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波斯釉砖画和金银器

苏萨釉砖画《禁军图》

李零　摄

波斯艺术，除去石刻，还有两类东西，不能不提，一是釉砖画，二是金银珠宝。这里凑在一起，简单讲一下。

一　釉砖画

世界各国，盖房多就地取材。北极，冰天雪地，因纽特人盖冰屋；北欧、俄罗斯，高寒多树，往往盖木屋；热带雨林，流行杆栏式建筑，茅屋或竹楼。山区多用石材，平原多用土坯，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人到西亚、北非和欧洲旅游，看古代建筑的废墟，柱廊林立，全是石头，不免慨然兴叹，自愧不如，说你看，人家的建筑多宏伟，多漂亮，中国只会用土坯砌墙，太寒碜、太落后。这是妄自菲薄。

我们要知道，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建筑，照样有很多用泥砖砌墙。用不用泥砖，端视环境如何。泥墙与石墙相比，无论从人力消耗还是资源消耗讲，都更经济，不是代表落后，而是代表先进。我们跟他们比，差别恐怕在于，西方多用石柱，中国多用木柱，石材用得相对少一些。我们的古建，原来也巍巍乎壮哉，一旦墙倒屋塌，木材也好，石料也好，该拿的拿，该搬的搬，地面上什么都瞅不见。⁽¹⁾

砖分三种，一种是泥砖（mud-brick），一种是焙烧砖（fire-brick），一种是釉砖（glazed brick）。泥砖是用泥土与沙砾混合，掺上谷糠、草茎，加水搅拌，放进模子里，制成方方正正的土坯，然后放在阳光下暴晒，使之坚硬，因此也叫日晒砖（sun dried brick）。焙烧砖是把泥砖放在砖窑里，用火烧制的砖。釉砖是表面施釉再入火焙烧的砖。釉砖的釉是器物表面的玻璃涂层，glaze跟glass是同源词，作名词讲是釉，作动词讲是施釉或镶玻璃。

泥砖，中国古代叫墼。《说文解字·土部》：“墼，瓴適（甋）也，一曰未烧也。” 瓴甋也叫瓴甓，二者皆指砖。砖，字本作“塼”或“甎”，本指抟泥成形的方砖。现代汉语，砖指经过焙烧的砖，没有烧过的砖，一般叫土坯。今北方农村仍称土坯为墼。比如我的家乡，就把垒墙的土坯（长方形，比较小）叫土墼，把覆盖炕洞的土坯（正方形，比较大）叫水墼。⁽²⁾

表面施釉的砖，西亚很早就有。如公元前13世纪的乔加·赞比尔塔庙就有这种砖。釉砖按设计好的图样分别烧制，最后按图样拼在一起，用以装饰墙面，便是所谓釉砖画。⁽³⁾釉砖画，亚述建筑有之，巴比伦建筑也有之。波斯釉砖画，以苏萨大流士宫的发现最有名。苏萨离巴比伦很近，历史上，你征我伐，你来我往，关系最密切。它的工艺和画风受巴比伦影响最大。

二　苏萨釉砖画

以黄、绿为主，他色为辅，五彩斑斓。这类釉砖画，按题材划分，大致有六种。

1．《双翼人像日环和斯芬克斯图》

这种釉砖画〔图1〕，双翼日盘在上，斯芬克斯在下，左右相向，头戴雉堞冠。类似图像见于波斯波利斯，一是阿帕丹东阶《禁军图》的横楣，二是大流士宫以南那个南北向大台阶的横楣，三是中央大厅和百柱厅的门道浮雕。

〔图1〕　苏萨釉砖画：阿胡拉·马兹达徽和斯芬克斯

卢浮宫

李零　摄

2．《禁军图》

这种釉砖画〔图2〕也见于波斯石刻，频繁出现。波斯禁军以万人为固定编制，遇死伤减员，必马上补齐，号称“不死军”。画面上，两组士兵左右相向，中间是铭文。

〔图2-1〕　苏萨釉砖画《禁军图》

卢浮宫

李零　摄

〔图2-2〕　苏萨釉砖画：《禁军图》中的铭文

卢浮宫

李零　摄

类似构图也见于波斯波利斯石刻，但两者不太一样。苏萨釉砖画上的“不死军”，肤色偏黑，疑自当地征募。他们手执长矛，肩背弓韬，属于弓箭手，头上无冠，以带束发，衣分两种，一种作山字形花纹，一种作八瓣玫瑰花纹，两种皆以圆圈纹饰缘，穿不同衣服的人两两相错。而波斯波利斯石刻上的“不死军”则由波斯人和米底人组成，或两两相错，或各为一组，左右相向。两者帽子不同：波斯士兵，头戴雉堞冠，米底士兵，头戴球形冠，不难分辨。

波斯波利斯阿帕丹也出土过用釉砖拼成的铭文，伊朗国家博物馆和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各藏一件〔图3〕。

