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华尔街悸动

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华尔街也能找到真正的爱国主义。[1]

——弗兰克·A. 范德利普（Frank A. Vanderlip）

随着国会陷入停滞状态，金融中心的银行家们远未承诺改革，华尔街开始鼓吹中央银行的概念。这是由雅各布·希夫的预言引发的，他是沃伯格年长的合作伙伴，一位受人尊敬的华尔街智者。

早在1906年，希夫就向纽约商会发出警告。“我不喜欢扮演卡珊德拉⁽¹⁷⁾的角色。”他严肃地说，“但如果不对金融体系马上进行改革，这个国家将会发生恐慌，之前的恐慌与之相比形同儿戏。”

希夫担心，美国的繁荣会因其摇摇欲坠的银行系统及弱小的货币市场而遭受威胁。[2]财政部长莱斯利·肖曾试图通过灵活挪动资金掩盖这些赤字，但大家显然还记得去年秋天肖已经从商业银行拿出1亿美元，将其投入政府的巴拿马运河项目。在华尔街，短期利率从10%飙升至让人无法忍受的125%，仿佛纽约市是某些经济停滞的穷乡僻壤似的。在一个更成熟的体系下，这种波动是无法想象的。纽约拥有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新地铁线路，以及可与巴黎的豪华酒店相提并论的华丽酒店，却不得不忍受从南北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金融体系，这使希夫烦恼难耐。“要我说，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耻辱。”希夫这样说道。

商会对此深感震惊，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美国饱受诟病的货币。值得注意的是，撰写委员会报告的主要工作交给了弗兰克·A.范德利普，他是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却并不像他的前辈们一样执着于墨守成规的国家银行体系。[3]他的背景更加多样化，在华盛顿、中西部以及华尔街都工作过。他好学爱问，雄心勃勃，是保罗·沃伯格一直看好的对改革感兴趣的银行家。

范德利普在伊利诺伊的一个农场长大，职业生涯刚开始时，他是一名记者，专门从事金融新闻。[4]他是一名有进取心的新闻记者，一直在培养高层的信息来源，1897年，他被调到财政部担任部长莱曼·盖奇的助理。在华盛顿，他与西奥多·罗斯福以及美国海军助理秘书经常接触，在他看来罗斯福是一个自私的战争贩子。美西战争爆发时，范德利普安排了战争债券的出售，并对许多银行家熟悉起来，包括詹姆斯·斯蒂尔曼，他非常成功但深居简出，是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总裁（就是前文中描述过的那位绅士，他毫不客气地否定了沃伯格关于中央银行的备忘录）。

范德利普的行事果断让斯蒂尔曼印象深刻，1901年，他把副总裁的位置给了范德利普，随即开始培养他作为接班人。斯蒂尔曼对工作人员专横霸道，每天早晨，在他东七十二街的房子里，仆人们手托装着四个鸡蛋的托盘走上楼来，焦急地像在等待主人的审判。但他对范德利普就像对亲生儿子一样。[5]他们周日一起驾车出行，分享商业秘密，这是斯蒂尔曼通过开发一系列有价值的客户名单建立起来的，这份客户名单包括标准石油的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和其他一些巨头。通过将传统商业贷款与承销相结合，斯蒂尔曼使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从态度上的一丝不苟到穿着上的无可挑剔，他竭尽所能，将范德利普塑造成一个与其地位相称的继承人，还为他提供一栋位于哈德逊的家具配备齐全（英式风格）的豪宅，并赞助他成为右翼共和党俱乐部的会员。

尽管与斯蒂尔曼关系亲密，范德利普并未像他导师那样对货币改革心怀敌意。斯蒂尔曼将金融恐慌视为自然和有价值的仪式，清理了市场上的过激行为，而这种行为是他所刻意回避的（国民城市银行被誉为“斯蒂尔曼的金钱陷阱”，这是一种对他的谨慎表达敬意的说法）。而近20年来一直是他手下的范德利普，看法则更加务实。范德利普判断美国将因为缺乏最后贷款人而使其发展遭受不必要的阻碍。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银行资本占全球的40%，但在国际金融上它却仍是一个小弟。[6]让范德利普深感无奈的是，国家银行甚至并未得到授权来运营国外分支机⁽¹⁸⁾构。由于商人对美国市场缺乏信心，美国短期利率比英国的更高，更易波动。国际收支结算中也没有使用美元。让范德利普和希夫这些金融家们颜面尽失的是，费城商人在中国或南美购买货物，却不得不在巴黎、伦敦或柏林进行交易结算。华尔街对这种“朝贡”感到厌倦。只要美国出现周期性的恐慌和货币紧缩，美元就极少有机会能超越英镑成为国际货币。[7]

