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杰基尔岛

银行家经营别人的钱生钱；一旦他用自己的钱盈利，他就只是资本家而已。[1]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公共银行真正的服务对象是公共事业，而不是私人利润。[2]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肩负去杰基尔岛使命的人们罕见地隐居起来，这在今天着实无法办到，简直是一门已经失传的艺术。而在1910年，一位著名的美国参议员和几个华尔街的领袖人物却能够从他们的社交网络中彻底消失，去策划一场银行体系的彻底变革。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坚持要绝对保密，他知道，任何计划一旦可以追溯到华尔街，注定将会夭折。[3]他精心挑选了职位足够高的银行家们，这些人一旦得到通知，可以随时离开工作或取消约会。奥尔德里奇自认为与亨利·戴维森关系密切，而且戴维森还能帮助联系参会者，因此自然而然把他也拉了进来。11月15日，戴维森找到保罗·沃伯格，问他能否抽出一两周时间，三天后去一个不确定的地方旅行。戴维森肯定对这次旅行目的说了些什么，但也明确向沃伯格说明，不能告诉他的合伙人或其他人自己去哪里了，去干什么。

奥尔德里奇还邀请了城市国家银行的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和皮亚特·安德鲁教授。[4]安德鲁教授现任财政部长助理，他也必须保证不向他的老板——财政部长泄露他们的使命，即使财政部长是内阁成员，这次秘密行动也要对他保密。最后加入的是亚瑟·谢尔顿，他是奥尔德里奇的私人秘书。这六位密谋者，包括三名银行家，一位参议员及其秘书，以及一位高级财政官员，在遥远的佐治亚南部的松树和棕榈树林里，承担起了起草新的银行改革草案的任务。[5]

戴维森安排这个团队待在杰基尔岛上的一家专属俱乐部，[6]J. P. 摩根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他们对外宣称一起去猎鸭。沃伯格觉得有些荒唐，他拿到了一杆猎枪和子弹，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夜，这几个形单影只、隐姓埋名的旅行者来到了横跨哈得孙河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铁轨上，连在一部南行列车尾部后面的奥尔德里奇私人专列正等着他们。窗帘拉上了，琥珀色的灯光映出了窗框。车厢里装饰着抛光的黄铜、桃花心木和天鹅绒。沃伯格发现范德利普已经来了，戴维森也很快到了。这三人代表着美国银行中的佼佼者——库恩-勒布、摩根和国家城市银行——但没有一个是典型华尔街系的。戴维森在宾夕法尼亚经历了狄更斯式⁽²⁷⁾的教育；范德利普在农场长大，从媒体和政府转到银行业；而沃伯格虽然是家族银行的继承人，却是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个犹太人。所以这三个人都是局外人，可以看到整个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发动机突突突的轰鸣声，大家准备出发了，范德利普愉快地问沃伯格：“不过，我们这次到底去做什么差事呢[7]？”

沃伯格的回答令人诧异：“我们这次可不是去猎鸭，我们可能要去追野鹅（going duck hunting）⁽²⁸⁾，或许徒劳无功，也或许将成为你我所能做出的最伟大的事情。结果到底如何，完全取决于您和在座诸位所展现出来的勇气。”

对于设立中央银行，沃伯格可谓蓄谋已久，甚至有些急于求成。他对这个小团队能否顺利完成这个任务深表疑虑——尤其是对银行机构充满怀疑。他怀疑范德利普的城市国家银行作为规模最大，也是实力最强的银行，是否会支持这样的改革，因为改革后它惊人的储备将从自己的金库里转移到可能被创造出的新机构中。“当考验来临时，您是会因循守旧，还是会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拥抱变革呢？”沃伯格问道。

奥尔德里奇巧妙地定下了基调，在嘎嘎作响的车厢里用早餐时，在杯碟的碰撞声中，他召开了团队任务启动会。[8]火车向南飞驰，他们仍挤在桌边，一开始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仅在一些准备工作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他们相互间都直呼其名。范德利普要求写下任何他们达成一致的意见，从而保存一份笔录来记录工作进展。奥尔德里奇无疑是这个组的组长，沃伯格在货币问题上最为博学（也最自以为是），而范德利普则是一个快速学习者。戴维森的作用是缓和人际关系——在一周紧张的工作中注入快乐的音符，保持和谐的气氛。

