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健康

    当附近城镇的垃圾堆积如山时,曾经美丽的黎巴嫩赛达海滩上的有毒废物已越来越多。这些垃圾山有4层楼高,体积为50万立方米,小山一般的垃圾堆像冰山一样涌入大海,污染着地中海,使本地海龟窒息,堵塞的海滩蔓延至叙利亚和土耳其。

    附近国家的每个人都希望这堆垃圾能够得到清理。

    赛达市说,这是国家的问题。国家说,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双方的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当双方争论不休时,垃圾山变得越来越大,毒物侵入水和空气,不少鱼类死亡,当地居民感到呼吸困难,很多儿童都染上哮喘病。

    赛达的“垃圾山”仅仅是两种选择思维模式中的一例,这导致世界范围内环境的不断恶化。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未幸免于难。这不是“自由与保守”的问题,但人们为了它疯狂地争辩。对于每个社会来说,地球的健康都是人们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之一。我们的“严峻挑战”调查受访者选择“环境管理”作为三大全球问题之一:

    .智利:“大多数世界问题都源于人们没有可持续地生活。 ”
    .印度:“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环境。我们滥用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荷兰:“处于海拔较低位置的国家可能会遭受环境破坏带来的惨重损失。 ”
    .美国:“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除非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太贪婪了,未来的人们将什么都没有了。 ”

    当然,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但它们反映了世界各地人们的恐惧。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热情空前高涨,正如人们对“地球一小时”行动的大规模回应一样,“地球一小时”是一场互联网行动,要求全球的人们和组织在每年的某个特定时间熄灯一小时。像埃菲尔铁塔和悉尼歌剧院这样的地标建筑,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都会关灯变黑,以节省一个小时的电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地球一小时”在很多国家以火把游行的方式庆祝,黑色的烟又污染了空气,这表明在环境保护方面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在社会的每个级别,环境辩论都有可能走向两极化,从最私人化到最全球化。这种下滑速度非常快。正如我写到的,在我居住的美丽的犹他州,成千上万的人们对于政府决意拆迁他们的房屋以修建马路的举措非常愤怒,他们质问政府为何不向西修建马路,穿过野生生物密布的湿地。“谁更重要?”他们喊道,“我的家庭还是罕见的青蛙?”其他人反驳道:“你总能找到一栋房子,但青蛙不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正如戴维·佩珀所总结的:“关于环境开发的冲突,我们能实现双赢解决方案而不是‘零和’解决方案吗?我们能像丰富环境那样丰富我们自己吗?”

    在全球的层面上,人们对于科学团体的研究非常担忧,担心人类活动会让气候变得更糟。大多数科学家都在真诚地努力,以尽可能客观地汇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结论,他们显得审慎而严谨。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方式,但它也给应做决定的人造成了一些问题。

    大多数科学家似乎都倾向于这一观点,那就是,工业科技使地球以非自然的方式变暖,有些人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的孙辈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美国宇航局太空研究所的物理学家詹姆斯·汉森说道,“地球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他预测到,大量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度上升将导致“北极海冰消失,融化成小冰层和冰碴,不仅会对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物种造成威胁,也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威胁。”

    另一方面,许多有名的科学家也认为这种威胁被高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理查德·林德森总结道:“全球变暖这一预测根本没有实质性基础,他们只是从观察到的几种温室气体的增加得出来这样的结论,例如二氧化碳、甲烷和含氯氟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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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与我们社会没有太大关系的话,这将是一个具有一定趣味的学术讨论问题。如果气候向着我们无法生存的方向发展变化,必须有人做出决定该怎么办?什么都不做跟采取措施一样,也是一个决定。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政治化,而且两种选择的思考者正忙于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妖魔化对方。一方声称,需要对气候变化做出响应:

