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终止

犯罪是威胁这个世界的令人震惊且让人痛苦的现实。犯罪的影响看得见、有一定的独特性且是真实发生的，各警局领导都熟知这些。最近的犯罪数据反映了一些发人深省、令人压抑的现实：

.全球每年超过160万人因暴力犯罪而丧生。暴力是引起全球15~44岁的人丧生的首要原因，在引起男性死亡的原因中占14%，在女性中占7%。相对于因遭受暴力侵害而死亡的人，更多人因暴力行为受伤，遭受着身心折磨。而且，暴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些国家每年都要耗费数十亿美元弥补医疗、执法以及生产方面的损失。

.全球每年发生的政治恐怖犯罪案件超过1万起，其中包括绑架、伤害和谋杀。每年将近6万人被恐怖分子杀害。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美国每年的暴力犯罪案件将近130万起，加上900万起财产犯罪，累计损失超过150亿美元。犯罪发生频率如下：每32分钟发生一起谋杀案，每2分钟发生一起强奸案，每55秒发生一起抢劫案，每7秒发生一起重度袭击案，每2秒发生一起盗窃或偷窃案。

.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在全球15~64岁的人口中，大约有5%，即约2亿人口滥用毒品，全球可能有多达3 800万的吸毒者。

.在拉丁美洲，暴力是目前引起死亡的五大原因之一。在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暴力是引起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麦咖啡首席执行官戴维·德瓦特指出，网络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已达 105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非法毒品贸易总值。

.白领金融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其他类型的犯罪相形见绌。无人知晓真正的数字，但美国联邦调查局估计每年介于3 000亿~6 000亿美元。

. 20世纪末，犯罪给美国造成的经济负担的年净值超过了 17 000亿美元。难以想象现在的负担有多重。

毫无疑问，这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数据每年都有升有降，但它们却是令人沮丧的必然事实。它们导致心灵破碎、生活起伏不平、人际关系破裂，给人们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痛，这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剧痛。我们用数据来权衡犯罪，对犯罪习以为常并学会接受犯罪。我们说，犯罪将永远伴随我们。

面对这一根源性挑战，我们试图消除这些犯罪行为。过去，我们尝试了大多数强硬手段——一种“快速修复”、打击犯罪的手段。由于美国全国性打击犯罪行动和长期的强制监禁，美国监狱里的囚犯人数自1980年以来迅猛上涨，从大约33万人增加到200万人以上。刑法系统的开支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这种强硬手段是否真的减少犯罪了呢？美国大学的詹姆士 ·P·林奇和威廉·J·萨博尔评论道：“监禁手段的大量增加不能达到大幅减少暴力犯罪的预期目标。”很多专家认为，采取强硬手段事实上导致犯罪分子犯下更多罪行，因为强硬措施使他们感觉受到了羞辱与蔑视，令他们感觉自己完全与社会隔离，并且摧毁了他们改过的潜能，让他们陷入了绝望之中。

与强硬手段相对应的是“软方法”。虽然没人想要被贴上“对犯罪示弱”的标签，但此种方法的目的在于破坏犯罪产生的条件。这个方法的初衷当然非常合理，但方法拥护者的所作所为却并没有破坏犯罪形成的条件。他们做的要么太多，要么太少。例如他们回购枪支，但调查显示，此举并没有降低犯罪率。又如，他们抱怨说除非我们能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消除贫穷、文盲和经济不公平，否则我们对于犯罪行为就无能为力。但问题是，犯罪正在发生，生命正在受到摧残。

保守派认可强硬手段，而自由派则支持软方法。但这种以意识形态来区分的方法在这里并不适用。我们必须忽略这种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思维模式，因为关于犯罪的各种传统想法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都无法进行下去。著名的犯罪学家劳伦斯·W·谢尔曼解释道：“人们关于犯罪的辩论中，常常将预防和惩罚视为相互排斥的概念，把针对犯罪所采取的‘软方法’和‘硬措施’放在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极端；没有这样的两分法……这样会导致政策决策更多地根据情感诉求来制定，而不是根据能够提高有效性的确凿证据来制定。 ”

由于这种两种方法的思维模式，犯罪猖獗的社会所带来的剧痛持久存在，无两种选择法消除。我们只有改变自己的思维，才能取得相反的结果，所以一定要有第 3选择。

第3选择的警务

1985年6月23日，印度航空公司从多伦多飞往新德里的182航班在爱尔兰海上空发生爆炸，导致300多人丧生。经过追踪发现，炸弹是有人放在行李中，但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通过了安检。因此，调查者将目标锁定于里士满（温哥华郊区）的一群锡克教分裂分子。这场爆炸源于印度政府和锡克教恐怖分子之间的持久战争，因为后者想要争取旁遮普的独立。

