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伟大的竞选

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绝对不适合制订任何法案。[1]

——保罗·沃伯格

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理解这个国家，没有一套利益安排可以安全地支配这个国家。[2]

——伍德罗·威尔逊

随着1912年总统竞选活动的开展，候选人们想方设法地讨好进步主义者，而进步主义者对银行改革仍然抱有深刻的怀疑。奥尔德里奇派的改革者一下子被推到这样的防御地位，只能被迫根据谁将成为竞选赢家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时机真是糟糕透了。

新年第一周，皮亚特·安德鲁教授和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便可以向国会提交国家货币委员会报告，即奥尔德里奇计划，1月8日是报告提交的最后截止期。由于国会闭会，关于报告应如何“归档”出现混乱。在截止时间前几小时，安德鲁开车把签了字的复印件送到代表参议院的副总统官邸和众议院议长处。他充满骄傲地写信给他在印第安纳州的同事：“我开着车在雨雪交加的华盛顿来回奔跑。”[3]终于完成了长期的工作，这位年轻的教授兴高采烈，将他们的报告夸张地描述为“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意义最深远的、最科学的立法提案，至少从美国早期到现在”。报告提交后，货币委员会停止了工作。

巧的是，正当安德鲁越过首都潮湿的街道时，伍德罗·威尔逊也在华盛顿，他在杰克逊纪念日晚宴上呼吁让公众来监督银行。这位州长是一个谨慎的政治家，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要求，对奥尔德里奇计划予以谴责，但并不提及它的名字。“这个国家，”威尔逊说，“绝不容许有将控制权集中在银行家手中的计划存在……银行家们可能有最为高尚和纯洁的目的，但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理解这个国家，没有一套利益安排就可以安全地支配这个国家。”[4]

在记者面前，布赖恩伸出一只手搂住威尔逊，暗示州长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然而，威尔逊的提名要面对三个竞争对手，[5]其中最强大的是查普·克拉克（Champ Clark），他是众议院发言人，有进步主义倾向，得到了赫斯特报业连锁集团和许多民主党组织的支持。另一个竞争者奥斯卡·安德伍德（Oscar Underwood）则是阿拉巴马州的代表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他从南部获取了很多支持，而那里正是支持威尔逊的天然大本营。威尔逊需要布赖恩，因为布赖恩会让大家知道，他会偏向最反对“掠夺性财富”的候选人，[6]这个词后来被称为“那1%”。

然而，威尔逊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谴责并不是绝对的。的确，他反对银行家的控制，但他不像布赖恩，对中央集权他并没有说什么，而这是计划的核心思想。事实上，有小道消息暗示，这位政府机器的终生追随者，对改革机构的前景感到好奇。杰克逊晚宴后不久，保罗·沃伯格从一位关系过硬的记者那里了解到：

在今早百老汇96号与威尔逊州长的经纪人威廉·麦库姆斯（William F. McCombs）先生谈话时，他告诉我，州长同情奥尔德里奇计划，对此“不要报道”。控制权和董事会的问题在他心中仍悬而未决。[7]

虽然威尔逊对银行业问题的态度仍然是个谜，1月底沃伯格却找到了一个机会游说西奥多·罗斯福。他和安德鲁应邀参加了一个由《希望》（Outlook）杂志主办的午宴，[8]其中罗斯福是该杂志的特约编辑。前总统还未对奥尔德里奇计划表态，便向沃伯格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沃伯格的回答很有说服力。提出地区银行观点的维克托·莫拉韦茨当时也在场，他抗议说，在一个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里，要管理一家统一的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的。罗斯福跳了起来：“为什么不让沃伯格先生做这份工作呢？他是金融家，而我是政治家，我们可以一起治理这个国家！”[9]虽然罗斯福正在萌发的激进主义让银行家们吓了一跳，但沃伯格认为，至少这位硬汉对中央银行是持开放态度的。

2月份，罗斯福正式宣布参选总统。[10]尽管对此早有预料，但塔夫脱还是很难接受。几年前，他的妻子内莉曾警告他不要指望罗斯福的忠诚。但她患了毁灭性的中风，塔夫脱进入一场艰苦的个人战斗，同时再也得不到他最亲密同伴的全力支持。