    (环保主义者)想让你生活在一个更小、更方便、更舒服、更昂贵、娱乐活动更少和希望更少的地方。环保人士的道德恐吓仅仅是个开始,他们还会以不耐烦的热情通过法律效力限定你的活动、饮食、家庭能源使用、住宅的大小、你可以旅行多远,甚至你可以有多少孩子……绿色生活是指别人微调控你,缩小你的梦想,把我们每一个人塞进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中……让你生活在环保人士的控制中。

    另一方则坚持认为这种怀疑是错误的:

    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它的证据或理由并不充分,任何试图将注意力放在科学发现的行为都会遭到激烈的谩骂。这一领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这些书和网站都迎合新的文学市场:具有低智商的人……宣称自己是持怀疑态度的人,会相信任何过时的哗众取宠的观点,我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非常震惊。

    当然,这些都是来自拥有两种选择思维模式的人的声音。谁会知道相互侮辱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给反派打上有精神病、险恶或愚蠢这样的标签很容易。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全球观点倾向于这两大类。

    我们属于哪一类人?

    很明显,对有着强烈情感的一些人来说,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是一个痛处。左派和右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但是大多数人都仅仅只是渴望不以牺牲文明为代价得到清洁的空气、水和多产的土地。这些目标具有竞争性,或者说是矛盾的。但是作为一名协同主义者,无论何时我们听到只有两种选择时,我们都要意识到这是两难的困境,我们要高兴、激动地向第3选择前进。我们同样知道走向第3选择需要什么。

    我们必须将自己看成是学习者和困难解决者,而不仅仅是主张一种观点,要用尊重和同理心的眼光看待别人。我们找寻他们的意图在于理解他们,而不是加入令人厌烦的辩论怪圈。最终,我们共享达到协同的目标;共享创建第 3选择的目标,使全世界(包括土地、空气、水、野生动物、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家庭)实现多赢局面。

    当教授人们这些协同原则时,我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这里有多少人能够强烈地对保护环境、水和空气的纯粹方法产生共鸣?通常约有一半的人会举起手来。我接着问:有多少人认为纯粹的方法有点儿遥不可及,且没有足够关心我们要求进步和发展的需求?通常另一半人会举起手来。然后我从两组中分别邀请一位代表加入。我同时问他们:“你准备好去寻找一个比你现在的想法更好的解决方法了吗?”

    如果他们回答“是”的话,我就会强调他们当前的共同目标就是达到协同——寻找一种比他们任何一方想法都好的解决方案。他们得去思考讨论结果的协同。如果他们不能充分坚持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不能确保自身的完整和对他人的尊重,我将质疑他们是否会达到协同。出于深深的信念,他们不能评判他人。当他们同意去找寻第3选择时,他们将都拥有一个暂定的互利共赢的态度,但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需要创建第3选择。

    然后我让他们开始谈话。下面是由我主持的一次会议中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的讨论过程。

    她说:“他们在污染我们的星球,我们将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看看他们在雨林里做了些什么,你再看看我们的峡谷。森林、山谷,应该保持原始状态,只有那样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些自然资源。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进步。”

    他说:“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取得一定的科技进步。 ”

    她说:“但是为什么呢?人们从一开始就这么说,但是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 ”

    他说:“我理解你的说法,让我们看看能否帮助你厘清观点。你穿合成纤维的衣服吗?”

    她说:“不,这是蚕丝做的衣服。”

    他问:“那鞋子呢?没有死去的动物的话,哪里有皮革呢?”

    她回答:“我不知道。”

    他说:“我喜欢我的皮鞋。”

    她说:“嗯,牛也喜欢。”

    他反问:“这些不是科技产品,来源于石油吗?”

    她说:“不,它们是棉花,这只是棉线。”

    他说:“你难道不认为我们需要在进步和维持传统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吗?”

    她说:“虽是如此,您难道不认为科技进步已经走得太远了吗?”

    他说:“很明显你是对的。一定数量的生产是我们所需要的。有人说机器的过度使用破坏了环境。我们应当谨慎些,应当学会合理利用。你赞同吗?

