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秩序·命运：谈谈明朝人的二三事

彭勇

彭勇，1970年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200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明代宫廷女性史》《明史》等。

我们研究传统制度史，可以像传统的老派的学者那样，去做他所理解的这种制度史，他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一直执着地去做他的研究。而对于我们这样稍微年轻一点的学者，也在思考传统制度史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去研究？这是最近一些年我思考的。当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这种自认为是传统制度史的时候，别人也这么认为的，却经常会遭受别人的一些批评。我记得去年在参加某次研讨会的时候，有学者就说，你们谈国家治理，“治理”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概念，什么中央、什么对地方的这种治理管控等等，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也会反思，如何做到让制度史研究要有趣一点，好玩一点，需要转换一下角度。其实我们在做传统制度史的时候，也有很多有趣和好玩的事情，只不过对于我们研究的一些制度史面上很多重要的东西，往往会忽视了很多有趣好玩的小东西，其实它是很好玩的。我记得，有一次和导师顾诚先生聊天，顾先生说我这年纪也大，跑图书馆写一些大课题，精力不一定行，但是我手上存了好多有趣好玩的东西，我可以写读书札记，像王春瑜先生一样写札记。我想，我能不能写的也稍微有趣一点，于是就找了一些稍微有趣一点的故事，叫“谈谈明朝人的二三事”。

我这个题主要是讲三个人的故事，一个叫赖天祚，一个叫裴应章，还有一个叫柳同春。我是想通过三个人，讲三个问题：第一是制度与命运；第二是制度与秩序；第三是秩序与命运。或者说是以三个人为话题和由头，来解释在明朝的时候，国家制度的设计，制度的运行，从主观设计上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调试，但是它最终改变的是一些人的命运。从个人角度来讲，很多时候个人的命运因为地方秩序的改变，因为制度的变化，可能也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基于这样的思考，我选了三个人的故事。这三个人大家都不一定很熟悉，但是他们背后的重大的事件，我一讲，大家就清楚了。所以，围绕这样三个人来讲，希望讲的故事和制度会有趣，但是讲着讲着可能就又没趣了。

讲故事之前，需要有一个中心思想，需要有一个主体灵魂，先交代一下。我所思考的就是，既然我们要谈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和从帝制的话题来讲，首先它是一个政治史，又是一个制度史的话题，社会治理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史的范畴。在这样几个范畴内来去找话题，我们可以理解为本文所讲的故事，是传统中国制度史或者是明朝制度影响之下的社会史。因为无论是制度还是设计，无论是研究的对象还是治理对象，都是以人为中心。我为什么强调这个人呢？是因为我接下来还会再展示一些材料，就是现代人认为传统制度史的研究，它不断地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制度不是仅仅就制度本身而谈制度，治理也不是在仅就治理体系来谈治理，而是要以人为本，离开了人来谈制度设计，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从制度史层面来看国家制度设计和社会治理的问题，这也是我最近这些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传统的制度史研究，是从自上而下的一种制度史。现在强调“制度设计”，我最近六七年写文章，比较喜欢用这个词，也是因为最近我也在思考，确实从国家制度层面上看，比如现在我们讲“顶层设计”，什么基层社会治理等等，这样一些看似偏重于政治学领域的一些词语，我们是稍微借鉴了一下来解释历史问题。但是，总的特征来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治理理念。

我们知道，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方式。作为制度下、被统治的人，人的存在，任何一种社会的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而国家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所以，另外一种研究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路径。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制度史研究还是新制度史研究，或者是借鉴历史人类学的制度史研究，关注点都应该是双向的。我在这里列出了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最近卖得比较火的一本书，是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这里有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封面。这本书讲，作为卫所制度之内的个人，他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制度运行制度设计息息相关的。我在这特别打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如何玩国家”，传统制度影响之下个人的命运，如何把握？在经济学上，有一种说法“要用足政策”“用够政策”，比如偷税、漏税是违法的，但避税是不会受到法律惩处的，是利用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或者说它在各个环节之间、衔接中的不是很缜密的地方，或者是它本身并非十全十美的制度，一个人面对于制度对自己的束缚约束和要求，想到的是如何去玩国家制度。这当然只是一种很通俗的表达。宋怡明讲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套利理论”，所谓制度套利，其实在中国以前就非常多，像我们知道的是计划和市场经济并行的“价格双轨”时代，就是在利用价格的规则从中获利，用制度设计本身所存在的，在一定时所存在的问题来获取利益。换句话来说，国家在一个时期设计某一项制度，处于制度之内的人的命运，在他所生活的空间里边，应当如何体现出来？