罗斯福的挑战有效地阻碍了塔夫脱向前推进立法。银行改革被竞选活动绑架了。共和党人对奥尔德里奇计划感到尴尬，民主党人则有义务反对它。该法案作为一项正式法案在参议院里介绍过，却没有委员会审议或讨论。银行改革立法活动再次被逼到墙角，奥尔德里奇的盟友们开始拖延以争取时间。他们集中游说各方，要求至少在他们的施政纲领中不要出现以后会阻碍立法的用语。[11]

与此同时，美国被反华尔街和反银行热所困扰。在一本专门针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新书《美国国家货币与公司货币》（U.S. Money vs. Corporation Currency）中，阿尔弗雷德·欧文·克罗泽假定控制货币体系将是政治竞选中的“秘密问题”。克罗泽倡导布赖恩的鲜明理念：只有政府发行的货币可以信任，而银行纸币（奥尔德里奇认可的货币）仅仅是银行家致富的一种手段。

无论对私人货币还是政府货币，都可以进行合理的论证，但克罗泽，这个废奴主义牧师的儿子，却并没有这样做。他更感兴趣的是所谓隐藏在奥尔德里奇计划中的邪恶，在书中它被描绘成一条盘绕的眼镜蛇，准备把毒药注入人们的血液。克罗泽的方法是假设动机邪恶，并寻找有罪的一方。他轻率地推断，金融家们对制造恐慌有兴趣，因此必须造成恐慌。“为什么华尔街不应该时不时地发生恐慌呢？”[12]克罗泽沉思道，“如果普罗维登斯（美国罗德岛州的首府）没有发生恐慌，而制造恐慌又是如此方便有用并有利可图时，为什么不制造一个呢？”克罗泽进一步断言1907年的恐慌是资本家造成的，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它将留下奥尔德里奇计划这笔遗产，克罗泽将其称为“一个巨大的私人金融托拉斯，垄断并永远控制着整个美国的公共货币”。所有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恐慌，欧洲考察之旅，奥尔德里奇的转变——直到每个细节。

克罗泽属于众多美国阴谋论者行列中的一员。他们之间的共同处在于，他们在历史上看到不可预测的曲折离奇之处，将其转变为精心策划的脚本。没有什么不幸会随机发生；每个事件都必须有个罪魁祸首。这些论调有力地控制了美国的心脏地带，进一步影响了公众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情绪。

因为彻底厌倦了这样的争论，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本人悄然退场。他拒绝了所有的演讲邀请，[13]虽然他希望塔夫脱能够再度当选，共和党可以控制国会然后通过他的计划。同时，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自己的股票和豪宅上，这座豪宅现已竣工，引人注目的是入口大厅处的大理石楼梯，外表是“结实陡峭的花岗岩和板岩”，[14]他的后代这样写道，似乎这样设计就是准备承受“围攻”。

公众对华尔街是如此愤怒，这再次增加了查尔斯·林德伯格代表提议对金融托拉斯进行调查审讯的紧迫性。站在党派的立场上，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反对林德伯格，但他们需要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替代品——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银行项目，而不是仅仅表示反对。因此金融托拉斯听证会将是他们的回应。

民主党内部讨论了听证会的范围大小。[15]罗伯特·亨利（Robert L. Henry）是得克萨斯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民粹主义主席，在他的支持下，布赖恩赞成听证会的覆盖面应该广泛。而保守的民主党人对此予以抵制，担心听证会变得像马戏团一样乱哄哄，使得“布赖恩主义”玷污了党的纯洁性。最后布赖恩基本胜利了。众议院批准了听证会的主要目的是对银行业集权进行调查，通过传票传唤证人强制做证。然而，听证会被交给银行和货币委员会负责，它的主席是路易斯安那的阿尔塞纳·普若（Arsène Pujo），他缺乏亨利那样的煽动性。普若是家小银行的行长，曾在货币委员会为奥尔德里奇工作。由于普若缺乏魄力，很多事情都要依赖他选出的委员会顾问。