〔图3-1〕　比较：波斯波利斯阿帕丹釉砖铭文

伊朗国家博物馆

梁鉴　摄

〔图3-2〕　比较：波斯波利斯阿帕丹釉砖铭文

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

3．《狮怪图》

这种釉砖画〔图4〕是模仿亚述狮怪。图中狮怪，臀部有表现肌肉的弧形标志，双钩填色，一道为黄色，在内，较短；一道为绿色，在外，较长。这种标志也见于欧亚草原的动物形象。⁽⁴⁾

〔图4-1〕　苏萨釉砖画：狮怪

卢浮宫

李零　摄

〔图4-2〕　苏萨釉砖画：狮怪

卢浮宫

李零　摄

4．《狮子图》

这种釉砖画〔图5〕是模仿巴比伦巡游大道的狮子。波斯波利斯的石刻也经常以成列的行狮作装饰，如波斯波利斯善心山麓的两座王陵，墓门上方就有这种檐饰（但纳克什·鲁斯塔姆的四座王陵没有这种檐饰），百柱厅的门道浮雕也有。

〔图5〕　苏萨釉砖画：狮子

卢浮宫

李零　摄

5．《翼牛图》

这种釉砖画〔图6〕是模仿巴比伦伊什塔尔门和巡游大道的公牛。

〔图6〕　苏萨釉砖画：翼牛

卢浮宫

李零　摄

6．花叶装饰

苏萨出土的釉砖画〔图7至9〕，还有一些是用于装饰宫室的台阶，台阶上有雉堞，以玫瑰花、圆涡状翻卷的叶纹和三角形几何纹为装饰。这类装饰也见于波斯波利斯台阶外壁的横楣（如阿帕丹东阶的外壁和大流士宫以南那个南北向大台阶的外壁），同样带有巴比伦釉砖画的特点。

〔图7〕　苏萨釉砖画：雉堞、台阶和花叶装饰

卢浮宫

李零　摄

〔图8〕　苏萨釉砖画：圆涡纹

卢浮宫

李零　摄

〔图9〕　苏萨釉砖画：雉堞和花叶装饰

三　与巴比伦比较

苏萨釉砖画主要是模仿巴比伦伊什塔尔门和巡游大道。

1. 《蛇龙图》

见伊什塔尔门〔图10〕。蛇龙（mušḫuššu），美索不达米亚神兽，小头，长颈，口吐蛇一样的信子，身有鳞，前脚为狮爪，后脚为鹰爪，有点像巨蜥类的动物。此兽代表巴比伦的保护神马尔杜克（Marduk）。

〔图10-1〕　比较：巴比伦釉砖画的蛇龙

帕加马博物馆

〔图10-2〕　比较：巴比伦釉砖画的蛇龙

帕加马博物馆

2．《公牛图》

见伊什塔尔门〔图11〕。公牛代表风雨雷电之神哈达德（Hadad）。

〔图11〕　比较：巴比伦釉砖画的公牛

帕加马博物馆

3．《狮子图》

见巡游大道〔图12〕。狮子代表丰产神和爱神伊什塔尔（Ishtar）。

〔图12〕　比较：巴比伦釉砖画的狮子

帕加马博物馆

4．《花树图》

见伊什塔尔门侧〔图13〕，图中花树纹也见于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的石刻和釉砖画。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柱式就是模仿这种花树。此图下方有行狮一列。

〔图13〕　比较：巴比伦釉砖画的花树

5．《铭文墙》

见伊什塔尔门左侧〔图14〕。

〔图14〕　比较：巴比伦釉砖画的铭文墙

四　亚述和阿塞拜疆也有釉砖画

釉砖画不仅见于巴比伦和邻近的苏萨一带，也见于巴比伦和苏萨以北。如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有一件釉砖画〔图15〕，出自沙尔马纳塞尔三世（Shalmaneser III，前859—前824年在位）在尼姆鲁德的宫殿，用釉砖拼砌，画面表现一对公牛，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而伊朗国家博物馆有一件釉砖画〔图16〕，出自伊朗西阿塞拜疆省布坎县（Bukan）的Qalachi遗址，只是单独一块砖，画面表现拉马苏，年代在公元前800—前700年。这些都比上述釉砖画更早。

〔图15〕　比较：尼姆鲁德出土的釉砖画

〔图16〕　比较：西阿塞拜疆出土的釉砖画

五　中国的釉砖和釉砖画

中国，釉陶工艺很发达。商周秦汉，釉陶类的器物就已流行。有些标本，胎、釉、火候都已达到较高水准，但多数并不如此，学者称为“原始青瓷”“原始瓷”。⁽⁵⁾

釉陶技术，中国早就有，但主要用于器物，而不是建筑。用于建筑，目前最早，是大同出土的北魏釉陶砖和釉陶板瓦〔图17〕。⁽⁶⁾这种砖瓦，后世叫琉璃砖、琉璃瓦。

〔图17-1〕　云冈窟顶遗址T510④出土北魏釉瓦

李零　摄

〔图17-2〕　云冈窟顶遗址T510④出土北魏釉瓦

李零　摄

南朝墓葬，南京、丹阳有《竹林七贤图》，属于砖砌壁画。这种画事先有整体设计，每块砖只是画面的一部分，类似西亚釉砖画，但不施釉彩。

唐修定寺塔，以方形、长方形和菱形的浮雕墙板为饰，每块墙板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画面，也不施釉彩。