类似的研究，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刘志伟教授在一个访谈录里所讲，叫“走进乡村的制度史”。关于走进乡村制度史的研究，他特别提到，他和郑振满先生他们研究的差异。他说，制度在不同地方的社会史中也是有区别的，刘志伟教授认为他研究的广东地方社会，研究的广东人，这样一些群体和他的社会秩序，和郑先生研究的福建莆田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说福建莆田从宋元时代一直以来，已经是王朝国家的重要部分，研究这个地区更多会关注年轻时期的动力是如何冒出来的，因为已经是王朝国家的一部分了，你只能看王朝国家在这个地方的制度设计，它的秩序构建，已经有了秩序的构建。福建莆田这个地方的基层社会，他更多的是看地方的动力是如何冒出来的，也就是说地方是如何看宋元一代的国家体系之内它的应对。他说，他自己的研究就不一样了，因为广东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所面对的地方社会是没有国家的，然后看国家怎样被当事人以自己的方式拉进来的。“如何把国家拉进来的”，该怎么理解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我在民族大学关注民族地区的历史问题，民族地区它会有一些变乱，本来明朝在对西南地区采取的是土司制度，是一种高度的相对的民族区域自治，会使用土司官。可是土司之间内部打起来了，必要的时候中央王朝要出手去干预，干预完之后，还会给他们派去流官。但派了之后发现，因为毕竟当地是边疆民族聚集区。流官过去后，发现不太适合，中央又撤回流官，会出现了“改流为土”的情况。在西南，不少民族地方，都不是说改土归流的单线，而是“改土归流→改流为土→再改土为流”这么反复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呢？按照上面的一句话去理解，就是土司、地方、族群他们内部的变乱影响到了地方的社会秩序，影响到了国家统治的稳定。这个时候，他们的行为把国家给拉进来了，这个时候的国家，在这个地方就会有清晰的体现。

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关注制度史研究是很有趣。其实，传统制度史研究者也在探索，我最近就在宣传我对于传统制度史研究的一些理念。首先，我们传统制度史研究，要把制度的基本属性搞清楚，你搞不清楚基本制度，谈制度运行、制度下的人和事，等于就是盲人摸象。其次，要去做制度的运作，它的实施、它的体制，它的一些具体执行和变化，等等。再次，我们特别关注的违反制度的行为和处理的方式。最后，对制度设计的理念、观念、文化和思想等等。昨天我特别注意到了，阎步克老师他也提到了，他说：我研究制度史，很注意制度背后的一些观念。就是讲到一种制度的文化和理念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思想体系。这一点是我们做传统制度史时，也必须注意到。所以基于以上种种思考，我接下来讲的几个故事，其实还是我在研究传统制度史的范围内，结合我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从一些人开始去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开始去讲，最终还是回到传统制度史的关注领域。

一 赖天祚：制度与命运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赖天祚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一项国家制度的出台、实施和运用，对一个人来讲或者是一群人来讲，他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这篇文章或者这个人的故事，出现在我的一篇叫《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里，文章的最后，写了边疆官员的精神世界，分析他们的精神世界，这好像不是研究制度史的常见路数。可是，我写到这里，真的被赖天祚的故事和他儿子赖道济的故事感动了。

我们首先来看赖天祚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赖天祚和赖道济是父子俩，赖天祚是一个很卑微的官员，做官非常小。他的故事今天能够被我们所知传下来，是得益于他的儿子赖道济。在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为他做的一系列事情，感动了很多的人。赖道济请了一个叫徐世雄的，给他的父亲写了这一个墓表。赖道济因为他本人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他老爸的事迹很感人，就一起留下来了。

