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通往杰基尔岛之路

第一章 禁词

我赞成国家银行。[1]

——亚伯拉罕·林肯，1832年

1858年，卡特·格拉斯出生时，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其银行体系却依然滞后于其他行业的发展，停留在尚待开发的时代。随着国家建造工厂、铺设铁路的进展，陈旧的金融系统和繁荣的城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日益白热化，并逐渐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话题，但无论人们多么不满意现状，由于当时盛行的偏见，任何倾向于中心化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被提上议程。

美国成为一个货币巴别塔（Babel）⁽⁶⁾，有数千种货币；每个州负责监督各州自己的银行，它们共同组成国家货币发行体系。据官方统计，美国经济建立在硬通货基础上，但黄金流通量并不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正如当时的一位作家写道，“携带满足长途旅行开支所需的金属硬币”对旅客而言是不切实际的。[2]如果他旅行时携带除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最大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发行的货币，他的钱很可能被拒收，或被大打折扣。而如果他随身携带黄金，那么，“无论在酒店，在车厢还是在轮船上”，他都会得到纸币兑换服务，用一位西方银行家的话说，这些纸币包括“缅因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各州⁽⁷⁾，密歇根州、佐治亚州、加拿大、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弗吉尼亚州，以及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发行的常常毫无价值的纸币”。[3]

理论上，这些纸币可兑换成黄金或国债，但西部各州银行发行的纸币非常不可靠。[4]从发行者的角度来说，银行家想尽办法让他们发行的纸币流通至遥远的地方，这不足为奇。这样一来，纸币可能永远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流转回来，银行也因此避开了债务赎回的恼人细节。没有机构监管发行纸币的质量或数量，而在各州采取所谓的自由银行制⁽⁸⁾后，发行人只需一台印刷机就可以开店铺了。1853年，印第安纳州州长感叹道：“投机者来到印第安纳州，一手拿着钞票，另一手是股票，24小时内就可以揣着由他自己命名发行的法定货币，去往联邦某个较远地方使用了，而这是经过印第安纳州的立法机关批准的。”[5]这一体系确实民主，几乎所有人都能发行“货币”，但这必将导致信贷泡沫，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

据费城一位金融家杰伊·库克（Jay Cooke）所言，一些银行发行的货币量是其资本的25倍，“除了靠机构自身的诚信外，货币信用没有其他任何安全保障”。[6]然而，这种诚信往往是短命的，因此，“混乱……是那个时代的秩序”。内战时，据《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统计，美国有1395家银行，每家发行各种面额的货币——总共达8370种。[7]即使是小心谨慎的银行柜员，要审查这样泛滥成灾的货币也几乎无望。因此除了银行倒闭，美国还充斥着骗子，他们伪造的假币可能一钱不值。假币如此猖獗，以致“假币探测器”这样的指南得以出版并广为流传。[8]

对19世纪后期的改革者而言，这种货币混乱所形成的画面，是理解格拉斯那代人对货币看法的关键。货币——通常指黄金或白银——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物质。而流通的纸币，虽被用作交换媒介，却仅仅只是个符号，是对实物的一种承诺，其货币价值会根据人们对承诺可能不被兑现的担心程度而打折扣。

某种程度上，内战期间的立法提供了一种补救措施。由于政府急需信贷，林肯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P. Chase）别无选择，只能提出并经国会批准建立了国家特许银行新体系，允许以国民银行票据的形式发行流通纸币。这将是一种新的统一货币，一面是标准印刷，另一面是发行银行的名称。

然而，货币发行被严格控制。[9]能够发行货币的国民银行必须持有储备并提交联邦银行审查。此外，为发行货币，他们还必须投资一定比例的政府债券，并存入财政部作为抵押。这一要求扩大了对政府证券的需求，这当然也是蔡斯的目的之一。通过激励银行投资于政府债券，美国发明了为战争融资的一种新手段。国民银行体系快速形成，许多州银行转为联邦特许的国民银行，这样他们就有资格发行货币⁽⁹⁾。

新货币与原来相比确有进步，但发行仍存在随意性。流通中货币的数量由国债的投资水平决定，而与贸易需求没关系。由于资本总是追逐更高的利润，当商业活动扩张时，银行可以找到比国债更好的投资，因此货币流通量常常刚性下降，而此时实体经济却正需要更多的资金周转。令人担忧的是，纸币供应量缺乏弹性——金融危机时银行持有债券，没有新货币发行。现代这种中央银行可在需要时提供额外流动性的概念，那时根本不存在。