银行家对可能出庭做证无比恐惧。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些人隐藏着秘密。而且银行家们不习惯被追究责任。在现代，这样的听证会已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形式；但在1912年，摩根、贝克和范德利普都不曾面对公众提问。摩根二世继承了父亲的生意，他写信给戴维森说：“对于在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我们无法做出能够给我们带来荣誉的回答。”[16]

然而，范德利普看到了一个潜在的好处。他认为，听证会上不会发生像“大多数人似乎都有的狂野的想象”[17]中那样糟糕的事情。不管委员会揭露了什么，都会重新点燃公众对改革的兴趣。事实上，他自信地预言，调查将“为明年秋天对奥尔德里奇计划做适当的考虑打好基础”。

3月，银行委员会做出了一个看似对改革者有利的决定。[18]当普若指导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进行金融托拉斯调查时，另一个单独的小组委员会负责起草补救性立法。委员会被分成多个小组委员会，希望立法工作与听证会的高级政治剧场绝缘。

立法委员会主席是卡特·格拉斯，他才刚刚接触货币论战，就突然被推上了领导的位置。尽管在众议院待了十多年，这位54岁的弗吉尼亚人却鲜为人知。他性格好斗，脾气暴躁，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带有个人偏见，但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格拉斯是一个布赖恩式和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同时也是个成功的报纸出版商，对信贷的价值非常敏感。[19]他与所在地区的小商人和农民打成一片（但必须是白种人）。在经历过1896年激动人心的民主党大会后，他更积极地投身政坛，在1901年到1902年间，作为一个代表重写弗吉尼亚宪法，其目的专为剥夺有色人种的选举权，并厚颜无耻地称他们为“误入歧途的黑人”。[20]由于民主党对弗吉尼亚政治的控制是建立在严格的种族歧视的基础上，因此他不久就入选国会。对于格拉斯来说，每一个政治问题都是戴上它对白人霸权的潜在影响的有色眼镜来解释的。任何可能促使南方银行家投入共和党怀抱、对种族歧视体系产生威胁的立场，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当格拉斯到华盛顿时，他被分到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对这个领域他一无所知。然而，他并没有妄自尊大，而是开始不断自学提高。[21]到1910年民主党成为多数党时，格拉斯已经在众议院待了八年了。他已经读了100多本关于银行业的书，并与无数的商人和银行家们充分讨论过这个体系的缺陷，但他几乎并没有表现出来。

格拉斯担任小组委员会主席后，第一步是聘请一位立法助理，他聘请了曾研究过银行业的专家帕克·威利斯。威利斯曾跟着劳克林学习，后来又反过来在华盛顿与李大学⁽³⁷⁾教格拉斯的两个儿子经济学。威利斯的固定工作——为在纽约的商业杂志写作关于银行业的内容——显然与他的立法工作相冲突，但无论是格拉斯还是他的报纸对此都毫不在乎。

对格拉斯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37岁的威利斯，一个他已经物色到的熟悉改革突出思想的技术人员。由于威利斯接近劳克林，[22]最近在公民联盟手册上与他有过合作，因此他也很熟悉奥尔德里奇计划。虽然威利斯没有在公共场合支持此计划，但由于民主党人承担了积极的角色，负责起草法案的人至少对杰基尔岛中央集权的概念抱有开放态度，这点很重要。沃伯格对民主党人不信任，紧紧抓住这一点来保护他的计划。[23]“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他对劳克林抱怨说，“绝对不适合制订任何法案，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24]沃伯格冷嘲热讽地建议说，唯一的选择是由劳克林控制威利斯，再由威利斯管理小组委员会。

作为一个南方人，格拉斯怀疑联邦权力，对集权抱有敌对的倾向；[25]他本能地反对把全国各地无关联的地区银行组织起来。然而，在沃伯格对劳克林的督促以及劳克林对威利斯的指导下，威利斯开始采取措施缓和国会议员的对抗。[26]6月，劳克林写了封信给威利斯，建议他们暗中密谋改变格拉斯的观点：

从最近的消息来看，我倾向于认为，与上次我看到你时相比，格拉斯先生愿意走得更远。也就是说，我认为你已达到了引导他前进的目标，他很可能会愿意采取进一步措施，让组织比大量独立机构构成的形式更统一。[27]