赶了一天路，他们来到佐治亚州的布伦瑞克港，计划从那里登上杰基尔岛。他们一边炫耀着他们的来复枪，一边大声谈论着狩猎，车站站长截住了他们。“先生们，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干得很漂亮，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谁，而记者们正在外面等着。”[9]他说。这帮旅行者垂头丧气：难道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戴维森拉住站长的胳膊，温和地抚摸着说：“出来，老头儿，我来给你讲个故事。”两人离开车站，在站外漫步。没过多久他回来了，眼里闪烁着光芒，他让大家别担心：“放心吧，他们不会出卖我们。”后来戴维森一直没有透露他到底讲了什么故事。接下来的八天里，这些旅行者与世隔绝，甚至没给家里拍个电报或打个电话。[10]

杰基尔岛俱乐部成立于1885年，被《蒙西》杂志评为世界上“最富有、最高级、门槛最高”的俱乐部。[11]俱乐部成员包括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Vanderbilt）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他们经常开着游艇出入，但俱乐部所在地与其说是豪华，不如说以舒适著称。人们来这里是为了享受自然景观——这里占地有240英亩，沿着海岸，拥有沼泽和树林，林中有各种动物，如鸭子、山鸡、野猪、火鸡和鹿。俱乐部成员在这里狩猎、打高尔夫，住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小别墅里。到了冬天，俱乐部就是一个繁忙的、自给自足的社区，有几百位客人和员工生活、工作在这里。然而这次遵照摩根的指示，没有安排任何其他客人。参议员的会议室被安排在主屋，屋子是凌乱的、散漫的维多利亚式结构，屋里铺着木地板，还有一个带有木制门廊的散步通道。

戴维森和安德鲁一般天一亮就起床，出去兜风或是游泳，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会停下来欣赏巨大的橡树，橡树表面长满了寄生藤。用过用人准备的早餐后，密谋策划者们——他们对工作人员掩盖了自己的身份——聚在会议室的壁炉旁，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们工作得太努力了，所以吃得也多，”范德利普回忆道，“我们不停地打猎，餐桌上不断出现鹿肉、火鸡肉和鹌鹑肉，还有几盘刚刚焙烧出来不到一小时的牡蛎。”[12]

晚餐后，他们会换一个更舒适的环境，来点开胃酒和雪茄，戴维森总是坐最舒适的椅子。他们工作得很好，一直干到夜里，奥尔德里奇设定工作的节奏，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13]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就像在家里一样自然，他在大量细节的基础上制订计划。显然，他偏爱中央银行，但对于如何构建中央银行，他的想法还没有成形，[14]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谁会把资本投入并拥有这家银行？谁会运行它？如何选择运行者？

为了向公众保证华尔街将不会操控中央银行，沃伯格比奥尔德里奇更喜欢强政府的角色。[15]沃伯格也喜欢联邦制架构，他的“联合储备银行”计划里采用的就是这个架构，这也是为了安抚公众。然而，奥尔德里奇一心一意地想要一家中央银行，如同他在欧洲所看到的中央银行那样。

在漫长的工作日之后，这两个最有意志力的人——沃伯格和奥尔德里奇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6]参议员不喜欢沃伯格的固执，沃伯格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奥尔德里奇经常半途打断沃伯格的话，尽管他迟早会回到沃伯格的思路上，把他的观点当成自己的。沃伯格对于改革的话题充满热情，在被打断时，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两人在储备金结构问题上陷入僵局，而这正是搭建他们正在创造的体系的基石。[17]这点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它容不得有丝毫闪失，因为新中央银行的整座大厦将取决于如何定义储备金。如果一家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这一存款将被计入储备金——关于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但假设说，这家银行用一笔贷款来购买这家新的中央机构发行的票据，那这些存在银行自己金库里的票据还能算储备金吗？