这一可怕的犯罪竟然根源于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内战，这个事实令太平洋沿岸的人们震惊不已，住在温哥华的锡克教徒超过10万。分析者后来得出结论，如果温哥华的警察一开始就信任锡克教社区，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情报来阻止爆炸事件的发生。

不仅加拿大这样，全球都该如此：对付犯罪的措施不只是执行法律，在犯罪事实发生后追捕罪犯。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一个以相互尊重和富有同情心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而这需要创造性的第 3选择思维，即沃德·克拉彭所遵循的思维模式。克拉彭是一名有30年经验的加拿大皇家骑警，现已退休。沃德常身穿红色外套，头戴帽子，身材高大伟岸。他为自己是一名加拿大骑警深感自豪，而且他也应该感到自豪，这是我所知道的所有警局中唯一一个在其远景宣言中提到“积极行动”的警局。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维持和平”，这个概念比简单地执法要意义深远。

刚开始工作时，沃德是加拿大北部的一名年轻巡警。有天他和当地原住民儿童聊天，问他们认为警察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回答：“你是一个捕猎者，在灌木丛里面等待，然后把我们的爸爸妈妈抓到监狱里。”沃德了解了，那些孩子怕他，这个问题时常困扰着他。

他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是阅读与那些问题青少年有关的文件，但接连不断地阅读文件让他感到气馁。他知道这些青少年中将有很多人最终会入狱或者接受更糟糕的判决。而且，他因没人注意该采取些措施来阻止这样的结果而感到困扰。这是个艰巨的挑战，强硬手段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学校、教堂和政府为该怎么做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他无法不采取措施，“这就好像你在瀑布的上游，看着人们在水里挣扎。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感到无助”。

他被派到亚伯达的一个小镇后，发现那里的居民对于失控的青年感到气愤。有一天，他接到一通愤怒的电话，说是一些小孩在马路中央玩曲棍球造成交通堵塞。他在巡警车里喊话，下了车，站在垂头看地面的小孩子面前。他们之前已经被警告过了，他知道他们此时非常害怕。

当时，“维持和平”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在这样的场景下，他该怎么做才能维持和平呢？不是通过关押这些不守规矩的孩子而获得暂时的、虚假的和平，而是获得持久的和平。

因此，他说：“我让你们自己选择，要么我给你们所有人开一张交通罚款单，要么让我和你们一起玩曲棍球。”

这些孩子惊呆了。接着就出现了一名警官抓着曲棍追着一个冰球跟孩子们一起嬉笑的场景。他那顶令人印象深刻的帽子被风吹掉，堵在马路上的人们愤怒了，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很多因此而遭受一时不便的人们投诉了他，但自此以后，他与镇上那些孩子的关系却改变了。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沃德不断以第3选择的积极思维模式让那些公民以及他的上司感到出乎意料。另一个镇上的店主经常因为向未成年人售烟而被起诉，而且惩罚相当严厉。沃德去找法官，请求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尝试使用一种不一样的解决方法：如果店家能够在自己的店里开课宣传禁烟的话，就取消对其的惩罚。

这个方法听起来相当疯狂，但店家乐意去做，因此商店员工和附近的年轻人很快就知道了吸烟的危害。因此，向未成年人售烟的现象大大地减少了。对于沃德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很多年轻人再也不会犯烟瘾了。

沃德看到了犯罪问题的根源，而不仅仅看到问题的表现。他说，“我们要么继续在瀑布底下收拾破碎的尸体，要么第一时间在瀑布的上游阻止他们”，而这需要运用第3选择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虽然这让我们感到羞耻——仅仅接受这个事实，即犯罪和暴力将继续成为我们以及我们后代的生活方式，但我说了，‘不，不是的，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很快，沃德就晋升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里士满市分局局长，当时这个城市的人口大约为17.5万。里士满和温哥华有着庞大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所以无法明确区分这两个地方之间的边界。里士满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南亚或东印度，尖锐的种族矛盾和经济差异导致年轻人处于一个艰难的环境里。他发现这里有着最典型的城市警察部门，“是一种发生事故后拨打 911的治安模式”。警察的工作就是抓坏人，让孩子们远离街道。那种可以预防犯罪的人际关系模式还未建立起来。于是，沃德决心与下属一起协作改变这种心态，打造一种新的文化：

