领导权。在杰基尔岛形成的草案中，由总统来选择协会的主管和两名副主管，并可以随意撤他们的职。福根要求，赋予总统以下权力：在银行家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里只能提名主管，但可以撤除三名官员的职务。奥尔德里奇也表示同意，但他为了自己的声誉，拒绝向提高股息红利的上限让步。

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储备协会在实质不变的情况下，完全成为银行业的工具。[7]福根还有一个有用的营销建议，将其名称改成国家储备协会，这样听上去更加冠冕堂皇。最后，福根坚持会员银行可将他们在金库储备里的协会票据算作储备金，从而解决了曾一度在杰基尔岛爆发的争端，这是沃伯格所倾向的。奥尔德里奇不再关注这个细节，对此并不反对。他现在拥有有效的对储备协会的背书，他可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获得整个ABA的批准上。ABA将于本年度秋季在新奥尔良召开会议。

沃伯格一边收获在储备问题上胜利的果实，一边忙着为新商业人士组织——促进健全银行体系全国公民联盟打基础。[8]成立公民联盟的目的是吸引商人进入这项事业，用更有效的、可持续的信贷前景来引诱他们。它的目的是显示，大资本家与华尔街一样，对银行改革充满热情。为了打造成一个中心的形象，联盟的高管专门从中西部招募了它的主席，约翰·V.法韦尔（John V. Farwell），他是一名芝加哥干货批发商。董事会则由芝加哥商业机构的精英组成，包括西尔斯零售的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万国收割机的罗巴克（Roebuck）和小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 Jr.）。

经济学家詹姆斯·劳克林（印第安纳波利斯报告的作者）也被挖过去当行政主管。劳克林从芝加哥大学离开后，全职为联盟工作。他巧妙地告诉记者，联盟不是“银行家组织”，它代表的不是贷方而是借款人。[9]这种描述远非全部的真相。沃伯格后来重新统计过，银行家们是联盟最慷慨的贡献者。此外，沃伯格是组委会主席，负责建立在纽约的分支和其他分支机构，他全身心投入到组织的规划中。

为了吸引对中央银行异常警惕的美国人，公民联盟的宣传也同样包裹着糖衣。[10]它不断重申其主张：“合作，而非中央集权”。事实上，只要政治程序允许，支持联盟的沃伯格等人更喜欢尽可能的中央集权。尽管如此，官员们试图把联盟描绘成由地方组织自发建立的一个金融版的四健会（4-H俱乐部）⁽³⁴⁾。当与纽约以外的观众交流时，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撇清自己与“华尔街”的关系。做出这种与纽约无关的姿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如沃伯格后来所承认的，“这样一个组织如果是从纽约推出的，那将会是致命的”。

联盟的战略也引起争议。[11]从形式上讲，它将支持与奥尔德里奇计划非常相似的原则和目标，但并未对计划本身做出具体承诺。劳克林认为，为了确立其不偏不倚的名声，联盟应该是超越党派的。奥尔德里奇却担心这会制造混乱。他认为，既然公民联盟的使命是推动奥尔德里奇计划，那为什么不直接这样说呢？

但劳克林生性暴躁易怒、刚愎自用。[12]他听到的各方意见都认为，要兜售改革（特别是向在众议院的民主党），与奥尔德里奇撇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以前的两个学生，记者帕克·威利斯（H. Parker Willis）和西奥多·罗斯福本人，都坚决认为，奥尔德里奇在政治上毒性太强。因此，劳克林开始考虑提交属于他自己的计划。[13]这对奥尔德里奇计划将如同釜底抽薪。

1911年夏，奥尔德里奇开始认为，公民联盟是第五纵队，从内部摧毁他的创造，因而深感沮丧。[14]劳克林和联盟纽约分会之间的分歧公开了。[15]联盟纽约分会是属于沃伯格的阵线，因此他很不喜欢劳克林教授。