    她说:“那是他们一贯常说的(却并没有落实行动)。”

    很明显,这里并没有相互理解。讨论过程变得有些不耐烦,双方一直在兜圈子。因此,我教他们采取“发言权杖”的方法,教他们用同理心倾听的思维模式和技能。基本规则是,你不能发表你的观点,直到你能够复述其他人的观点并使对方满意为止。这样,其他人就会感觉获得了理解。

    这位女士尝试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她看着他的搭档说:“你认为,如果谨慎些,可以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保护我们的环境。当生产需求增多而环境监管不力时,就很容易触碰到底线。因此,如果适度保持平衡,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的智慧,不对环境造成引起小动物死亡的恶劣影响。”

    这并不表明她赞同这一点。她并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她仅仅是试图去理解。然而,对她的理解,他并不感到满意。他感觉她在模仿他。她必须从他的立场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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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这位男士:“如果从1到10打分,她对你的理解有几分呢?”他告诉我有5分。而她只给自己评了1分,我对这个结果并不吃惊。虽然对方并没有理解,但尝试用“发言权杖”沟通会让人感觉自己被理解了。当你努力去理解一个人时,你其实是在劝说自己,你告诉自己:“我不要评判他,我要坚持,我要换位思考,理解他的感受。”

    现在轮到他来理解她了。我要求他尽可能地表达她的观点,传递相同程度的理念,在这方面尽力达到8分、9分,甚至10分。他说:“环境的质量在下降,动物、自然环境都在遭受损害,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随着环境恶劣而下降。子孙后代将生存在比现在更差的环境中,垃圾正在毁灭动植物的生活环境。 ”

    她给他打了7分,而他给自己的评分要低一些。我认为他的音调、表达的感情和她传达的一样丰富。我们越来越趋向共鸣。

    我问他们俩:“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回答?感觉该你说了?抑或真的理解对方了?而且真心地向对方打开心扉了?”

    他们认为他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这位男士问我:“那我们现在进展到哪里了呢?换位思考有什么用呢?”

    显然他忘记了我们的目标。我说:“你一开始的目标是什么?是协同,这是比你以前想到的更巧妙的解决方法。你们俩都生活在地球上,你们,你们的家人,整个人类都是相互关联的。”他点点头,看似刚开始明白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花费时间得到的结果,他们之间开始出现的共鸣鼓舞了我,因为这对协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他们两人看似对对方都更加尊重和敬佩。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们或许最终可以解决世界性问题也未尝可知。

    归根结底,自然环境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也会延伸到其他生命身上。说到我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要我们摸着良心说出我们心底的动机是很残酷的。我们浪费?冷漠?故步自封?心胸狭窄?贪婪?盲从?用一些思维缜密的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在回答做什么之前,先问问我们是什么人”。

    “像山一样思考”

    理想情况下,对所要做的工作达成共识是协同的第一步。不为成功设定标准,你就不知道怎样才算成功,而你取得成功的方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也是对持不同观点的人要进行换位思考的关键原因。老是讥讽,侮辱彼此,你是不会获得第3选择的。只有更加仔细,从各个方面周全地理解所要做的工作,你才更可能取得成功。

    当热心的群众熄灭电灯来减少发电厂的污染,并举着冒烟的火把在大街上游行时,思想更深邃的人们会坐下来沉思:“有没有人真正理解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如果对这份工作没有理解,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会失效,由此产生的结果也会很无力,甚至适得其反。”

    例如,几十年前在美国西北部,工程师们疏通了河里由于大量漂浮原木沉积造成的阻塞,并把水通到了普吉特海湾。他们这样做不仅打通了水上运输,而且使要产卵的鲑鱼更容易迁徙到上游。他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那片水域以渔业为生、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美洲原住民。然而很快,那些水域中曾随处可见的大鳞大马哈鱼就开始神秘消失。

