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金融恐慌

恐惧心理助长了金融恐慌。[1]

——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

谁将成为摩根先生的继任者？[2]

——艾达·塔贝尔

1907年秋，美国遭受了国民银行体系历史上最严重的崩溃。一夜之间，银行储备用尽，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大萧条。人们只想要现金或与之等价的黄金，且由于人们竭尽全力确保现金安全，现金从流通中消失。没有一家政府机构能够阻止恐慌。新任财政部长乔治·科特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想法。对自己相对温和的缓解危机的努力，他写道：“该部门目前的领导不愿意承担义务，并乐得通过适当的立法来减轻至少部分义务。”[3]

“恐慌”（panic）一词，来源于神话中的荒野之神潘（Pan）。他被描绘成一个长着山羊的角、腿和尾巴的男人，他演奏排箫，能引起森林中孤独的旅行者心中的恐惧。1907年的大恐慌，据弗兰克·范德利普所说，引发了“突然的、不合理的、压倒性的恐惧”，恐惧席卷“所有人”。危机重重时，范德利普遇到一个潜在客户，一位名叫朱利安·斯特里特（Julian Street）的年轻作家。他手里有五万美元的钞票——他妻子继承的遗产。此前，斯特里特一直把钱存在一家信托机构。他去信托取钱，信托人员试图劝阻他，与他争辩并哄骗他。“这是为你自己好，斯特里特先生。”信托人员哀号着，恳求他把钱留下。“现金！”作家怒吼道，“我要现金！”信托人员回答说：“请别这么大声，斯特里特先生。”[4]但斯特里特的呼喊声回荡在整个城市，继而回荡在整个国家。

经过了长达10年的繁荣之后，美国人开始认为繁荣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稳健的。电气化快速发展，新技术开始用于大规模生产，人口飙升至8000万，这一切使美国成为工业强国。商人们相信美国不可能再出现1893年那样的恐慌。除了少数纽约的金融家仍旧主张改革外，银行业改革的动力已经不足。大多数美国人对改革不感兴趣，他们满足于陈旧的、分散的国民银行体系，但1907年的恐慌一夜之间粉碎了他们的自满。

甚至连华尔街都感到措手不及。这种危机到来时总是让人震惊，甚至对那些已经敲响警钟的人也是如此。那年夏天，工业生产水平较低，但还远未及预警线。摩根的合作伙伴乔治·帕金斯写信给摩根，提到“总体商业活动有少许减缓”。[5]秋季，纽约货币市场收紧，但银行家们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6]10月份，西奥多·罗斯福感到轻松够了，他已经远离宪法赋予他的总统职责，花了两周在路易斯安那州长满野生藤丛的乡间狩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8月中旬已从欧洲返回的J. P. 摩根，又一次离开了华尔街。这位银行家，每当不在工作或者不获取艺术品时，就把宗教当作他最大的慰藉。在收到帕金斯的信时，他正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参加圣公会的大会。他语气舒缓地回信安慰帕金斯：“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报告的”。[7]10月12日，帕金斯的信里满是寒暄，他写道：“我们都非常好，天气晴朗，希望你也这么幸运。”[8]

故事的发生常始于不起眼的小事。这次恐慌也不例外，它开始于华尔街偏远地区的一次拙劣的炒作。一个臭名昭著的蒙大拿州铜业巨头设法控制了纽约一家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商业国家银行。然后，他从这家银行融资，试图操纵一家铜矿开采公司的股票。[9]10月份，股票操纵失败，商业国家银行被置于危险境地。储户们强烈要求取出存款，商业国家银行无奈转而向纽约清算所寻求帮助。纽约清算所负责成员银行之间的轧差清算，也可向成员银行提供紧急贷款。纽约清算所同意援助，前提是商业国家银行任性的总裁必须辞职。

如此一来，骚乱本可以平息。然而，由于信托的兴起，纽约的银行又被特别地暴露在风险中。因为利率较高，银行资产在过去10年间不断膨胀。一开始，信托仅仅是信托基金和信托地产的保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托开始效仿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他们还投资于比银行风险高的资产，如房地产。信托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存在于国民银行的监管生态体系之外。这其实与后来所用的特殊工具帮助商业银行规避监管规则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百年后的恐慌出于类似原因，也是从一家非银行机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开始的。1907年，纽约的所有存款中超过40％都放在信托，这是金融体系的外围。当国家银行的1美元平均由钱柜里的25美分现金作为储备支撑时，信托的1美元仅有6美分的储备支撑。[10]这意味着，信托远未做到未雨绸缪。