沃伯格坚持认为这应该算储备金（事实上，现代联邦储备承认这一点）。毕竟，这些票据代表了中央银行的承诺，它和存款一样是一项资产。对沃伯格来说，这决定了整个系统的完整性。奥尔德里奇不同意这点，他认为，沃伯格的想法将会引发危险的通货膨胀，因为一家银行拥有的储备越多，它可以发放的贷款就越多。

在之前所有的计划中，沃伯格一直在非常认真地思考通货膨胀问题。由于中央银行票据会作为货币流通，很明显这将会存在过度流通的风险。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规则，规定什么样的纸币会有资格交换央行票据。简而言之，他提出只有最可靠的短期票据（如商业票据）才可以用于交换央行票据，这些短期票据通常是银行背书的贷款。他认为这个参照德国央行构建的体系将创造出一种弹性货币，同时也能防止货币超发。尽管如此，在储备金问题上，他却不能说服奥尔德里奇或其他任何人。沃伯格和奥尔德里奇之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几乎要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

会议延期的那天晚上，戴维森领着沃伯格在黑暗中的岛上散步，沃伯格呆呆地重复道：“央行票据应该计入储备金。”“保罗，”戴维森插话说，“你不能强迫尼尔森先生（奥尔德里奇）。如果这样做，你将会失去他。暂时放下这件事，以后再看看是否能继续。”[18]虽然在货币问题上戴维森不是专家，但他平和的心态和对人性的理解证明了他的价值。

这周末刚好是感恩节，小组成员尽情享用了野生火鸡和生蚝肉的盛宴。[19]至少从目前来看，改革计划的基本要点已经敲定，他们决定休息一天去猎鸭子。[20]大家划着一条船，戴维森穿着卡其色狩猎服装和皮鞋，看上去很滑稽。大家兴致盎然，却没有发现鸭子。

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他们的口头讨论落到纸上，形成书面计划。[21]沃伯格拒绝了这项绘制蓝图的工作，他担心自己的风格和文字如果被人认出来，这份计划就会被视为华尔街炮制的并将遭受谴责。这项任务落到了范德利普的头上，他用一位新闻记者时兴的风格撰写了这份计划，观点与沃伯格接近。

奥尔德里奇在储备问题上占了上风，但计划的总体框架忠实于沃伯格的联邦制架构的思想。[22]虽然名称改为“联邦储备联合协会”，但在许多方面，这份后来众所周知的奥尔德里奇计划类似于沃伯格的“联合储备银行”。该计划本质上是把储备金汇聚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弹性货币，即储备联合票据，由黄金储备支撑，并取代旧的国家银行票据。

奥尔德里奇和银行家们都认识到了他们创造的这一体系有被视为一家中央银行的危险，因此倾尽全力来回避那可怕的称呼。这意味着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以防被政府或华尔街所控制。为了安抚那些害怕计划会过于激进的人，奥尔德里奇将这一体系建立在人们所熟悉的地方清算所的基础上，对其形式进行统一规范，并将其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全国性组织。

每一家参与银行都属于一个地方协会，[23]这将作为清算所的一种更稳定的形式。地方协会将轮流派代表去一个地区分支机构——全国共有15家分支机构。华盛顿的储备协会位于金字塔的塔尖。

协会采取严格的民主治理方式，每个级别（地方、地区和国家）的董事会都是由成员选举产生。[24]虽然越大的银行将拥有越多的股份（会员费被设为资本的20％），总体方案却是平等的。一家银行只能投一票的机制占了上风，因此，即使是最大的银行也无法保持控制权。对于大型纽约银行，唯一的好处就是监管将被放开，国内银行可以做海外业务。对于贪婪地盯着国际扩张的范德利普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

奥尔德里奇计划是根据美国的传统特别量身定制的，它采用民主治理和联邦架构，但并非像欧洲的中央银行那样。正如沃伯格所写：“这完全是一家银行家的银行。”[25]

为了避免人们形成该机构是深具威胁性的巨无霸的印象，地区分支机构将作为运营单位，持有成员银行的储备金，并通过被称为“贴现”的程序发行新货币。与原来的货币总量取决于政府债券投资的专制机制相反，现在，货币流通将会与银行的日常活动有机结合。简而言之，成员银行会去各自的分支机构，用短期贷款，如适当背书的商业票据，来交换储备票据，也就是新的纸币。分支机构也将具备支票结算处理这样的常规功能。