    实际上,这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斯卡吉特人或斯诺夸尔米人可以告诉工程师们,大鳞大马哈鱼最喜欢的栖息地就是原木经年累月所形成的堰塞湖。一旦没有这些阻塞,大鳞大马哈鱼就流离失所了。但这只是普吉特海湾里鲑鱼减产的开端。几十年来,西雅图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污染了普吉特海湾,鱼类中毒,氧气缺乏。大坝和过度捕捞使得鱼类数量急剧减少。今天太平洋的鲑鱼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鲑鱼的产量下降了40%,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1/3的原栖息地里的鲑鱼已经完全消失。科学家们发现,每年普吉特海湾丧失 50万吨的营养成分,其周围的森林和野生动物都在饱受饥荒之苦。最终的结果对整个地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西雅图科学家约翰·隆巴德通过对整个普吉特国家的观察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任由它沦落为一个孤独、贫瘠、人迹罕至的地方,我们就是丧尽天良。”

    当然,没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指责:渔民责怪伐木工,伐木工责怪开发商,而每个人都责怪政府。一些人耸耸肩说失去鲑鱼也是进步的代价。其他人则感到很震惊,他们要求禁止伐木、捕捞或施工。要么要鱼,要么要人。但按理来说,对于环境,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满足“你赢我输”或“你输我赢”的心态。我们要的是双赢,不然最后我们都是败者。

    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生态”一词基本上描述的就是自然中的协同: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在这一关系中,创造性的部分被最大化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星球上,这里的整体并不意味着部分的组合,因此我们不能单个地来对待每个部分,抑或认为它们无关紧要。正如一个工作小组一样,如果单个成员不能取胜,整个团队也不能获胜。彼得·康宁博士警告我们必须以协同的思维模式看待整个世界。

    在加深对系统中所有“部分”的理解,以及系统所创造的相互依赖模式方面,我们不断被挑战。我们的短见令我们不愉快,让我们无比惊讶,而这种危险是永恒存在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学着找出更加复杂的方法,来理解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更大的后果。

    世界的协同奇迹取决于整体的完善。只有在环境恶化的时候,我们才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正如我们所见,我们也是这样对待健康问题的。我们透过“工业时代”的透镜看待我们自己,如果机器坏了,是可以“修理”的。我们也是如此看待环境,把它视为机器。正是这样的心态,才导致保健成了一种疾病产业,而非健康产业。

    然而,正如康宁所说,“认为生物过程是确定性、机械化的思维模式有本质上的缺陷。”世界是个鲜活的体系,不是一部僵死的机器。它相互依存的本性使得各部分的福祉和整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数的例子佐证了这一点,而非洲的向蜜鸟尤为典型。这种鸟住在蜂蜡上,但不能进入蜂箱吃蜂蜜。当它发现一个蜂巢时,它就向一种叫作密獾的像貉一样的动物发出信号,当密獾刨开蜂巢取出蜂蜜进食的时候,这只鸟就在蜡上取食。这种鸟只能食蜡是因为它们肠道的细菌能把蜡分解成营养物质。更有意思的是,肯尼亚的博洛南部落人也加入了这场盛宴中。博洛南部落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地上放牧,给草地施肥。蜜蜂们则采集草的花粉和花蜜来酿蜜。

    我需要了解每个人眼中的真实情况。记住关于协同的老生常谈:从更多的人那里尽早地了解更多的想法。在开始调查普吉特海湾之前,最好听一下斯卡吉特人怎么说。如果我想在东非拥有健康的草场,我就需要和博洛南部落人一起生活、工作,并向他们咨询。和人换位思考就是和土地换位思考。

    我需要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我是一个好斗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我可能会和别人疏远——农民努力种植粮食,家庭努力谋生。我可能会单独行动,结果可能无效或者更糟,就像靠点燃火把来节约电一样。以对抗行动来拯救大鳞大马哈鱼是在“修理它”,而不是从整体上来思考。