对民主党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公开模仿奥尔德里奇计划。然而，奥尔德里奇计划显然有很多优点，不能视而不见。据威利斯后来回忆，小组委员会这样拿捏这个微妙的问题，他们同意如果在任何其他计划中发现了“想要的功能”，“应该采纳它而不是妨碍它”。[28]这是威利斯的方式，用以证明从奥尔德里奇计划中采纳一些有意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决定，这种方式让人备受折磨。

那年春天，威利斯亲自草拟了法案的开头。[29]格拉斯鼓励他，但他这个夏天在林奇堡面临初选的挑战，将暂不参加立法工作。威利斯继续与劳克林就新银行法案应该什么样子进行磋商。

同时，在另一个众议院银行业小组委员会，普若提名一名叫塞缪尔·安特梅尔（Samuel Untermyer）的强势的公司律师，[30]负责金融托拉斯的调查。选择安特梅尔做顾问让银行家们吓得发抖。安特梅尔通过组建金融集团和公司组合起家，到了职业生涯中期，他成了对托拉斯及华尔街直言不讳的批评家。银行家们怀疑他的转变是出于政治动机。安特梅尔终其一生都是民主党人，他曾经谋求过美国参议院席位但最终失败，据说他对此耿耿于怀；同时他也被一些不道德的商界惯例的窃窃私语的阴影所笼罩。

让银行家们感到害怕的是，安特梅尔，这位在闲暇时参与了丰厚的股票交易和兰花种植的投资者，[31]知道华尔街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杰克·摩根（Jack Morgan）打电报给他的父亲说，他预计调查将会令人“不快”。[32]刚开始时，安特梅尔对沃伯格和范德利普表现出安静的姿态，努力保证他是出于高尚的目的，[33]但银行家们肯定把安特梅尔看作一个政治老手，对待他要小心谨慎。

格拉斯对安特梅尔也很担心。这名国会议员得到警告，他应该迅速占领立法的位置——尽管大家都同意将委员会划分开来——否则安特梅尔将会侵占他的地盘。[34]巧合的是，安特梅尔也出生于林奇堡，[35]比格拉斯出生刚好晚两个月。安特梅尔也是一个南方联盟士兵的儿子，但他在战争结束后迁居到北部，就读于哥伦比亚法学院，24岁就成为一家纽约公司的合伙人。

事实上，安特梅尔确实对法案草案有所企图，这是他希望从听证会收获的果实。他感觉到了有机会改写银行法的荣耀，并将成为对格拉斯的严重威胁。也许，他觉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就可以让格拉斯靠边站了。5月，安特梅尔开始从华尔街的银行处收集信息，然后他开始传唤证人。听证会将在6月政治活动期间休会，但安特梅尔正在为选举后的一系列爆炸性的盘问打好基础。

这次选举是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它的特色在于两党激烈的竞选，十几个州的初选，以及女性选民在加利福尼亚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投票。此外，威尔逊、罗斯福和拉福莱特都在争夺政党的提名，美国会转向一个全新方向的可能性出现了。当候选人们在拉选票时，女权主义者在纽约游行，国会通过了第十七项修正案；一旦批准的州达到所需数目，未来奥尔德里奇没有民众投票就无法进入参议院。

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观看棒球的汹涌人潮中，这项运动在报上被称作全民娱乐活动。棒球开幕式上，看台上挂满了旗帜和彩旗；包括位于波士顿的芬威在内的三座全新的钢筋混凝土体育馆首次亮相。“本赛季棒球球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乐观。”[36]《时代》如此报道。塔夫脱创立了一项抛第一个球的传统，将这项运动的地位提升至统一的美国仪式的规格。

从这项运动中民主党人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内战以来他们只赢得了两次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一个由南方白种人、西部农民和城市居民拼凑起来的群体。尽管威尔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父亲曾拥有奴隶，伍德罗反对不同种族间的“社会关系”[37]），但他是党内最能团结的候选人，对进步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的吸引力最大。他也是唯一一个不局限于杰克逊主义的老调重弹，对中央银行有自己独特看法的民主党人，虽然他的看法还未确定。被视为领跑者的查普·克拉克没有参与竞选活动，倒是威尔逊在国内四处发表演讲，表明他对民主政治成效的信念。