赖天祚的故事，因为用的材料比较多，我就简单地说。赖道济的父亲赖天祚，小时候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老是考不中，考不中之后就放弃了，放弃之后，先在布政司里边当个小吏，当吏之后就参加考试，考试时，因为他本人在处理公文方面才能很出众，所以授予直隶沈阳中屯经历一职。这里特别注意，被授予沈阳中屯卫，任职经历。接下来，材料讲他在沈阳中屯卫做经历官的经历，说当地出现了灾荒，他父亲想办法救活了很多人。后来。由于赖天祚的继母死了，他需要丁忧回家，三年之后，后来再改派新职。中央给他补缺，又到了四川宁番卫，又待了两年，这两年也干了不少好事。本来，当地还要想打报告提拔他，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就病死了。他的事例从史料记载来看，相对比较简单。

此外，我们还找到了更为详细的记载，赖道济和他父亲的故事，在这里更为感人。材料的前面，讲赖天祚的简单经历，说他是福建宁化人，夸了他一番。接着说，道济的父亲在沈阳中屯卫的经历，后来又移到了四川行都司，离家有17000余里。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关注点，他是一个福建人，刚开始是在沈阳中屯卫。因为他的继母死了，他要回家丁忧三年，三年之后，后来又改派到了四川，离家有17000余里，这里涉及古代官员的避籍制度问题。父亲死了之后，碰到了当地的叛乱，所以他死的消息过了一年才送到老家。赖道济，就是他的儿子，听说父亲死了之后，就决定要把他父亲的遗体运回福建老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点，他把家里的家产给变卖了百金，留下一半赡养他的母亲，剩余作为路费。他披荆斩棘一路到了四川大凉山，这时路费已经花完了，但他还要把他父亲的遗体去带回福建。这里，又涉及一项国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凡是官员在边疆地区任职的，死了之后要给加俸一级，如果死了的话，还会有国家来给他们发丧。于是赖道济去找当时的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官员。四川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听了他的故事，就非常感动，更有让感人的故事，是成都当时有一家很富有的官宦之家叫罗一元，因为年老无子，看赖道济很有雅洁，又很有才华，想把自己的爱女许给赖道济。但道济坚决不同意，说现在还处于父亲的丧期，自己还守孝在身。继续很感动的事情，就是当地官商给他资助了一些钱财，他最终返回到了福建的老家。

我们继续往下看。首先看赖天祚，他的任职是卫所经历司经历，任职地点是四川行都司，也就是今四川大凉山地方的经历官。经历是文职流官，是由礼部来统一选授，只有从七品。内外诸卫设经历，就是说凡是明朝的卫所，都要设一个经历，但他的品级是很低的。他做什么事情？“机务之缓急，钱谷之出纳，戎器之除治，切文书之往来”。好，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在卫所这样军队的武职系统里，要派文职官员、文职的流官来帮助他们处理文书，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朝的军户世袭，军官世袭，这批人主要靠军功起家，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我们可以想见，在一个卫所里，靠一个专职文员去帮助处理文书，但这里面的官员都比他品级还要高，又是在这个边疆地方生活的武官群体里，这个官就非常难当了。赖天祚干的就是这么一个官。

我们再来看一下，赖天祚的家就是福建的宁化府。在地图上的显示比较清楚，沈阳中屯卫并不是在现在的沈阳，明朝以沈阳某某的名字，顾炎武曾经统计过，有很多个，沈阳中屯卫是在今天的河北，从福建到这里已经足够遥远了。他在沈阳中屯卫当了八年经历，帮助协助处理文书，他丁忧在家待了三年之后，中央又把他派到西南去宁番卫。赖天祚是个低级的官员，我们从这个材料上可以看出，赖天祚在这个地方当官的时候是没有带家属的，他的儿子、妻妾还都是在福建老家的，这一点在明朝历史上是常识，因为明代的官员俸禄非常薄，俸禄是不足以让他养家。明朝的这种流官，三品以上可能还行，一般到五品的时候，带家属养活起来都是非常困难的。