警察是在警校接受训练的，所以你的工具包里唯一能用的工具就是执行法律。“我们也执法”，但我开始尝试让他们拓展自己的思维，我问他们作为一名“和平警员”意味着什么。我们谈到了150年前在伦敦组建第一家警局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他曾经说过，警察是维持和平的。我们莫名其妙地从维持和平变成了执行法律，但我们还有机会让警务回归到维持和平的领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民社会，达到终止犯罪行为的目的。

“终止犯罪”的概念是真正的第3选择思维。我们不是要向犯罪发起外部战争，而是要终止犯罪！我们要阻止它，这有可能吗？或许吧，但需要我们像沃德一样，不再觉得阻止犯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工作，而是要意识到它就是工作的全部。

预防的名声不佳。对大多数人来说，预防意味着所有能够阻止犯罪的、类似瀑布上游的事情。这需要社会的巨大改变，要消除贫困，要有更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些事情很好，但任务太繁重，因此，警察工作就被默认为捉拿麻烦制造者。

让公民远离麻烦不是我们的工作，但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不仅关乎你在瀑布上游所做的事情，虽然那很重要。我们所要建议的是，对于警察工作来说，阻止应该成为一个完整的连续行动，包括上游、中游和下游。

这非凡的第3选择洞察力改变了一切。不管是在麻烦到来之前、到来之时还是到来之后，你都可以做点事情——可控制的事情。沃德的思维改变了里士满的执法理念，他没有忽视调查和执法，同时他还为避免犯罪的发生以及防止更多的犯罪而不遗余力地推动协同思维的发展。

改变整个警队的思维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在“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几天后接管了里士满分局。“9·11”之后，当地关于印度航空182航班带来的痛苦记忆逐渐浮现出来。“这场危机使我们回到了以前的专业治安模式当中，而且这种心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他说道，“愤怒的人们在寻找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法、强硬的手段和激进的战术，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权利。危机让我们再次用战斗的心理来对抗罪犯。”

但沃德下定了决心，他很快为警局、镇领导以及里士满的各个社区成立了一个发言权杖论坛，其中的社区包括穆斯林、锡克教徒、东南亚人以及每一个第一民族的人。既然沟通局面已经打开，社区发言了：“警察都在做什么？人们管我们叫恐怖分子，我们全都被归到一起，被定义为种族主义者。我们因此感到愤怒又害怕，我们只因肤色才没有成为恐怖分子。”温哥华国际机场的亚裔出租车司机抱怨人们不愿意坐他们的车子，而店家也都害怕他们这样的顾客。沃德回忆道：“我们只是让大家来说说这些事情，让他们有发泄的机会，让他们觉得有人理解他们。

这个大论坛提供了第一个打破整个思维的机会，我从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就是，让发言权杖论坛发挥作用，然后我们开始采取行动做出改变。 ”

发言权杖论坛是扭转沃德整个团队思维模式的重要工具。与大多数警察局一样，里士满分局也有他们自己的“日报”，即向警长汇报，警员在汇报后等待长官的决定。但沃德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他让每日简报变成了一个魔幻剧场。“我们能够做出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还没做什么？”他问，“他们花了整整 6个月时间来适应这种每日说出自己想法的报告方式。我们坚持相互倾听，并确保每个人都有被倾听的感觉。”

“我采取了混合方式。每天我都坐在房间的不同地方，有时候坐在角落里，然后让警员开始说。我们总会回归到‘寻求理解是首要’的原则上来。我一直认为正确的答案不止一个，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要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会拓展我们的思维以及交流范围。”

这种要求说出想法的方法逐渐应用到社区当中。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了社区治安而与公民团体建立起伙伴关系。一天，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一名审计员来到里士满，说道：“你们没有报道你们与整个社区的关系。”沃德笑着说道：“噢，那样做就好比要我将自己呼吸的每一口气和我的每一次眨眼都记录下来，也包括我的每一个下属，因为那正是我们做的所有事，它就是伙伴关系。”于是他们开始进行记录，然后发现他们每天都进行着 30次、40次、80次的接触。

因为沃德的第3选择思维总是寻求以前无人想到的更好方法，所以他遭到了两种选择思维模式者的强烈反对。他经常听到别人评价他“对犯罪不采取强硬措施就是懦弱”。

我和当下现状发生了直接冲突。维持现状的呼声很高、很清晰，别人都希望我们遵循事后修正模式以及指挥控制模式来行事，并对这种行为予以嘉奖。因此，当你开始把自己的人都变成领导者，让大家共享领导权，并且将首要目标定位为预防犯罪时，你就成了那些异议者的众矢之的。