但初选对威尔逊来说并不顺利。在那个时代，美国人特别崇尚演讲，这位州长是个大师级的演说家，但是他的传记作家亚瑟·林克（Arthur Link）观察到，他的理想主义的布道“吸引的主要是人们的头脑”，[38]而不能唤起他们的“激情”。他在一系列初选中落后于克拉克，包括伊利诺伊州、内布拉斯加州（布赖恩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的初选。

与此同时，布赖恩恳求威尔逊在银行业改革问题上明白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39]威尔逊无疑把布赖恩的话放在心上，他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对一个听众说：“我听说很多人反对中央政府的想法，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反对。”这背离了他先前的言论，反映了他的绝望多于信念。事实上，似乎为了弥补自己的话，威尔逊迅速补充说：“但在美国我们有其他机构，比中央银行更强大。”他又一次向所谓的华尔街权力开火，而不是攻击政府集权。不管真诚与否，在佐治亚州的这番言辞帮助他挽救了竞选。豪斯上校得到布赖恩的声明，他将考虑提名威尔逊或克拉克作为总统候选人。[40]威尔逊也从有影响力的报纸那里获得认可，包括《堪萨斯城市之星》和《罗利新闻与观察》（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他从富有的朋友们那里拿到很多竞选资金。当竞选主赛季结束时，威尔逊终于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共和党的竞选充满了人身攻击，让人痛苦。拉福莱特的竞选资金不足，缺乏组织性，[41]他怨恨罗斯福抢了他的风头，但与在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之间上演的莎士比亚剧相比，他与罗斯福之间的敌意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罗斯福和塔夫脱这两个老朋友反目为仇，互相伤害对方，只有密友至交才能这样相互伤害。塔夫脱称罗斯福是“危险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和“讨好人民的马屁精”，罗斯福称塔夫脱为“傻瓜”和“伪君子”——对这样一位坦率的人民公仆而言，这是一个奇怪的指控。

很少有人提到银行改革——塔夫脱不想强调他支持奥尔德里奇计划，而罗斯福对此则不是那么感兴趣——但这场竞争根本不是关于银行改革的：它是关于罗斯福并不想让他的继任继续执政。罗斯福说他参选的原因是因为塔夫脱背叛了他的理想——[42]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主义者”，因为他培养了对像奥尔德里奇这样的党魁的支持（这是真实的，尽管罗斯福曾经培养过同一位党魁）。在罗斯福当总统时做得很不错的事情上，塔夫脱总体表现也都不错。在环境保护方面，他和他的前任一样，活跃于保护公共用地防止滥用方面。在反垄断上，塔夫脱提起了更多的诉讼案，[43]超出罗斯福认为的必要数量。塔夫脱还成立了劳工部，并签署法案，强制实行合同劳工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他还推动所得税修正案。但在1912年，相比他此前所倡导的，罗斯福主张更加强硬的进步主义。他远比塔夫脱更希望政府追求社会公正与再分配。为与“人民”共进退，罗斯福提出了一个病态的想法，允许选民推翻法官的决定，[44]而作为一个法学家，塔夫脱认为这个想法很恐怖。由于他们主要是在气质或程度上有差异，华尔街多数人都认为罗斯福是个机会主义者。“这些年来，他是做过一些出色的事情，”摩根的高级顾问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这样评价这名前总统，“但对他最近几个月竞选表现的研究让我不禁相信，他现在的主要目标仅仅是为了重新掌权。”[45]