赖天祚是一个人到了四川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专门谈明代士大夫的润笔，明代的官员纯靠自己的工资收入是很低得可怜的。那时候人一天就吃两顿饭，吃的也不太好，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只好把自己的腰带弄得紧一点，太饿，醒来的时候饿得不行，打个喷嚏就把腰带给弄断了，写首诗嘲笑自己。像于谦这样的清官，在他的诗文集里面写过好几首叫“寄内诗”，是寄给他内人的诗，就是给他夫人的诗，他一再向夫人道歉，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因为收入低薄，让夫人和孩子受苦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赖天祚本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明朝官员当时的状态。

赖天祚作为外地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生活很不方便，生活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前几年，我们到那里去考察，接触到一个据说是明朝迁徙并定居到这里生活的人。我们在当地收到一份族谱——《罗氏宗谱》。罗氏是个军人，他的祖上罗隆泰，是浙江省金华府金华县海门桥豫明乡的罗家庄人。因为是一个军人，他就要世代扎根在大凉山地方，他到了这之后，已经年过半百，还没有生儿子，因为军人要世袭，却没有儿子。中国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迟迟生不了儿子，生不了儿子压力就很大，那该怎么办呢？在家谱里面记载说，他“发心向善，修竖瑶厂、镇西石桥一座，感应上苍，不数年而凤凰是占，麒麟忽降，生了一个儿子，名命硚大”。后来他又捐了两座桥，又生了两个儿子叫硚二、硚三。从此以后，老罗家就世代生息，繁衍枝繁叶茂，就在这扎根了。在四川行都司的文章发表之后，我又到贵州去做田野，发现在当地还有一家族谱里边，讲的故事高度相似，也是捐资修桥，生了儿子。可能是因为桥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公益活动。修桥公益的行为，感动了上苍。这种修桥的故事它不是个案。在罗氏宗谱里，它的祖训很有意思，“做祖宗的好后裔，做民族的好英雄”，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修的族谱，“为国家的好百姓，当社会的好公民”，这是生活在边疆社会里的群体，他们家训的传承。它也告诉我们，迁徙到边疆的百姓后裔，他们生活的观念。

作为一名文官的流官，他是不是可以选择不到大凉山地方去做经历，或者是不是可以不当官呢？在当时已经有一些官员会做出的选择，不当官。但他选择了当官，既不能带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同时自己一个人在那一个很贫穷的边疆地方，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和理念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些现象，还可以继续再去思考，比如说买地券。关于买地券的问题，对前代的，学者研究了一些，唐代、宋代更早一点的研究比较多。在明代，四川包括四川行都司也保留下来一些买地券，我注意到有大部分是军人的后裔，是一些生活在卫所里的人留下来的，反映了异域他乡的军人的精神追求。另外，刚才讲到了罗氏在婚姻、生育等方面的压力，也是精神生活的体现。

试想，在明朝的国家边疆治理中，在边远的地方设立了一个四川行都司，行都司在和少数民族的集聚区交错在一起，派出去的又是一个很低品的文官，在帮助他们去处理一些卫所的行政性的事务，把这些几个因素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出国家为了边疆秩序的稳定，他们会做出这样制度上的设计，对参与其中的个体是有很大影响的。在边疆社会，有汉族移民群体，他们在扎根边疆地区的同时，会留下一些祖先的一种记忆。对赖天祚这种流官来讲，他面对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就明朝这种避籍上的规定，你会看出它的这种大规模、大范围回避行为，一直在长期执行。至少通过赖天祚本人的种种经历，可以看出回避制度对官员的意义。

面对这样的制度，我们特别感慨，这是一种“只见制度不见人性”的规定，多少让人感觉制度的无情，而身处于这一制度中的人，注定要饱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考验和折磨。那么，是靠什么来支撑这些文官在这些地方坚持下来，甚至像赖天祚这样还能做出来一些事迹的？那个时候的官员之间，他们会留下一些诗歌，互相期许，互相鼓励和支持。我们可以想一下，当初赖天祚在沈阳中屯卫的时候，属于京津冀核心圈，后来，就一下跑到了大凉山，心理上的落差肯定是很大的。还真是有不少这样的官员，这些官员他们之间会有一些诗文唱和，我们可以借此来分析他们的精神世界。

这是赖天祚的故事，由于明朝的卫所制度和官员的回避制度，带来官员大面积、大范围的调动，给赖天祚的命运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当然，对于国家来讲，是需要有这样的官员的。