当范德利普开始撰写商会报告时，他41岁，安静而英俊，薄薄镜片后有着一双狭长的眼睛，他毫不怀疑如果政府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种状况就能够得以改观。他的报告中充满了一个都市银行家的无奈，虽对高端金融拥有远大抱负，却被乡村单调乏味的需求所制约。他抱怨说，农作物的收成和销售使银行感到压力，银行“无法利用他们的信贷，却有义务从储备中拿出合法的钱并送到收获的田野上”。[8]

范德利普像沃伯格一样对罪魁祸首——国民银行法的硬性要求予以指责，特别是它阻碍了货币流通。这部法案强加给农村地区特殊的负担。在城市里，人们有银行账户，并且习惯于开个人支票，这是一种不受管制的货币形式；而在农村地区，人们依赖于银行发行的钞票，而钞票供应高度受限。范德利普的目的是使货币供应量更灵活——不是总体上货币数量更多，而是不管经济兴衰货币供应数量弹性更大。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发行货币”（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只与银行打交道；它将由董事会控制，至少部分董事会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这是对最终的联邦储备法案的一个直接的描述。

但范德利普没有预料到他的失败。虽然为以防万一，他已将较为宽松的改革包含进来，但他天真地假定对于纽约银行家的合理建议，美国其他人都会欣然同意。在与银行家内部交流后，范德利普相信“美国的大多数银行家认识到货币体系中变化和弹性因素的必要性，衷心希望与纽约的银行家们合作”[9]。这种敏感性的缺乏令人瞠目结舌。更天真的是，他还称赞说，他想象这一天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当“秋季来临时，金融中心银行的合法货币储备将不会在秋天耗尽，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和达科他州进行秋收的人们可能会领到他们的工资”。

如果连这位曾经的农村男孩都很难同情在达科他州进行秋收的劳动人民，那么说明华尔街与这个国家的其他人甚至与其他银行家之间越来越疏远。美国工业界一般采取公司形式，许多公司在纽约成立总部，并为公司发展向银行寻求资金。城市中领先的金融机构正逐步转变为投资银行，他们兜售证券、交易国债，并涉足外汇交易。这是一个重大的演变，预示着对普通美国人完全陌生的一种金融文化的形成。《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托马斯·F. 伍德洛克（Thomas F. Woodlock），观察到“纽约的银行家们无一例外地，沉浸在股票市场的投资业务中，股票代码吸引了他们大量的注意力”。[10]

当范德利普于1906年11月再次向商会提出建议报告时，因对哈得孙河（Hudson River）⁽¹⁹⁾西岸的态度敏感，希夫试图使这一建议变得更委婉些。“如果你离开纽约城，再讨论中央银行这一话题。”希夫开始说，重复了他给沃伯格的警告，“如果你穿越三千英里，一路上与全国各地的人们讨论中央银行，你会发现人们普遍对它极其不信任。”[11]他解释说，美国人在安德鲁·杰克逊的时代就不希望权力集中，今天更是如此。他们不希望增强政府的权力……他们不希望有这种大规模的存款，这样政府将不得不把这存在银行，从而被少数人控制。他们害怕它形成的政治权力和造成的后果。

同一天商会批准了范德利普的报告（还是原来的报告，没有按希夫所建议的变得更委婉些）。该集团的大胆可能是因为紧急事件的刺激。那一年，货币市场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动荡，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更是加剧了这种动荡，地震在旧金山造成3000人死亡，并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这次地震引发了一场跨大西洋的黄金转移运动，使国际市场动荡不安。在那个时代，黄金的实际转移掩盖了金融灾难。外资保险公司必须按旧金山的政策要求支付索赔，而银行资本在国内难以获得，不得不依赖进口。运送黄金是提供银行资本最实用的手段。地震后九天，即4月27日，范德利普向斯蒂尔曼报告称：“地震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大量黄金被转移到旧金山。”[12]