    另一方面,如果我不尊重环保人士,我就抛弃了那些有知识和活力的人士所贡献的解决方法。我可以致力于思考经济增长和知识产权,同时仍和那些稀有的青蛙以及关心它们的人士进行换位思考。对于第3选择思维者来说,方法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

    正如约翰·隆巴德所说,普吉特海湾的健康或者任何其他的脆弱环境都需要“关注大局的整体愿景,不仅仅是海水、鲑鱼,而是整个区域的自然遗产统统流入海湾……普吉特海湾恢复原状并不是一个狂热的白日梦”。隆巴德自己正努力改善一种叫作“低影响开发”的第3选择,这种方法是指回收靠近源头的受污染的雨水,而不是将它排入大海。人们还可以开发,鲑鱼还可以繁殖,但这种方法需要至少一个人相信第3选择。这个人不应该抵制协同的可能性,并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可以实现的愿景。

    怎样才算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见识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很显然对于普吉特海湾以及整个世界来说,成功必须是全面的,对人类和人类的自然家园来说是双赢的。

    想象一座松树覆盖的高山,里面活跃着狼群和鹿群。如果我们横加干涉,杀死所有的狼来拯救鹿,那么这座山面临的就是鹿将繁衍成灾。它们会把山啃成荒山,继而荒山被风和水侵蚀掉。正如伟大的生态学家阿尔多 ·李奥帕德所说,“我们都没有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因此我们才有了尘暴区,河水会把一切都冲进海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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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山一样思考”,促进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协同。在说明协同时,李奥帕德用了“保护”这个词,一种真正的第 3选择就是一方面制止开发,而另一方面又从“毁坏性人类”手中拯救自然。

    第3选择的风景

    如果我有协同的心态,我会比前两种选择想得更深入。我知道,要想实现协同,正如彼得·康宁所说,包括“严谨、纪律,甚至单调乏味的工作,它和那种肤浅、一味追求技术创新的快速而粗糙的文化心态截然不同”。达成第 3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

    肤浅的人总是忙于贬低彼此。在纽约,激进的环保人士怒斥“砸钱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贪婪导致城市疯狂扩张,资本主义已经将纽约港变成了海上沙漠。麻木不仁的商人目瞪口呆地问:“那你们想让我们怎么做?把曼哈顿拆了?把它还给印第安人?”争论双方都没有尊重他人换位思考,也没有一步步走向协同。

    但是如果他们能将保护环境的热情和企业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他们可能会想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第3选择。澳大利亚环保活动家娜塔莉·杰里米金科就是一个鲜活的协同例子。她想在不拆毁的情况下,把纽约改造成一个城市生态乐园。作为航天工程、生化学、神经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全才生,杰里米金科融合了所有学科的知识,用她设计的小项目做出了大成绩。

    历年来,纽约港已经被这座大城市的污染弄得满目疮痍。虽然政府在隔离港湾与污水系统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下雨的时候,街道还是会向水中流入大量的镉、汽油、柴油等毒素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汽车制动造成的灰尘。除了娜塔莉·杰里米金科,没有人能够在不拆掉纽约所有柏油马路的情况下制止这种污染。

    她的想法是在每一个消防栓的周围建一个小花园。植物将会过滤排水道内雨水的有毒物质,同时也会给城市增添亮色。即便有几辆紧急车辆停放在那,也只会压平很少的植物,而且也是可以恢复的。这会有什么不同呢?当你意识到纽约有大约25万个消防栓,你就会知道每个街区的小花园相当于多少个过滤器了。

    不幸的是,河口的海洋生物由于许多工厂排出的多氯联苯而中毒,因此杰里米金科沿河岸放置了精巧的荧光浮标,当鱼在周围游走时,浮标就会闪动。这样人们就可以给鱼群喂食,避免它们摄入有毒素的食物。

    杰里米金科还设计了一个太阳能烟囱,一个清除二氧化碳的过滤器,以排出建筑物中的热气。她的烟囱能将纽约成千上万的建筑物排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过滤掉,效率达80%~90%。过滤出来的炭黑还可以用来做铅笔。