宋开宝寺塔（俗称“开封铁塔”），以单色釉砖为饰，但每块砖自成单元，也没有统一的画面。

金元建筑，山西最多，多琉璃屋脊，有些纹饰由几截拼成，但没有更复杂的画面。

明清以来，有琉璃影壁，倒是类似西亚釉砖画，如大同代王府、平遥太子寺的明代九龙壁和故宫、北海的清代九龙壁。大同代王府的九龙壁是明洪武年间的遗物〔图18〕，最有代表性。有趣的是，伊朗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馆藏塔克提·苏莱曼（Takht-e Soleyman）出土伊尔汗国龙纹琉璃砖〔图19〕，很明显是中国风格，年代相当于14世纪，比中国的九龙壁年代更早。⁽⁷⁾九龙壁或有更早的祖型。

〔图18〕　山西大同市代王府九龙壁

〔图19〕　伊尔汗国龙纹釉砖

伊朗国家博物馆

琉璃与玻璃、水精有关，古人视为同一类东西，⁽⁸⁾如《魏书》《北史》《隋书》《旧唐书》之《波斯传》，所列宝物，皆以玻璃、琉璃、水精并举，可见三者有关，但还不能画等号。

玻璃，亦作颇黎、颇梨、玻瓈。这个词是随西域方物和佛经翻译传入中国，⁽⁹⁾初义与水精相近，当指石英类矿物（quartz）。石英，不仅包括无色透明的水精（crystal），也包括紫水晶（amethyst）、黄水晶（citrine）、蔷薇石英（rose quartz）、烟水晶（smoky），以及发晶（quartz rutilated）等。玻璃本指天然矿物，不是人造玻璃。

琉璃，亦作流离、流璃、瑠璃，古书又有作三字者，如璧流离、吠琉璃、毗琉璃、鞞头梨。学者认为，这类词也是随西域方物和佛经翻译传入中国，⁽¹⁰⁾初义似指印度出产的一种青色宝石，但在中国的实际用法，却指人工烧造的玻璃，并包括釉陶。⁽¹¹⁾前者通体透明，器壁有一定厚度，后者施釉于器表，只有薄薄一层。⁽¹²⁾釉即玻璃涂层也。

水精，今作水晶，古人也叫水玉。《广雅·释地》：“水精谓之石英。”可见水晶和石英是一类东西。水晶和石英，主要成分都是二氧化硅（SiO2）。但二者仍有区别，石英泛指石英石，种类很多，丹书医籍恒言紫石英、白石英，以为石药上品，水晶则指石英中纯净度较高，无色透明，可作饰物的东西。古人多视为玉石之一种。

这三样东西，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共同点是，都与石英类矿物有关。区别是，古人所谓玻璃和水精相近，乃天然矿物，他们所谓琉璃是人工烧造。

玻璃，今指人造玻璃，跟古代不同。古人说的琉璃是今语玻璃，并包括釉陶。由于人造玻璃大量出现，日以透明为尚，后世乃以玻璃专指人造玻璃，反以琉璃另指釉砖、釉瓦。

尽管古今词义变化，人们往往把玻璃和琉璃混为一谈，但有个区别不容忽视。玻璃，无论指天然矿物，还是人造玻璃，从不指釉砖、釉瓦，所以直到今天，这两个词仍有区别。

古书所谓琉璃，哪些是人工烧造的玻璃，哪些是釉陶，应具体分析。

1．器物或器物装饰

文献记载，有琉璃碗、琉璃盘、琉璃壶、琉璃瓶等，名目繁多。古人所谓琉璃器，不是釉陶，而是人工烧造的玻璃器，如西晋潘尼有《琉璃碗赋》。出土发现，有不少琉璃碗，很多是蓝色或绿色，就是人工烧造的玻璃碗。又《西京杂记》提到“高帝斩白蛇剑，剑上有七彩珠、九华玉为饰，杂厕五色琉璃剑匣”，汉代玉具剑，出土发现很多，的确有以人工烧造的玻璃为剑首、剑镡、剑璏、剑摽，装饰剑身、剑鞘者。此外，礼璧以玉居多，但也有以水晶、玛瑙为材者。长沙楚墓和当地的秦汉墓，随葬玉璧，很多是琉璃璧，即人工烧制的玻璃璧，颜色以黄白居多，兼有翠绿者，十分美丽。

2．室内陈设

文献记载，古代宫室，或设琉璃屏风、琉璃帐。如西晋崔豹《古今注》卷下提到“孙亮作流离屏风，镂作《瑞应图》，凡一百二十种”，当时所谓的琉璃屏风，不大可能是人工烧造透明的玻璃板，估计是以料器或釉陶饰件镶嵌在漆木板上。又东晋王嘉《拾遗记》提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因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当时所谓的琉璃帐，大概是以料珠或费昂斯珠作帘子。