正如保罗·沃伯格所预测的那样，在没有政府银行的情况下，国民城市银行的卓越地位使它承担了应对灾难的大部分责任。那时，斯蒂尔曼的金钱陷阱是能够胜任工作的。一周后，范德利普让他的导师放心，并发送了电报：

加利福尼亚运送来的黄金耗尽向我们显示了结束的迹象。运送已在两三天前停止。加利福尼亚银行从纽约和其他金融中心提取的资金总额将远远超过3000万美元……我们已安排了250万美元的黄金进口，在我给您电传的这一刻，城市银行的进口总额最多将达到3100万美元。[13]

但货币市场持续动荡。就在那一年，4月有一次，后来又有三次，纽约银行的储备开始不足。[14]依照法律规定，这使他们无法发放新的贷款。银行需要其他渠道提供额外储备。

莱斯利·肖竭尽全力推动黄金进口，包括向国民城市银行提供10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15]这位财政部长夸口说，由于他的努力，超过六车皮黄金“以金条的形式”从欧洲、澳大利亚和南非进口到美国。此外，在战略性的时刻他拓宽了对政府资金的存款和提款。以下是肖对1906年慵懒夏日的回忆：

粮仓和仓库空空如也，铁路货车停在旁轨上，商人在山涧里捕鱼，或在度假胜地休息。与此同时，银行资金充裕，利率较低。一切显得那么安详……除了那些意识到在这一纬度农作物是在秋季成熟的人们。[16]

为防备起见，肖从国民银行取出6000万美元，以防被人用作炒股的火种，并暂时“锁定它”。然后，夜晚变得越来越凉爽，秋天来了。

商人回到自己的办公桌重新熟悉更加紧张的活动。作物开始成熟，粮仓和仓库开始装满，货车开始投入使用，开出的支票和汇票在数量和金额上都成倍增长，人们随身携带的现金比在其他季节都要多。资金压力无可避免地开始了。银行收回他们的贷款……[17]

信贷现在已经供不应求，肖将先前取出的部分资金又还了回去。“这将对国家的商业利益大有裨益。”他如是判断。[18]

肖并不是想要增加货币存量，他只是为了缓和季节性波动，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适度的目标。[19]他所掌握的资金总额也很有限。但他的所作所为被同行们视为激进的行为。政府银行存款余额的11%都存在国民城市银行一家银行里，这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20]。一名芝加哥的银行家，对肖与国民城市银行（这也是标准石油的银行）的密切关系义愤填膺，他气冲冲地说公众“已经开始闻到肖衣柜里的煤油气味”。[21]《民族周刊》（The Nation）指控肖帮助“一拨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投机者”。[22]18世纪90年代，类似的指控曾被加之于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上；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也遭受了类似的指控。资本主义的真理是，如果货币被投放到体系中，无论是出于什么意图，某些资金最终仍会惠及人脉关系良好的金融家。至少肖曾尝试根据需求在全国各地分散存款——波士顿、路易斯维尔、堪萨斯城、新奥尔良、明尼阿波利斯、布法罗、奥马哈和其他城市，但这些钱最终都流入利率最高的地方——纽约。他悲哀地发现，“钱几乎和水一样流动，很快就能发现价值洼地”。[23]

这种对偏袒的指控只是一个插曲。更根本的批评是哲学层面的：肖干预了货币市场，人们仍认为这不是政府所应关心的问题。《民族周刊》对此感到担忧，如果财政部可以干预信贷市场，那么有什么可以阻止某些未来的“独裁者”干预股市？[24]在一个更全面的批判中，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助理教授A. 皮亚特·安德鲁（A. Piatt Andrew）指控肖用各种方式绕开了法律，并断然宣称，“黄金进口不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但对这一点，没有一家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会表示同意。

安德鲁把他最激烈的批判留在最后。他想知道，在这位财政部长当政期间，为什么纽约的银行会更加频繁地陷入资金匮乏？“以前，”他说，“从未有过财政部长宣布，财政部可以在恐慌时从外部插手银行的业务。”他推测，显然，一旦银行知道财政部已做好准备、渴望伸出援手时，就会觉得保持自己的储备没有太多必要。这在21世纪初，演化成“道德风险”观点，以此反对紧急财政援助。“来自企业外部的救济，就像户外的慈善机构，”安德鲁得出结论，“很容易降低人们节约的动力。”[25]安德鲁并没有轻视美国体系的缺陷，或者忽略改革的需要，但他拒绝接受一个“国会对其缺乏控制”的官员的“非法的任意解释”。