信托之间是由董事会联结起来，或者可以说是由信誉连接在一起的。商业国家银行的崩溃使得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它的另一个董事，查尔斯·W. 莫尔斯（Charles W. Morse），他拥有至少六家地方银行的董事头衔，还实际控制了其中的三家。莫尔斯是一个手段阴暗的商人，奥利弗·斯普拉格曾婉转地指出，他做生意的方式，“一直是极端的”。[11]

现在，随着不安的蔓延，在莫尔斯所任职银行中，有两个被迫寻求纽约清算所的救助。[12]《纽约时报》如释重负地报道称，作为回应，莫尔斯辞去了他的职务，这也算一大进展。然而，莫尔斯似乎已经出卖了他的一个同伴，查尔斯·T. 巴尼（Charles T. Barney），[13]他是开发纽约地铁的核心人物，也是大型机构尼克博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的总裁。巴尼和令人厌恶的莫尔斯进行了许多不同的交易，他们的联盟使尼克博克的储户烦躁不安。[14]因此，劣币不断地传递下去。到了10月19日，当70多岁的老摩根登上私人火车返回纽约时，他警觉危机正在扩散。[15]

第二天，摩根组建了一个包括他自己、詹姆斯·斯蒂尔曼和乔治·贝克（George F. Baker）在内的指挥团队，贝克30年来一直是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这个受人尊敬的三人组合任命了一个由更年轻的银行家们组成的小团队，来评估陷入困境的银行的价值，并确定哪些银行可能值得帮助。该团队由贝克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副总裁亨利·P.戴维森（Henry P. Davison）指挥。戴维森马上就面临着尼克博克的危机，因为尼克博克是信托公司，并非清算所成员，被认为没有资格接受救助。[16]换言之，纽约结算所以一种狭隘的视角看待它自身所担负的使命，但其他的救助机构也没有更广泛的授权。巴尼辞职了，而且时间紧迫，戴维森只好派出了他的得意门生——34岁的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来审查破产信托公司的账簿。

尼克博克坐落在第34街第五大道，在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设计的华丽的、有着科林斯圆柱的庙宇里面。前面的人行道被一群储户团团围住，一些人带着背包希望能装走现金。[17]在银行里面，“成堆的绿色钞票，打包成几千美元的份额，堆放在出纳员旁边的柜台上”，《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这样报道。[18]

当斯特朗在银行后台检查账簿时，他能听到储户在绿色大理石的公共区域叫嚣着要取回自己的钱。[19]他后来写道：“排着队的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惊慌失措的表情，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20]

到10月22日周二午后，尼克博克已经被挤兑800万美元，它只好再次暂停运营。斯特朗报告说他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担保尼克博克的偿债能力，因此摩根决定不予干预。摩根知道，如果允许尼克博克破产，就会导致这所城市里所有其他的信托公司出现疯狂的挤兑。由此产生的恐慌，就像希夫曾预言的那样，使之前的恐慌与之相比确实如同小儿科。

财政部部长科特柳乘坐下午的火车匆忙赶到纽约。《纽约时报》报道称，当晚他“在摩根先生的主持下”会见了一群银行家。[21]在以后的时代，没有私人银行家会认为可以这样接待监督他们的联邦官员。尽管摩根的银行只是一家私人银行，远小于大型商业银行，但皮尔庞特·摩根的威望却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的美国银行家。他占据能够号召其他银行开展救援合作行动的最佳机会，他就是大家可以依靠的人选。

第二天，全市第二大的美国信托公司发生了愤怒的踩踏事件，其他信托公司也同样如此。斯特朗再次被派去审查账簿。当他回到摩根在华尔街23号的办公室时，他发现摩根与斯蒂尔曼、贝克、帕金斯以及戴维森在一起。他告诉工作组，尽管美国信托公司已经没有盈余，但它仍然保有偿还债务的能力。摩根平静地说：“这一点是终结恐慌的关键。”[22]