3．建筑构件和建筑装饰

古代宫殿或以琉璃为构件，装饰屋脊、屋顶、门窗、墙壁。如东汉郭宪《别国洞冥记》卷二提到“元鼎元年起招贤阁于甘泉宫西……青琉璃为扇（扇指窗扇——零案）”，又《汉武故事》“帝起神台，其上扉牖屏风，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澈”（《北堂书钞》卷一三二引），《海内十洲记》“金玉琉璃之宫”，《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建筑所用琉璃构件，不大可能是天然水晶或人造玻璃，当是釉陶。

中国固有石英、水晶和人造玻璃和釉陶。⁽¹³⁾但古书提到它们，或云出自大秦，或云出自波斯，或云出自印度，以及月氏、罽宾等国，并非土产。可见中国技术，既有本国传统，又受外来影响。

研究中国琉璃史，《魏书·西域传》有段话，经常被大家引用：

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瑠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所谓“铸石为五色瑠璃”者，既然说是“诏为行殿，容百余人”，肯定是用于建筑，而不是器物。这种用于建筑的彩色琉璃，当是釉陶构件。有趣的是，大同发现的釉砖、釉瓦正属这一时期。虽然，大同的发现是素釉，彩釉尚未发现，但《魏书》离北魏最近，又是专讲北魏史的专书，古书有此记载，还是不容忽视。

北魏相当伊朗史上的萨珊王朝。当时的月氏琉璃，不仅把中国琉璃比了下去，也把其他西域国家的琉璃比了下去，可见技术高超。

中国的釉砖、釉瓦出现比较晚，彩釉出现更晚。北齐三彩和唐三彩之前，中国只有单色釉。彩色釉，西亚比我们早得多。我们是不是受到过他们的影响，恐怕值得注意。

朱彝尊考北京琉璃厂，说“今厂中所炼，大约本月氏人遗法也”（《日下旧闻考》卷三八补遗）。他说的月氏遗法就是指北魏引进的彩釉技术。大月氏离中国最近。其法只是流，而不是源，真正的源头还要往西追。

五　金银珠宝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代各国，谁都喜欢漂亮的东西，艺术缘此而生。这些漂亮的东西被赋予昂贵的价值，便是所谓奢侈品。金银珠宝是奢侈品。

过去，学者讲丝绸之路，除讲动物、植物和矿物的两地交换，也讲金银珠宝的进口。金银珠宝，主要是从波斯传中国。如劳费尔和薛爱华都提到这类东西。⁽¹⁴⁾

波斯人喜欢金银珠宝是出了名的。德黑兰中央银行有个珍宝博物馆，他们的宝座、皇冠和首饰，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说到金银珠宝，有个问题不容忽视。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对“珍宝”的观念，打根儿上就不一样。

中国的“珍宝”，分金、石两大类。

“金”有青赤黄白黑五金，⁽¹⁵⁾中国人最看重青铜，黄金、白银，最初不太上心，上心是战国秦汉以来。中国金银器受外来影响很大，唐以来非常明显，比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谁都承认，受萨珊波斯影响很大。但年代更早怎么样，恐怕还要讨论。

“石”，中国人最看重玉。爱玉是整个东亚地区，甚至环太平洋地区的特点。⁽¹⁶⁾中国所谓的玉，不是辉玉（Jadeite），而是闪玉（Nephrite），以及色泽与闪玉类似，而硬度不及闪玉的美石（古人叫玟或珉），如蛇纹石（Serpentine）、汉白玉（Marble）。⁽¹⁷⁾

二里头遗址和商周时期的宝石镶嵌工艺是以绿松石为主，秦汉时期的宝石镶嵌是以绿松石、玛瑙和玻璃为主。⁽¹⁸⁾世界著名的五大顶级宝石，钻石（Diamond）、红宝石（Ruby）、蓝宝石（Sapphire）、祖母绿（Emerald）、猫眼石（Chrysoberyl），输入中国比较晚，主要在汉通西域之后。人们是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西域传》和佛教典籍才知道这些宝物的名字。⁽¹⁹⁾

阿契美尼德时期的金银器，名气最大当属大流士一世金篚礨〔图20〕、薛西斯一世金篚礨〔图21〕和阿尔塔薛西斯一世银篚礨〔图22、23〕。

〔图20〕　大流士一世金篚罍

大都会博物馆

〔图21〕　薛西斯一世金篚礨

伊朗国家博物馆

〔图22〕　阿尔塔薛西斯一世银篚礨

不列颠博物馆

〔图23〕　阿尔塔薛西斯一世银篚礨

弗利尔美术馆

此外，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金银器，还有金来通（Rhyton，〔图24〕）、银安弗拉罐（Amphora），小件饰品还有金带扣〔图25〕、金耳环、金项链、金臂钏〔图26〕、金饰件〔图27〕和金剑鞘，以及装饰漆木器的金箔。这些器物，制作精美，有些还镶嵌各种宝石。