当劳克林决定奥尔德里奇应该从改革中退出时，他们的关系进一步紧张。[16]他向参议员表达了这个敏感的观点，戴维森和沃伯格是见证者。为了对奥尔德里奇施压，劳克林将奥尔德里奇退出改革的可能性爆料到《时代周刊》。《时代周刊》看到了此事的现实意义，语气谄媚地写道：“奥尔德里奇先生的功劳和成就不会实现了，他将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让作者的骄傲阻碍其作品被采纳的人。”[17]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奥尔德里奇不会考虑退出。他在纽约的盟友向劳克林施压，要求其团结在奥尔德里奇计划周围。[18]劳克林试图达成妥协，在奥尔德里奇的游艇上与安德鲁、戴维森、沃伯格以及本·斯特朗等人谈判。[19]（斯特朗是一名银行家，曾在1907年危机时帮助J.P.摩根分辨优劣银行。）让这些纽约人烦恼的是，公民联盟继续坚持它的独立。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内部非常动荡，但无论是奥尔德里奇计划和公民联盟都呈稳步上升势头。到了深秋，联盟在30多个州都有分支机构，双月刊《时事通讯》发行量达到20,000册，还制作了银行改革手册。[20]劳克林在扩大支持改革的选区范围方面也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在南方，他振振有词地强调，如果棉花装运票据可转换为储备协会票据，将会有利于农民。[21]他还试图使改革不只是一党参与，他认为“此时正是民主党参与的时机”。

同时，背书机构在不断增加。至少有29家州银行业协会签字同意；[22]看起来奥尔德里奇计划现在势不可挡。塔夫脱总统再次表示他同意批准，那是他能支持的最大限度。财政部部长麦克维较难攻克，[23]麦克维承认，奥尔德里奇计划将削弱财政部在货币问题上的作用；他还因自己的下属安德鲁和奥尔德里奇在一起而表示不满，因为他与奥尔德里奇的关系很冷淡。然而，最后麦克维认输，转而支持计划。

奥尔德里奇的复出为改革提供了动力。[24]在他的领导下，货币委员会更加接地气，采用公开听证会的方式，意在拉拢农民和工人代表。奥尔德里奇在西部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呼吁人们先去学习、研究这个计划，而不是不假思索就立即否定它，或因政治偏见而拒绝它。[25]作为一位迟到的改革者，他可以感受到这项成就的潜力，这比他没完没了地修改关税更持久。他坚持不懈地把ABA的观点纳入修订草案。在东部，他也受到支持的媒体的响应。《商业杂志》赞许地评论：在奥尔德里奇计划下，华尔街的控制将是“不可能的”。[26]

但国内仍然还存在对华尔街操纵的担忧。对中西部的进步主义者而言，奥尔德里奇计划是纽约银行家的工具，这点是不言自明的。他们认为它是“信贷托拉斯”的掩护，这是普通美国人所理解的一种模糊的表达，指的是华尔街阴谋集团，据说他们操纵国家财政杠杆。

1911年中期，信贷托拉斯被推到风口浪尖，对奥尔德里奇计划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6月，已有迹象表明麻烦将至，范德利普的国家城市银行披露了一个名为国家城市公司的新附属机构计划。[27]该附属公司将拥有与国家城市银行相同的股东和人员，却具有独立的企业身份。简单来说，这是在避开法律管制。正如范德利普在给银行股东的通告中所坦言，该联盟的目的是“做投资和处理其他业务，虽然这些业务往往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但并不在一个国家银行的公司权力范围内”。其中一个目的是购买其他银行的股票。附属公司一成立，它就收购了15家竞争对手的股票，包括纽约几家小银行的控股权。

披露这一信息掀起了一场风暴。对临时观察者来说，国家城市银行像一个潜在的垄断者。一家大型银行购买规模较小的银行的股票就好像洛克菲勒收购一系列炼油厂。纽约的银行业已经非常排外，其中摩根、贝克、斯蒂尔曼和范德利普默认在划好的业务边界线下限制竞争，并且公然相互勾结。[28]