摩根之前与斯特朗并不相熟。他是因为戴维森也这样说所以才对斯特朗有信心，戴维森的镇定自若和稳定沉着使这位优秀的银行家感到放心。亨利·戴维森一直在宾夕法尼亚的特洛伊长大，是一名农具推销员的儿子。[23]他很早就成为孤儿，在一家小银行工作，在那里他辛苦地抄写皮革装订书上的数字。戴维森是雄心勃勃的奋斗者，但他平易近人且充满魅力，这些素质使他很快从小城镇的银行到达金融界的顶峰。

戴维森和斯特朗交好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后者也曾历经艰辛。斯特朗在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但因为父亲遭遇财务困境，斯特朗被迫放弃念大学本科[24]——这是一枚难以下咽的苦果。他进入信托领域后，引起了戴维森的关注。戴维森是比他高五届的前辈，也是他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近郊小镇的邻居。通过戴维森，斯特朗加入了崭露头角的美国信孚银行，似乎即将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但到了1905年，斯特朗的妻子却变得抑郁起来，有一天，趁丈夫上班时，她用一把买来对付窃贼的左轮手枪，开枪自杀了。戴维森想起自己孤独的童年，对斯特朗深表同情，还收养了斯特朗的孩子们。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到斯特朗向摩根报告时，美国信托公司在钱柜里的钱还不到20万美元。摩根批准了一项紧急贷款，条件是借款人提供足够的抵押品。困境中的信托公司员工把成箱的证券运到华尔街23号，斯特朗和摩根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评估它们的价值。“当我们在一起时，”斯特朗回忆说，“摩根先生面前有一个小本子用来记录数字。”[25]当摩根对抵押品的价值满意时，他会通知隔壁房间的斯蒂尔曼。然后，斯蒂尔曼打电话通知他在城市国家银行的部下，及时提供必要的现金与贷款。

但恐慌并没有消退。10月24日，周四，受惊的信托公司从股票市场拿回自己的贷款，暴露出美国信用市场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脆弱性。绝望的股票经纪人愿意为赎回贷款支付125％的利息（短期贷款是随时可赎回的）。数十家券商处在崩溃的边缘，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威胁要关闭市场。摩根认为，关闭市场将是一个错误。他将银行行长们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在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内获得2350万美元的承诺用以保持市场流动性。城市国家银行承诺的份额最大，为800万美元。斯蒂尔曼渐渐发现沃伯格的预言其实是正确的——他的银行所具有的磁铁般的力量，使得在危机时，原本不需要承担的责任也被强加给它。第二天，连续第五次的恐慌发生了。股票市场隔夜贷款的拆借利率飙升至150％，而摩根集团不得不再次承诺1000万美元的救助资金。[26]

那时，一场新的危机爆发了：纽约市出现现金荒。[27]摩根召集贝克和斯蒂尔曼到他的私人图书馆，在这座宫殿般的建筑里，银行家们又一次安排了紧急贷款，以保证市政府正常的资金周转。

当然，摩根并不是唯一提供援助的人。在为期4天的关键时间里，科特柳在纽约的银行存入3500万美元。不过这时，美国财政部的盈余已经消耗殆尽。[28]

现在，摩根的存在已不可或缺。他填补了央行银行家的空缺，晚上在他的图书馆召开理事会，图书馆里收藏着大量波斯挂毯，有古老的《圣经》和罕见的中世纪手稿。他经常会见贝克、斯蒂尔曼，还有镇定自若的戴维森，他们一起谈到很晚。一天晚上，当这个团队正在讨论救援的好处时，弗兰克·范德利普也出席了会议。摩根抽着雪茄，他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卷起雪茄，使雪茄外端形成一个凸起。过了一会儿，范德利普注意到，拿雪茄的手在桌上松弛下来，摩根的头也垂了下来。范德利普这样写道：“我们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摩根先生的呼吸声。”[29]

摩根的地位太过重要，以至于当他得了轻微感冒，人们就会担忧不已，并责怪夜晚的空气让他着凉。简而言之，这个喜欢独处的人广受赞誉，是整个城市的敬酒对象。证券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员发出阵阵欢呼，对他的努力致以热烈的感意。感谢赞美信纷至沓来，在华尔街23号川流不息，其中不乏来自很远地方的记者的信。[30]这些信件，将摩根奉为救世主，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在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以及这一角色在将来是否可以依靠。雅各布·希夫直言不讳地称：“你将金融混乱阻挡在我们之外。”孟菲斯的一名银行家在一封亲笔便函中称，普遍这样认为，“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福利几乎完全取决于你”。