有3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要花半天时间来证明自己。他们时不时到我这里来证明我是错误的，打压我，让我遵循当下的模式。他们打开法典，指出我违反了哪条规定。

但“软硬之争”的两难困境对沃德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在寻找能够真正做出改变的第3选择。“我将每年的18 000次犯罪看作18 000次失败。我所做的事情是要将这个数字变小，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成功的。”

奖励单

沃德对第3选择的探索取得了出人意料的丰硕成果，但在他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那个领导人问：“如果我们看到做好事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做呢？”沃德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年轻人，但如果事情正好相反，那又会怎样呢？如果他们做好事时被警察看到了又如何呢？“他们违反法律时，我们给他们开罚单，”克拉彭说，“如果他们遵守法律，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我们也给他们发票单怎么样？”这就是“奖励单”出现的缘由，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至于奖励单的形式，沃德找了他在社区里的很多伙伴以及数十家当地企业，让他们提供快餐优惠券、免费冰激凌，并对舞厅和体育比赛门票打折。里士满市还在社区中心提供了游泳和滑旱冰的机会。奖励单上写着：“奖励做好事的人！”票单可以用来兑换所有东西，从一块比萨饼到一部便携式音乐播放器。

一天傍晚，里士满的一个年轻人（我们叫他约翰）正往家走，突然他看见一个小孩子跑到了马路上。他出于本能反应，把孩子安全地拽回人行道上。一个巡逻经过的加拿大皇家骑警看到了这一幕，停了下来。约翰当时一定还没听说过奖励单，因为当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的反应就和大多数年轻人见到警察时的反应一样，胃搅成一团，身上发凉，心跳加速。他以为自己有麻烦了。

后来，约翰的养母说：“我的养子回来告诉我，他被警察拦下，收到一张票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做了坏事。然后他说，‘不是的，妈妈，我拿到了一张奖励单。’”“你在说什么？”约翰解释说：“一个小孩跑到马路上，我追上他，把他拉回了人行道。一个警察停车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当时很害怕。我想他要对我发火了，因为他会以为我伤害了那个小孩。但是，那个警察说他为我感到骄傲，说我做了件好事，然后他给我一张可以免费游泳、滑旱冰和打高尔夫球的门票。”

这位母亲眼里噙着泪水，她继续提到，那张票现在贴在约翰卧室的墙上。她最近问约翰为什么不把这张票用掉。他回答：“妈妈，我永远也不会用掉这张票的。有个警察说我是好孩子，还说我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任何人。妈妈，我永远也不会用掉那张票的。”

我们每年平均向那些做好事的年轻人发出4万张奖励单。“我们是猎人，”沃德笑着说，“寻找他们做的好事。”警察可能会因为一个男孩戴安全头盔骑自行车的行为而把他拦下来，给他一张奖励单。女警察也可能因为一群女孩子没有在大街上抽烟或咒骂而给她们发奖励单。这些都是边缘化的年轻人，对他们小小的善举进行奖励可以促使他们做出更多的正面事情：走人行道、进图书馆借书、把垃圾丢进垃圾筒而不是随意扔在街上。

除了票单之外，警察也给他们发描述卡片。这些卡片不是商业名片，而是印有警察自己的照片、个人兴趣爱好——“滑雪、攀岩、曲棍球、音乐”——以及最喜欢的人生哲理。沃德的卡片上写着：“你不需要依靠毒品来寻求生命的制高点。”这让年轻人开始把他们当作个人来看待，而不仅仅是警察。

这个社区开始发生了变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男生女生俱乐部管理人凯斯·帕丁森说：“当警察局开始注意年轻人的优点时，他们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孩子们不再对开车经过的警察避之唯恐不及，反而会叫住警察并告诉警察，‘今晚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有人也许会受伤，你们警察应该查看一下’。”

沃德看到了变化。“大多数人都避免与警察打交道，不想被开罚单。我们用奖励单奖励做了好事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看到警察时不再逃避，而是纷纷向我们靠近。”各种友好关系开始建立起来。年轻人不再害怕警察，而是向警察求助。警察不再是没有人情味儿的执法者，而是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积极的一部分，是对他们的叛逆加以引导的朋友。

