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版本分析

不过，后世读者读到的《三国演义》，并不完全是罗贯中的原笔。《三国演义》成书后，又经过后人多次的整理和润色，才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代嘉靖壬午年（嘉靖元年，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这是最接近作者原笔的刊本。后来出现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将前本重新整理，增加了眉批与总评，把原来的二百四十则整理成一百二十回，但正文内容基本没有区别。到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内文增删润色，同时增加点评，成为后世最为流行的通行本（俗称毛本）。

若以文学性的眼光看，罗贯中的文笔，与毛氏父子相较，略显粗糙。嘉靖本的文字粗朴冗长，毛本则更加简练生动，可读性大大增强。同时，毛本顺应当时的人文环境和大众阅读审美，将许多人物形象处理得更为鲜明。这是毛本在各版本中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

然而，到了20世纪，随着新思潮的涌现，毛氏“以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观不再站得住脚。如“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遭到诟病。这一倾向导致毛本对重要人物作了过度的脸谱化塑造。正如鲁迅所言：“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实际上，毛氏父子甚至罗贯中本人，都不是“尊刘贬曹”最初的提倡者。根据现存文献，宋代时这种倾向就在民间存在，因为刘备更符合人们心中的仁君形象，而曹操正好可以被塑造成反派。罗贯中只是延续了这种倾向，以文学加工的方式来进一步推崇“仁政”与“有德之君”。他对曹操虽有贬抑，但对其作为一个政治家则不吝赞美。到了清初，颇盛行的正统观念成为毛氏父子的个人史观，这也是他们整理《三国演义》的核心依据。他们肯定朱熹尊蜀汉为正统的观念，把“尊刘贬曹”的态度摆得更加明确。在删改文字、撰写批语时，毛氏强调严诛乱臣贼子，甚至不厌其烦地一再说明，刘备才是正统，其他都是谋逆。毛氏甚至驳斥过去的史书（包括《资治通鉴》等）以魏纪年叙事的做法，将小说与历史混淆看待。

对正统史观的坚持，使得毛本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毛氏强调史实，对不符合史书的地方加以改正，忽略甚至贬低小说中的艺术虚构。但对“过五关斩六将”“草船借箭”这种纯虚构的故事情节，毛氏又击节称赞。另一方面，在刘备、曹操这些关键人物的塑造上，对于原本更接近史料的文字，毛氏又自行删改。如：

嘉靖本——引出一个英雄。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曰：“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叔父责曰：“汝勿妄言！灭吾门也！”

毛本——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

为了让刘备的形象更符合完美的人君，刘备便不能“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为了体现蜀汉的正统性，刘备说出有谋逆嫌疑的话语时，他的叔父居然是赞赏的态度，这当然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

当时的读者也许接受了毛氏对《三国》的大面积改造。但是，在几百年后的今天，社会背景、伦理观、读者的阅读审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今日的眼光看，毛氏的部分改造过犹不及。此外，由于《三国演义》篇幅巨大，作者、整理者各有其知识局限，传抄过程中也有疏漏，过往的版本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笔误，在情节上自相矛盾。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在过往版本的基础上，采用汇校的方式，部分恢复更接近作者原笔的文字，并结合史料和近年来的三国学术研究成果，重新整理勘校出一个新版本，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