但摩根已临近退休，斯蒂尔曼和贝克也是如此。他们不会永远在那里。而且尽管竭尽全力，摩根的努力还是不够。纽约的信托失去了总存款的48％，这是灾难性的打击。[31]更糟的是，10月底，纽约清算所最终被迫授权银行相互用货币的纸质替代品，而不是现金来进行结算。目前的恐慌已到了百年难遇的境地。清算所的“贷款凭证”由成员银行的贷款支持。它们是欠条，承诺等有现金时支付现金。这是一种虚拟货币的形式。

随着恐慌的进一步扩散，许多其他城市的清算所和银行协会都制造他们各自版本的清算所凭证。[32]有些是精心制造的，外观就和正常货币一样。这些凭证仅用于银行间清算，这样就能把更多的现金留给普通储户。这种创造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增加了货币的供给，这将成为日后美联储的一项职能。然而，有20多家城市银行不得不对普通储户也发放贷款凭证。[33]

许多铁路、矿业公司和店主都转而用银行支票而非现金向工人支付工资，而那些别无选择的就只能暂停运营。[34]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银行将其收银员签名的支票分发给本地雇主，面额为1美元，雇主再用这个支票支付他们工人的工资。商品零售场所普遍接受这样的支票，因为这已经是很多客户仅有的凭证了。

到11月中旬，据一项调查显示，全国较大城市中大约有一半用贷款凭证“或其他的替代品来代替合法货币”，这项调查是由哈佛大学的教授皮亚特·安德鲁（Piatt Andrew）在恐慌之后着手进行的。[35]在以前的恐慌中也使用过贷款凭证，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地使用过。在一些没有清算所的小城镇，当地的银行家们就在前面的门廊上，搭建一个临时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工作。银行家试图安抚民众，指出凭证是由“核准证券”支撑的。有些银行家还辅之以有趣的细节。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清算所夸口说，银行已经存有这样的票据，它们是由“小麦、谷物、鱼罐头、木材等适销对路的产品”所支撑的。货币交换正在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

安德鲁估计有5亿美元的现金替代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流通。[36]在人口为25,000以上的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里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暂停取款。[37]例如，在艾奥瓦州的康瑟尔布拉夫斯，每个客户限额10美元；在亚特兰大，一天限额为50美元，一周限额100美元。[38]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银行，采取了一种“自由裁量权”的便利政策，就取款进行逐个审查。虽然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多少法律依据，但官员们不仅假装没有看见这些行为，相反，在许多州，他们还鼓励银行遏制柜员操作以保护自己。[39]许多州宣布了银行假，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假一直持续到12月。难怪这被安德鲁称为是自南北战争以来“范围最大、时间最长的信用体系的崩溃”。[40]

尽管清算所凭证提供了一种缓和的方式，但一般只有自己城市签发的凭证才被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一位纽约银行家感慨地说，“费城、波士顿和其他银行送来的汇票正在被退回，因为暂时不可能汇往纽约交易所。每个城市都发行自己的清算所凭证……建起了一座与其他中心隔离的墙”。[41]自11月起的近两个月时间后，美国的国家货币体系又回到了19世纪初的那种分崩离析的货币巴别塔状态，流动商贩在不同的州和地盘上用不同的货币做生意。

事实上，货币是以溢价进行交易的。那些需要现金的人，不得不开出超出他们所需金额一倍的支票。货币已经失去了它的正常的、可互换的特征——它在一个地方比在另一个地方更有价值。经纪人登广告提供溢价买卖货币的服务，规模不断增加。城外的货币交易更是稀缺，经常是无论付出多高的价格也得不到。

甚至连银行都缺乏现金的信号吓坏了储户，许多人在他们还可以取钱的时候撤出资金。[42]在纽约，大家都抢着租用安全存放现金的保险箱。[43]从全国范围来看，银行存款下降了3.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藏匿在卧室梳妆台和厨房抽屉中。[44]

