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建设模式

从这些典范人们的工作中，我们是否能看到第3选择在中东地区解决争辩并给该地区带来和平的前景呢？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协同是无法预测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协同作用能够行得通，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我所描述的第 3选择思维者虽然无法控制别人的思想形态，但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影响范围里发挥了协同作用。

像穆罕默德·达贾尼这样的穆斯林和玛格丽特·克拉姆这样的基督徒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样的犹太人，他们产生的强烈的积极协同作用可能会对最终解决问题有很大贡献。如果是这样，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因为他们已经打下了感情基础。他们向很多人都灌输了“我看到自己”、“我看到你”的基本模式。他们也帮助对手在理解对方时，让其采纳这种模式——“我找到你”。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这些模式的存在，所有的外交会议和文件都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

我们能从这些中东和平的开拓者身上学到什么？从他们的经验中，有哪些我们能运用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

首先，我们学习典范中最核心的内容——“我看到自己”。对于真正寻找第 3选择的人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必要的自我检查，而不是全部被动地接受同一教派人士强加给他们的狭隘思想。他们会对这些思想提出质疑，他们拒绝被这些极端的边缘思想所限制。

马克·格平反思了他的同事们与其他人在和平奋斗中存在的不同之处，他说：“我们十分注重内在的东西。在我与这些和平工作者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真正的和平工作者，是这个星球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总是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

在所有宗教的历史中，正如格平所指出的，无形的爱、同情永远是最重要的，但因为它们太普通，所以总是被忽略。相比之下，着装、食物或仪式规定变得显而易见。爱我的敌人？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制定仪式和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容易得多了。

对于犹太人来说，“爱人如己”是全部精髓。对于基督徒来说，“爱人如己”是伟大的诫命。但我怎么爱我的邻居呢？难道也要爱拿着斧子向我砍来的人吗？这个规则是很强大的，但它需要努力反省才能做到。

这种反省实际上是每一个伟大宗教的基础，包括中东的宗教。对于犹太人而言，它被称作“cheshbon ha-nefesh”，即灵魂的反省。“cheshbon”的意思是“思索”。当急躁、恐惧或愤怒就要淹没我的时候，我必须停下来想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如何应对呢？后果是什么呢？我怎么做呢？我这样做对不对？

伊斯兰教将其称为“musahabah”，意思是“对自己评估和判定”：“这是对我们自己行为的一个真实评判，这需要我们真实而频繁地思索自我。”格平说：“你反思的那一刻正是对心灵的救赎。如果你被激怒，你要说，‘我要坐在这里，反思下我的愤怒’。对于伟大的穆斯林和犹太思想家来说，这是最基本的。 ”

在所有刺激和我们对它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个精神空间。这是我们人类特有的。我们不是被本能驱动的动物，我们有能力选择对任何给定的情况、人、思想、事件做出反应。我们有一个内置的暂停按钮，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我们要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认为，这是高效率人士的基本习惯，这也是缔造和平的基础。

其次，我们要学习“我看到你”模式中最重要的东西。之前，你会把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思维——和老套的东西，与跟你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

1990年春天，一天早上5点钟，5个阿拉伯兄弟正在他们东耶路撒冷的家里睡觉。以色列士兵破门而入，用枪指着他们喊道：“你们有没有扔石头？”他们把 18岁的哥哥塔伊西尔从床上拉了出去。此时，他们的母亲已经醒了，向士兵哀求着，但是他们把塔伊西尔带走了。他被打了两个星期，直到他终于承认向以色列汽车投掷石块。差不多一年后，塔伊西尔未经审判便被关进了监狱。他最后被释放出来，病重吐血，3个星期后就死了。

10岁的弟弟阿齐兹讲述了这个故事，他回忆说：“我非常痛苦和愤怒……我从小在怒火中长大，我想要正义，我想要报仇。”阿齐兹成了一名记者，写了很多“传播仇恨”的文章。然而，他说：“我写得越多，就越感到生气、空虚。”阿齐兹知道，如果要在耶路撒冷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不得不学习希伯来语。他拒绝学习“敌人的语言”，但现在他报名到一所希伯来学校学习。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在一个犹太人的房间里，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与检查站的士兵面孔不同的犹太人。这些士兵带走了我的兄弟；这些学生和我一样。我糊涂了，心想：“他们怎么能是正常人呢？他们怎么能和我一样呢？”我很惊讶，我还可以与这些学生建立起友谊，并同甘共苦。我们一起出去喝咖啡，我们一起学习。对我来说，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我这才明白，我们的生活中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这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一个10岁的小孩无法阻止士兵把他的兄弟带走，但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可以控制自己对这些伤痛的反应。他们办事不公、谋杀了塔伊西尔，但我有选择的权力，现在也一样，即是否做和他们一样的人。