几乎人人都想改革银行体系，但在解决方案上没有任何两家机构能达成一致。华尔街并不太担心中央银行可能会偏好有影响力的银行家。纽约的银行家认为美国在金融上的领导地位将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也有助于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理由既有无私的，也有投机的，虽然对自己的动机不可能进行如此仔细的检查。他们只是感觉有一个更强大的信用体系将会很好。

为了挫败华尔街，肖毫不谦虚地提议赋予自己沙皇式的权力，他说，这能让他避免在未来发生任何恐慌。[26]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称赞了这一想法，他认为这会使现有的货币升值，并匆匆抛出一项提高财政部长的权威的法案。

然而奥尔德里奇和肖在另一个选区遭到反对，反对者是芝加哥的银行家们，他们集中在拉萨尔街。芝加哥的银行家们不喜欢肖的建议，因为他们担心一位活跃的财政部长将会名正言顺地与纽约的银行密切合作。出于同样狭隘的原因，拉萨尔街反对中央银行。

芝加哥的银行家很重要，因为他们掌控了除纽约以外最强大的行业话语权，他们也主导了美国银行家协会的理事会。在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总裁詹姆斯·福根（James Forgan）的带领下，美国银行家协会支持一个法案，即通过让大城市的银行运营分支机构来增加货币发行量，这样他们就可以发行自己的票据。[27]

但银行分支机构的前景吓坏了另一个集团——小城镇的银行家。他们估计，如果城市银行可以在农村地区开设分支机构，乡镇银行的地盘将会被侵占。[28]乡镇银行家们在国会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很多国会议员是乡镇银行家）。随着银行业变得分崩离析，而罗斯福又不敢打破僵局，改革陷入了停滞。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所说：“银行家之间仍存有分歧，大学者们意见分歧时，谁来判定孰是孰非？”[29]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在对德国的一次访问中被威廉二世接见，他承认美国的金融领域缺乏领导。威廉二世询问是谁在管理混乱的美国金融业务。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巴特勒回答说，这个体系是由“上帝”在管理。[30]

沃伯格认为美国人的病症在于恐惧，担心任何改革将会导致政府或华尔街获取控制权，这是让每个市民闻之色变的结果。沃伯格这样写道：“对于权力的深恶痛绝，已成为近乎狂热的信念，使得美国人赞成实行完全的去中心化。”[31]

迄今为止，沃伯格听从希夫的建议，保持自己的看法不为公众所知。然而，1906年底，他与一群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家中共进晚餐，当时饭桌上的话题转向金融的前景，许多人认为前景不妙。沃伯格以他标志性的远见卓识，有理有据地对为什么美国金融体系依然如此不堪一击进行了分析。宴会主人听得入了迷。

“你应该写出来。你应该发表。”塞利格曼说。[32]

“不可能。我不能用英语写作，我的英语还没有好到能写文章发表的地步。”

塞利格曼却依然坚持。诉诸沃伯格对美国日益增长的眷恋，他补充说：“把你的想法展现给这个国家，这是你的责任。”

沃伯格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酝酿出这篇文章。1907年1月6日，《纽约时报》的读者刚刚醒来就读到了沃伯格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文章——《我们银行体系的缺陷和需求》。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沃伯格以这句话开始。他毫不讳言，将美国的体系比喻成“梅第奇家族时代”⁽²⁰⁾欧洲的体系，也就是15世纪的欧洲体系。

沃伯格强调，中央银行是发展更深层次、更具流动性的信贷市场所必须的。尽管使用的是第二语言，沃伯格仍然充满诗意地描述了欧洲的集中式体系，在那里“举国的信用，即农民、商人，以及制造商的信用……都可以用作交换的手段”。沃伯格希望美国人看到他们的体系缺乏一致性的弱点。他生动将银行比喻成混乱步兵排中的步兵。“我们不是派一支军队去作战，”他警告说，“我们是派单个士兵孤军作战。”