〔图24〕　金来通

伊朗国家博物馆

〔图25〕　金狮怪带扣

大都会博物馆

〔图26〕　金饰件

〔图27〕　奥克苏斯宝藏：格里芬金手镯

不列颠博物馆

研究波斯波利斯《藩臣职贡图》，很多学者都指出，上述器物，有些即见于图中。如米底人和饮豪麻汁的斯基泰人进贡的短剑，与奥克苏斯宝藏的金短剑相似；亚美尼亚人进贡的安弗拉罐，与索菲亚博物馆的金安弗拉罐相似；吕底亚人和两种斯基泰人进贡的臂钏，与奥克苏斯宝藏的金臂钏相似；图中进贡的碗很多，⁽²⁰⁾也与奥克苏斯宝藏的金碗相似。

伊朗出土的金银器，除发掘出土，还有采集品，最著名者，当推下面两大宗。

1．基维叶窖藏（Ziwiye Hoard）

1947年，传出伊朗西北库尔德斯坦省的基维叶（Ziwiye，亦作Ziviyeh）。⁽²¹⁾出土器物很复杂，除一批前阿契美尼德的金银器，还有象牙制品、洛雷斯坦式的青铜器和陶器。这批东西并非发掘品，而是古董商把一批来源不明的东西混在一起，给它起个名字，叫“基维叶窖藏”，就像我们说的“洛阳金村所出”。这个大杂烩，混杂着亚述、斯基泰、前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伊朗西北的东西，如今散藏于不列颠博物馆、卢浮宫和大都会博物馆，年代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今欧美各大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和德黑兰阿巴斯博物馆都有伊朗出土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金银器。其常见器物有两种，一种是筒状杯，一种是羊头饰大口来通。1958年哈桑卢遗址（Teppe Hassalu）出土过一件gold bowl，曾轰动一时，就是属于筒状杯，学者或译gold beaker。羊头饰大口来通，跟阿契美尼德时期和帕提亚时期的来通不一样，口很大，不拐弯。

2．奥克苏斯宝藏（Oxus Treasure）

1877—1880年，塔吉克斯坦塔赫提·库瓦德地区（Takht-i Kuwad）出土。⁽²²⁾学者怀疑是大流士三世出逃，流失在外的细软。这批东西，包括180件金银器，200枚货币，主要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文物，现藏不列颠博物馆、维多利亚—奥尔波特博物馆。这批金银器非常精美，尤以一对羊角格里芬〔图27〕最为精美。

波斯宝石，除去人们常说的顶级宝石，还有几样东西值得注意。

一是青金石（Lapis Lazuli），古代最著名的青金石矿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的Sar-e Sang，位置在阿富汗的东北角。

二是仿青金石的埃及蓝（Egyptian Blue），是一种仿青金石，用石英、石灰石、铜、碱等材料人工合成的材料，化学成分是CaCuSi4O10。单从外表看，与前者酷似。中国不产青金石，也没有埃及蓝，但战国时期有汉蓝（BaCuSi4O10）、汉紫（BaCuSi2O6）。⁽²³⁾

三是绿松石（Turquoise），中国有绿松石，产地有湖北竹山、郧西、安徽竹山、郧西一带的绿松石最有名，旧称“襄阳甸子”。伊朗呼罗珊省的内沙布尔是古代绿松石的重要产地，品相最好。

四是玛瑙（Agate），伊朗盛产玛瑙，中国也有玛瑙。玛瑙，古称琼、瑶。琼本作“瓊”，与“璇”同。玛瑙有树轮式花纹，正有旋义。

六　中国的金银器

中国的金银制品，商代西周，数量很少，如与北方草原地区邻近，陕北、晋北和冀北出土金耳环、金臂钏；与青海、西藏邻近，四川三星堆出土金饰件和金箔片。有关发现很零散。

中国的金容器，目前发现最早，有两个例子，一个是绍兴306号墓出土的玉耳金，一个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金杯和金器盖。前者是春秋末年的器物，后者是战国初年的器物。

银器，年代晚一点，主要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则以盘、匜为多。

中国金银器，战国以来突然增多，特别是汉以来，更加明显，不仅有掐丝焊珠，宝石镶嵌，错金银、鎏金银、鋄金银等工艺也流行开来。这种现象，不能说与外来影响无关。中国的金银工艺，即使有本土起源，也不排斥受外来影响。比如，中国的金银器，汉以来，多出土于北方草原或与北方草原邻近的地方，特别是戎狄墓葬。其出土物，有带扣、带钩和各种动物造型的饰件（所谓饰牌，多为带扣）。这些金银制品，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有些纯属进口，有些是汉族工匠按对方要求定做，还有些是模仿加改造，用以满足内地居民对异国情调的想象。后者，即使中国制造，风格亦属外来。⁽²⁴⁾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沿海和去海不远的地区，历年出土过八件“裂瓣纹”银豆〔图28〕和两件“裂瓣纹”铜豆，大云山江都王墓还出土过一件裂瓣纹银盘。其盒体部分的“裂瓣纹”（lobed decoration），也叫“凸瓣纹”（fluted decoration），是模仿花瓣绽放，从古代的埃及、西亚一直到近代欧洲，一直是高级餐具最典型的装饰手法。⁽²⁵⁾

