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时代的教育

在我看来，大辩论的双方都应该承担教育组织有失人性化的责任。一个世纪以前，发展中的工业要求公立学校生产对他们有用的“产品”。让我们看一看这篇写于1927年的文章：“一项对教育体制的客观研究得出结论，它们的产品质量远远达不到现代商业的要求。”大多数学校成为工厂，孩子们成为“产品”而不是人。

古往今来，永远都有启蒙者怀着最崇高的理想，相信并激发学生的潜力。对于他们，我们致以最深的感激。然而，许多身在教学行业的教育工作者，默许并保持着工业时代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过度依赖测试结果而无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公立学校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工业与商业思维模式，商界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满意，他们的抱怨自 1927年以来从未改变过。

工业时代将孩子视为商品的思维是教育挑战的根源。

在工业时代，人们被当作物来看待，是必需品但可以交换。通过“劳工单位”，你可以挑选任何工人，当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你只需简单地将他们替换掉就可以。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一个有体温的身体来完成一份工作，你的确不用在意这个人的思想、内心或精神。工业时代的教育控制模式抑制了人类潜能的释放，但是坦白地说，这在知识经济时代是行不通的。

我认识一个女人，她的成年时光大部分在监狱里度过。酗酒与毒品成瘾的她是一名教育高官的女儿，曾经是一名前途无量的大学生。多年来她一直在积极克服她的不良问题。一天，她说，监狱和学校其实非常相像，同样的教室、时间安排、组织纪律、一成不变的排队等候。最能让她想起学校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监视。

1785年，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建立一种名为“圆形监狱”的新型监狱，这是一个设计巧妙的独创性建筑，可以让守卫同时看到所有囚犯。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把“圆形监狱”视为“监视社会”的标志，我们身处其中，永远被监视、被观察。看一看学校的教师或者公司里的“格子间”，你就会明白福柯的意思：学校、公司都和“圆形监狱”相似。他认为，随着监视的增加，对个性的尊重越来越少。赏罚取决于我们是否能闭嘴听话执行指令，而不是我们以自己独特的天赋做出贡献的意愿。当我们的人民被领导而不是成为领导者时，社会就会出现问题。

工业时代的类监狱思维不仅对学校里的我们施加控制，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整个生活和社会。它造成我们对生活产生根本的误解：我们就像生活在蚁群里被动工作的工蚁。我们中的太多人，孩提时被告知要做什么样的孩子，成年后被训练成适应工作岗位的成人，年老退休后无所事事。我们潜移默化地成为受害者。如果我们不适应学校，我们就毫无价值、微不足道。如果我们失去工作，我们就失去了自我身份。最终我们变得习惯于依赖：如果我们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我们会找到别人来照顾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适应，别人就会来指责我们。

在工业时代的教育框架下，父母有他们自己的斗争。有些人是拥护者，有些人选择弃权，有些人则是体制的维护者。一方面，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生活完全被固定化，他们永远学不会如何支配自己的人生。父母不断鞭策他们实现目标，却没有教他们分辨在竞争中取胜与在人生中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两者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孩子成为父母注意力缺失症的受害者，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在乎。于是他们辍学了。最后这个群体占到了全体学生的 1/3。中间派则坚持到底，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很少有父母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孩子正在走向一个有依赖性的人生。

只要教育还在训练孩子们学习如何依赖、如何成为优秀的追随者，我们就永远无法开启发挥每个孩子与生俱来天赋的进程。在辩论者还在修剪“教育病树”的叶子、为如何最好地维持工业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根底的毒瘤已在悄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