真正敲响警钟的是国家城市附属公司和奥尔德里奇计划之间的联系。很容易想象，如果奥尔德里奇计划被采纳，像国家城市银行这样的持股公司所共同拥有的一系列银行，可能会获得国家储备协会的表决控制权。公民联盟感到震惊，[29]因为这一工具可能会破坏它将奥尔德里奇计划作为民主改革进行营销的策略。正如《时代周刊》所说：“只要一个国家银行，可以通过持股来控制其他二十、五十，或上百个国家银行，那么敦促人民接受奥尔德里奇计划就是一种浪费口舌的行为。”

事实上，国家城市银行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控制储备协会。美国拥有超过两万家各种类型的银行——尽管存在华尔街合谋的倾向，银行业仍远远比石油、钢铁、食糖，或任何由传统信托控制的行业更具竞争力。如果建立储备协会的话，它的资产将会使任何一家银行的资产相形见绌，甚至国家城市银行也不例外。沃伯格试图安抚公民联盟忧心忡忡的官员，但他又一次没有忍住自己喜欢讥讽挖苦的个性。在给联盟主席的信中，他为达到幽默效果而一本正经地说，接管储备协会“对于国民城市银行的管理者就像北极一样遥远”。[30]

劳克林并不感到好笑。即使是纽约也不欣赏国家城市公司造成的破坏。他责备地回复沃伯格，这个消息“出现得太不是时机了”。[31]

劳克林是正确的：国家城市公司控制该国最大的银行，其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态度，使得公众对其动机的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范德利普本人对此已有预见。6月20日，就在范德利普向股东发布公告的一周前，他在给斯蒂尔曼的一封信中提出政府可能会对大银行提起反垄断诉讼的可能性警告。最近几周，最高法院已下令解散标准石油和烟草托拉斯，所以范德利普对司法部特别紧张。“我的直觉是，将会有大量关于银行合并与金融权力集中的讨论，”他预言道，“这些讨论部分会来自煽风点火的政客们，但不仅仅局限于他们。”[32]

范德利普创建的新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的预言成真。范德利普急于扩大国家城市公司的特许证范围，并为国家银行争取州银行所享有的一些监管自由。他因改革步伐的缓慢而深感受挫，并犯下大错。

华盛顿反应迅速。总检察长乔治·威克沙姆（George Wickersham）得出结论，国家城市公司违反了银行法的精神。然而，由于财政部长麦克维对此并不同意，塔夫脱命令把文件寄给他以便解决这个问题。⁽³⁵⁾因为任何决定都会激怒进步人士和银行家，总统犹豫不决。11月，范德利普通过收回附属公司的投资明智地化解这一难题，实际上也等于承认了他的错误。[33]

然而，政治抗议并没有平息。威克沙姆正在发起一项政府调查，来自明尼苏达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查尔斯·奥古斯特·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 Lindbergh）呼吁国会调查资金信托。林德伯格是一个从瑞典逃亡的银行贪污犯的儿子，也是一名未来飞行员的父亲。他是一位严肃、博学的律师，也是明尼苏达小瀑布第一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像许多中西部的进步主义者一样，他担心东海岸的金融家合谋劫持美国经济，国家城市银行投资附属公司的曝光刺激了他。在奥尔德里奇计划中，林德伯格看到一个并行的阴谋手段，他说从社区拿走的地方资金无疑应该留在这些社区。[34]他对调查的呼吁在进步主义者的高层里支持率激增，在很短的时间内收效巨大。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支持者现在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压力，他们需要否认自己是信贷托拉斯的代理。