沃德也为自己的警队发放同样的奖励单：礼物小卡片用于奖励为改变里士满的社会风气而做出贡献的警员。当然，此举让他立即陷入了违背法律的麻烦当中：“你不能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礼品卡片，对下属做的好事进行奖励。”他们将我的政府信用卡拿走，并让我参加一个4小时的课程，可我拒绝上这门课。但是，当我将这件事告诉里士满市领导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们问：“如果你将现在做的事情继续下去的话，你还需要多少钱？”然后他们给了我一张信用卡，因为他们看到我所做事情产生的价值会给他们付出的金钱带来 10倍的回报。这不过跟法律的规定有一点偏差而已。他们信任我，将枪支、子弹和辣椒喷雾剂交给了我，却没有将改变社会风气的工具交给我。

但整个社区喜欢这样的改变。当他们开始看到成功时，他们就想从中取得更多的成功。社区是促使我坚持下去的原因所在，因为驱动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是我对于目标的渴望——终止这个城市的犯罪。

奖励单只是沃德和他的团队为建立起能够阻止冲突的友好人际关系而采取的众多协同想法中的一个。当他想让每一名警察“选择一所学校”并在那里结交朋友时，他知道他无法获得资金。但是他庞大的关系网提供了支票，使其变成了可能。他们还启动了不越位计划，为警察带领那些孩子参加专业体育比赛提供资金。有一名警察花整个暑假和几个辍学的中学生一起去攀岩，最后成功地将他们劝回学校上课。

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小孩子在公园和商业区骑自行车的抱怨。我们不是简单地传讯他们，而是组织团队，然后提出第3选择。我们让这个城市捐出一些土地，然后和小孩子一起建自行车公园，现在我们都在建好的自行车公园里与这些孩子一起骑车、比赛。我们与这些孩子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是无价的。顺便说一下，那些抱怨也随之消失了。

街上的高速飙车对于里士满的警察来说是一个祸害。当沃德的一个同事因为试图阻止一起飙车活动而去世后，甚至沃德自己都想要半途而废，回归强硬手段，“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好几年，每年却还要因为飙车而失去 4个年轻的生命，而现在还让我们的成员为此而丧命”。因此，里士满分局举行了一次协同会议，讨论如何才能引导那些年轻的飙车者。其中一个同事提出了相当不一样的方法：“如果我们无法让他们赞成我们的观点，那就让我们赞成他们的观点吧。我们找一辆迷你库珀，把法律允许加到汽车上的所有附件都安装到这辆车子上，然后把它带到车展上。我们对车子做一些标记，让它看上去像我们警局的车子。这将是他们见过的最酷的事情。”

飙车者很喜欢装饰自己的车子。他们寻找非法的大车头、油门踏板、排气管——一切可以增加动力的东西，而且他们也喜欢将车子拿到车展去展示。因此，警察将一辆捐赠得来的迷你库珀改装成一辆警车，使其成为车展上最吸引人眼球的车。很快，那些飙车者就团团围住警察们，然后这些警察就开始与这些人建立友好关系，培养信任，与他们谈论在马路上飙车的危险。

当然，上级不允许沃德这么做：“我的上司听说了这件事情后，来到了车展，命令我们把车移走。我们要么不服从上级命令，要么放弃这个唯一能够收拢这些飙车者的做法。”正如你所想的那样，他们想出了一个第 3选择。他们将迷你车重新刷漆，但也做了假的磁性警察盾牌和便携式光杆，让车子能够随时变成一辆警车。然后他们继续参加车展。“2003年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飙车死亡事故。”他报告说。

荣耀队

新闻媒体对温哥华的锡克教年轻人所做的报道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刻板印象。受此困扰，沃德的下属中约有24名警察一起成立了一个叫作荣耀队（Team Izzat）的篮球队，“Izzat”这个词在旁遮普语中意为“尊重”。这支球队对外开放，但主要由来自南亚的年轻人组成。斯特·杰特·桑那来自南亚，是这个球队的创建者之一，他说：“虽然人们对南亚有负面印象，那里还存在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和毒品交易，但我们想要告诉大家，那不是我们真正的样子，那里 99%的人都是好人。”

篮球竟然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孩子的人生，这让桑那为之惊奇。 3年后，荣耀队发展为30支球队，教练主要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中的年轻警察以及大学生志愿者。他挑选大学生是因为他想让自己的篮球队员能够视这些大学生为效仿的榜样。他的一个目的是招募50名优秀大学生，与自己的队员谈论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荣耀队不仅仅只是打球而已，他们还为整个社区举办青年论坛，讨论毒品、性虐待以及学校中的成功。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已经正式认可这个球队：“荣耀队为年轻人提供了所需的工具，教导他们要为社区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要表扬荣耀队的这一特殊贡献。通过荣耀队青年人论坛等此类活动，年轻领导者不仅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刻的了解（例如剥削儿童，还有吸毒），而且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即如何创建足以与犯罪相对抗的、强大的健全的周边社区。”你也会想知道，像荣耀队这样的存在是否可以缓和诸如造成印度航空 182航班悲剧的疏远和愤怒。