不过我们也很难对蔡斯过于苛责，因为正如他所言，他的目标是“首先保证战争对货币资金的巨大需求”。[10]蔡斯不仅规范了货币，还削弱了银行发行无价值纸币、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这使得他备受赞许。威廉·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是一位耶鲁大学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对此深表欣慰：“这个货币体系已经杜绝了银行家们玩通胀通缩的老把戏。”[11]而经济在增长，货币发行量须随之增加，这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与此同时，被忽视的还包括《国民银行法案》（National Banking Act）中对国家储备那种岌岌可危的管理方式。在英国或法国，储备金存放在中央银行。而在美国，《国民银行法案》却引入了一个复杂而脆弱的、银行储备金层层存放的管理体系。

该法案将银行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最底层的银行，所谓乡镇银行，必须将储备金存放在本行的库房中，或将部分储备金存放在中间层的城市银行里。而城市银行，则要么将储备金存在本行库房，要么将部分储备金存在最高层的银行，即在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斯这种“中央储备城市”里的银行。实际上，由于银行不想让资金闲置，便令储备金流入纽约。而纽约的银行也不想闲置资金，于是又将闲钱借给股市。因此，美国的银行体系建立在一个投机性的金字塔上。每当信贷供应不足时，整个链条反向循环，乡镇银行通过加急电报向存放他们储备金的城市银行要求收回贷款，后者再向纽约的银行收回贷款。这可能会引发股市的恐慌性抛售。格拉斯写道，该系统“助长了恐慌”，国家的闲置资金“纯为投机的目的涌入货币中心”。[12]

这一问题很快变得明显起来。1873年，新时代开幕还不到10年，杰伊·库克的公司，就因在铁路债券上的过激投机行为而倒闭，并引发了一场历时六年的大萧条。作为体系缺陷的一个警示信号，流通中货币量急剧下降。[13]甚至当经济恢复后，美国又出现了周期性的现金短缺，或称“通货紧缩”，利率飙升至100％。这一问题到秋季更加严重，因为这时农民进行农作物的收割需要现金，用于雇人、喂马、操作机器和采购运输。农业经济发展随季节周期变化，对货币的需求也受季节扰动，收割时节需要成捆的现金。城市和农村对货币需求的相对不平衡，导致周期性的现金短缺，却并没有一个中央银行的资金池来消除这个季节性问题。总之，该体系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始终不能产生足够的货币来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增加货币供给，但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应由谁来供给货币，应供给什么样的货币？”尽管新的国民银行票据可作为通用货币，但实际上美国市场上竟然出现了七种不⁽¹⁰⁾同的交换媒介，流通数量各不相同。在格拉斯的早年生活（南北战争后的头几十年）中，各地的美国人就如何在这种金融混乱中建立秩序进行了激烈争辩。尤其是，货币供给除黄金外，是否还应通过一些其他类型的货币予以补充？包括“绿钞”——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发行纸币的通俗名称。因为缺乏金属或有形资产支撑，银行阶层普遍对绿钞感到厌恶。它们不过是张纸，一种“法令货币（正是今天的流通货币）”，对19世纪的银行家们而言，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亵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决定，绿钞可兑换黄金，而想要加入货币交换行列中的人们改变了基调，建议货币供应量可通过以白银为支撑的货币来提升，白银产量比黄金更加丰富。但金本位的支持者认为，白银也是一样，只会让货币贬值；人们会从道义上反感，在经济上排斥。

金本位的捍卫者往往是债权人——资本家。他们不希望货币贬值，因为他们不希望收债时收回的是更便宜的金属货币。黄金比白银稀缺，因此更有价值。在19世纪70年代，世界许多地方已经和英国一样继续实行金本位制（同意用黄金支撑他们的货币）。1879年，美国也实行了金本位制。但国会试图安抚农民游说者，因此指示财政部按白银对黄金16﹕1的历史比例，铸造数量有限的银元。由于金银价格的差异，银制“美元”明显贬值，银行家们和共和党人都把白银看成为一种对价值的亵渎和稀释。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被称为“黄金民主党”总统，他于1884年当选，又于1892年再次当选，他代表华尔街和意见领袖发言时指出，如果美国实行了银本位，“我们就再也不能以一流国家自称”。[14]