〔图28-1〕　比较：淄博市临淄区窝托村出土的裂瓣纹银豆

齐国历史博物馆

〔图28-2〕　比较：大云山汉墓出土的裂瓣纹银豆

南京博物院

它们，大小相近。一般只有11—12厘米高，很小，多与汉式的银盘、银匜同出，在功用上，可能属于古人所谓的“弄器”。这些样品，广州所出最典型，出土时盒内尚存一些直径3毫米的药丸，似乎是做药盒用。盒是裂瓣纹，但盖钮、圈足是由中国工匠后配，铜铸焊接。整个器物，是按中国样式改造，有如盖豆，属于“中西合璧”。而且有趣的是，各地所出，都经过类似改造。

这批出土物，从墓葬年代考虑，相当于伊朗的帕提亚王朝，即安息帝国时期。中国和伊朗密切交往，是始于这一时期。⁽²⁶⁾

这批器物，它的盒体部分，无论自外输入，还是中国仿造，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的艺术风格，肯定不属于中国传统，而属于西方传统。因为中国的器物，在此之前，从未使用过裂瓣纹，即使出于定做或仿制，也要有依仿对象。

现在，由于临淄西辛战国墓的发现，我们又有了新的认识。这座大墓，是战国末年的齐国墓，银盒与银盘同出，皆有铭文。我在青州市博物馆目验，毫无疑问，是战国文字。可见这两件银盒的实际年代要早于秦汉时期。

上述银盒，或许有早有晚，有些还可能是仿制，稳妥起见，似称为“被改造的波斯风格的银豆”更合适。

波斯金银器，原料从哪儿来？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黄金的来源，一个是西边，一个是东边。

西边，前有吕底亚，后有色雷斯。吕底亚盛产黄金。世界最早的金币和银币（图像作狮子啃公牛）据说是吕底亚制造，比波斯金币大流克（Daric）早。吕底亚，首都萨第斯，在小亚细亚半岛西端。色雷斯是最古老的金器制造中心，世界最早的金器发现于保加利亚瓦尔纳，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波斯设斯库德拉省（Skudra），包括色雷斯和马其顿，但薛西斯一世在波斯波利斯修阿帕丹台阶时，波斯还没有这个省。

东边，来源是巴克特里亚和印度。

苏萨阿帕丹的铭文说，建造宫殿的黄金是从萨第斯和巴克特里亚运来的。巴克特里亚在阿富汗北部。⁽²⁷⁾

波斯波利斯《藩臣职贡图》，贡纳黄金者是印度人。白银的来源是埃及。苏萨阿帕丹的铭文也说，白银是从埃及运来。⁽²⁸⁾

七　波斯小狮

阿契美尼德时期，出土发现，有一种：

1．1904年苏萨卫城出土的玛瑙小狮〔图29〕，现藏卢浮宫，长4.5厘米、高2.5厘米，年代：公元前1200年。⁽²⁹⁾

〔图29〕　玛瑙小狮

苏萨出土

2．1961—1963年帕萨尔加德出土的三件小狮〔图30〕。一件用玛瑙雕刻，长1.9厘米、宽0.6厘米、高1.0厘米，有孔可系绳；一件用紫水晶雕刻，长1.7厘米、宽0.5厘米、高1.0厘米；一件用青金石雕刻，大小同第二件。⁽³⁰⁾

〔图30〕　小狮

帕萨尔加德出土

另外，波斯波利斯还出土过一件玛瑙印章〔图31〕，器形同上。⁽³¹⁾

〔图31〕　玛瑙小狮印章

波斯波利斯出土

中国汉墓经常出土一种小狮子或小辟邪，腹部有小圆孔，可以穿绳。其材质多样，有黄金、琥珀、水晶、煤精、玛瑙、绿松石等〔图32〕。孙机尝考此物，称之为系臂辟邪。⁽³²⁾

〔图32-1〕　黄金小狮

河南孟津平乐乡金村西晋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

〔图32-2〕　绿松石小狮

河北定州汉中山王墓出土

定州中山博物馆

〔图32-3〕　水晶小狮

山东临沂盛庄镇李白庄南出土

临沂市博物馆

〔图32-4〕　琥珀小狮

广西合浦堂排出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图32-5〕　煤精小狮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

临沂市博物馆

〔图32-6〕　肉红石髓小狮

广西合浦堂排出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这种小兽，各地均有出土，而以定州汉中山王墓所出数量最多。

八　蜻蜓眼

蜻蜓眼是一种貌似蜻蜓复眼的玻璃珠〔图33〕，工艺奇特，形式多样。⁽³³⁾

这种工艺品，最早出现于埃及第18王朝（前1575—前1308年）。一经发明，很快传遍北非、西亚、南欧，甚至东传到中亚和东亚。

〔图33〕　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

湖北省博物馆

这种玻璃珠最早引起关注，是20世纪30年代怀履光等人在洛阳金村的发现。此物不仅用作佩饰，而且用来装饰带钩、镜鉴和刀剑。人们发现，它在中国也很流行。

现已发表的蜻蜓眼，最粗略统计，也有上千例，出土地点分布于新疆、甘肃、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四川、重庆、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云南，几乎覆盖中国全境。