这种帮助年轻人的热情给沃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果他调整了自己的团队，以奖励那些善于帮助年轻人的同事：“我刚来时，能看出我们警队并没有将最优秀的警员放到管理年轻人的部门里。晋升至探员职位是最大的奖励。因此，我现在不采取这种做法，而是要让最优秀的警员为年轻人工作，我们将庆祝年轻人部门的成立。”于是他将晋升工作作为首要任务。今天，被选入年轻人部门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奖励，需要接受大量的培训以及严格的申请程序。

沃德没有忘记那些身陷麻烦的人们，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些在“瀑布下游挣扎的人们”。他明显将重点放在这里，旨在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阻止更多的犯罪行为发生。加拿大皇家骑警成立了里士满司法改过中心，用于帮助年轻罪犯面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但不是以惩罚的方式让他们面对。他们没有被关到监狱里，反而要去见那些受害人、目击者、警察和一个促成者，因为这个中间人帮助所有这些人就伤害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一个投入强烈情感的聆听式会谈，有助于年轻罪犯了解自己对别人做了什么，也有助于他们被别人理解。

一个从印度移民过来的年轻人谎称自己受到一群年轻白人的攻击和殴打。结果查清楚这个指控纯属捏造之后，这个年轻人被送到了里士满司法改过中心。他从被自己指控的那些人那里知道了自己的谎言给他们造成了多深的伤害。他在这里能够宣泄自己长期以来的沮丧心情，这样的沮丧来自于他的孤独、他感觉被冷落以及周遭人对他抱有的偏见。这并不容易，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心灵净土”，那个移民男孩通过社区服务劳动偿还自己犯下的过错。

它有作用吗？

尽管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但沃德不是没有被人批评过。在人们的眼中，里士满的警察只会陪着小孩子到处“闲晃”、玩球、开奖励单。“你们为什么不出去抓坏人？到底这些玩意儿有没有起作用？”他们常这么问，沃德对此感到很气愤。

我们所做的事情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跟年轻人建立起来的联系，他们所获得的积极信息影响了他们的决定，阻止他们犯罪，以免酿成悲剧。我们既认可好的小孩，也认可边缘化的孩子，使他们继续保持好的那一面。我们见证了很多让警察头疼的孩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10年之后，这些孩子就成年了，他们会支持那些我们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着想而做的事情。

而且，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数据可以证明里士满分局的做法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青少年犯罪率在沃德在任的前3年就下降了41%。

.处置一个少年犯的花费，在10年间从2 200加元减到了大约250加元，差不多降低了90%。

.在司法改过中心的帮助下，少年犯的再次犯罪率降到了 12%；而没有实施该项目的一般情况下，再次犯罪率高达61%。

.在加拿大皇家骑警中，里士满分局的士气通常是最高昂的。最显著的是，在2010年冬奥会的前几个月，温哥华地区还发生了爆炸事件。

禁止毒品走私导致毒品价格飞涨，结果造成帮派之间在街头火并。但里士满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受到影响，城市相当安静。加拿大皇家骑警里士满分局使这座城市在10年间发生了转变。

多年来，各地纷纷邀请沃德来讲述这个故事。他已经在 53个国家提到过奖励单，各种书刊杂志也都刊登了他的照片。我们曾一起为伦敦大都会警察以及英国其他警队的高级领导做过演讲，当时我有幸跟他一起做了几次汇报。

下面与读者分享一下我从沃德那里学到的经验。

他的身上体现了“我看见自己”的思维模式。早在刚开始工作时，他就已经认识到自己不是一部只会按照命令行事的工作机器，也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工作。他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有一股要进行革新、做出伟大贡献的冲动。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和平维护者”，不只是一个“猎人”或“执法者”。他遵从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对于未来还会发生犯罪和暴力死亡事件，他感到尤为不满。

他也遵循“我看见你”的思维模式。他着手处理的少年犯并不只是逮捕清单上的数字而已；他想要了解这些孩子，与他们交朋友，而且他也希望这些孩子能了解他，与他成为朋友。他的同事不是下属，而是一群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聪明人。沃德认为，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纽带。