实际上，银行家们是正确的，金银复本位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人们会用较便宜的金属（此情形下是白银）来换取更贵的金属。但金本位也给美国人带来了许多问题。简而言之，黄金产量不足以支持货币供应。

货币短缺对不同的美国人影响不均，这造成了极大的分歧。托克维尔指出，美国农民与其说是农民，不如说更像小商贩，他们贷款购买种子和设备。[15]当价格下跌时，则无法偿债。信贷在农场社区极其稀缺。《国民银行法案》明文禁止房地产贷款，这削弱了国民银行在农村地区的实用性。现金甚至比信贷更稀缺，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所发行钞票的总额比康涅狄格州的东海岸发行的钞票还要少。[16]

这种痛苦和明显的不公平，催生了政治觉醒——一种对公平的渴求。人们纷纷指责是华尔街或英国的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伦敦金融中心）造成货币稀缺。卡特·格拉斯也是其中之一。[17]艰苦的童年时代滋养了他的这种委屈和辛酸。南北战争前三年，格拉斯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出生，母亲在他只有两岁时去世，父亲梅吉·格拉斯（Major Glass）是一位大出版商，战争期间遭遇巨大损失，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报纸。战后，政府向父亲提供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他拒绝为联邦政府工作，虽然他也有政治野心，但这都因战后重建南方而遭受挫败。对儿子格拉斯来说，父亲的挫折与联邦军队占领弗吉尼亚的场景交织在一起让他感到痛苦。然而格拉斯是个有决心的小伙子。他身体虚弱，皮肤蜡黄，嘴唇很薄，因为消化系统问题而体弱多病，只有五英尺四英寸（约162.5厘米）高，由于性格固执、脾气火暴而以“勇猛”著称。格拉斯14岁时就被迫辍学，不过他在晚上继续学习，在煤油灯下阅读了父亲收藏的柏拉图、伯克和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虽然在报社找到一份工作，但因为1873年的萧条，格拉斯的前途一片暗淡。格拉斯对这一灾难的看法可由他对北部银行的敌意看出端倪。[18]正当他试图在这个世界上谋得一席之地时，美国正处于连续六年货币市场不断缩水的局面。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格拉斯相信是黄金把它们吸走了。纽约和伦敦都站在黄金这一边。他认为金融家的恶毒阴谋是罪魁祸首。因为不信任权力，他不想有更多的权力。他不想要中央银行。

1880年，格拉斯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工作——他成为报社记者。10年之内格拉斯晋升为出版商，在这期间他不断发表社论倡导银本位。“为什么金币可以无限量地自由铸造，而银币却不能？”他在《林奇堡新闻报》（Lynchburg News）上怒喝。格拉斯的讨伐更多是一种情绪的演绎。“我承认，就我所读过的货币问题两面性的材料而论，我对此了解极少。”他私下里对一位同事说，“但是，当我看到一边是企业和个人财富的无情力量，而另一边是辛苦劳作的大众时，我只能认为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19]

银币的倡导者常常被描述成情绪化的、无知的。但他们的忧虑是真实的。30多年间，从卡特·格拉斯还是个孩子开始，美国物价稳步下降。大萧条之后诞生的美国人甚至从未经历过连续两年的通缩，但令人惊讶的是，1867年至1897年，物价无情地跌出历史低点，整体下跌了50％以上。[20]1867年，当这位未来的国会议员九岁时，一蒲式耳（约35.238升）冬小麦售价为2.84美元；30年后它的售价仅为90美分。[21]

商品价格在下降，换一种更有启示性的说法，货币价格在上升。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源于预期到的原因——货币是稀缺的。宾夕法尼亚州代表约瑟夫·西布利（Joseph Sibley）指出，黄金是唯一价格不断上升的商品。“你不想要一种诚实的美元，”他斥责克利夫兰总统说，“你只想要一种稀缺的美元。”[22]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加速，国内各阶层分歧日益扩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能够利用资本，制造业企业受到关税保护。高关税和强势美元的体系非常适合东北部，但它使农民和债务人仍旧陷于贫困。