华盛顿的储备协会负责制定并解释政策，并监督分支机构（包括当一个地区需要另一个地区支援紧急储备时）。在概念层面，在社会外界看来，这将是一家有十五个运营分支机构的单一银行。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储备协会将设定全国统一利率。沃伯格一直希望每个地区都能设定自己的利率，但奥尔德里奇却不理会他的提议，他认为一个统一的利率会更公平。

为避免如偏袒政治派系或其朋友的质疑，储备协会将由银行家而不是政府来控制，总统将从董事提名中选择储备协会理事。[26]然而，45名董事中有39位要么是银行家，要么是由银行家选出的行业代表，只有六名政府官员（这还是政治敏感的沃伯格迫使奥尔德里奇勉强让步的）。

虽然奥尔德里奇也承认民众在银行业有切身利益，但他坚持认为，储备协会需要避免可能的政治影响，在他看来，这是杰克逊时代的第二国民银行的关键弱点。他将货币政策塑造成一个单纯的银行业问题，以使对民众的排斥合理化。“这些都是商业问题，”他说，“而不是政治问题。”[27]为了进一步防止杰克逊的幽灵靠近，储备协会将只具备有限的权力。它可以在公开市场买卖证券（这点很像最终的美联储），但它不能同时成为一个对社会开放的银行，如允许存款。它将为银行服务，而不是与银行竞争。它甚至不能强迫银行成为会员（是否入会由银行自愿选择，这反映了起草者的自由放任主义倾向）。

储备协会将受到保护，既不允许政治家们诉诸权力争夺，也不会受到银行的盘剥——至少起草者这样认为。协会支付给会员银行的股息上限为百分之五，部分利润直接上缴财政部⁽²⁹⁾。因此，银行家们虽然控制着协会，但他们不能指望得到超出合理范围的回报。

该计划是有创造性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尔德里奇过去一直执着于政府债券基础上的旧货币，这次却转而支持一种以私人贷款为基础的新货币，也着实展示了足够的勇气。计划的主要缺点是它看上去又倒退回了私人银行家时代。起草者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到了20世纪，进步主义和其他类似的运动将坚持由政府控制金融机构。

离开小岛时，这些密谋者决定寻求华尔街保守派的支持。奥尔德里奇将与J. P. 摩根及乔治·贝克协商，范德利普则是与詹姆斯·斯蒂尔曼协商。他们真正的用意是说服银行家们从东部沿海地区分散到其他地区。

沃伯格建议他们也组织一个商人联盟来推进改革。[28]奥尔德里奇认为这是荒谬的。“如果你能做得到就去做吧，愿上帝保佑你！”奥尔德里奇嘲讽地说。其他人都会心一笑。沃伯格再次被激怒了。但尽管他们之间关系紧张，但这周以来他对奥尔德里奇更为尊重了，因为奥尔德里奇为推动改革议题而付出了艰苦努力和大量精力。

团队静悄悄地解散了。[29]尽管还存在许多冲突，但他们已就未来蓝图达成一致。范德利普认为这段经历是他生命中的巅峰。第二天，他违反了他的保密誓言，给斯蒂尔曼写信道：“我刚从杰基尔岛回来，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自打我记事以来最有趣的时光。”[30]

考虑到国会现已彻底改头换面，倾向于进步主义，范德利普对计划的近期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他预测，最终“沿袭这条总路线的政策必将实施”。范德利普补充说：“Zivil（指奥尔德里奇，这是斯蒂尔曼和范德利普为他创建的代号）对会议结果很满意，并希望大家一直保持联系。”[31]