他实践着“我找到你”的思维模式。我还从没见过谁像他一样如此渴望可以从自己能找到的所有人那里寻求想法。他在分局里面并不是坐在桌子一头主持会议，而是融入下属当中。他每天都坐在不同的位置，恳求下属说出他们的想法，甚至要他们绞尽脑汁地想。他还到更远的社区去寻找灵感，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奔走，就为了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如果他没有经常学习的习惯的话，他绝对无法突然想到奖励单这样的主意。

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我和你协同”的格言。通过与自己的团队以及这个小镇协同，他已先想出各种前所未闻的方法，来解决维持和平这个持久的难题。他的魔幻剧场会议充斥着各种第3选择，其中一些很怪异，一些相当有见地，例如奖励单、飙车的迷你库珀以及荣耀队。他所付出的努力很可能为这个分散的社区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要不是他的话，这个社区本来没有希望拥有这样的未来。通过与年轻人的合作，他是否已经创造出一个可以让暴力犯罪最终成为历史的新局面？沃德说：“我是警局的领导，但是我喜欢被人叫作‘带来希望的领导’。”

沃德承认自己是“规矩破坏者”，但他遵守合理的规则。当规则不合理时，他坚决将其推翻。有时候他拗不过法律，但他不会被这些传统的智慧打倒，而是继续前进。

我很喜欢梭罗的这句话：“有一千人在伐着罪恶的枝丫，却只有一人在猛砍着罪恶之根。”带着这样的想法，梭罗获悉了两种选择思维模式所产生的结果。那些主张“严惩犯罪”的人满足于与小小的罪行作斗争，而那些对犯罪采取“软方法”的人经常为自己忽视小罪行的做法感到愧疚。他们坚决认为，除非我们能够深入问题根源，将导致犯罪的重大社会问题解决，否则做什么事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梭罗也为犯罪问题烦恼的话，我想他也一定认为小罪行需要我们花心思去处理。

所以，我才对沃德印象深刻。他完全知道社会的弊端会滋生犯罪，但在这些弊端消失之前，他不满足于仅仅处理这些犯罪就算了，他也不想将那些问题青年当垃圾一样看待，好借此证明他疾恶如仇。他有着第 3选择的思维模式，对待犯罪问题，他既不是从根源上加以解决，也不是只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预防犯罪的第3选择：建立爱的联系

鲁瓦娜·玛特斯就是那种能够从根本上有效打击犯罪的人。这个伟大的女人自称“专业养育者”，她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帮助贫穷的年轻妈妈生出健康的孩子，并让其茁壮成长，这种做法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发生。

犯罪的根源来自生命之初。现在的学者可以证明，孕妇的健康跟她小孩日后成为罪犯的可能性有着清晰且很大的联系。与关心自身健康的母亲相比，抽烟、喝酒、滥用毒品的母亲生出的小孩以后更有可能成为罪犯。玛特斯是一名护士，在她工作的地区，1/3婴儿的母亲存在这些问题，因此她可能是最彻底的犯罪预防者。作为一名上门服务的护士，“她通过挨家挨户拜访，就日常住所、母乳喂养等问题给出意见，她还建议要将猎枪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她知道，如果婴儿在出生后的前两年能够健康成长的话，那么这个孩子日后进监狱的概率就能减少一半。

玛特斯和很多护士一起参加了一个叫作护士家庭伙伴关系（ NFD）的项目，此项目归路易斯安那州管理。该项目培养出了一名真正具有第 3选择思维模式的人，即戴维·奥兹教授。1970年大学毕业以后，奥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巴尔的摩一家专门接收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日间看护中心从事教学工作。他发现这份工作让他深深地感到沮丧。

很多孩子受到虐待，犯有胎儿酒精综合征，其他孩子则深受父母行为的影响。他记得一个4岁的孩子，“一个有着温和性格的羸弱的小男孩”，因为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吸毒、喝酒，所以他只会发出狗一样的叫声以及咕噜声。还有一个小男孩因为晚上尿床被父母打，结果他在午睡时都不敢入睡。

虽然日间看护中心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幼儿教育，但奥兹大部分的工作都收效甚微。他知道这些有着不正常父母的孩子没有光明的未来。这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为当时全国主要有两个派别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其中一方主张遵纪守法，而另一方认为只有彻底的社会改革才能彻底解决犯罪问题。国家在教育和扶贫计划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这些努力对于那些还在苦苦挣扎的孩子来说已经太迟了，于是他开始寻找第3选择。