然而，个人囤积并没有像银行囤积一样造成太大的危害。[45]正如科特柳指出：“有人说，我们很多人都囤积资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许多银行也如此做。”[46]乡镇银行从存放储备金的城市银行提取存款，而这些中间层的城市银行又从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银行拼命提取存款。乡镇银行家们采取预防措施并非没有道理。一些银行家发现自己在城市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被暂时冻结。得州坦普尔一家银行的总裁詹姆斯·E. 弗格森（James E. Ferguson）从他的储备城市银行收到一份电报，宣布他将不允许提取货币，因为储备银行的资金，相应的已被纽约冻结。正如弗格森后来告诉一名国会议员的，“虽然钱袋里满满的，但我们破产了”。[47]小城镇的银行家们不想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开始囤积货币。

圣安东尼奥、印第安纳波利斯、威奇托和波特兰的银行把他们的储备金比例提高到存款的35％，远高于规定的25％。[48]加尔维斯顿和得克萨斯的银行更是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9％，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冗余。一家印第安纳州银行吹嘘它的现金储备有67％，范德利普心中不免酸酸地推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纽约金库拉回来的。[49]如此高的储备金比例对银行体系来说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与此相反，纽约银行试图通过承担破产信托公司的贷款以提供流动性——在他们这样做时，其储备金比例已远远低于法定最低限度。[50]

诉讼和反诉讼案子满天飞，[51]责任的问题无法解决。难道真像范德利普所认为的，乡镇银行家们囤积储备是毫无必要的？还是纽约的冒险举动使乡镇银行暴露于风险中？每种指控都是正确的。虽然许多乡镇银行只想着填充他们的金库，但他们有充分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机构。

问题是，这一体系引发了储备金竞赛，从而使美国大部分地区总量可观的银行业资本从未投入使用。[52]银行与银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储备金都是分开的，这使它们无法发挥作用。沃伯格将该体系比作一个没有消防部门的小镇，镇里的每家每户都在自己家里存一桶水以备灭火之用。[53]

现在，美国与欧洲的差别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在英国的体系中，英格兰银行采取“顺风策略”，也就是说，当资金即将匮乏时进行贷款。并非巧合的是，从拿破仑战争时代起，英国就没有经历过银行停牌。[54]在短时间内，美国除了20多个较小的恐慌，更经历了五次严重的银行业危机。[55]正如作家理查德·廷伯莱克（Richard Timberlake）所说的那样：“所有机构必须顺应大势，但不能被大势裹挟。”[56]

紧随恐慌之后，经济萎缩加剧。[57]随着银行储备金的减少，银行被迫削减贷款。股市暴跌近40％。铁和钢的产量大大降低。由于没钱支付工资，许多工厂关门或仅营业半日。这次萧条的严重性让商人们震惊不已，尤其是它发生在一个繁荣时期——铁路已经实现盈利，农民非常富有。

繁荣期间的这种混乱强有力地证明，至少对像沃伯格这样的银行家而言，这一体系必须重新设计。尽管摩根非常厉害，但美国的金融状况太过复杂，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或几个银行家。斯特朗在尼克博克外目睹的事实，让他和其他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一样强烈赞同改革。

摩根不愿意加入改革行列，然而斯蒂尔曼却因负有支撑濒临破产银行的责任，看法已经发生改变。恐慌发生的几周后，他大胆地来到距离不远的库恩-勒布公司的办公室。没有事先约定，他见到了移民银行家沃伯格。他发现沃伯格还在那里，和四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的一样。

“沃伯格，”他吼道，“你的论文在哪里？”

“现在太晚了，斯蒂尔曼先生，”沃伯格黯然答道，“应该去做的事不能急于去做。如果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就需要多年的教育工作。”[58]

这次会面后不久，沃伯格因为一封致《纽约时报》的信再次引发公众辩论，他认为，只有“现代中央银行”才能治愈美国的顽疾。[59]这里的“现代”指的是“欧洲”，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由私人银行家管理。沃伯格不信任美国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以他那种井然有序的日耳曼风格来衡量太过大众化（或民粹主义）了。他担心银行会处于政治家的掌控之中，因此提出成立一家中央银行，由“我们最训练有素的企业家”管理。而另一方面，进步主义者则把银行看作是公众的信任。对农民、西部人以及其他人来说，恐慌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了华尔街和整个商业不配得到这样的信任。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即使在救援行动中，摩根和其他银行家们仍在追求利润。离哈得孙河越远，他们的动机看上去越不良善。