塔夫脱控制着党的组织；罗斯福唯一的机会是在初选中点一把火。4月初，他先在伊利诺伊后在宾夕法尼亚击败了总统塔夫脱。两天后，帮助塔夫脱竞选的皮亚特·安德鲁，在华盛顿的威拉德酒店与沃伯格共进晚餐，在那里他们无疑讨论了不容乐观的选举新闻和改革的前景。[46]晚饭后，他们听到一些真正可怕的消息：在与冰山碰撞之后，游轮泰坦尼克号沉没在北大西洋。死者当中有一个是总统的军事助手——阿尔奇·巴特（Archie Butt），[47]塔夫脱几乎视他为家庭的一分子（巴特也曾真诚地为罗斯福服务）。总统和整个国家都陷入伤感中。范德利普试图对业务上的短暂停顿做出解释，他对斯蒂尔曼说：“这件事带来的恐惧已经影响了每个人。”[48]塔夫脱取消了他的日程安排，也不去参加棒球开幕式。这位总统几乎诸事不顺。

4月19日，在两轮初选中塔夫脱又被击败。在那个时代总统不用参与竞选，但塔夫脱觉得必须通过巡回演说对罗斯福予以反击。[49]他进入马萨诸塞州，在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伍斯特（Worcester）和许多较小的城镇做短暂停留，在那里他反驳罗斯福的指控，说前总统所说的是对他履历的歪曲。塔夫脱从他平日的麻木中觉醒了，他充满活力地声讨罗斯福，否认自己曾经不忠，指责自己的导师追求一种激起“阶级仇恨”的分裂策略。然而，他对这场与“亲爱的老朋友”的斗争并不津津乐道。在某处停留时，他声称：“这让我的灵魂感到痛苦。”在波士顿拥挤的舞台上，塔夫脱结束一天的发言后说，他的挑战者罗斯福因为个人野心而不适合执掌政坛。在发表了这番激烈的长篇大论后，一名记者遇到总统正坐火车回家，他瘫倒在休息室。“罗斯福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塔夫脱说，然后开始哭泣。

当竞选活动白热化时，公民联盟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宣传战。无论谁被提名，詹姆斯·劳克林都致力于确保政策纲领对改革有利。先是共和党聚在芝加哥，后是民主党聚在巴尔的摩，联盟增加支出以创造大会的改革风潮。[50]甚至在他和沃伯格继续争夺政策和预算时，劳克林还组织了一场巧妙的竞选活动[51]。全国各地都在预约发言人；[52]人们在不断地讨好媒体。联盟的公报被发给每个华盛顿的记者，记者再接二连三地发回新闻报道。根据一份内部的联盟备忘录，“联盟所倡导的许多银行业改革的基本面，已成为编辑室的常识”。劳克林意识到，正如范德利普所预言的，对金融托拉斯的调查唤醒了对银行的兴趣；联盟现在的工作，正像在另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所说的，仅仅是“将舆论导向明确的渠道”。[53]一个典范是6月4日（共和党大会召开二周前），刊登在《莱克星顿（肯塔基）报道》（Lexington[Kentucky]Herald）上的一篇社论，它虽然可能不准确，却肯定地将奥尔德里奇计划说成是一项保护美国不受金融托拉斯影响的法案。

劳克林希望商人们来召集当地社区的代表。[54]在阿肯色州（公民联盟活跃的40个州之一），商家收到鼓动，呼吁他们采取行动，并把联盟描绘成为争取更合理的货币而与假想的华尔街敌人作战的一场战役。在大会之前，这些工作与对阿肯州色社论作家的游说工作相互配合，精心协调。

现在证明劳克林早些时候坚持联盟无党派性的策略非常聪明，因为这样他能同时向两个政党献殷勤。[55由于芝加哥就在附近，他希望共和党人会彻底支持奥尔德里奇计划。而对民主党的期望则更有节制，劳克林认为在巴尔的摩，支持性语言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将促进格拉斯和威利斯的立法工作。在南方各州，劳克林游说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敦促他们在各自州的大会上采取支持改革的政策。[56]他的听众们是否理解了银行业的要点并不重要，正如劳克林在一封写给沃伯格的信中所强调的，“得克萨斯的民主党政策先是诅咒奥尔德里奇，然后实际在改革提案上又使用了我们的原话”，信中散发着讽刺气息。

劳克林还写信给布赖恩，希望借此唤起他对过去的回忆，并恳求他缓解抵抗。劳克林知道布赖恩将主导在巴尔的摩的政纲讨论，因此他暗示，在银行问题上采取适度的语言将有助于民主党解决它一连串的失败：

