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身后大事

先生逝后，家属遵照遗嘱《预告诸儿女》中安排，将遗体即行火化，骨灰由夫人持护。一九七〇年五月七日，夫人因高血压受惊致动脉破裂逝世，年七十二。一九七八年九月，先生夫妇骨灰由长子厦材、幼子英材、邵慎平夫妇护送至上海公平路码头，由外孙女邵弘度乘船经青岛转乘火车护送至北京。一九八〇年三月，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碑文由吕贞白书写：“西江词人龙七陈夫人淑兰及次女美宜、三女新宜之墓。”墓属木区馀组。厦材先生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七日来函说：“新宜墓原在江湾，“文革”期间被平毁深埋。美宜在美病故，归葬台湾（夫妻合葬）。故美宜、新宜只有照片放在墓内，相伴父母。”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对先生错划右派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其名誉。文件全文如下：

上海音乐学院关于龙榆生同志

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

龙榆生，男，一九〇二年四月生，江西万载人。家庭出身旧官僚地主。本人成份自由职业。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历任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汪伪新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陈公博私人秘书四个月，南京原中央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两年，训育长半年，南京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兼博物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模范中学校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历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撰、研究员，古籍整理处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组组长等职，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古典文学教授，一九五六年四月起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九五八年五月划成右派，由三级教授降为五级教授，撤销上海市政协委员职务，一九六一年九月摘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病故。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进行了复查，对照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经研究，认为原定龙榆生同志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其名誉。

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

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为右派的改正报告

龙榆生，原名沐勋，字榆生，笔名忍寒、元亮等。男，生于一九〇二年四月，江西万载人，家庭出身旧官僚地主，本人成份自由职业。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历任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汪伪新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陈公博私人秘书（四个月），南京原中央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两年、训育长半年，南京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兼博物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模范中学校长等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关押在南京拘留所、苏州监狱；后保外就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部编审；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历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研究员，古物整理处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组组长等职。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古典文学教授。一九五六年四月起，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九五八年五月划为右派，由三级教授降为五级教授，撤销上海市政协委员职务。一九六一年九月摘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病故。家属来院两次，询问复查情况。

一九四四年前后，龙曾通过张东荪的关系，和我地下工作人员联系，并介绍盟员张云川（曾为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与伪军郝鹏举会面，进行策反工作。约一九六一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

当时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是：

一）“诬蔑领袖”，“并诽谤说：‘鲁迅和郭沫若等文化界负责人的学问都不到家’”。

二）“散布反动言论”。

三）“诬蔑苏联，挑拨中苏友好关系”。

四）“诬蔑整风运动，说整风是‘钓鱼’，并以‘拆墙’为题写了两首攻击党的《沁园春》词”。

五）“支持右派份子，赞扬右派谬论”，“并为反动透顶的极右分子陈天顺（本院学生）修改反动诗送往《萌芽》杂志去发表（未刊登）”。

六）“否定文字改革”。

经复查：龙定右派，系柯庆施同志点名所致。柯点名后，我院才搜集材料。主要有龙在整风期间写的两首词，其馀大都是整风反右前龙在课堂上的言论。

一）原定案依据第五条认定：龙“支持右派分子，赞扬右派谬论。如在政协会上，凡听到攻击党的谬论时就鼓掌赞同，会后与发言者握手言欢，反之则摇头晃脑地表示不以为然。并为反动透顶的极右分子陈天顺（本院学生）修改反动诗送往《萌芽》杂志去发表（未刊登）”。

经查核：龙在政协会上的表现，是柯庆施同志点名的根据。为此，龙多次作了交代和解释：“那天有鲁莽的联合发言，我当时感觉它是一篇思想糊涂的滥调文章，非常可笑。接着有好几位同志上台痛斥，我当时感觉在大会上吵吵闹闹，有些不太好看，或者难免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被柯老觉察。”龙还写信给柯庆施同志，作了内容基本相同的说明。

我们认为：“鼓掌”“握手”“摇头”是一种情绪的流露，不能作为“支持右派分子”的攻击言论的依据。

关于为陈天顺修改并介绍发表诗的问题，龙作了检查：“我当时觉得他的作品颇有讽刺意味，引起了我某些‘共鸣’；而又觉得他的写作技巧很好，因而不但不加以驳斥，反而替他介绍。”我们认为：龙自己有牢骚，又很爱才，因此有此错误行为但仍属思想认识问题。陈天顺的问题主要是参加了西安的一个反革命组织和在日记中有大量的反革命言论，与龙无关。

