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外交的革命

其中一个例子便是穆罕默德·达贾尼。在检查站那让人绝望的一天，在母亲的病危时刻，他发现了一些改变他生活的东西。以前他与以色列唯一的接触就是检查站，那里年轻的士兵扛着机枪。但现在，这些士兵放下了工作，来帮助他病危的母亲。他们叫来两辆救护车，没过几分钟就已抵达。他们将他的母亲送到以色列军队医院，因为那是最近的医院。“那天下午，我看着我的敌人试图挽救我的母亲。这是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从‘我们或他们’到‘我们和他们’的转折点。”

圣城大学教授穆罕默德·达贾尼现在是巴勒斯坦第3选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内心的显著变化使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作瓦萨提亚（ Wasatia），目的是教育年轻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针对两种思维模式进行培训。该组织的名称来自于《古兰经》中的经文：“我们已经给你一个‘瓦萨提亚’的社会。”尽管译文略有差异，但“wasatia”的意思近似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点”。因此瓦萨提亚组织的宗旨在于摆脱极端方法，使用更平衡的方法对待所有生命。

达贾尼教授说道，“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学习两门课程：解决冲突或分歧的唯一途径是一个非输即赢的过程；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不能并存，更不用说共同繁荣”。当然，这是典型的两种选择思维方式。

伊斯兰的“瓦萨提亚”概念给我的印象是，它非常接近第 3选择这种概念。这是一种对长期禁锢人们的两种选择的否定，达贾尼称之为“激烈的党派之争，部落的团结、狂热、种族主义、偏见和不宽容，这些倾向会使人们变成死敌”。那些拥戴“瓦萨提亚”的人，追求更有效更好的方式，朝着第 3选择发展，在同一

片土地上共同繁荣。

是什么导致达贾尼在他的巴勒斯坦同胞中开展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运动？很大程度上，这是以色列士兵的同情心引起的。他的父亲在一家以色列医院接受癌症治疗，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印象。“这位工作人员跟他开玩笑说，并没有把他当作阿拉伯人，这真使我大开眼界。”达贾尼说道。

以色列宗教间协调理事会（ICCI）的罗恩·克罗尼斯是一位拉比，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能彼此聆听对方的机会。这绝对是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实施和平的第3选择的前提，其他地方也是。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见面。”克罗尼斯拉比说道。“我们对彼此的印象都停留在媒体报道中的那种老套形象。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大多是在检查站相见，巴勒斯坦人认为犹太人是占领他们土地的士兵；对犹太人而言，巴勒斯坦人被视为恐怖分子，伊斯兰教被认为是一个鼓励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宗教。”然而，他将这些人召集在一起，他们经常进行长期、系统、实质性、敏感的会面谈话。让女性、青少年、年轻人、教育家、宗教领导者相互会面，这些人都会在他们的社区和社会放大他们的观点。“我们在 ICCI做什么？我们让人们进行对话，就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和给现在和未来带来的好处，交换他们的心声和思想。 ”

对于加入严肃对话的人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敌人——他们都非常惊讶地发现，其他人其实也都是人，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这通常也涉及更大的宗教和政治冲突。此外，当他们对彼此宗教有一点儿了解后，就会发现他们的宗教都有相似的人文核心价值。对话组中的犹太人从来没有看过《古兰经》，同样，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基督徒对犹太教也没什么了解。在其中一组，一个穆斯林宗教领袖生平第一次听到《塔木德》中的句子“如果你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你就拯救了整个世界”，并大声说道，“在《古兰经》中我们有同样的句子！”通过学习对方的经文，以色列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会彼此建立起信任。

ICCI为卷入这场冲突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理解对方、聆听彼此的环境。克罗尼斯博士报告说，“他们分享自己关于问题的感受。有时候，讨论变得非常焦灼，我们认为也许应该停下来，但有的参与者坚持要继续”。虽然 ICCI中的对话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但大多数参与者都会留下来，因为他们很想聆听对方的心声。这些人想要了解对方，想知道如何能共同生活。最近，一个犹太参与者说：“我在新闻中得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在我的对话小组中，我想听听我的朋友和同事对此事的看法和感受，他们对此真正的想法，无论是巴勒斯坦人、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他们将国家性的问题以个人的方式进行讨论。

为了能在年轻人中普及，ICCI成为纽约的奥本神学院的国际合作伙伴之一，在它们长达一年的对话过程中，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学生以及来自南非、北爱尔兰、部分美国地区的高中生参加了夏令营。在纽约州每个夏天举行的“面对面/信仰到信仰”夏令营中，他们一起吃犹太食物、清真食物、素食，他们睡在一起，他们相互争论。当他们离开彼此时会哭泣，就像在任何其他夏令营一样。

玛格丽特·克拉姆在ICCI与克罗尼斯一起工作，她是一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她说：“我的身份很复杂，我是信仰以色列天主教的基督徒，但同时也是巴勒

斯坦阿拉伯人。”当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与卡梅尔山坡上邻居家的犹太小孩一起玩，她总是受到欺负。他们模仿成年人做的事，喊着对方的名字，向对方投掷石头。“我总是在哭。”她回忆说。有一天在打完架之后，她一瘸一拐地回家了。她不同寻常的母亲正在烘烤面包，她叫她邀请犹太孩子来厨房一起吃饭，在那里她把阿拉伯面包分给每个小孩，让他们带回去给家人。不久犹太人就来感谢她，很快他们就参加对方的节日。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开始逐步建立。