这些人当中，首先罢工的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这位伟大的民主党领袖私下承认，改革是必要的，但因为奥尔德里奇计划中存在集中化和银行家控制这两个显著特征而被排斥。布赖恩则描绘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把银行划分成地区协会，每个协会都可从政府处自由借贷。在某些方面，这比奥尔德里奇计划更接近最终联邦储备法案。然而，布赖恩的计划没有任何进展，他也没有把这些优点纳入奥尔德里奇计划。[35]布赖恩不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他总是选择简化问题。他继续攻击奥尔德里奇计划，甚至露骨地宣称该计划只会导致“绝对的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奴役”。[36]尽管布赖恩在总统竞选中三次败北，他仍然是最受尊敬的民主党人，他的反对颇有影响力。

更为有害的是，随着叛乱分子对塔夫脱的日益不满，共和党内部不断传出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反对声音。1911年中期，参议员拉福莱特公开宣布次年将对总统发起挑战。这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因其蓬巴杜发型和战斗精神而闻名，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任麦迪逊律师时曾备受称赞。他声称一位党领导向他行贿被其拒绝，这一幕使他相信共和党人已背叛了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渊源。拉福莱特因而开始拥护诸如参议员直选（后来改为通过国会选举）、选民初选、最低工资、累进税与公司监管这样的热门事业。在1901年到1906年任州长期间，他认为政府政策应该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并促进了议会和威斯康星大学之间工作关系的提升。拉福莱特非常认真，沃伯格与这位参议员的银行问题顾问花了一个晚上讨论，奠定了奥尔德里奇计划应有的优势。[37]

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拉福莱特赞成“改革”银行，但他担心任何由银行家运行的强大机构将从中西部的小社区那里吸收资本并获取影响力。他特别担心国家协会会受大都市银行家们的支配，但这种想法并非不合理。虽然奥尔德里奇计划有真正的民主保障，但因为拉福莱特对奥尔德里奇本人的尖刻看法，使他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评价也受到影响。而且，与奥尔德里奇所代表的共和党主流保持距离可以给他带来政治利益。和布赖恩一样，他没有试图就奥尔德里奇计划的细节进行辩论；相反，他宣称该计划仅仅是个阴谋，把“人民的钱”攫取到垄断和托拉斯集团手中。[38]事实上，他在当年年底宣布该计划是“目前对自由竞争最大的威胁”。

不仅拉福莱特对塔夫脱进行挑战，西奥多·罗斯福也宣称要从他前朋友的手中收回白宫。[39]作为对他在哈佛的老教授劳克林的恩惠，罗斯福同意不公开批评奥尔德里奇计划。然而，罗斯福代表了一种对共和党内部团结的强大威胁，这本身就使奥尔德里奇计划陷入严重的麻烦。

在范德利普给巴黎记者的一系列信件中，他对1911年的政治动荡进行了评论，他在信中的笔触变得越来越灰暗。[40]范德利普一封接一封的信透露了很多信息：塔夫脱的机会似乎消失了，进步主义者的想法表现出非凡的执着；新泽西州长威尔逊的好运似乎在上升；奥尔德里奇搞砸了他提出法案的机会；等等。

10月下旬，当塔夫脱的司法部对美国钢铁——这家由摩根创建的、一直受罗斯福庇护的钢铁托拉斯集团——提起反垄断诉讼时，政坛就像炸开了锅。诉讼指控美国钢铁收购田纳西煤矿、钢铁和铁路是非法的。这项收购是罗斯福在1907年恐慌时期批准的，诉讼暗示罗斯福上当了，这位前总统认为这是对自己名誉的冒犯。[41]现在他与塔夫脱的决裂已不可逆转。

摩根多年来一直困扰于调查的收集速度。他与奥尔德里奇、贝克和戴维森一起聚在佛蒙特州，用一个周末来盘点美国钢铁诉讼案的影响。[42]摩根和奥尔德里奇都很悲观，不光是对诉讼案本身，还包括整个政治的进步主义走向。范德利普说，奥尔德里奇“感觉在政治上切断了所有旧的联系，前景堪忧，情况可能愈加恶化”。[43]