    杰里米金科最具影响力的设计是城市农业。如果城市能够种食物,那我们就可以避免营养的流失,节省农场运输的费用。建筑物的顶层是建造厨房花园的理想场所,但大多数房顶都承受不了成吨重的泥土。因此,杰里米金科在建筑顶层用轻型钢和合金外壳制成了一个巧妙的吊舱,就像小说中有支撑的宇宙飞船。在每一个吊舱里面,植物在水培花园里伴着光线和雾气成长,而吊舱的支撑将重量传递到建筑的架构部分。有一个独特的管道系统可以调节建筑物的冷暖,灰色的废水可用来浇灌植物。总有一天这些蛹一般的银色结构将铺满纽约的天际,提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并节省大量的能源。

    作为“另类艺术世界之星”以及发明工程师的杰里米金科轻松地跨越了艺术和技术、自然与人工的传统界线。她看见“我们存在于自然的风景,并和它交互,城市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系统一样发挥作用”。她认为她的成就不仅仅是解决了环境问题,更是回答了一系列有挑战性的问题:“水里的那些管道是什么?房顶上的亮仓是什么?为什么城里面的天竺葵都长在消防栓附近?”她想让人们思考下他们能创造什么。用第3选择来点缀城市的风景,杰出的娜塔莉·杰里米金科真是一位专业而罕见的协同实践者。

    从纽约绕半个地球来到印度的新德里,这里每年都有一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虽然当局正勇敢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新德里的确拥有世界上最不健康的空气。新德里一个办公园区的业主卡迈尔·米拓发现呼吸能杀死人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当局打赢这场空气战争。他自己也做了研究,发现某些植物能够在室内提供人们需要的新鲜空气。因此,他在办公室种满了含氧量高的槟榔和清洁空气中毒素的黄金葛。为了在夜间也使大楼空气清新,他引入了“岳母舌”(这么叫是因为它有尖利的叶子),这种植物不需要阳光也能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

    有了这3种常见植物,卡迈尔说:“你可以不需要其他新鲜空气,待在拧着盖子的瓶子里。”追踪结果发现,这些植物可以使眼痛减半,呼吸道疼痛减弱 1/3,头痛减弱1/4。“我们的经验表明,人们的生产率神奇地上升了 20%,而大楼里的能源需求下降了15%。”世界上接近一半的能源都消耗在建筑物通风、保暖、降温上,而种植这些植物节省的能源是惊人的。

    在西印度,一位叫作曼苏赫·普拉杰帕提的陶工发明了一种低成本的冰箱,起名为小酷陶。它是一种设计独特的接地锅,能一次性使水果、蔬菜甚至牛奶和水连续几天保持凉爽。它的成本低于60美元,不需要电,穷人也能负担得起。这种冰箱已经卖出了数千台。一般来说,冰箱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能量。因此,像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节约数百万吨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

    大地的福祉

    土壤流失是对地球生命的威胁。一位学者曾说过:“我们正在慢慢地耗尽土地资源……每年美国农场流失的土壤都能装满这个国家里每个家庭的垃圾车。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世界上每年失去大约240万吨的土壤——平均下来地球上每人几吨。每一秒钟,密西西比河都把一卡车的表层土倾入加勒比海。”由于现代的农业技术、人口压力、过度放牧等,世界上的大多数可耕地都在向沙漠转变。大约40%的土地是干燥的,沙漠面积在增多,生物多样性在减少。由于产生一英尺的表层土壤大约需要500年,因此土地再生是个令人畏惧的挑战。“技术也不能解决消费比资源再生快的问题:终有一天资源会消耗殆尽的。”那么,我们是宣布放弃为世界提供口粮的农业革命呢,还是留下一个贫瘠、饥饿的地球来毁灭子孙后代呢?