一个特别的小插曲让华尔街公众的情绪进一步恶化。[60]11月初，股市最出名的券商摩尔-施莱公司（Moore & Schley），突然濒临破产的威胁。由于摩尔-施莱公司拖欠了整个东海岸很多银行的贷款，摩根有理由担心它的破产会引发恐慌的新浪潮。他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剥离摩尔-施莱公司的一项重大资产，即它在田纳西州煤、铁与铁路公司（Tennessee Coal，Iron & Railroad）的持股。麻烦在于，为田纳西州股票寻找顺理成章的买家，摩根所求助的是巨型的美国钢铁公司。摩根对美国钢铁公司怀有私人感情，因为它由他在1901年组建，合并（有人说是垄断）了钢铁行业。虽然田纳西的出售实现了他的目标，避免了一家大券商的破产，但这一解决方案并不像摩根其他的救助行为那样公正无私。此外，美国钢铁公司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加快获得了个人承诺，保证收购不会因反垄断的理由遭受阻碍。因此，这笔交易也散发出政治偏袒、徇私舞弊的臭味。

最公平的结论是，私人企业家不应被委以像摩根一样的巨大权力（考虑到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缺乏其他买家，交易本身倒可能是有利于公众利益的）。然而，摩根对公众的立场饱受攻击。一些评论家称，是摩根造成了整个恐慌。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是一名威斯康星的进步主义者，也是公司权力的反对者，他指责“一群截留和分配财富的金融家，为了自身的目的，故意带来了后期的恐慌”。[61]总统尊重摩根，不以为然地写信给他的连襟，说明公众已经“过了盲目冲动的信任和乐观期，发展到丧失理智的不信任和悲观期”。[62]（今天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周期。）人们为不断出现的丑闻和“高层的不诚实”深感震惊，罗斯福写道：“他们已经开始担忧各家银行是否真的隐藏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从杰克逊的时代开始，对银行家的反对一直是一种可预见的对金融风暴的美国式反应。华尔街经常被描绘成诡计多端和惯搞阴谋，而事实上，也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阿尔弗雷德·欧文·克罗泽（Alfred Owen Crozier）是一位卓越的俄亥俄州律师和华尔街的批评家，他在恐慌还未结束时写了《磁铁》（The Magnet）这本小说，将华尔街“机器”描绘成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服务于“它的隐形主人，且从来不会被人发现”。[63]克罗泽后来被更知名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所超越，后者在1908年的小说《钱商》（The Money Changers）中刻画了一个摩根式的人物，他刻意制造了恐慌。这种把摩根作为危机煽动者的观点严重误解了这个男人。摩根的标志性项目，如合并破产铁路和组织信托，一直出自使商业生活更有次序的目的。这使得他做交易决策时，毫无疑问地倾向于用更绅士的合作替代恶性竞争，同时这也能增加利润。摩根的商业部署建立在他对稳定性深层次的偏好和对资本主义经常性混乱的厌恶之上。1907年，摩根已经尽其所能来防止混乱，然而他所做的还是不够。

另一个微妙的分析是针对伍德罗·威尔逊的。威尔逊曾是一位经济学讲师，这位大学校长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因为华尔街的风险承担和权力集中而心神不宁。他坚持认为，银行家应该是“政治家”——是社会中的领导，而不是单纯的奸商。[64]威尔逊对于企业的贪婪和不道德行为感到失望，但他承认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禁止通过商业“积累”财富。恐慌后不久，在《时代》杂志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出，调和人的贪婪和公众福利之间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把社会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威尔逊与众多进步主义者不同的是，在商业和金融人士中，他愿意承认道德，或至少承认公民的宗旨。尽管高尚的教授普遍看不起华尔街混战，他仍旧敬佩摩根。“我很高兴地看到，”威尔逊说，“在所有这些不确定的邪恶的混乱当中，摩根先生的名字尚未列入之中。他似乎仍保持双手干净，名誉免遭耻辱。”[65]但即使是威尔逊也认为单靠思想道德本身无法取得成功。货币改革迟迟未来，他说：“欧洲货币体系远比我们的更好。”