奥兹的远见在于将重心从已出生的孩子转移到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因为他认识到，罪恶和绝望的根源来自子宫。监狱里的犯人中， 1/3以上犯人的母亲滥用药物，贫困潦倒，没有医疗保险。准妈妈如果有酒瘾或毒瘾，会造成诸如婴儿酒精综合征这样的后果，就会使这个孩子日后生活不正常的概率大大增加。适合的产前保健可能是预防犯罪的最主要方法。他还专门为低收入孕妇开设了一些求助项目，但那些面临高危险概率的母亲也是最不愿意寻求帮助的人，于是戴维 ·奥兹决定，如果她们不来找他的话，他就自己去找这些母亲。

在纽约州经济最不景气地区的一个乡村，奥兹开始用他自己所谓的“模式”进行实验。专业护士会到那些第一次怀孕的年轻妈妈家里去，然后帮助她们戒烟、戒酒、戒毒，教会她们处理技巧。在婴儿出生后的 21个月内，护士们都会一直登门拜访。虽然早期的结果看起来很有希望，但奥兹想要确保他的模式真正奏效。他一直追踪观察了15年参与该项目以及未参与该项目的母亲和孩子的生活，最终，他对自己的结论确信无疑：“当这些小孩长到 15岁时，那些护士上门拜访过的家庭的孩子的犯罪率要比没有拜访过的家庭的孩子少 72%。”奥兹的模式对于减少犯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就是护士家庭伙伴关系运动（NFP）产生的经过。继第一个实验之后，许多随机的、严格进行参数控制的实验不断显示了这个模式的惊人之处。全球超过 10万的家庭的母亲和孩子在此模式的帮助下过上了健康幸福的生活。算上医疗保健和执法方面省下的花费，这个模式的投资回报率约为 500%！

当然，这一成功得来不易。参与NFP项目的女人都饱受贫穷、疾病、缺乏教育、成瘾和虐待的折磨，而且她们学会了不信任。去她们家拜访的上门护士每天都面临着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麻烦。其中一个是不信任别人的“邦妮”，她是一个典型的年轻妈妈，住在一个肮脏、蟑螂出没的地下室。邦妮的护士跟她之间的关系进展缓慢，因为当护士建议邦妮戒烟的时候，她竟然威胁要扇护士的耳光。邦妮既抽烟又酗酒，小时候就遭受虐待，而且因为曾经虐待自己看护的小孩而被判入狱。但是，经过几次拜访之后，邦妮承认，“我害怕我会虐待自己的小孩”。

护士安静倾听。NFP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沉思”，或者投入感情用心倾听。事实上，用心倾听是那些护士交给这些新妈妈的技巧之一，“那些妈妈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有丰富的经验”，一个研究人员注意到，“那些护士并不会告诉她们要做什么，而是尊重她们，鼓励她们自己做决定”。一旦 NFP的护士取得了邦妮的信任，她们就开始一起制订计划。护士会教她无法制止孩子哭泣时她应该怎么办，她们还为她安排了一个新住处。如果孩子早产，邦妮就和她的护士一起照顾孩子的特殊需求。长大后，孩子就能避免邦妮小时候的遭遇，然后顺利地从中学毕业。

最重要的是，这些像玛特斯一样伟大的NFP上门护士教会了年轻的妈妈学会爱护自己的孩子，她们当中的很多人还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

她们学会爱远远超出了照顾，它包括了供孩子吃、穿、受教育以及把孩子养大。生命之初的关爱可以终结犯罪，玛特斯把它叫作“爱的连接”。“它是一个循环。如果婴儿没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当你无法满足他的基本需求，无法让他吃饱穿暖时——就无法产生信任，爱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而那时你养大的孩子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

大部分犯罪行为是因为那些不受尊重和不受欢迎的人内心的绝望引起的。这个事实绝对不是为违法者找借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解决的方法是真正互相尊重，寻求相互理解，找出第3选择的解决办法，以应对绝望。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不仅仅是抓捕、惩罚罪犯，而是在警察、医疗保健系统、父母、学校、年轻人，尤其是被边缘化的年轻人之间建立起伙伴关系，以改变社会风气。

沃德·克拉彭、斯特·杰特·桑那、戴维·奥兹和NFP的鲁瓦娜·玛特斯这些人与那些想要把罪犯扣起来然后扔掉监狱钥匙的人们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啊！他们与那些明知现在社会对付犯罪的方法收效甚微，却无法打破两种选择思维禁锢的人们有着多大的区别啊！我们都说，犯罪会永远伴随着我们，但随后我们遇到了这些人，他们会问为何不尝试第3选择？为何不终结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