    土壤流失是对地球生命的威胁。一位学者曾说过:“我们正在慢慢地耗尽土地资源……每年美国农场流失的土壤都能装满这个国家里每个家庭的垃圾车。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世界上每年失去大约240万吨的土壤——平均下来地球上每人几吨。每一秒钟,密西西比河都把一卡车的表层土倾入加勒比海。”由于现代的农业技术、人口压力、过度放牧等,世界上的大多数可耕地都在向沙漠转变。大约40%的土地是干燥的,沙漠面积在增多,生物多样性在减少。由于产生一英尺的表层土壤大约需要500年,因此土地再生是个令人畏惧的挑战。“技术也不能解决消费比资源再生快的问题:终有一天资源会消耗殆尽的。”那么,我们是宣布放弃为世界提供口粮的农业革命呢,还是留下一个贫瘠、饥饿的地球来毁灭子孙后代呢?

    第3选择思维者、津巴布韦生物学家艾伦·萨沃里舍弃了这种虚假的两难选择,赢得了巴克明斯特·富勒挑战奖。这个年度奖奖励的是那些协同冠军,那些为看似错综复杂的问题提出伟大而全面的解决方案的人。萨沃里提出的土地再生方案其实很简单:超密家畜放养。牲畜四处走时,蹄子会分解土壤并使之肥沃,在几年之内而不是几百年内生成新的表土和植被。当政府想要通过禁止放牧来保护土壤时,萨沃里却反其道而行之,生成了上万亩新土壤。

    萨沃里把这种模式叫作土地的“整体管理”。直观上来讲,当你看到牛吃光所有草后,你会想要使土地休整,所以你赶走了牛。但这是工作中的一种修复心态而不是健康心态。萨沃里说,真正的工作是管理整个自然系统,这是有悖直觉的。因此,当你想要拯救土地时,不要用快速修复来破坏它。

    以有害植物入侵为例,如果你把它们当作独立的问题来解决,你就会失败。蒙大拿的领导花费了5 000万美元来消灭矢车菊。但他们现在索性封它为国花,因为它比原来更多了。这是因为它本身并不是问题,而仅仅是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表现。得克萨斯州花费2亿多美元控制、毒杀、铲除豆科灌木,如今这种植物也比以往更多了。它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是缺乏生物多样性的征兆。

    生物多样性是土壤健康的标志。当你拿着铁锹铲起一块好土时,你能看到、感受到细菌、霉菌、蚯蚓、植被丰富的活力以及死亡、生命和腐烂之间的平衡。死土是贫瘠的,如果你知道人类的将来取决于土地的好坏,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现实。如果无法通风和施肥,土壤和多样化生物会相继消亡。 30年来对非洲草场上生命的观察使艾伦·萨沃里意识到,在工作中要一直依靠这些原则而不是违背这些原则。

    尽管有人批评萨沃里的方法可能在某些地方会更有效,但他有着协同者的天性和逆向思维,他不愿接受传统的非此即彼的解决方法,而是寻求简单而令人兴奋的第3选择。他看到了人类文化和动物、野生生命、土地、水、整个地球的福祉之间的广泛联系。

    整体管理牛及其他食草牲畜,能迅速恢复由于人类农耕流失的地表土。新的地表土富含大量来自于空气的碳,能够减少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将空气水平带回工业革命前的平衡。

    我不知道萨沃里的第3选择是否恰当。但我尊重像他一样的人,他们摆脱了非此即彼思想的束缚和大辩论的乏味。一方面,他们不是细心的观察家口中“约束而非释放和引导人类的志向、抱负和能力的环保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是只看到自身掠夺性的经济利益而无视地球家园的愤世嫉俗的无知者(尤其是当他们靠无视赚钱时)。他们也没有被困于两者之间,觉得看不到希望。

    是毁灭我们的地球,还是宣布放弃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创造第 3选择的能力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模式。节能的方法比比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第 3选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释放协同的力量,我们可以重见世界的荣耀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