到沃伯格的文章发表时，纽约的银行家已经变得非常焦躁不安。经济繁荣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是依赖信贷，许多人认为信贷过度扩张，就像在一个聚会中纵酒狂欢。没有国内当局会拿走酒杯，实施紧缩政策，因此美国对欧洲央行尤其是英格兰银行的决定高度敏感。

英国的观点是，美国的狂热经济可能需要一些冷却。贷款快速增长，信贷金字塔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是否是一个泡沫？英格兰银行只知道，它将不再负责为美国的扩张融资，特别是美国的繁荣已耗尽英格兰的黄金。正如范德利普向斯蒂尔曼所报告的，“英格兰银行对黄金出口的话题非常紧张”。[33]

1906年秋，英格兰银行开始拿走酒杯，伦敦将利率从3.5％上调至6％。[34]柏林的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也同样上调了利率。由于国际资本不断流入利率最高的地方，这些举措必然使投资者将横跨大西洋的黄金再运回来。英格兰银行为了使英国与过热的美国经济隔离，指导英国的银行清算他们向美国公司提供的金融票据，即短期贷款，从而紧缩信贷。[35]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之后，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兼知名财经作家奥利弗·斯普拉格（Oliver Sprague）判断这是一个转折点。80年后，理查德·T. 麦卡利（Richard T. McCulley）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英格兰银行扭转了黄金流动的方向时，麦卡利写道：“华尔街的繁荣像肥皂泡一样容易刺破。”[36]

华尔街试图用国内信贷来替代英国的贷款，[37]但美国的银行先前发展得太过迅猛，已现强弩之末的疲态。是年年底，股市崩盘。国民城市银行已做好了最坏准备，收紧贷款。范德利普对此表示抗议，但斯蒂尔曼已经嗅到严重经济衰退的气息。“我已经有这种感觉一段时间了，”他在1907年初写道，“下一次恐慌和紧接着的低利率将会揭示银行业近年来的很多问题。”[38]自1893年恐慌之后，斯蒂尔曼的银行比竞争对手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他预计，审慎将再次占据上风。他乐观地告诉他变乖了的下属，“我认为，到明年秋季，经济会不可思议地强劲增长，且流动性充足。”

进入四月份后，经济持续反弹，金融中心的情绪“非常乐观”——摩根公司的乔治·W. 帕金斯（George W. Perkins）向美国最著名的金融家J. P. 摩根这样报告。[39]但帕金斯指出，华尔街的看法则比较消极。

随后，银行家发现令人沮丧的是，银行拒绝贷款。拥有非流动性资产的企业正变得十分焦虑。正如帕金斯五月份给摩根的报告中写道：“大量的人、房屋与资产非常紧密地绑在一起，这些资产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抵押（用以长期借款）。”[40]接下来帕金斯的报告几乎让人绝望。“至于钱，”帕金斯写道，“所有人还是对提供贷款明显不感兴趣，无论是长期贷款还是短期贷款。”[41]

肖已经令财政部束手无策，其实财政部的能力一直比他的批评者所认为的更遭受限制。更糟糕的是来自媒体的冲击。他在三月份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乔治·科特柳（George Cortelyou），他是罗斯福的政治顾问和亲密伙伴，生性胆小保守。

奥尔德里奇参议员感到回旋余地有限，虽然他操纵国会通过了他的货币法案，但这个货币法案已经是一个妥协的版本。法案于3月3日颁布时，《纽约时报》感激地长出了一口气，将奥尔德里奇法案描述为“部分实现了改善我们货币体系的希望，这一希望长期以来饱受金融界的愚弄”[42]。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该法案签署后，股市再次崩溃，这次是大幅下滑。许多铁路股与本月之前相比下跌了50％；作为领头羊，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的股价单日暴跌25%。5月份，商业开始收缩。1907年的经济衰退，虽然开始时还可以控制，但到了5月底，帕金斯向他尊敬的摩根这样吐露：“似乎没有人有信心，对什么都没信心……收不回钱，也无法借贷。”长期资金更为稀缺，庄稼还在地里。看到日历上无情的收割日，帕金斯愁眉苦脸地总结道：“大家都有所察觉，明年秋季我们可能会有一段相当困难的日子。”[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