这些发现，年代最早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如轮台群巴克IM27，年代可以早到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内地的发现，年代要晚一些。如河南固始M1和山西太原赵卿墓所出，可以早到春秋晚期，在内地已经算较早的例子。绝大多数发现，主要集中在战国秦汉时期。

蜻蜓眼在国内再度引起关注，主要是在曾侯乙墓发掘之后，因为该墓出土的蜻蜓眼〔图33〕，有些是钙钠玻璃，而不是铅钡玻璃。人们发现，上述例子，最初可能是进口，后来才大规模仿制、改制，有中国自己的再创造。

另一个例子是甘肃张家川马家塬的发现。该墓出土的蜻蜓眼包括两种，一种是“地中海式蜻蜓眼玻璃珠”〔图34〕（所谓地中海式是指两河流域以西靠近地中海的地区），另一种是“铅钡玻璃蜻蜓眼珠”。前者是进口，后者是国产。此外，出土物中还有钙钠玻璃蜻蜓眼镶嵌，以及以眼纹为装饰的釉陶杯。最近，学者有科学检测和比较研究，⁽³⁴⁾关于中国蜻蜓眼的来源和传播路线，学者有各种推测，也许不止一个方向。但伊朗地区至少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阿契美尼德时期，伊朗的吉兰地区是蜻蜓眼的制造中心，中国的蜻蜓眼和伊朗的蜻蜓眼是什么关系，今后值得关注。

〔图34〕　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西戎墓出土的蜻蜓眼

甘肃省考古所

(1) 波斯波利斯焚毁后，只有若干石柱没倒，还矗立在废墟之中，很多造访者曾以为，原来的建筑完全是用石材建成。然而经考古发掘，事实证明，这完全是错觉，其墙体也是泥砖，只不过亚历山大一把火，房倒屋塌，早已化为灰土。波斯建筑，多用石柱，没错，但即使这一点，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波斯建筑也用木柱，即使是石柱，有些也上接木柱，并非通体都是石制。

(2) 中国的土墙不止这一种，还有夯筑墙和版筑墙。另外，内蒙古河套地区，地下水位高，当地有所谓“坷垃垒墙墙不倒”之说。所谓“坷垃”，是用碌碡滚地，让草皮地出水变软，然后用西锹切割从底部翘起的方砖。这种砖经阳光暴晒，非常坚硬。

(3) 帕提亚和萨珊建筑，受希腊、罗马影响，还流行马赛克画。

(4) S. J. Rudenko, “The Mythological Eagle, the Gryphon, the Winged Lion, and the Wolf in the Art of Northern Nomads,” Artibus Asiae, 1958, vol. 21, pp. 101-122.

(5) 这类器物应该叫釉陶还是原始青瓷、原始瓷，学者有争论。参看王昌燧等《“原始瓷器”概念与青瓷起源再探讨》，《考古》2014年9期，第86—92页。

(6) 出土北魏琉璃瓦，见云冈石窟研究院等《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学报》2016年4期，第533—562页。案：该文第560页提到，2008年大同操场城北3号遗址古井内还出土过几件琉璃砖，发掘者张庆捷先生告，材料尚未发表。

(7) 参看Jebrael Nokandeh ed., A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Iran on the Basis of Iran National Museum Collections, Tehran：Iran National Museum, 2017, p. 123。

(8) 章鸿钊说：“玻瓈与琉璃，渊源似甚近。《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授品记》云：‘其土平正，玻瓈为地。’《正法华经》（竺法护译，与《妙法》同本）则云：‘国土严净，平等无邪，琉瑠为地。’是玻瓈与琉璃昔人每同视之。”见氏著《石雅·宝石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页。又章鸿钊说：“水精一称玻瓈。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卷六等）云：‘颇梨，此云水玉。’引《大论》云：此宝出山石窟中，过千年冰化为颇梨珠。《本草拾遗》云：此西国之宝，玉石之类，生土中，一称水玉，或云千岁冰所化。《酉阳杂俎》亦云，玻瓈千岁冰所化。是玻瓈与水精初无异也。乃云西国之宝，又云千岁冰所化，愈知冰化之说，为彼域之所自出矣。”见上引章书，第44页。

(9) 学者多以玻璃为外来语，但对音尚无定论。

(10) 学者多以璧流离等词为外来语，琉璃为这类词的省音，并以吠流离相当梵语的吠努离耶（vaidūrya）。吠努离耶的意思是青色宝。

(11) 人造琉璃有五色十种之说，晚近也叫料器。《汉书·西域传》讲罽宾出璧流离。孟康注：“流离，青色如玉。”似主初义。颜师古注引鱼豢《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认为孟康专主青色说未安，不能概括琉璃的多种颜色。他说：“此盖自然之物，彩泽光润，踰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慧琳《一切经音义》亦以琉璃为青色宝，同孟康说，并引帝释髻珠说，以琉璃为“天生神物，非是人间炼石造作，焰火所成琉璃也”。章鸿钊存二说，一说据劳费尔，劳费尔以璧琉璃为绿宝石或青金石，章鸿钊取青金石说，以琉璃为《禹贡》之璆琳、《顾命》之天球，盖本初义；另一说以琉璃为人造玻璃和釉砖、釉瓦，则是颜师古所谓的“今俗所用”，见上引章书第1—26页。案：绿宝石或青金石皆外来珍稀之物，固然可能与印度有关，但这种概念与琉璃在中国的实际用法不符。中国的实际用法显然还是后者。