然而，可能从货币改革中获益最大的人对改革也最为抵触。建立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概念，虽然在其他国家很常见，却激起了美国人根深蒂固地对垄断的恐惧，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地区。农民提倡采取一个较为粗糙的解决方式：多印绿钞。当讨伐停息，提倡者把精力转移到白银上。对农民而言，关键是要印更多的钱——任何种类的钱都可以。

1890年，迫于压力，美国国会要求财政部白银的月购买量达到450万盎司（是原来的两倍）。由于政府同时也用黄金支撑纸币，问题出现了。如同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¹¹⁾所预期的那样，矿工和其他人用廉价的白银按面值换取了黄金，黄金就从流通中消失了。黄金从国库中不断流出，外国投资者担心美国将被迫放弃黄金，因此争先恐后抛售美国证券。

这场黄金崩溃带来了银行业的恐慌。储户纷纷提取存款，乡镇银行拼命要求从城市银行收回他们存放的储备金。体系过于脆弱，根本无法处理货币的运送。一位评论员指出：“金银根本无法在一天之内从纽约运到丹佛，48小时的延迟可能很轻易就决定了西部机构的命运。”[23]

毫无疑问，1893年的大恐慌，暴露了该体系的问题，同时其地域上的不对称性也显现出来。[24]在倒闭的360家银行中，除了十七家之外，都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或者南部的银行。罗伯特·莱瑟姆·欧文（Robert Latham Owen）是俄克拉何马的马斯科吉第一国民银行总裁，他发现半数存款在几天之内便流失殆尽。这位格拉斯未来的立法合作伙伴从此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克利夫兰总统说服国会废除白银购买法案，但白银的游说者不停施加压力要求恢复法案，投资者一直争论不休。政府不断借来黄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流失。货币审计署审计长巴顿·赫本（A. Barton Hepburn），这样写道：“对银本位的恐惧占了上风，尤其是国外，每艘快船都带来美国证券，同时带走黄金。”[25]随着黄金供应量日渐减少，1895年，总统迫于压力与摩根（J. P. Morgan）携手，摩根接受用三十年政府债券（他联合投资者投资政府债券）换取黄金来摆脱国库的困境。[26]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华盛顿向华尔街屈从的例子。谈判的私人性质和摩根从这个联合组织获利的事实引发了阴谋论的指控。[27]虽然缺少证据，但格拉斯认为，银行家们如摩根之流煽动黄金短缺，以便从随后的债券销售中牟利。[28]虽然与摩根的这笔交易很可能是克利夫兰所做的交易当中最好的一笔，但使他的政党出现严重分歧。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至少在所有格拉斯的党羽中，建议政府换掉摩根，培养自己的银行家。虽然中央银行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流通货币，但仅仅是关于它的建议就激起对杰克逊时代名誉扫地的第二银行的质疑。这就足以宣判其死刑了。克利夫兰否决了一项制造银币的措施后，格拉斯因为华尔街敦促否决权而怒气冲天。“这就是金钱权力，第二银行曾用它来影响政府的财政状况。”他在《林奇堡新闻报》发表社论，“如果不是杰克逊将军以其权力废除了第二银行，这种金钱影响力将持续到今天”。[29]

1894年，反对杰克逊主义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在巴尔的摩召开会议并提议改革。“中央银行”这个词被刻意回避。然而，对与会人员来说，很明显内战时的银行架构已失去意义。恐慌已经演变成彻底的萧条。铁路成沓倒闭，成千上万的工厂关闭，失业率飙升。在农村地区，农民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弗吉尼亚州的农民被债务毁了：40%的人被迫成为租户。[30]

尽管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次大萧条，克利夫兰并未因此提供联邦救济。作为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克利夫兰肥胖而实诚，他坚持人民应该支持而非反对政府。[31]这是民主党自由放任的信条。但格拉斯极力将这一理念与美国农民的困境相调和。

那时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粹主义者鼓动收入税、电价改革、铁路监管和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原来参议员是由立法机构选择）。工人时常爆发罢工，有时非常暴力，其中著名的1894年普尔曼罢工使美国大部分轨道交通陷入瘫痪，并导致骚乱和破坏行为，最终被联邦军队镇压。