11月，因为ABA大会的召开，奥尔德里奇团队又聚到新奥尔良。[44]沃伯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观察到在欧洲实际上贷款比现金更有用，并且他判断，奥尔德里奇计划一旦通过，美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奥尔德里奇才是会议上的焦点。为吸引南部的银行家们，他指出，美国去年出口棉花达6.5亿美元，但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利物浦、伦敦、巴黎或是柏林。他恳求听众，让美国“摆脱这种无助的依赖他国的状态”难道不值得吗？奥尔德里奇再次坚持他的计划是超越党派的，纯粹在处理“商业问题”，它所构想的不是一家银行，而是所有银行的合作联盟。他向大会呼吁：“我们有权期待我们计划的优点可以得到公平的考虑。我们不认为那些承认自己尚未读过这项计划的人可以发出‘这是一家中央银行’的惊呼，或是召唤安德鲁·杰克逊的鬼魂。这有失公平。”

ABA的领导层压制了乡村银行家们的反对意见，该计划未经讨论就被批准。按照原草案，储备协会将是银行家的自律机构，实行民主管理。华尔街欢迎更大限度的中央集权；而芝加哥批准的主要原因是联邦政府基本被排除在外。发放给银行的牌照权利更大，如房地产贷款的权利。[45]但计划的缺陷在于，因为参与是自愿的，所以准备金可能仍旧分散在当地银行。

奥尔德里奇的讲话得到听众长达五分钟的起立鼓掌，[46]但他知道在离开新奥尔良前，他还将面对残酷的阻力。拉福莱特正在反对奥尔德里奇，这是他的叛乱的关键。[47]一天中午，拉福莱特在俄亥俄州哈密尔顿的一次讲话中宣布，“进步主义者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因为他们明白奥尔德里奇想为他代表的那些利益集团做什么”。[48]总的来说，批评的重点不是计划，而是计划背后的人。《落基山新闻》（Rocky Mountain News）发表了一个可怕的评论，但也许是准确的：“奥尔德里奇货币计划唯一让国家觉得肯定的是，它是由现行关税政策的制定者设计的。”

奥尔德里奇和他的同伴遭受指责，部分原因是他们忽略了进步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宗旨——对公众的责任。虽然按照其创建者的说法，储备协会是具有“半公共”职能的机构，[49]包括担任美国政府的首席财政代理，但它几乎完全没有把公众考虑在内。在这点上，奥尔德里奇和他的战友们严重误判了时代的特征。

12月，林德伯格代表正式介绍资金信托的调查决议。[50]同时，货币委员会几乎每天开会，准备将奥尔德里奇计划提交给越来越不友好的国会。[51]表面上看，委员会进一步削弱了华尔街的影响。已完成的文件中规定，拥有20%国家银行资本的纽约的银行，在39名代表的储备协会董事会中只能占据不超过3个席位——数量极少，不成比例。[52]

奥尔德里奇向塔夫脱承诺，一旦该计划实施，他将很乐意从公众生活中隐退。[53]尽管总统是他的盟友，他重新当选的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但这实际上帮了奥尔德里奇。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支持者很可能不得不在白宫里培养其他靠山，一种可能性是罗斯福。安德鲁送给这位前总统一套完整的货币委员会刊物，约35册。[54]罗斯福对此欣然接受，但别指望他提供任何想法——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他的喜好。

另一种可能性是伍德罗·威尔逊。到1911年底，这位州长在几名民主党候选人（也许也是白宫候选人）的竞争中领先。[55]范德利普报告说：“民意非常强烈地偏向伍德罗·威尔逊。”[56]威尔逊是否会对奥尔德里奇计划持积极态度，这个问题引起诸多猜测。

