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9）

八、关于“三次反共高潮”

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相联系，还有个“三次反共高潮”的提法。过去，一般把国民党发起的三次大规模军事摩擦称为“三次反共高潮”。这种说法，也容易使人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而忽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另外，这种提法把造成摩擦的责任完全归于国民党一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上，有的摩擦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也是有责任的。例如“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发动黄桥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11000余人。11月底至12月，又发动曹甸战役，歼灭韩德勤部8000余人。国民党军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蒋介石肯定要加以报复，而报复的最佳对象就是这时仍然滞留在皖南的新四军。于是，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在北撤途中，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9000多人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歼，从而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固然是由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决定的，但与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的进行也有一定的关系。据说在曹甸战役进行之前，项英曾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等皖南部队过江以后再进行，以免造成被动，但中央认为可以打。曹甸战役一打，皖南新四军部队的处境当然就更加困难了。

另外，在皖南新四军北撤的时机上，中共中央也是有责任的，不能完全归罪于项英。毛泽东等虽然多次要项英等尽快过江，但又一再说不必着急，主张再拖一两个月，对蒋介石的报复估计不足。例如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表示：“我除在文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上我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同日，毛泽东又指示叶、项：“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00页。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项英等电报中又说：“他（指蒋介石——引者）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12月16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的电报中，虽然说“局部进攻是必然的”，但又说“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591页。。这必然会放松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对蒋介石报复的警惕性。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是以皖南新四军的北撤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条件，以换取汤恩伯、李品仙20万大军停止向东进攻苏北新四军，减轻苏北新四军的压力，所以在要求皖南新四军做好北撤准备的同时，又一“拖”再“拖”，从而丧失了撤离皖南的有利时机。如果能早下决心北撤过江，蒋介石就是想报复也没有机会了。

因此，不应该再继续沿用“三次反共高潮”这种提法，而应该直接将前两次摩擦称为晋西事变、皖南事变。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本来就没有形成，更不应该作为一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