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随着中美政府、商务、学术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对美联储的分析和报道越来越多，信息不畅时期蒙在美联储上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渐揭开，一些阴谋论也得以澄清。但这些分析和报道经常是碎片化的、强调时效性的，可供全景地进行观察研究之用的历史性文献仍然比较稀缺。

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热衷于研究美联储，对美联储的历史了如指掌，2015年10月他的著作《美联储的诞生》首次出版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洛温斯坦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是《华尔街日报》资深财经记者，负责《华尔街听闻》和《固有价值》的股票专栏。他也是红杉基金董事，2016年加入莱斯利大学董事会。他的父亲，已故的路易斯·洛温斯坦（Louis Lowenstein），是名律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经常写书著文批评美国金融业。洛温斯坦在父亲的影响下，已经出版了六本书，其中《拯救华尔街》《巴菲特传：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等均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与常见的分析美联储近二三十年货币政策或是简述美联储历史的书籍不同，《美联储的诞生》以美联储创建为主线，按照时间顺序对美联储从酝酿到最终诞生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述，从1858年开始到1913年圣诞节前夕达五十余年, 时间跨度之久、历史资料之丰富、人物言论之鲜活，在已有的研究美联储的文献中极为罕见，非常珍贵。

一个世纪前，美国金融体系陈旧杂乱，几乎人人都想改革金融体系，但很难达成一致。最早的先驱是麦金利时代的财政部长莱曼·盖奇（Lyman Gage）。在高关税政策导致关税收入增加、同时因国内经济蒸蒸日上造成财政部大量财富盈余的情况下，他决定将财政部储备投入流通领域，通过调整货币供给来缓解秋季货币短缺的季节性周期问题。外来移民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清楚地看到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他于1907年1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并阐明了美国经济对中央银行的需求。与此同时，英国不再为美国的繁荣融资，导致1907年秋开始的美国大萧条。之后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的欧洲大陆考察之旅让他转变了自己的思想，从现行银行体系的支持者变成了改革者，1910年他策划安排了杰基尔岛的秘密会议，计划对银行体系进行彻底变革，会议最终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奥尔德里奇计划。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发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银行家们将改革的接力棒交到了政治家们的手中。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这位学者出身、思想先进的民主党候选人，更倾向于支持中央银行。威尔逊191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在他的推动下，雄心勃勃的南部国会议员弗吉尼亚·卡特·格拉斯（Virginian Carter Glass）提出的格拉斯-欧文方案最终得以公布，在经过多方博弈和妥协下，在格拉斯-欧文方案的基础上，1913年12月23日，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美联储最终得以成立，弥补了美国银行体系与欧洲发达的银行体系之间的差距，美国得以成为金融强国。美联储成立背后的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史，由此完整而细致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贯穿美联储成立始终的，是美国人对“集权”的恐惧。杰克逊的思想影响广泛而持久。如何与这种思想对抗以改变美国银行业的落后状态？书中的沃伯格、奥尔德里奇、威尔逊以及格拉斯们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

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最后形成的联邦储备体系也是多方妥协的产物。当下我们看起来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一些政策，历史上往往都经历过漫长地探索和反复。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全球中央银行中享有盛名。早在美联储成立之初，《联邦储备法案》就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美联储相对于政府的政策独立性。但在实际的演进和探索中，迫于某些历史时期政府、国会的压力和严峻的经济形势，美联储的独立性都曾受到过严重挑战，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困扰美国的“滞胀”，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美联储过度迎合政府、试图同时追求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而造成的恶果。

尽管涉及的文献、主题浩繁，但洛温斯坦的观点和线索却极其简单、清晰。今天，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大众与华尔街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一个世纪后，联邦政府的反对者，仍然充满反对美联储的情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联储向最大的银行提供紧急援助时，美国人对“集权”的恐惧又卷土重来，并在全美蔓延。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领导的更迭与情势的变迁，仍有可能让中央银行重回窠臼。就这个意义上讲，百年联储的变革仍任重道远。

总体说来，洛温斯坦的著作为我们研究美联储及其货币政策提供了很多新鲜、客观的观察视角。它提示我们，美联储的诞生都有着哪些历史的背景，可以帮我们避免生搬硬套的谬误，以及避免遗漏和忽视的风险。特别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工具创新也层出不穷，如何去评价这些创新的作用与价值，可能还需要借助更长的历史视野，而本书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参考。

借由这部译著的付梓，寄望我国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研究随着日益开阔的国际化视野，成果更加丰硕。本书所涉及的文献资料浩繁，囿于译者水平，疏漏在所难免，还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以便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

习辉

2017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