虽然威尔逊不是金融专家，但他对开国元勋们早期在中央银行会议上的冲突一清二楚。威尔逊从小受到自由放任的教育，但他的职业培训引导他走上中央集权制的道路。他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出生在弗吉尼亚，在南部不同的社区长大，之后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期间他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全面研究。涉足法律后，他选择了学术界的职业生涯，并撰写了一篇广受好评的博士论文《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在文中，他强烈批评国会在行政机构中的统治地位。从那时起，威尔逊对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价值深信不疑。他说他到普林斯顿之后，“自从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以来，我就是一个联邦制拥护者”。[57]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科学家，他高度赞扬美国第一银行之父汉密尔顿，将他贴上“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标签。[58]而对于银行的仇敌杰斐逊，他的态度则冷淡得多，将其称为“一个伟大的男人，而非一个伟大的美国人”。1902年，威尔逊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他发表了著作《美国人民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其中某些段落明显是反杰克逊的：“第二银行的支持者称对“政府建立”的自身目的而不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59]根据威尔逊的说法，第二银行不仅显示了潜力，它还“证明了自己是家伟大的指挥银行”。[60]对一个美国政府的学生来说，这是很强烈的措辞。值得注意的是，在竞选公职大约八年前，威尔逊向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透露：“我天生就是个政治家，必须进行历史写作的任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训练。”[61]

大多数银行家都没有读过威尔逊的学术著作，但对他的深邃思想皆有耳闻。众所周知，1896年他拒绝支持布赖恩的白银运动。[62]《哈珀周刊》（Harper）的一个保守的杂志编辑乔治·哈维（George Harvey）曾经鼓励威尔逊进入政坛，[63]他的目标是培养一个潜在的民主党领袖，而不是像布赖恩那样的民粹主义者。在普林斯顿，威尔逊连续六年当选学生投票选出的最受欢迎教授，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人物。关于他的第一本严肃的传记指出，自从进入政界，威尔逊的目标就是白宫。[64]他的崛起异常迅速。

然而，银行家们也注意到，自从当选州长后，威尔逊变成了“左倾”主义者，他的言论已经开始反对华尔街。在国会里，他是坚定的进步主义者，扩大公用事业委员会的范围，授予它控制公用事业费率的权限，建立自由工人的补偿计划，并成功地推动初选。显而易见，他努力打破了政治领袖的权力（包括带头提名他的政治领袖）。奥尔德里奇试图推广他的计划，而威尔逊对银行家的评论则越来越刻薄。1911年6月，在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威尔逊告诉欢呼的人群，“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垄断是货币垄断”。他补充说：“我们所有的金融活动掌握在少数人手里。”[65]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威尔逊告诉一位采访者说，一项以奥尔德里奇的名字命名的银行业举措“肯定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办公室制定的，这几个人在目前的集中资本体系中操控着国家的银行业和工业活动”。

自然，这种评论刺痛了华尔街。有种夸张的说法是：“运河街⁽³⁶⁾南部的每个人都疯狂地反对威尔逊。”[66]当然，J. P. 摩根鄙视他。纽约人感到一丝背叛，因为威尔逊已经疏远了他曾经的拥护者哈维编辑，他现在把哈维以前对他的支持看作一种耻辱。《时代周刊》发表社论：“让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州长允许自己以一种不适合其性格、立场和志向的方式对外发表演说。”

保守派感到威尔逊的潜力，愿意相信威尔逊并没有真正抛弃他们。而威尔逊至少承认银行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在哈里斯堡说:“银行改革是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研究。”这是一种避免明确立场的方法。银行家们仍然对威尔逊抱着希望，主要因为他的智力明显是一流的。

1911年秋，安得鲁将货币委员会藏书送给威尔逊。[67]借着自己曾在普林斯顿跟随威尔逊学习经济学，他恳求州长与他保持联系，借用他“巨大的影响力”改变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命运。威尔逊很热情，但没有与他见面。一个公民联盟的代表也试图得到威尔逊的认可。显然，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追随者都把威尔逊看作对改革持开放态度的总统候选人。