今天阿齐兹·阿布·萨拉已经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在美国乔治 ·梅森大学的中东项目组任主任。他曾在欧洲议会和联合国会议中就以色列 –巴勒斯坦和解问题发言，是冲突分析和解决组织处马克·格平的助理。

当阿齐兹接触到“仇人”的正常生活、斗争和希望时，他开始以“我看到你”的模式指导他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个模式作为指导原则，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当我们想到像阿齐兹和穆罕默德 ·达贾尼这样的人是如何克服他们痛苦的挑战时，我们意识到，要真正去理解一个人，就不要将他们边缘化。

如何强调这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都不过分。马克·格平说道：“我不关心，是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国家的问题。阿齐兹和我对此都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关系，理性的讨论可以随后到来。没有人可以控制政治局势，我们能控制的只有个人关系。”

虽然有些人把宗教作为战争的借口，但像格平和阿齐兹这样的人在其不同的信仰中却找到了人类的爱、慷慨、包容。这些都是“我看到你”模式的特征。

对于格平来说，犹太教传递的铺天盖地的消息是“爱你周围的陌生人”。他说，即使这个诫命在《圣经》中重复了37次，但外面世界的仇恨已经让许多犹太人对这个词做出了重新定义，“陌生人”只包括犹太同胞。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模式转变，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是由持续不断的战争引起的。

同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如此仇恨以色列人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根据另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耶路撒冷穆斯林和平主义者谢赫·阿人杜勒·阿齐兹·布哈里所述，“没有人可以称得上是穆斯林，除非你内心真正热爱所有人”。布哈里因把伊斯兰概念中的“jihad”解释为“人类克制愤怒的日常努力”而远近闻名。他恳求犹太人与他的穆斯林同胞停止战斗：“何必纠结于经文中那 3%的不同内容，而忽略了经文中有97%的内容是相同的？”

布哈里解释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让那些失去人性的人改邪归正。

对于耶路撒冷的和平主义者而言，信仰不是人们之间的隔阂，而是理解对方的桥梁。与反抗或拒绝自己的宗教传统相反，他们在这些传统中发现了“我看到你”模式：我尊重你，我包容你，我尊重你和我存在差异。

再次，我们要学习“我找到你”的模式，它的意思是：“你不同意我？让我听听你的想法。”

我们见过的和平先驱者，大多致力于创建这种思维模式。 300多个不同的组织正在努力促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宗教对话。虽然他们的工作比较零散，认可度很低，资金不足，但他们正积极把学生、社区领袖、犹太教、伊玛目、母亲带入对话中。简单说，就是所有愿意参加的人。

你不能低估这些对话中存在的情绪上的困难，但它们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上却有惊人的效果。马克·格平说：

如果你想让别人的感情发生模式上的转变，你必须真正倾听他们的诉说，这样才能迷惑他们。他们说什么我都听。我要听一些出格的事情，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荒谬的——完全把我和我的人民妖魔化，逃避他们自己的罪行。我真想反驳他们。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一直训练自己首先要去理解。他知道，他的投入会收到很大回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地区的人内心都非常温暖，他们都非常有耐心。恰当的尊重和关心完全可以改变中东地区的情况。 ”

在伊斯兰国家这一边，布哈里也体会到了理解其他人激情和能量的价值。“强者是一个可以吸收其他人暴力和愤怒，并将它变成爱和理解的人。这样做很不容易，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这是真正的圣战。 ”

最后，我们要学习“我和你协同”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在问“你愿意寻找第 3选择吗”。它让人们带着这种模式——像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和爱德华·赛义德他们——与其他人交往。然而，除非有大量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承认对方对尊重和同情的需要，否则第3选择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因如此，穆罕默德·达贾尼、罗恩·克罗尼斯和其他人不再谈论“制造和平”。厌倦了令人窒息的地区政治，他们现在讲的是“建设和平”，这是替代顽固的两种选择思维方式的第3种方法。他们所说的传统的制造和平，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建设和平不涉及任何谈判。它是协同——“通过不断扩大的人际关系来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正因如此，他们自称是“和平建设者”。

和平建设的思维超出了那些将文件看得比冲突引起的情感更重要的协约。格平说：“27年里，我看到很多协约完全以失败告终，因为这些协约完全没有考虑到冲突中人们对尊严和荣耀的需要。”