二）原定案依据第四条认定：龙“诬蔑整风运动，说整风是‘钓鱼’，并以‘拆墙’为题，填写了两首攻击党的《沁园春》词（送《萌芽》杂志未发表），内容极为反动。如说：‘但向荣瑶草，每忧霜霰；鸣春好鸟，犹畏网罗。狗急能跳。雨来将坏，抟土娲皇补得么？相思苦，待垝垣铲尽，乐午婆娑。’（意指……如果共产党不及时拆墙的话，那人们就要像‘狗急跳墙’一样，用狂风暴雨来毁墙，那时看你会‘拆墙’的共产党、毛泽东能补得好？只有把快要倒的‘墙’连根铲尽的时候，天下有情人，就可消除思想之苦，在一起‘乐午婆娑’了。）”

经核查：关于“诬蔑整风运动，说整风是‘钓鱼’”问题，龙否认自己攻击整风是“钓鱼”，而是“人家说是钓鱼”，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提的意见，如果有利于党和人民，自己就当一条鱼，被钓去烹了，也无所谓。”说明龙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党整风，这不能说是“诬蔑整风”运动；但也流露出龙对整风运动所抱的怀疑态度，这是思想认识问题。

关于“以‘拆墙’为题填写了两首攻击攻击党的《沁园春》词”的问题。据我们分析，词的中心思想是党群之间有一堵“墙”，造成了隔阂，要及时拆掉它，那末彼此间的关系就密切了。这不能说是“内容极为反动”“攻击党”的言论；但有错误，表现在：（1）把党群之间的隔阂，归罪于某些积极分子和一部分基层组织的党员同志；（2）把党群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已紧张到“狗急能跳”的地步。

我们的意见：（1）龙的词并未发表（龙曾两次写信要求把作品还给他，并主动抄录一份交我院领导，还作了自我批判）。（2）龙不满的是某些积极分子和一部分基层的党员干部，还不是从整体上反对党和毛主席。

三）原定案依据第一条认定：龙“诬蔑领袖：‘毛主席是游学先生’，并诽谤说，‘鲁迅和郭沫若等文化界负责人的学问都不到家’”。

经查核：在批判会上有人指出龙说过“徐特立和毛主席都是游学先生”的话，龙未作交代，在书面检查中也没有提及。

我们认为：“游学先生”并不是诬蔑、攻击之词，因此不能算是“诬蔑领袖”；但在课上这样说，是对领袖不够尊敬。

另外，关于诽谤鲁迅和郭沫若问题。龙承认说过“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赋今译》某些缺点和最近写的旧诗有些不通”。

我们认为：就学问来说，没有哪个人能说是“到家”的，所以不能说是“诽谤”，这只是旧文人常有的所谓“文人相轻”。

四）原定案依据第二条认定：龙“散布反动言论，说‘曾国藩很有学问，由于精通《左传》，所以能消灭太平天国，值得尊敬’”。

经查核：定案依据与原材料不符：原批判会记录是学生揭发说龙“对曾国藩是很尊敬的。但他只从侧面来歌颂曾，说他很有学问”“他为什么能消灭太平天国呢？这是由于他精通《左传》等”；原整理材料是龙“说曾很有学问，值得尊敬”；最后定案时词句又进行了重新组织，把“值得尊敬”几个字移到“消灭太平天国”之后，变成曾国藩所以“值得尊敬”是因为“能消灭太平天国”的意思，完全改变了原意。

五）原定案依据第三条认定：龙“诬蔑苏联，挑拨中苏友好关系，如在课堂上散布说，过去只听帝国主义高鼻子的话。接着用手摸拟一下高鼻子，说现在也是这个说了就算（诽谤苏联为帝国主义）”。

经查核：原批判会记录是：龙“曾有一次在对待少年儿童出版社问题上挑拨中苏关系，以中苏关系和以前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关系相比”。龙承认说过“一般中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心，过去美国人说我们的什么好，我们也跟着说好；现在苏联人说我们的什么好，我们也跟着说好；如《西厢记》之类”。

我们认为：原定案依据所举的例子比较笼统，没有具体指出在什么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听“高鼻子”的话。从批判会记录和本人交代来看，应指出版方面或古典文学方面的问题。龙的着眼点是说中国人自己要有主见，不要“人云亦云”；同时也流露了他对苏联的看法，但还不能因此说龙“诬蔑苏联”“诽谤苏联为帝国主义”。