这其中走得最远的代表是威廉·加勒特·布朗（William Garrett Brown），他是《哈珀周刊》的一名捐助者，来自北卡罗来纳民主党，致力于金融改革，而且认为威尔逊比任何其他民主党人对这项事业更有帮助。[68]那时布朗正因病住在一家疗养院，有大把的时间写信，他恳求威尔逊认真研究奥尔德里奇计划，并克制对它的批评。威尔逊似乎同意了。

然而，差不多同一时间，威尔逊开始收到爱德华·豪斯（Edward M. House）的请求，[69]这是一个充满政治野心且爱管闲事的人，有着漫画人物的特点，绰号“上校”（虽然他不是一名上校）。豪斯1858年生于休斯敦，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棉花种植园主的儿子，他在东部学校上学，学成还乡后负责打理家族产业。他还写了一部乌托邦政治小说，并有目的地成为得克萨斯民主党的政治工作者。此后他移居到纽约，在那里他胸怀政治抱负，特别关注威尔逊，认为他将成为总统。如果豪斯的信再甜得让人发腻一点，威尔逊就可能已经拒绝他了，但豪斯正好马屁拍对了；好像从他的第一封信开始，他们就是同盟者和朋友。

1911年11月18日，当威尔逊收到豪斯发来的消息“很高兴地告诉您，早上我和布赖恩先生相处得很好，我想您会得到他的支持的”时，[70]他肯定很高兴。威尔逊知道如果没有布赖恩，他不会有机会获得提名。但这个要求似乎很离谱。过去威尔逊曾对布赖恩做过不利的评论，当然在1896年也没有投票给他（虽然他在1900年和1908年都投了他的票[71]）。自从成为州长后，威尔逊便试图改善他们俩的关系。去年春天，当威尔逊的妻子艾伦得知布赖恩将在普林斯顿发表演讲，她机灵地打电话给她已经出城的丈夫，让他赶回去。布赖恩过来吃饭，态度亲切，[72]威尔逊发现他很“迷人”，具有比他预想中更加坚定的信念。如果说这是两人之间关系解冻的开始，那么爱豪斯的信更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关系的全面缓和。几天后威尔逊第一次与豪斯见面。

到了12月，豪斯已在指导威尔逊如何对待奥尔德里奇计划。威廉·加勒特·布朗一直要求威尔逊支持该计划，或者至少不带偏见地考虑它。而豪斯因为了解布赖恩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感受，敦促威尔逊不要这样做。他应该只说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观点。[73]

威尔逊对这个建议深表感激。豪斯的友谊很快成为威尔逊情感和政治支持的源泉；威尔逊开始称呼他为“我亲爱的朋友”。[74]威尔逊不容易交男性朋友（他有一个亲密的女性朋友），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对自己权威的挑战，而豪斯的恭敬使得这不可能发生。威尔逊应该这样说过：“他就像另一个我。”[75]

豪斯把证明威尔逊被看作对华尔街怀有敌意的文章发给布赖恩，以寻求布赖恩的支持。[76]这一策略成功地引起了布赖恩的兴趣，但他还需要能证明威尔逊转变得更确定的证据。12月30日，竞选季临近之时，豪斯转交给威尔逊一封信，这实际上是来自布赖恩的支持。它以布赖恩给豪斯的信件的方式出现。“如果他被提名，那一定是进步主义民主党人提名他，而且越进步越好。”布赖恩在信中这样写道。布赖恩开始对自己作为一个国王拥立者的角色热心起来，建议威尔逊在1月8日党内年度杰克逊晚宴上宣布他的观点，这将“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公开反对托拉斯和奥尔德里奇货币计划的机会”。从这里可以看出，布赖恩支持威尔逊需要的代价，几乎就是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全盘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