(12) 章鸿钊尝区分玻璃与琉璃：“《夷门广牍》谓玻瓈与琉璃相似；《稗史类编》谓玻瓈与琉璃相类，亦分五色，但质颇厚，则似犹有所分别也。窃谓琉璃常杂采釉为之，玻瓈则质较纯，至近世而愈以明透为尚矣。”见上引章书，第19页。

(13) 西方的玻璃是钙钠玻璃，中国古代的玻璃是铅钡玻璃。

(14)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15) 《说文解字·金部》以金为黄金，银为白金，铅为青金，锡在青白之间，铜为赤金，铁为黑金。

(16) 中亚夹处欧亚之间，不但出产玉料，也制造玉器，不但往中国出口，自己也用。参看邓淑萍《探索历史上的中亚玉作》，《故宫学术季刊》第33卷第3期（2016年春季），第1—78页。

(17) 中国的汉白玉是白色大理石，属方解石类（Calcite），化学成分为碳酸钙（CaCO3）。近东雕刻多用雪花石膏（alabaster），雪花石膏属石膏类（gypsum），化学成分为硫酸钙（CaSO4·2H2O）。西方博物馆常常标注为alabaster的器物其实分两类，埃及的oriental alabaster其实是大理石，亚述的Mosul marble反而是雪花石膏。

(18) 章鸿钊《宝石说》列宝石15种，翡翠、金刚、红宝石、祖母绿、璧玺、酒黄宝石、猫睛、青金石、琥珀之类多为外来，即使中国有产，亦非主流，真正属于本地出产者，只有玉、绿松石、水精、玛瑙、孔雀石、珊瑚。绿松石、孔雀石之名后起，似是清以来的叫法，可能与古书中的璆琳、琅玕有关。玛瑙是汉译佛经的用语，中国本名，当即琼瑶。

(19) 章鸿钊《石雅》以中国词汇中的璆琳为青金石，琅玕为绿松石，琼瑰、琼瑶为玛瑙，水玉为水晶，水碧为紫水晶，玫瑰为云母，火齐珠为水晶球，琥珀为琥珀，瑟瑟为蓝宝石，金刚为钻石，靺鞨为红玛瑙，猫精为猫眼。案：璆琳为青金石说未必可靠，瑟瑟乃西藏天珠，即饰花肉红石髓珠之一种，起源于印度，均与蓝宝石无关。中国的饰花肉红石髓珠，主要见于西藏、青海、新疆和云南、两广，近有赵德云《中国出土的饰花肉红石髓珠研究》，《考古》2011年10期，第68—78页，可参看。

(20) 图中各族，很多都是贡碗，而以帕提亚人所贡最为精美。

(21) André Godard, Le Trésor de Ziwiyè (Kurdistan), Publication du Service Archéologique Del'iran 1950; Charles K. Wilkinson, Ivories from Ziviye and Items of Ceramic and Gold, Abegg-Stiftung Bern 1975.

(22) O. M. Dalton, The Treasure of Oxus with Other Examples of Early Oriental Metal-work, London：Trustees of British Museum, 1964; John Curtis, Oxsus Treasure, 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2.

(23) 关于蓝色和紫色颜料的研究，参看Heinz Berke, “The Invention of Blue and Purple Pigments in Ancient Times,”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07)36, pp. 15-30。 关于马家塬战国墓出土汉蓝、汉紫的研究，参看林怡娴等《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玻璃与相关材料研究》，《文物》2018年3期，第71—83页。

(24) 交流往往都是双向。中国外销瓷也有这几种情况。

(25) 李零《论西辛大墓的裂瓣纹银豆—兼谈我国出土的类似器物》，收入氏著《万变》，第107—131页。

(26) 塞琉古王朝，统治中心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跟中国关系比较小。帕提亚王朝崛起于伊朗东北，跟中亚、中国关系比较大。它始于秦王政即位的前一年（前247年），终于魏文帝卒年（226年），上起战国晚期，下抵三国初年，可覆盖整个秦汉时期。中国和伊朗的交往主要开始于这一段。

(27) 《古代伊朗史料选辑》，李铁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7—58页。

(28) 《古代伊朗史料选辑》，李铁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7—58页。

(29) P. O. Harper, J. A., and F. Tallon eds., The Royal City of Susa, pp. 152-153.

(30) D. Stronach, Pasargadae, pp. 169-170; Pls. 152c-d and Fig. 88, 14.

(31) E. F. Schmidt：Persepolis II, Pl. 17：PT5 1.

(32) 孙机《汉镇艺术》，《文物》1983年6期，第 69—72页。

(33) 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2期，第117—216页。

(34) 参看林怡娴等《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玻璃与相关材料研究》，《文物》2018年3期，第7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