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复兴

纽约城里百老汇街和第四十二号街的交叉处被称为世界中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庆祝胜利的游行、巨大的播放最新新闻的电子显示屏、新年前夜的拥挤人群，标志着时代广场是美国最大城市的心脏。作为一个世纪前娱乐区的中心，时代广场的周边地区曾经聚集过多家著名的百老汇剧院。奢华的阿斯特酒店如同宏伟的花岗岩堡垒般伫立。不夜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观光客。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引用琳妮·萨格林教授的话，这个曾经的伟大剧院区已经蜕化为社会堕落的象征，“性滥交、酗酒、吸毒、逃亡、乞讨、恶棍……肮脏污秽的道路取代了曾经的不夜街”。多数老剧院都关闭了，依旧营业的则夜以继日地播放色情作品。一个蔓延全美的问题足以令这个城市堕落腐败。“最差街区”的堕落由内而外，经济衰败，道德缺失。许多人担心这个城市最肮脏的地方会带坏整个文化。

现在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曾经是社会弊端最严重象征的时代广场，再一次以焕然一新的形象闪耀光芒。如今，时代广场成为人们通过协同力量共同追求美好事物的象征。一位作家称之为“时代广场的精神与肉体复兴了”。这个故事教给我们，当我们下定决心打破两种选择思维模式转入第 3选择思维模式的时候，我们该怎样改造我们的社会。

尽管许多人对时代广场的复兴做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但是几乎很少有人听说过复兴的动力来自一位拥有第3选择思维的人——一位叫赫伯·斯特茨的社会活动家。斯特茨是来自新泽西州的理想主义者，少年时立志成为一名作家，但是长大后由于太多的社会原因中途放弃了这一理想。斯特茨热爱童子军，大学毕业后就到童子军杂志《男孩生活》找了份写稿的工作。在一篇致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信里，他曾建议肯尼迪创立一支全国性的青年军队。

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只是一个青年记者的斯特茨了解到纽约市的监狱里面关押着数百名因为太穷而支付不起保释金的少年犯。当斯特茨了解到美国宪法规定保释金不能过多时，他开始为帮助这些男孩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不久，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两种意识派别的挣扎中：把他的努力视为“假惺惺的自由主义”的“强硬派”，以及空有热情抱负但没时间没钱的理想主义者。

因此，斯特茨悄然推进，帮助青少年罪犯行使他们的权利。他从纽约法学院招收学生作为顾问。他们从男孩们那里收集数据，然后使用当时最流行的电脑打孔卡片为每个人保存档案。他们提交给法官的“40点”报告显示，被告中很少一部分人有潜逃的风险。他还向反对者证明了曼哈顿保释计划将为纳税人节省费用而不是增加开支。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保释计划只是赫伯·斯特茨事业的起点。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找第3选择，来帮助吸毒者、失业青年和课外活动计划中的儿童。他以他的天赋向人们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工作以及如何创造性地完成工作。斯特茨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看到两极世界中的第3选择。在他的自传中，他反对自由—保守党“肤浅、跳跃的思维模式”，主张以“权力下放、监管、多快好省”的可行策略解决众多社会问题。说起反对政府的保守党时，他说道：“有些人本身不希望政府去开展工作，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坚持政府不应该工作的立场。”但是他同样认为单单靠政府不能使社会发生真正的改变。

1979年，斯特茨首次以纽约市代理市长的身份参政。当时的时代广场已经是一个真正令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城里最古老的笑话就是“必须采取行动”。然而，斯特茨真的明确了要采取的行动，那就是“我们想要将梦幻带回到时代广场，改变糟糕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