在当前的竞选活动中，在一项影响我们信用机构的伟大而崭新的建设性措施上，这个国家将学习观察民主党是否值得信任。在吸引相应阶级拉选票时，它应该不能被操纵偏离位置……对你这么一个公众人物来说，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能让你在大会开始前几天里赢得好感。[57]

在芝加哥，安德鲁计划引导共和党政策向奥尔德里奇计划靠拢。[58]在安德鲁离开华盛顿前，安德鲁的老板——财政部长麦克维，拒绝了他的请假要求。这表明，麦克维对安德鲁改革工作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它还表明，塔夫脱政府在与罗斯福的斗争中，没有把政治资本放在银行上。

尽管如此，安德鲁还是很不明智地前往芝加哥。他很快发现，对那些违抗政治赞助者的人，华盛顿毫不留情。他刚一回到首都，麦克维就要求他辞职。安德鲁直接请求与他社会关系不错的塔夫脱总统进行干预，并在言辞中泄露了他的不满，这导致他们之间出现了公开的分歧。塔夫脱简略地告诉他：“我认为你故意违抗麦克维先生的直接命令是不明智的。”安德鲁出局了。[59]

在芝加哥大会上，安德鲁甚至效率更低。[60]芝加哥是一派政治残杀的场面，在芝加哥体育馆，塔夫脱和罗斯福各自的忠实拥护者们参与了争斗。虽然在初选中塔夫脱被打败，甚至在他的家乡俄亥俄州也是这样，但对政党机器的控制让他在代表中占据领先地位。同时，他在州大会上也击败了罗斯福。但罗斯福提出质疑，认为近四分之一的代表的选择是被误导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不得不出面解决这些纠纷。罗伯特·拉福莱特控制了重要的摇摆不定的代表，塔夫脱没法伤害这位威斯康星参议员。不出所料，政策委员会故意忽略安德鲁，也避而不谈奥尔德里奇计划，还批准了一条平淡无意义的政纲条目——“现行的银行安排模式须做进一步修订，以防货币恐慌和金融动荡的再度发生”。这一表达虚弱无力，且并没有提到国会委员会已经做出这样的“修订”，并已被现任总统批准。作为一个独立的建议，奥尔德里奇计划在会议厅已经流产。共和党内的团结也同样不复存在。

安德鲁清楚地目睹了在资质问题上没完没了的争吵和投票，那种“发烧一样的兴奋”，[61]他把所有这些都记在日记里。会议开始前的那天晚上，他看见罗斯福对座无虚席的礼堂里的支持者们说：“我们现在站在末日战场，为主而战！”[62]粗鲁的骑手现在是白衣骑士，是救世主，当无法获胜时，他宣称自己上当受骗了，率领人马离开体育馆，并退出党内提名⁽³⁸⁾。塔夫脱以微弱多数被重新提名。伍德罗·威尔逊对一个朋友说：“共和党人已经经过内部交锋，并且做出了最差的表现。”[63]

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银行改革的共和党人，没能保留下什么来继续支持这一事业。如果罗斯福继续他的第三方挑战计划，塔夫脱在秋天获胜的机会将被严重削弱，这甚至是致命的。改革者对民主党人进行了必要的较长时间观察。

劳克林、威利斯和安德鲁齐聚巴尔的摩，[64]他们知道，布赖恩正在这里准备民主党大会。大会代表们从火车上鱼贯而出，加入狂欢节的气氛中。铜管乐队在街上游行；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上好像都竖立着候选人的照片。威尔逊待在州长的避暑别墅里，这座别墅位于新泽西西格特，离海岸线几小时远，很方便追踪进展。在与家人一起等待投票开始前，他找时间写了张便条给他亲密的朋友玛丽·艾伦·赫尔伯特·派克（Mary Allen Hulbert Peck）：“天是灰色的，灰暗的。我们不得不在巨大的壁炉里点燃炉火取暖，并让精神振作起来。”[65]威尔逊也给布赖恩送了一张讨好的便条，同意布赖恩的观点，即巴尔的摩必须是“一场进步主义者的大会”。[66]威尔逊在代表票数上仍然落后于克拉克，但他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