除了一些模糊的暗示外，杰基尔岛的密谋者在后来的通信中从不提及杰基尔岛之旅。[32]尽管他们还将一起继续工作，这次旅行本身已全然销声匿迹。六年后，即1916年，记者B.C.福布斯（他后来创建了《福布斯》杂志）在《莱斯利周刊》（Leslie's Weekly）上直截了当地提到这次旅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这篇文章，这个秘密也就基本上被保守下来。甚至到了20年代末，沃伯格在写一份关于联邦储备起源的报告时也只是说，他“应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的要求，受邀加入一个小团队，和他一起开了几天的会，讨论新的银行票据应该采取的形式”。他在一个脚注中补充说：“虽然距今已经18年了，但因为参议员奥尔德里奇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发誓保守秘密，我还是不能对这个最有趣的会议进行描述。”

然而最终在1930年，一本奥尔德里奇授权的传记里透露了一些相关细节。由于它的秘密性和参与者的鼎鼎大名，杰基尔岛之旅引发了大量的阴谋论说。对黄金投资者、反联邦储备的狂热分子以及思想奇怪的人来说，1910年的这一幕具有神话般的意义。几十年来，它的可疑性似乎有增无减。1952年，纳粹屠杀的否定者、阴谋论家尤斯塔斯·穆林斯（Eustace Mullins），将“这次国际银行家间的秘密会议”[33]描述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会议，前至汉密尔顿，后与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约瑟夫·斯坦利，都联系在了一起。穆林斯在一次去医院探视法西斯同情者埃兹拉·庞德时，被激发起探究中央银行的热情，并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疯狂的反美联储和反犹太人的谩骂中。数十年后，G.爱德华·格里芬（G. Edward Griffin）将这些偏执的理论转变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1994年，这位前约翰·伯奇协会⁽³⁰⁾的作家写了一本《美联储传》（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这本书成为销量稳定的畅销书，书中说，1910年，银行家们之所以来到杰基尔岛，是为了建立一个卡特尔，目的是抑制银行竞争并没收人民的财富。[34]格里芬曾为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写作，还写过一本鼓吹一种神奇的癌症治愈法的书。

对这些作家来说，杰基尔岛已成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隐喻，据称这是一个在债务中埋葬文明的国际阴谋。因为中央银行票据是一种债务，按他们的说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每发行一美元，英国银行每铸造一英镑，都意味着奴役增加一分。这种说法的主旨是，债务本身是有害的，事实上在美国，对贷款的恐惧直到今天还存在。2010年，当纪念奥尔德里奇杰基尔岛之行一百周年时，在杰基尔岛举行了会议，现代的反对派声称，美联储只是一场信心的游戏。[35]这些反对金钱和信贷的论点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甚至是狂热的支持。不过这也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许多金融灾难都伴随着债务失败的浪潮。

信贷经常被滥用或过度使用，但很难想象一个已经超越最原始阶段的社会，资金富裕方和资金需求方之间不能通过任何方式进行资金交换。这样一来，钱就只会待在富人们的金库里。人们可以直接向富人借钱，但大多数人都是凭借个人信用，甚至大多数公司的信用也仅限于一个相对小的熟人圈子。银行填补了这一空白。正如范德利普对卡特·格拉斯所说的那样，“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用自己的信誉去换取客户的信用”。[36]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用它的信用来补充其他每家机构的信用。

几位去杰基尔岛的银行家们还没有垄断的概念。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更具弹性的银行体系。[37]他们信奉更大范围的合作，但这是为了集体安全，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诸如固定利率。他们也确实认为奥尔德里奇的“储备协会”将增加自己的机构的利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信心。更具体地说，范德利普的信件很清楚地表明他渴望城市国家银行在海外扩张，而有一家中央银行将会促进这种努力。[38]范德利普作为一位前财政部官员，认为把美国政府当作跨国银行的潜在合作伙伴，就如同美国中部的大农场主可能会希望时不时地拜访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样不切实际。然而，奥尔德里奇身边的银行家们并未设想或希望这是一家政府的中央银行。他们通常秉持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私人信贷比政府债务更可靠，因此，“钱”应该是私人票据而不是政府票据。他们对银行自治体系感兴趣。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将银行准备金集中化或至少区域化的框架，因为他们认为，这无疑将有利于更广大的群众。

