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唐宋歌詞的特殊形式和發展規律

詞不稱“作”而稱“填”，因爲它要受聲律的嚴格約束，不象散文可以自由抒寫。它的每一曲調都有固定形式，而這種特殊形式，是經過音樂的陶冶，在句讀和韻位上都得和樂曲的節拍恰相諧會，有它整體的結構，不容任意破壞的。

每一曲調的搆成，它的輕重緩急和節奏關係，必得和作者所要表達的起伏變化的感情相應。這種“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 [1] 的歌詞形式，原來是古已有之的。“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就是我國文學史上所習用的詞曲名稱，也是從古樂府中所有“操”、“引”、“謡”、“謳”、“歌”、“曲”、“詞”、“調”八種名稱中拈取出來的。清人宋翔鳳説：“宋、元之間，詞與曲一也。以文寫之則爲詞，以聲度之則爲曲。”（《樂府餘論》）因爲這兩種形式都得受曲調的制約，所以在聲韻方面都是要特别講究的。

詞和曲的體制既然是由來已久，爲什麽直到唐宋以後才大量發展成爲定式呢？這就得追溯到聲律論的發明和它在詩歌上的普遍應用，才能予以充分的説明。梁代沈約早就説過：“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論》）根據這個原則，積累了將近二百年的經驗，才完成了“回忌聲病、約句準篇” [2] 的唐人所謂近體詩。這種近體詩，本身就富有它的鏗鏘抑揚的節奏感，音樂性異常濃厚。恰巧我國的音樂，到了這時，也在呈現着融合古今中外、推陳出新、逐步達到最高峯的繁榮景象。這樣相挾俱變，推動了燕樂雜曲和長短句歌詞的向前發展。據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十九所標舉的《近代曲辭》，表明了“倚聲填詞”由民間嘗試而普遍流行的關鍵所在。郭茂倩説：

唐武德（唐高祖李淵年號）初，因隋舊制，用九部樂。太宗（李世民）增《高昌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讌樂》，二曰《清商》，三曰《西涼》，四曰《天竺》，五曰《高麗》，六曰《龜兹》，七曰《安國》，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國》，而總謂之燕樂。聲辭繁雜，不可勝紀。凡燕樂諸曲，始於武德、貞觀（太宗年號），盛於開元、天寶（明皇李隆基年號）。其著録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

這和《舊唐書·音樂志》所稱：“又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都可説明詞所依的聲究竟是些什麽。燕樂諸曲，既然在開元、天寶間就已“聲辭繁雜，不可勝紀”，這也説明唐宋間所習用的“曲子詞”一直跟着隋唐燕樂的普遍流行而不斷發展。民間藝人或失意文士，按照這種新興曲調的節拍填上歌詞，以便配合管弦，遞相傳唱。在明皇時代就已有了大量的創作，如敦煌所發現的《雲謡集雜曲子》，只是僅存的滄海一粟而已。由於無名作者的文學修養不够，對聲辭配合也還不能做到恰如其分，因而暫時難以引起詩人們的重視。一般仍多用五、七言近體詩或摘取長篇歌行中的一段，加上虚聲，凑合着配上參差複雜的新興曲調，把來應歌。如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一絶句衍爲《渭城曲》或《陽關三叠》，和李嶠《汾陰行》中的“山川滿目泪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這種過渡辦法，大概流行於宫廷宴會和士大夫間。至於市井間的歌唱，必然早已改用了適合“胡夷里巷之曲”的長短句形式。唐中葉詩人，如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等，是比較留心民間文藝和新興樂曲的。他們開始應用新興曲調依聲填詞。例如劉禹錫《和樂天春詞》：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浥露似沾巾，獨坐亦含嚬。

——《劉夢得外集》卷四

他就在題内説明：“依《憶江南》曲拍爲句”。這是身負重名的詩人有意依照新興曲調的節拍來填寫長短句歌詞的有力證據。但劉禹錫的採用民間歌曲形式，也是分兩個步驟來進行的。一個是沿用五、七言近體詩形式，畧加變化，仍由唱者雜用虚聲，有如《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抛球樂》之類。其《竹枝》引説到：

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黄鐘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吴聲，雖傖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爲作《九歌》。到於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揚之，附於末，後之聆巴龡，知變風之自焉。

——《劉夢得文集》卷九

從這裏可以看出他的學作《竹枝》，還只是揣摩這種民間歌曲的聲容態度，而不是依它的節拍，所以要“俾善歌者揚之”，也就是加上虚聲以應節的意思。在這基礎上進一步索性按着民歌曲拍填寫長短句歌詞，除上舉《憶江南》外，還有《瀟湘神》詞二首：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瑶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劉夢得文集》卷九

唐代民間歌曲，經過劉、白一類大詩人的賞音重視，解散近體詩的整齊形式以應參差變化的新興曲調，於是對“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越來越講究了。到了晚唐詩人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艷之詞”（《舊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下），遂成花間詞派之祖。北宋“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爲辭，始行於世”（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三）。《樂章》一集，遂使“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並見前者）。從此，由隋唐燕樂曲調所孳乳寖多的急慢諸曲，以及結合近體詩的聲韻安排，因而錯綜變化作爲長短句，以應各種曲拍的小令、長調，也就有如“百花齊放”，呈現着繁榮璀璨之大觀了。

由於這類歌曲多流行於市井間，以漸躋於士大夫的歌筵舞席上，作爲娱賓遣興之資，内容是比較貧乏的。從范仲淹、王安石開始，借用這個新興體制來發抒個人的壯烈抱負，遂開蘇軾一派“横放杰出、是曲子中縛不住” [3] 之風。王灼亦稱：“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鷄漫志》卷二）盡管李清照譏笑它是“句讀不葺之詩”（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但能使“倚聲填詞”保持萬古常新的光彩，正賴蘇、辛（棄疾）一派的大力振奮，不爲聲律所壓倒，這是我們所應特别注意學習的。

[1] 見《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三《樂府古題序》。

[2] 見《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列傳（中）》。

[3] 見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六引晁補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