改革突然风靡一时。各种提案涌入国会。1907年至1908年冬天，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一系列著名银行家的讲座，这些银行家包括范德利普、帕金斯和巴顿·赫本。[66]座谈会由埃德温·塞利格曼主办，就是曾促使沃伯格发表文章的教授，现在则劝说沃伯格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舞台上。沃伯格理直气壮地提出，美国的体系不如欧洲的。[67]事实上，他说，这个体系还不如古巴比伦人的。沃伯格对此区分得非常清楚，他认为，欧洲的银行被自身和中央银行的结余“充分保护”，可以在危机时自由放贷；而与此相比，美国最近发生的恐慌，仿佛处在某个颠倒的世界中，“银行，不是发放现金，而是开始积聚货币，或者说囤积货币”。哥伦比亚大学的系列讲座随后结集出版，将集中化的观点介绍给更为广泛的公众。[68]

不过，沃伯格观点只被少数人接受。大部分的银行家仍迷恋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的提议，即根据各家银行的自身贷款发行货币。这将进一步让国家的资金链断裂，与沃伯格希望达成的目标恰恰相反。他发现现在的政治气候对完全重新建构这一体系是反对的，因此，他耍了一个手段，将他最新的计划调整为一家“改良的”中央银行。[69]他的“改良”银行试图进行折中——这是一个由清算所组成的伞状结构，可以发行货币，并对银行提供统一的支持，即使它远远不是一家完整的中央银行。[70]他因害怕激起大众反对而走向联邦制，这也正是日后美联储所采用的模式。

虽然沃伯格的观点吸引了一些记者和教授，但在国会他没有信众，而这才是他应该依靠的地方。作为德国移民，沃伯格在国会山没有入场许可，在这里资产货币的概念正大行其道。因为被忽略而受挫，沃伯格对奥尔德里奇参议员特别不满，后者掌握着参议院的实权，而且按照沃伯格的理解，奥尔德里奇绝对不会允许体系真正发生改变。[71]

现年66岁的奥尔德里奇，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维护货币、关税和铁路监管的现状。[72]他倾向于国民银行货币体系的安全由政府债券保障，他对改革这一主题的一贯贡献就是建议印发更多的钞票。他对体系的脆弱性缺乏理解，更预见不到他最近的麻烦。他每年去欧洲逗留，1907年春天也同样如此，7月份，他回到建在纳拉甘西特湾的宏伟庄园，监督兰花温室的安装。他这种对劳动乐趣的享受却因为银行体系的突然崩溃而被打断了。这次恐慌的幅度让他深受震动。奥尔德里奇已经意识到，即使是出于政治的原因，立法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进行改革，共和党就无法在1908年面对选民。他也开始萌生了好奇心，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随着银行的情况恢复正常，在12月下旬的某一天，参议员在华尔街上打听，寻找通往库恩-勒布公司的路。表面上他的目的很单纯：他想要就一部德国政府的债券法规向雅各布·希夫咨询。希夫叫进来一位同事，他说这位同事对此比他更了解，这位同事就是保罗·沃伯格。沃伯格第一次凝眸注视奥尔德里奇，就被他尖尖的鼻子、炯炯有神的眼睛、浓密深色的眉毛和胡子，以及“强壮而干净的额头、宽阔肩膀上高高昂起的头颅”所打动。[73]尽管心怀怨恨，但沃伯格不由自主地被参议员所吸引。谈话主题变宽，沃伯格冒险进到集中化的禁地，开始谈论这一话题。也许，为使沃伯格这座暗流涌动的火山恢复平静，奥尔德里奇说，沃伯格可以给他一些材料以便其进一步阅读。当奥尔德里奇离开时，沃伯格喃喃自语：“货币改革即将开始。”

希夫认为，写信给奥尔德里奇将是一个严重错误。[74]沃伯格不理他。第二天，沃伯格发给参议员自己的“改良版的中央银行计划”副本。四天后，他又写信给参议院。[75]现在，这座火山是不封顶的，没有任何限制。“难道上次的恐慌不是表明我们正在遭受银行体系太过分散化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无法保障银行协同利用储备金所带来的痛苦？”银行家问。[76]他不断地抨击，呼吁银行体系应具有秩序性、连贯性和中心化——而这些特质正是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的银行体系所缺乏的。

然而，参议员奥尔德里奇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