在岛上与世隔绝时，银行家们对像逃犯一样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身份苦不堪言。[39]客观地说，他们确实是真心尝试去实现一个有价值的公共改革。他们是密谋者，却是爱国的密谋者。

回来后，他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双管齐下的策略。[40]奥尔德里奇与西部的主要银行家们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沃伯格则巧妙地参与到各种商业组织对货币改革进行讨论的活动中。这需要高超的手腕才能引导这些组织，使其立场与奥尔德里奇计划一致——沃伯格当然不能透露他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为此，他焦虑地等待奥尔德里奇将计划公布于世。

回家刚过一周，在参议员准备最后草案时，沃伯格写了整整七页的建议，向奥尔德里奇提出了连珠炮似的问题。[41]他也写信给安德鲁表达了他的不耐烦（安德鲁是沃伯格常用来与奥尔德里奇交流的备用渠道）。沃伯格一直领导着纽约商会货币委员会（the New York Chamber of Commerce’s Monetary Committee），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他特别渴望奥尔德里奇能向外透露自己的计划，这样沃伯格就可向委员会公开推荐该计划。“你是否能从尼尔森先生（奥尔德里奇）那里了解到他要我做什么，他自己又打算做什么吗？”[42]沃伯格问安德鲁，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目前，我还没有召集我的委员会，但我也不能耽搁太久。”沃伯格采用了其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他大声说：“我不能每天无所事事，又提供不出人们需要中央银行的证据。”

奥尔德里奇向同事们介绍了货币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对杰基尔岛之旅只字未提。不过好消息流传开来。12月份，沃伯格被引荐给塔夫脱。“沃伯格，”这位矮胖的总统和颜悦色地说，“我听说了奥尔德里奇参议员正在做的所有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43]每每在这样的时候，沃伯格就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外国血统。他一边含糊其词地回复总统，一边不由得怀疑起美国政治体制奇怪的运行方式，居然迫使国家元首不得不向一个外人询问自己党内发生的事情。

奥尔德里奇也出现在费城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他在那里暗示了自己即将发布的计划的性质，并承诺了“为期不远”的利益。[44]沃伯格和其他密谋者都等待着计划发布，但随着假期的临近，奥尔德里奇的回应只是沉默。沃伯格怀疑计划推迟是由于参议员倾向于拖延，但到了1911年，很明显，不管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奥尔德里奇的健康状况都每况愈下。

虽然奥尔德里奇的家人试图掩饰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关于他的新闻报道越来越令人担忧。[45]“奥尔德里奇参议员病倒了；朋友们对关于他咽喉病的报告深表担心。”《纽约时报》在1911年1月6日这样报道。一周后，报社收回了关于咽喉病的报道，透露现在奥尔德里奇“在家病得厉害”。文章最后险恶地加上一句：“他整日卧床不起，甚至连秘书也见不到他。”

很显然，奥尔德里奇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忧郁症，他年轻时就得过这种病——总之，他崩溃了。他的杰基尔岛同伴婉转地把他的病归因于从事货币改革工作所承受的心理压力。[46]她夫人的日记也表明奥尔德里奇“感觉很紧张”，而且复发性失眠。但也有人认为奥尔德里奇的病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艰苦的工作。奥尔德里奇最终完成了饱含他三年深入研究的中央银行设立蓝图，这是一份他认为融合了银行业高度智慧的文件。但他的任期将于3月结束，而新的国会对此没有任何兴趣。他的这件巅峰之作却可能遭受被丢到垃圾堆里的命运，这可能才是把他推到抑郁症边缘的真正原因。医生除了建议他休息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为他做的。参议员的私人医生建议他避免所有的“兴奋”的情绪。

奥尔德里奇因病无法参与，这使沃伯格深感棘手。沃伯格已成功获得三个商业组织⁽³¹⁾[47]对一份改革计划的联合背书，这份改革计划与仍在保密的奥尔德里奇计划非常相似。1月18日，这几个组织将在华盛顿召开由全国贸易委员会主办的会议。沃伯格认为奥尔德里奇的计划必须在此日期前公之于众，这样贸易委员会才可以为其提供背书。