对货币体系不满是导致这些不同叛乱的共同原因。普尔曼罢工同一年，一名俄亥俄州商人雅各布·考克斯（Jacob Coxey），率领一支失业大军前往华盛顿。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要求增加货币流通——这是第一个关于货币体系的民众抗议。与此同时，美国山谷的乡村里，人们在油灯下埋头细读威廉·哈维（William H. Harvey）迷人的寓言故事——《硬币的金融学校》（Coin's Financial School）。该书出版于1894年，作者哈维是个失败的银矿工，后来华丽转身，成为银本位的推动者。他的这本书卖出了几十万册。

在新一届总统选举上，白银成为压倒性的问题。随着美国陷入萧条，增加货币供应量被视为一剂补药。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小心翼翼地防止与白银势力疏远，但党魁坚持说他站在黄金这一边。[32]

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卡特·格拉斯作为政纲草拟委员会成员，坐火车连夜赶往处在情绪高度亢奋状态的中西部地区，他六周前刚刚埋葬了自己的父亲。他已经认真思考过梅吉·格拉斯出席的上一次大会——1860年的民主党大会，会上民主党曾就奴隶制进行辩论。这次大会似乎同样意义重大，但格拉斯预感到他将在这次重大事件中发挥作用。尽管世事艰难，格拉斯很享受自己越发重要的地位，他已收购了林奇堡的三家报社，并拥有美国速度最快的印刷机。弗吉尼亚州最上流的圈子每天都在阅读他鼓吹白银自由铸造的社论。[33]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接踵而至，譬如劳动改革和垄断，但不管是格拉斯还是大部分民主党人，都没有做好对这些问题的准备。格拉斯是一个保守的改革者，警惕着任何可能分裂民主党和削弱坚实南方的举措。南方的民主建立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上，他在社论中恳求对该体系予以支持。对格拉斯而言，任何类型的联邦干预（诸如中央银行）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可能威胁到白人至上的理念并使其终结。

民主党因此团结在银本位之下，将银本位当成针砭美国时弊的一种万能解决方案，也作为一种安全、统一的咒语应对代表们的各种不满。一种本土化、杰克逊式的对英国同仇敌忾的气氛在代表中弥漫，对他们来说，黄金代表被英国奴役的政策。民主党以银本位为主的政纲猛烈抨击“伦敦的金融奴役”和“银行财团的非法交易”。这是一次农民的大会，浸淫着农民关心的问题，并从一个曾在农场长大的、狂热的杰克逊主义者的儿子那里找到了灵感。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年仅36岁，曾经做过律师，担任过编辑，并作为内布拉斯加州代表连任两届国会议员。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他的许多观点有先见之明（他赞成所得税和竞选捐款公开披露），但布赖恩主要靠演讲天赋在公众视野中崭露头角。对于问题，布赖恩主要是凭借感觉而很少分析。[34]当东部地区的人们判断他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时，布赖恩正憧憬着未来。他因为一种对小城镇、对宗教和自由放任的保守怀旧之情而感到振奋。他的早期竞选资助者是白酒获利者，后者很高兴能找到反对禁酒令的非饮酒者。现在，他由白银的受益者资助。

在1896年7月9日温暖的午后举办的会议上，布赖恩谈到，他承认白银阵营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定，虽然他的某些说辞已经在以前的演讲中使用过，但是他的演讲从未如此富有诗意，如此令人兴奋。他对代表们慷慨陈词，这也相当于对整个国家演讲，因为实际上超过60%的美国人是农民和农村居民。他称呼农民为“那些苦命的开拓者”，赞美农民“敢于冒着荒野所有的危险，使沙漠像玫瑰一样绽放了花朵”。事实上，布赖恩是代表“我们”农村演讲，而不是代表“你们”城市，他将白银和黄金，穷人和富人，甚至善和恶都与二元对立法联系起来。他向杰斐逊和杰克逊致敬，他宣称为“生产群众”“商贩利益”“劳动利益”和“所有劳苦大众”代言——只有华尔街被排除在外。对银行家和货币系统的捍卫者，他流露出《圣经》里提到的愤怒。“你们不能给劳动者戴上荆棘王冠。”他怒吼道，“你们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35]

据目击者报告，布赖恩讲完，听众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发出巨大欢呼声，他们站在椅子上，做着夸张的手势，在大厅里游行——有些人还把布赖恩架在他们的肩膀上。格拉斯感到自己激情澎湃，也加入了人群。当狂热爆发时，他匆匆挂了个电话给报社，报告说布赖恩已获得提名。