关于暴力姿态存在一个盲点，例如，在以色列的检查站，你使用铁栅栏，让青少年用机枪驻守在那里。他们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可怕的记忆。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温馨的部队，给人们一些尊重呢？为什么他们不能说：“欢迎您，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您的行李？”谈判的姿态和行为，可以将矛盾化解。

“欢迎队伍”的概念是第3选择思维的一种体现，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需要做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禁锢在两种思维模式里，他们的人民也因此卷入战争的负协同效应中。

负协同效应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首先，我让你丧失人性，让你成为我的敌人。历史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人们总是受诱惑，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圈内人和圈外人，我们这些文明人和他们那些野蛮人。学者们从东方和西方的角度来分析世界……穆斯林的传统是把世界分为伊斯兰地区和战争地区。”作为一个野蛮人，你必须要受到控制。如果我的团队无法控制你，那么，我就必须攻击你，希望能带来一个新的协同作用，一个有害的、消极的第 3种替代方案，让你丧失人性，否认你和你的故事，让你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因此，许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梦想着，当他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其他人”将会消失。他们被自己所迷惑，认为这种破坏性的第3选择将会比现状更好。

这是所有战争爆发的驱动。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把伯罗奔尼撒战争描述为周期性的疾病，人们用一场战争回应另一场战争，直到最后辉煌的希腊黄金时代结束。这种不加思考的循环带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维也纳，柏林，伦敦，圣彼得堡都做出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羞辱和被征服一方的复仇愿望，最终导致疯狂而愤怒的反击。你打我，我就打回来。如果我可以打得你更狠，让你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一切就会变得更好。战争是零和模式的最终体现。

与之相反，积极的协同作用是战争的反面。它是积极的，而不是反动的；它是丰富的，而不是贫乏的。这意味着做出第3选择：“维护和平需要对极富想象力的外交有一个积极承担……而不是一次次的绝望和军事冲突，希望某些东西变得更好。越希望某些东西变得更好，它往往会变得越差。”当然，有想象力的外交比没有想象力的外交要难。

在历史上最富有想象力的一次外交是“马歇尔计划”，这是对欧洲正在发生的战争的一次第3选择。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主要城市都变成了废墟，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冻和挨饿，美国国会投票决定向他们之前的敌人捐款 130亿美元，用于食品、住房、重建基础设施。（如果你觉得这些钱听起来并不多，那么考虑到它占 194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0，可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了。）“马歇尔计划”的思维模式是我可以帮助我的敌人，我可以分享，我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富足的未来。由此产生的复兴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暴力的恶性循环。

我与美国穆斯林的领导小组合作过。我们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会集的会议，其目的是增进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个房间里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学者、外交官和和平实践者，包括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 ·奥尔布赖特、美国穆斯林进步会主席伊玛目·费萨尔·阿卜杜勒·拉乌夫、马克·格平博士。他们让我在会议开始的那晚教授“发言权杖”的概念，自此两天内所有人都在说话时提及“发言权杖”这个词。

我看到，这些杰出的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所有方面——文化、社会、信仰，人们开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爱。

我见证了它的发生。奥尔布赖特告诉我，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东西，它可以彻底改变国际外交。她向我解释，大多数外交都是在搞清楚谁有权，可以跟他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在大多数人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妥协。他们只是希望互相做出让步，而不是得到真正有实效的第3选择。

我读过《古兰经》、《旧约》和《新约》，它们都非常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相信中东的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在自己的传统信仰中，发现解决战争的第3选择。

这个小组的主要建议之一是建立一个有活力的宗教间对话，使人们可以了解彼此，从他们共同的信念中，找到一个通向未来的桥梁。最重要的是建立位于分界线两侧人们之间的关系，于是，无数人开始了解和信任对方。这些交流，可比达沃斯风格的会议有效得多。当人们感到同情和理解时，他们的内心得到了满足，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开放。当这些转变足够多时，你已不能阻止第 3选择的产生了。你已达到一个临界点，人们将不再接受以前不能接受的，而是一起向前迈进富足的未来。

最关键的是心。除非我们了解人的心，不只是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创建提供人与人之间用心、思想、精神聆听对方的机会是如此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跨过古老的破坏性方式，迈向“更好的未来”。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把第3选择理解为“更好的东西”：

现在，我们再次瞥见了更好的东西……这时世界充满了同情和慷慨，人们因爱而结合在一起，战胜国建立一个马歇尔计划，以帮助其前对手重建家园。

如果世界冲突的主角，开始摆出和平的姿态，改变他们对待敌人的方式，并开始与其交流，他们的行动也可能会改变。

当我们进入新千年时，如果真正的和平能够来到和平王国，那么这将是给世界的多么美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