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协同

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第3选择。它以两个独立的人以及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相结合的婚姻开始。如果尊重自我与配偶并具有同理心，结果就是产生第三种文化，一种新的卓有成效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最真切的快乐和最深刻的满足感。

我们审慎地选择协同思维模式来打造第3选择的家庭：不是我的方法，也不是你的方法，而是更好的方法。我们在交互中坚持不懈地寻找第 3选择，以培养自己的协同思维模式。怎样培养孩子、管理资金、平衡家庭与事业、选择宗教信仰、促进亲密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用协同来处理的重要问题。

人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不仅没有协同，甚至没有尊重和同理心，以下面的交流为例：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负债，我们明明赚了不少钱。 ”“唉，不要再烦

我了。”

.“我希望你对孩子不要那么苛刻。”“如果不严格要求，他们怎么能学好呢？”

.“你总是不回家。”“为了养这个家，我累死累活地工作，而你就知道抱怨。 ”

大多数冲突并不涉及如此严峻的问题。比如说，在度假的时候，我想要躺在海滩上而你却想打高尔夫球。这类事情通常不需要协同。我们可以把一个下午分开，两件事都做，或选择其中一件事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多年前，在我儿子乔希大约13岁的时候，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带他去打高尔夫球。我打算跟他打9洞高尔夫球，然后回家听一个重要的广播。我没有意识到他想玩18洞的，当我告诉他我们必须放弃18洞一起回家的时候，他非常伤心。他喜欢打高尔夫球，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瞬间我面临了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让我儿子失望并错失与他待在一起的时光，或错过一个对我的工作来说十分重要的广播。然而，永远有第3选择：我的车里有一台小收音机，我插上耳机，两件事情就都做到了。乔希和我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珍贵的时光，而我大致了解了广播的内容。

我们可以随时找到这样的第3选择。小冲突只需要一点点创造力和直觉就可以找到第3选择。不过，如果我们长期处于较大的冲突中，那么一个小小的冲突就足以引发一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是海滩或者高尔夫球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关系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是选择积极协同还是消极协同呢？

如果你想进入积极的协同状态，不能过分强调“我看到自己”、“我看到你”、“我找到你”等思维模式的重要性，甚至不要刻意去想我要和你共同达成第 3选择，除非你有同理心并尊重他人。否则，协同尝试只会沦为心理游戏。协同是发自肺腑的，如果我只是在玩游戏，你会感觉到的。

尽管同理心是必不可少的，但它本身不足以解决真正艰难的挑战。正如哲学家J·D·特劳特所说，“同理心是一个起点。遗憾的是，许多人在同理心形成之前就已经麻木了”。同理心本身有改变的作用，但除非我们达成第 3选择，否则问题依然存在。家庭冲突只会令有些人精疲力竭。还有一些人不相信第 3选择的可能性，他们可能深深理解他们的亲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甚至能以同理心对待他们，但他们已经放弃了任何改变的希望。还有些人相信协同，相信其他家庭可以实现协同，但却不相信自己的家庭有技巧或能力实现它，他们怀疑自我。

夫妻双方可以在“感情破裂状态”下共同生活几十年。相同的问题会引发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勇气去问对方：“你愿意去找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好的东西吗？”

但如果我们问出了这句话，我们就有可能进入到某些专家所说的“第三空间”。我不是让你同意我的看法或放弃你的主张，而是找到一个整合我们两个人最佳见解的新选择。在第三空间里，我们“做出根本性的转变，脱离不考虑现实感受的二元空间，采用整合互补的思维模式，将不同的价值观、行为和信仰融合为一个崭新的整体”。更简单的表达是，我们停止思考“我的方法和你的方法”，开始思考“我们的方法”，一种善加利用我们独特优势的方法。在第三空间里，“我们的所到之处是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

父母与女儿之间关于毒品交流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在女儿倾诉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一起进入第三空间，一个有着无限选择的不可思议的魔幻剧场。回想一下，女儿刚刚透露她怕看到朋友们滥用毒品的痛苦状。

你说：“看到你的朋友受苦，你一定很难受。”

她回答：“我认为他们也害怕毒品，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停止。他们找不到人倾诉，他们不能跟父母说……他们不像我这样可以和你谈话。 ”

现在你想对自己说：“不错，同理心是有作用的。”但“发言权杖”仍然在你女儿手中，所以你说：“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对利亚和马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她继续说：“他们的父母如果知道他们吸毒的话会杀了他们的。关于毒品的事，学校的老师总是唠叨个不停，但没有人听。辅导员能帮上忙，但是他们太忙了。他们还能和谁说呢？”

“你怎么想的？”你问。

到目前为止，你所做的是感受她内心的混乱，现在她在你的帮助下放松了，进入到魔幻剧场里。现在有许多可行的备选方案，但都与你女儿吸毒无关。相反，听起来她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要帮助她的朋友脱离苦海。

几年前，一位名叫杰拉德·冈萨雷斯的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从古巴带到佛罗里达，他在普通的难民家庭中长大，大学对他来说遥不可及。在一家商店打工时，他和朋友报名参加了社区大学课程，从此他开始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兴趣。他喜欢读书，经常参加辩论赛。他说，“通过接受教育，我的世界观完全转变了，我觉得我学得还远远不够”。

杰拉德想学更多的东西。不久以后，他接到了佛罗里达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的梦想成真了。可是进了大学后，他发现自己被从未预料到的噩梦包围了：其他的学生，包括他的朋友和同学，周末都会喝得酩酊大醉。交通事故、酒精中毒、打架，所有的可怕后果都令他不安。当然，大学有反酗酒活动，警察也会打击酗酒行为，但都无济于事。杰拉德既不愿放弃他的朋友，又不想加入他们自我毁灭的行列中，于是他开始思索第3选择。

意识到这个年龄段的人更听得进同龄人而不是专家的意见后，他协助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教导他们的朋友并且希望他们停止狂欢。组织自称巴克斯，以“提高酒精意识，关注大学生健康”为宗旨。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种方法很快被推广到其他大学，大学生酗酒的不良之风得以纠正。几十年后，巴克斯打出了这样的宣传语——“当前高等学府最大、最活跃的学生组织”。杰拉德和他的朋友们开创了一个帮助年轻人避免危险行为的全新方案，就是现在所谓的“同伴教育”或“同伴支持”运动。同伴教育有许多种形式，已经成为许多学校对抗药物和酒精滥用的标准工具。这是一个强大的第3选择，一手抑制、一手忽视——它真的起到了作用，或许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奏效。顺便说一句，如今的杰拉德·冈萨雷斯博士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同时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育学院院长。

对于前面提到的案例，我可以设想出一种亲子合作关系，比如通过同伴支持活动帮助她的朋友。对女儿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第 3选择，既避免了“断交”，又避免了加入他们的行列。对于这种虚假的两难境地，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可行的第3选择。他们可能不一定成功，但他们所经历的协同过程会给予他们巨大的回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相互尊重和同理心之下会变得更加牢固。在不可思议的魔幻剧场里，当他们为现实问题共同寻找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时，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想一想父母的其他选择：命令、建议、恳求、训斥、收买、把孩子锁在房间里、冷战、“惩罚记名”，这些是不是都需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