那年秋天的竞选异常艰苦。麦金利在华尔街筹措竞选资金没有任何障碍。甚至某些民主党人都对布赖恩的大受欢迎感到震惊，大家竟然会支持一个小派别的候选人。在那些支持黄金民主党（而不是布赖恩）的人当中，有一位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伍德罗·威尔逊。[36]

将近80%有选举资格的成年人参与了投票，投票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布赖恩仅差4%输掉了普选——考虑到他的财政支持几乎全部来自银矿，他的表现不算糟糕。拉到了650万张选票的布赖恩已是政治运动的无冕之王。并非巧合的是，这次选举的前两周，企业家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讨论对货币体系做出变革。会议组织者看到现有金融体系已经过时，更确切地说，他们害怕主张自由铸造银币者会操纵公开辩论。他们希望在布赖恩逼他们改革之前先行对现有体系进行改革。

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大会即将发布的这份600页的报告是对“中央银行”单一、随性的参考。代表们正在朝另一方向推进——他们希望政府与银行脱钩，不与金融高层勾结。摩根与财政部的黄金交易已是前车之鉴。

按照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报告的提议，各家银行应基于向农民、商人和工厂发放的贷款，而非政府债券来发行货币。[37]这样，货币发行的数量将随着普通商业活动的兴衰而波动。当银行基于棉花货运发放信贷时，货币供应量增加，而当棉花货运商偿还债务时，货币量则会减少。

提供给棉花货运商的这种贷款被称为“真实票据”，与供应到股市交易商的投机性信贷区分开来。根据真实票据理论，这种贷款有其内在合理性，因为它们是由有形资产——棉花支撑的。

真实票据理论最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把货币供应量的决策权从个人手中解放出来。约翰·卡莱尔（John Carlisle）是克利夫兰手下的财政部长，他认为发行票据“不是财政部或其他任何政府部门的通常职能”，这个任务太艰巨了[38]。相反，卡莱尔说，汇率应“完全根据人们的商业利益和贸易规律予以调节”。卡莱尔援引19世纪自然法则⁽¹²⁾的概念——按照自然顺序，货币数量会自我调整。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上，詹姆斯·劳克林（James L. Laughlin）是真实票据理论（又称“商业贷款理论”）的引导者。劳克林是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报告的作者。按他的说法，当贸易水平变化导致银行贷款变化时，一种资产货币（基于每家银行各自的贷款）将“自动及时地自我调整”以满足商业需求。[39]

劳克林和其他理论家显然过于乐观——货币管理过于复杂而无法“自我”调节⁽¹³⁾。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正迫使美国财政部远离他们如此珍视的自由放任原则。事实上，各任财政部长都开始尝试将政府储备贷给银行。这正是中央银行的职能。麦金利手下的财政部长莱曼·盖奇（Lyman Gage）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口头上宣扬不干涉，但在实践中，他开始像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先驱一样行动了。

盖奇在纽约州北部出生并接受教育，是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前总裁，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上主张让政府与银行脱钩的热情的支持者。[40]然而，麦金利的高关税政策实际上会增强盖奇的权力。高关税意味着政府可以投入更多收入到货币市场中。盖奇部长可能并不希望建立一家政府银行，但是随着关税收入不断涌进财政部，他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家政府银行。

是年，美国国内小麦作物获得丰收，一系列的金矿被发现（包括在加拿大育空地区克朗代克区域），这些喜讯更进一步增强了财政部的影响力，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41]小麦销售量飙升，黄金储备更加丰富，货币数量猛增，紧缩终于结束了。某种意义上，布赖恩的话得到了印证：更多的货币确实促进了繁荣。只是布赖恩运气不佳，这次增加的不是白银，而是黄金。

盖奇现在面临他的前辈们没有遇到的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财政部的盈余？他意识到，存放在财政部金库的金条被闲置，这并不能刺激贸易增长。他的解决办法是增加国民银行的存款。换句话说，他开始尝试成为一个中央银行行长。