二 裴应章：制度与秩序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裴应章。这个人也是个官员，临死之前是南京礼部尚书。对裴应章这个人，我是想以人的故事讲制度与人的关系。裴应章的经历是，1536年出生，隆庆二年的时候，即1568年，就是32岁的时候考中进士。考中进士之后，成绩还不错，就留在京城里的行人司做行人，负责文书工作；还任兵科给事中、吏科给事中等这样一些进士中的比较精英的群体做的事情，他们会直接参与到国家政务的运行当中去，地位并不算低。

据史料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一次廷议中，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当时做出的决定是，大家都说必须有裴应章来出面处理，才能够安定局面。安定什么局面？裴应章的故事，我们就从他上奏的一份奏书《军情关系重大疏》开始讲。什么“军情关系重大疏”呢？裴应章上的一道奏疏，说这个地方涉及军事民情关系非常重大，究竟是什么样的重大军情，让朝廷内外一致认为，只有裴应章能够出面去解决呢？这就是讲到在万历十五年，湖北发生了一场兵变，这场兵变是当地军人和当地的百姓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相当激烈。据当地的一位叫李材的巡抚说，军营里发生了鼓噪，影响很坏，希望能够宽大处理军人。李材说，郧阳府的学生和郧阳县的学生惑于风水，“欲将分守参将驻扎旧设行都司公署议改学宫，一时军众思系本管衙门，忿激噪呼，将首议数生住屋一并毁打，以相酬对，致乖法体”。就是这么一个军民冲突事件。这个事件的导火线是府州县学的学生想把人家军队的行都司的办公场所改成府县的学宫，军人不干，就打起来了。这种军民冲突，因为涉及军政和这打学生的军人或军人子弟。按明朝的规定，进入到府州县里的学生，他们都是有一定政治地位，是可以免除徭役的特殊群体了。把这些人给打了之后，又加上是军民冲突，就酿成了一场事变。

我们再来看一段材料，就比较清楚这一事件具体的原因和经过了。据万历《郧台志》载：

万历九年罢镇，并裁行都司，置参将镇其地。参将客官仅以事权弹压，而官军袭替钱谷收支，仍归湖广，往复二千里，卫所多苦之，且独任专城指顾惟意。十一年，都御史张公国彦条上议复，不果。已，参将米万春稍短长其间，遂成丁亥之变。丁亥之明岁，都御史裴公应章抚定诸军，疏革参将，复行都司如故，置中军，标下兵三百名，请以管操，都指挥带管中军事务。

裴应章曾在兵科做给事中，并不仅仅是管军队的这一件事，他管的事情还比较广，能够从中央制度设计的全局高瞻远瞩，可能看得更远了，分析问题更透彻。以官员们平时的了解，就说只有裴应章过去处理。在裴应章过去之后，“抚定诸军，疏革参将”，他提议把参将一职给革了，然后复行都司如旧，注意其中“都指挥代管中军事务”一句，说还要有都指挥使司来代管中军事务，原来讲的是叫“参将客官”，以参将来管理不行，因为它是“客官”，是派来的流官，不是本地世袭武官，必须让都指挥使来代中军的事务。这个地方就涉及明朝的卫所制度的运行和营兵制的运行，那就是军事制度运行时，当时在地方已经有卫所体制和营兵体制同时在运行，两套体制是在运行的同时，还有一套民政系统，也就是军民之间的冲突。所以，明朝在郧阳这个地方涉及三套的管理体制。由于行都司制度被裁撤，带来了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秩序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一场军事政变。

那么，导致兵变的湖广行都司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它的变化会引起这么大的冲突？在郧阳府的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陕西布政司、河南布政司、湖广布政司还有四川布政司。秦巴山区是四省交界之地，在这样的四省交界之地，该如何管理？反映在国家的制度设计上，在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上，经过了很长时期的摸索。当荆襄流民发生之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就设立了一个行都司，设立了郧阳府，还有郧阳县，把河南的南阳府，陕西的西安府、汉中府，四川的夔州府，湖广的荆州府等四省交界之地重新整合，设立了一个特别的行政区，叫“郧阳抚治”。在这个新的政区里，有郧阳府，有湖广行都司，有郧阳府和郧阳县等，以及新设立几个卫所，力度比较大，管理系统和关系都比较复杂。

