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的几个问题（5）

既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悼词中都承认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是党的总书记，我们为什么还要加以否认呢？虽然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在党内军内的集体领导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既然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后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后党内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就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现在有的权威党史著作仍然这样说，并在列出遵义会议后新成立的“三人团”的名字时，仍然把毛泽东排在周恩来的前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就拿军事领导职务来说，直到１９３５年８月周恩来病重，８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掌管了党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形成“毛主周辅”的军事领导体制。而在党内，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那更是以后的事。因此，不能再继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原来很多人那样说，实际上是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现在已经到了２１世纪，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六、陈云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手稿是不是传达提纲

关于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1985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遵义会议文献》根据陈云认定，说这是1935年2月或3月写成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但一些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齐得平等人认为，手稿中有明显的不宜向下传达的内容：一是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而手稿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的名，甚至还写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二是缺少应当传达的内容，如决议最后四段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三是出现了一段在当时不可能有的对决议的批评，如认为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清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因此，他们认定陈云的这份手稿不是传达提纲，而是他1935年10月在莫斯科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时写的汇报提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提纲包括《（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两部分。齐得平、田逢禄、耿仲林：《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我认为，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实不像向下传达的提纲，而是向共产国际汇报提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