1898年，麦金利发起与西班牙的战争，这进一步提高了财政部的地位（战争不可避免地使政府与银行业联系在一起）。为了资助美西战争中最重要的圣胡安山战役，盖奇发行了2亿美元的债券，引发了公众的认购狂潮。战争支出点燃了真正的热潮。1899年，股票经纪人亚瑟·豪斯曼（Arthur Housman）乘坐火车环游全国，在向J. P. 摩根提交的一篇报告中展现了一种美好的时光。6月，豪斯曼报告中写道：“全国各地货币储备充足，在最小的城镇，货币按5%的利率自由供给。”[42]火车轰隆隆穿越草原，豪斯曼满意地观察到农民正在建造新的栅栏和谷仓，农场主正在改善牧牛的品种。

然而，麦金利式的繁荣无法掩盖银行体系的潜在问题。到了秋天，乡镇银行需要现金用于秋收，于是纷纷取回了自己的存款。货币流动性在纽约突然蒸发。城市的银行将他们的储备金降到法定的最低点，现在，他们很少放贷，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法放贷。律师和投资者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说：“到处都在要钱，更多的钱。”[43]

并没有做太长时间的思考，盖奇就已决定了财政部储备的用途。他把财政部的储备借给了银行。又一次，盖奇拿定主意将财政部资金投入流通领域。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一做法将有可能降低政府的形象，但正如他在1899年的报告中警觉地观察到的那样，“我们正常的商业生活被严重地破坏”[44]。而这是他不能容忍的。秋季货币短缺的“周期性规律”让他烦恼不已。货币缺乏稳定性，对货币弹性的需求，都说明了现有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

到1900年，盖奇已将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人的钱存在400家不同的银行。国会愤然，开始着手调查。议员们对盖奇在各家银行存款的不成比例，尤其偏向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深表愤慨。[45]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这种温和友好引发了旧有的对银行家阴谋的恐惧。M.W.沃尔伯特（M. W. Walbert）在其发表的一篇民粹主义短文“即将到来的战斗”（The Coming Battle）中警告说，货币交易商已经形成“一个巨型联盟”，将威胁到人民的利益。

财政部长对这种批评无动于衷，依然积极向前推进他的措施。在沃尔伯特对银行大肆攻击的同年，盖奇反对称：“认为银行直接用现金进行交易是常识性的错误。”盖奇解释说，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进行信用交易，银行日收入中只有不超过10％是现金形式。其余主要是支票或者记账货币——盖奇将其定义为“从一人向另一人转移银行信贷的指令”[46]。

这90％的信贷网络正是问题发生的原因。[47]在经济繁荣、黄金储备上升时，信贷可能枯竭干涸，这点尤为令人不安。盖奇注意到，问题症状一出现，银行就会受“自我保护原则”指导，暂停或大幅降低贷款。[48]此时，货物和证券的所有者都被迫不计成本地出售货物和证券。“深思熟虑选择的企业都被放弃，未来交付货物的订单被废除。”最后，本应有序的收缩演变成“无序下跌，非理性恐慌”。

盖奇担心发生这种恐慌，于1901年春着手干预市场，其时正逢一场对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份的袭击搅乱股市，9月，麦金利总统遭到暗杀后又一次掀起波澜。[49]1902年初，因不习惯新上司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爱管闲事的风格，盖奇决定辞职。他提交的最后一份报告可看作对这古老国民银行体系的临别赠言。五年任期满后，他得出结论：现有的国民银行体系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钦佩，但“仅适用于温和的天气，而不适应风暴天”。他感叹道，每家银行都是“孤立和分离的，相互间缺乏配合”。他还感叹说，没有“在经济环境不好或萧条时起共同保护或防御作用”的联盟存在。事实上，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从未有过一个财政部长像盖奇一样离中央银行的需求这么近。

盖奇甚至谈到了禁词。他若有所思地说，或许成立“一家有多个分支机构的大型中央银行”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必然会激起民众反对。但如果是一家较为低调的机构，用宪政风格的检查方式来予以约束，时机已经成熟。他心目中的这种银行，由私人拥有，有权将储备从信贷富余的地区贷到信贷匮乏的地区。他满怀希望地说，如果对这样一家银行的权力进行适当限制，那么它将具备“完美的公信力”。“我们毫不夸张地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它赋予了乡镇自由和独立，给各州带来了有限主权。”盖奇反问道，“每家银行作为独立单元，保持其在当地关系中行为的独立性，虽可能被统一到巨大的中央机构之下，但这难道违反联邦原则吗？”[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