六）原定案依据第六条认定：龙“否定文字改革，赞同右派分子施蛰存的《倒绷孩儿》一文，说‘简化字搞糟了’”。

我们认为：上述言论属学术上的问题，不能作为右派言论。

（说明：由于事隔二十多年，原揭发人已记不清当时的情况。龙本人也已去世，以上复查情况主要根据当时的档案材料。）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对照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原定龙榆生同志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其名誉及教授职称和原工资级别（高教三级）。

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上海音乐学院向各界送发《悼念龙榆生先生·悼词》，以志纪念。全文如下：

悼念龙榆生先生

我院民乐系教授龙榆生先生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不幸病故。遵照龙榆生先生生前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的遗愿，经与家属商议，将原定举行的龙榆生先生追悼会简化，改为送发悼词，以志纪念。

上海音乐学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悼词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已故教授龙榆生先生。

龙榆生先生是我国著名词人、上海市政协委员，十年内乱初期因病中遭非法抄家，受到迫害，并发了肺炎及心肌梗塞，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不幸病故。

龙榆生先生原名沐勋，别号龙七、忍寒居士，祖籍江西万载，一九〇二年生。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词学的研究、创作和教学，为继承发扬祖国的文化遗产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一九三三年他创办了一种专讲词学的刊物《词学季刊》，起到了联系新老词家、交流创作、挖掘保存词学遗佚的作用，推动了当代词学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他整理刻印了《彊村遗书》，对学术界影响较大。他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唐宋词格律》等书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他在《词曲概论》一书中对词曲的发展和作法做了比较系统科学的研究整理，在词曲作法上提出了音律与思想感情的关系等见解。他并从音乐角度研究词学，早在三十年代初任教上海国立音乐院时就跟萧友梅、易韦斋、黄自、李惟宁诸位先生共同研究，开始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并同黄、李等先生合作了《玫瑰三愿》《秋之礼赞》《逍遥游》等歌曲。在词学的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方面，付出了他的心血。

龙榆生先生从一九二一年（编者按：应为一九二三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二三年（编者按：应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任厦门集美学校中学部国文教员，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国立音乐院、广州中山大学、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暨南大学附中、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太炎文学院、南京中央大学等校任教。一九五六年以后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任古典文学教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教学认真，循循善诱，对社会上有才华的青年，也同样地关怀和爱护。

龙榆生先生在一九四三年南京汪伪统治期间，在一项对伪军的策反中做过一些工作，这是有益于党领导的抗战事业的。由此，解放后，陈毅同志对龙榆生先生十分关怀。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龙榆生先生被邀请出席了毛主席接见的宴会。龙榆生先生怀着兴奋感激的心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文教事业，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他都热情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他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的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在反右扩大化的影响下，龙榆生先生于一九五八年五月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由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予以改正，恢复名誉。

龙榆生先生安息吧！

上海音乐学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同时，家属油印《追悼忍寒词人龙榆生挽联诗词集》一册，送发亲朋好友。内容详见附录三。

先生所遗各种著述，陆续由门人富寿荪、张珍怀等整理出版。已出版的如《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不断再版，深受读者欢迎。《词学季刊》亦于一九八五年由上海书店影印重版。详可参见《著述年表》。

一九九二年七月，先生所藏赵尊岳辑《惜阴堂明词汇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先生生前的一大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先生生前知朋好友的逝世年月略列如下：

一九六七年四月，詹安泰逝世，年六十六岁。

一九六七年五月，周作人逝世，年八十二岁。

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湖帆逝世，年七十五岁。

一九六八年八月，叶恭绰逝世，年八十七岁。

一九六九年十月，陈寅恪逝世，年八十岁。

一九七〇年十月，今关天彭逝世，年八十六岁。

一九七三年六月，张东荪逝世，年八十八岁。

一九七五年九月，丰子恺逝世，年七十八岁。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刘大杰逝世，年七十三岁。

一九八〇年四月，吉川幸次郎逝世，年七十六岁。

一九八四年十月，吕贞白逝世，年七十六岁。

一九八六年五月，夏承焘逝世，年八十七岁。

一九八六年八月，黄君坦逝世，年八十五岁。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陈兼与逝世，年九十一岁。

一九八八年一月，冒效鲁逝世，年八十岁。

一九九〇年七月，章石承逝世，年八十一岁。

一九九〇年十月，俞平伯逝世，年九十一岁。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唐圭璋逝世，年九十岁。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任中敏逝世，年九十一岁。

一九九三年九月，小川环树逝世，年八十三岁。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任睦宇逝世，年八十七岁。

一九九六年二月，富寿荪逝世，年七十四岁。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周谷城逝世，年九十九岁。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钱锺书逝世，年八十八岁。

二〇〇〇年五月，赵朴初逝世，年九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