15岁时，克拉姆参加了普世博爱运动，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天主教运动，其目的是促进各个层次、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克拉姆学习她母亲的做法，在普世博爱运动的精神价值的熏陶下，她关爱她的犹太朋友，想了解他们更多的信息。她前往洛杉矶的犹太大学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我 6个月没有开口说话。”她说道。其他学生认为她是一个犹太人，但他们最终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他们都惊呆了，他们竟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起学习律法和犹太法典。她向他们解释说，她来此的目的正是帮助去除他们和她的人民之间的鸿沟。“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要了解你们。”她说道。经过5年的用心聆听，她毕业了，之后回到了她的家乡，一个阿拉伯人获得一个与了解犹太人有关的学位。

现在玛格丽特·克拉姆教授“犹太人—基督徒—阿拉伯人”关系方面的课程，尽她最大努力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她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创建对话和促进换位思考上。“我不能做出很大的改变，”她说道，“只有一步步地来。 ”

我认为玛格丽特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当他们一起讨论时，玛格丽特 ·克拉姆和ICCI、Wasatia等组织的成员会聚到一起，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他们知道，对话是不够的，但它是创造新可能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以我的观点来看，正因如此，才会有这么多正式解决冲突的外交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如中东冲突。这些努力都忽略了人们情感上联系的需求，因而，标准的外交政策没有“心理成分”的存在。

取得和平的传统方法是通过在人群中进行合理谈判协商来完成，伟大的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称之为“达沃斯文化”。每年，世界顶级的政府和商界精英都会在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一次首脑会议。他们彼此都很了解对方，并形成了一种“跨国共识，他们控制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许多国家的政府、大部分世界经济和军事实力”。但达沃斯在心理上考虑的成分比较少，没有关心到真正受到伤害的数百万人。

例如，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被称赞为“达沃斯式”的突破，人们认为它将改变一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代表同意承认对方的“自决权”，并分享领土。代表们希望结束冲突，认为所有工作在原则上是可行的，具体细节问题可以留给律师处理。

如此顽固对立的双方是怎样实现这次突破的？那是因为谈判采取的实际上不是典型的外交官式的交流方式。他们采取其他渠道讨论的方式，保持低调并远离媒体。代表们在奥斯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一起住了几个星期，在同一个餐桌上吃饭，一同在挪威的森林里散步。这段期间内，他们逐渐了解对方。令外交官们感到吃惊的是，双方达成了一个他们都支持的协议。

不幸的是，所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在实际中得以实施，执行协议的人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心理成分。尽管已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上签名，但很多年过去了，《奥斯陆协议》的实施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马克·格平博士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为中东和平做出贡献的实践者，他十分理解情感和个人关系的重要性。如果要实施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仅有正式协议是不够的。“解决冲突是发展的初级阶段。”他说。“理论家似乎不是很善于面对自己的感情和不足之处。外交官对会发生的创伤完全不了解。他们会逃避它。”谈判家的理性思维让彼此之间不能真正看清对方。

然而，在奥斯陆会议中取得的进展因1999年以色列领导人和巴勒斯坦首领亚西尔·阿拉法特之间的戴维营会议而毁于一旦。虽然阿拉法特被自己的人民称赞，但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是一个邪恶的恐怖分子。以色列代表团非常不尊重阿拉法特，他们让他等待几个小时，然后带着一份书面计划进了房间。把它扔在桌子上，他们告诉他应该说什么，然后他们会怎样回应。于是，阿拉法特离开了他的座位，离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和这些以色列人见面。戴维营会议以失败告终。自那以后，阿拉法特否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有过的历史，并否认他们口中的圣地的存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前在戴维营，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相同的会议桌上面对对方，针对一个和平协议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作为第三方，吉米·卡特总统努力与双方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萨达特也愿意签署协议。但是，贝京却不愿意做出最后决定。第 13天，当这个会议似乎

要以失败告终时，卡特让他的秘书查找贝京所有孙辈的名字。然后，他将三位领导人的照片洗出来，并在照片上面写下对每位晚辈的寄语。在场的人说：“当看到照片上每位孙辈的名字时，贝京开始为之动容。过了一会儿，贝京便同意排除阻碍和平协议的最后一个障碍。”

卡特的同情心姿态是否是带给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和平的突破点？总理看到他孙辈的名字时，是不是想起了他们的面孔，想象他给子孙们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知道，卡特在苦心经营双方的关系。两国领导人进行着长时间的私下交谈。卡特总统和夫人与贝京及夫人私下共进早餐，卡特期间听到贝京在纳粹大屠杀中失去了他的父母和弟弟。贝京知道，卡特赋予了他一些“心理空气”。毫无疑问，当他因看见孙辈的名字而颤抖时，当他静静地看着这些照片默默地说出每个人的名字时，这个男人的心里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

马克·格平认为，这样的心理姿态是寻找第3选择必不可少的。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最激烈的时刻，格平有机会与阿拉法特面对面交流并摆出这样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