但奥尔德里奇卧病在床，只能由安德鲁尝试着把计划向前推进。安德鲁和戴维森等人在新年里都待在长岛，然后周末再回来参加一个干系重大的会议，他们试图说服芝加哥银行家们的领袖——詹姆斯·福根。1月6日，星期五，安德鲁邀请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劳夫林共进午餐。星期六晚上，他们一起在白宫共进晚餐，第二天会见了财政部长富兰克林·麦克维（Franklin MacVeagh）。安德鲁没能很快说服福根。当和劳夫林坐上回芝加哥的火车时，福根嘲弄地哈哈大笑：“劳夫林，你见过这样一团糟的银行提案吗？”[48]

与此同时，沃伯格正在应付来自华尔街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塞缪尔·萨克斯（Samuel Sachs）提出的令人讨厌的建议，他想要保证像自己的小公司（高盛）这样的私人银行，将被允许直接与新的中央银行做生意（高盛是一家投资银行，而奥尔德里奇的计划设想的是与国家银行或商业银行合作）。沃伯格对此只是回避，但他比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³²⁾提前一个世纪就已经认识到，与像高盛等机构关系密切是不明智的。沃伯格回答：“对于中央银行会过分偏袒私人利益的批评，我个人的观点是从根源上予以避免。”[49]

1月15日，计划仍未向外公布，除奥尔德里奇之外，杰基尔岛的密谋者重新聚在安德鲁离白宫仅几个街区之遥的单间公寓里。[50]两天前，安德鲁曾去奥尔德里奇那里吃饭，参议员要求随这份计划准备一封信。团队为此工作了一整天，范德利普起草了这封信。然后，戴维森把信带给奥尔德里奇，奥尔德里奇用铅笔标注了一些修改并签了名。

两天后，奥尔德里奇计划以个人工作的名义发布。信则是写给他在货币委员会的同事们。信里煞费苦心地将储备协会描绘成一个更适合美国的需要的机构，而不是“中央银行”。其目的是带来三项影响深远的变化：一个更统一的银行体系，一个更合理的货币基础，以及银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这使流动的资金贷给企业而不是股票市场交易员。

为了消减无法避免的批评，参议员的信中确认了该计划已提交给委员会和美国人民并“接受他们的批评和行动，而不是说在这个主题上的讨论已经结束”。[51]奥尔德里奇本人缺席。[52]他的医生要求他立即去南方。即便是这个计划正在制造新闻，他还是回到了杰基尔岛进行强制性休息。

《纽约时报》施惠于奥尔德里奇，广为宣传“奥尔德里奇的货币计划避免了中央银行的产生”。随即，自由派的前财政部长莱斯利·肖反驳说，储备协会就是一家中央银行，只不过经过了伪装。对奥尔德里奇计划的争论就此定调：不是针对它的优缺点，而是对术语的争辩，也即它到底是不是一家中央银行。[53]

不友好的政治气氛使得在当时试图实施该计划变得不可能。由于历史的捉弄，在公众心目中，货币改革已经与它真正所属的进步主义无关，而是与奥尔德里奇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相关。奥尔德里奇的同事们的策略是激起舆论，希望反对派在排山倒海的宣传下被软化。[54]沃伯格以其一贯的精力充沛首先发起行动。在他的第二故乡，他培养出了一种惊人狡黠的政治手腕。他设法让媒体引用他的话，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计划，却不提及他是它的一个主要起草人。他作为这项计划的热情支持者，代表商会和其他两个商业机构出现在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伪装，他赢得了梦寐以求的贸易委员会的背书。这一切还不够，沃伯格又说服委员会采纳他的决议，组建一个“商业人士的货币改革联盟”，这有利于对外进行宣传。沃伯格考虑周到，将新联盟总部设在芝加哥，以免人们联想到新联盟受华尔街的影响。

事实证明，奥尔德里奇计划是未来联邦储备法的第一稿，它的发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长期被否定，又经过经年累月的辩论之后，即使它不能算是一项完善的计划，也是一项真正被提上桌面的计划。它标志着银行家们领导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55]既然现在计划已经公开，接力棒便在犹犹豫豫中传给了政治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