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综合考虑到了秦巴山区这个地方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原来的一些军民关系。原来是什么样的军民关系呢？荆襄流民是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史本科、中国古代史通识教材必讲的，荆襄流民的性质是非常有意思的，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对这个地区的管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图，郧阳府处在四省交界，原来这个地方的主要区域是归湖广布政司和湖广都司来进行管辖，到了明朝中后期和清代前期，湖广的管理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它的地方太特殊了。明朝只有十三布政司和二直隶，十三布政司相对来讲管辖的地方比较大，湖广管辖的地方是非常大的，而南北之间的情况地区差异又非常大，在它的最北边的就是郧阳。明朝建立之初，把秦巴山区的人全给赶出来了，因为当时当地的人口比较少，赶出来“空其地”。问题是，人赶出来之后，这个地方有山有水的，自然资源很丰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陆续有不少流民就又跑进去了。据统计，到成化初年时，荆襄流民的构成来源有七八个省、上百万人之多，明朝一次一次地派军队去镇压，镇压不下去了，最后没办法了，设立湖广行都司，局面很快就安定了下来。

中央在对地方秩序进行稳定的时候，它究竟用什么样的制度？是经过较长时间不断去摸索的，这种制度设计之后，本身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有没有效？比如在裴应章之前，曾经有过三任巡抚，都没有治理好，三年换了三任，地方还是乱七八糟的，最后换到了裴永章，最终解决了。当时，朝里的官员，推选裴应章治理郧阳和湖广行都司，看来他有他的能力，这就是朝廷通过廷议推出来的。裴应章做郧阳巡抚，他采取一些措施，上报中央的时候，朝里的这些官员也会去支持他。他的一份奏书叫《定天下疏》，“天下”指的就是秦巴山区这个地方。他说“故臣谓今日复行都司，其便有五”，他说了五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体统相维”“臂指相使”，指的就是军事系统、民政系统。军事系统中世袭的都指挥系统和流官的参将等这样一些已经形成了原来的制度系统，那就应当按照这个系统去做事，不要出现跨系统的、互相影响的弊端。第二个是卫所的官军士气弊病等，你让军队系统管军队的，让民政系统管民政的，不要互相插手，这样一些弊病也给免了。行都司是省级的军政单位，从明朝初年的设湖广省级机构，原来是湖广布政司和湖广都司的两个省级单位，到了明朝后期的时候，同一块区域出现了五个省级的单位，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像湖广的东南地区设置偏沅巡抚，其实为了解决湖广的南部和贵州这样一些民族地区的秩序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湖南建省。所以中央派出了裴应章，裴应章请求恢复湖广行都司建制，可以看出中央在做制度设计的时候，要充分地考虑到地方秩序的稳定，而地方秩序能不能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官员治理能力或者说理念是密不可分的。对人数更多的荆襄流民来讲，有一个官员来帮助他们去说话，最终能够得到中央的同意和批准，也是流民之福。裴应章的奏书中说，恢复湖广行都司有这么多的便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乘此时势复之，益而不损，安而不劳，事体人情，两相妥顺，顾奈何执拘挛之见，而不为郧中久远之谋也哉？”

既然行都司有这么多好处，当初为什么要撤掉行都司呢？很有意思，原来张居正改革的时候，国家也在进行行政机构的改革，需要撤并一些机构和官员，于是就有大臣说，从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设立行都司，派出各种官员，加上又派出流官，当地的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已经很稳定了，就提议把原来的机构撤了吧！没有想到，撤了以后出问题了，这就是中央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他们认为现在当地的社会治安也不错，就精简，没想到减了之后、合并了以后，就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这应该是当时决策的失误，由于这种决策上的失误，导致了后来的军民冲突。裴应章又恢复了行都司的建制，秩序很快又稳定了，这个地方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变乱，一直到李自成起义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百姓还是打李自成，并没有去加入李自成的军队来对抗官府，说明他们还真的是拥护中央在这个地方的建制。行都司建制一直到了康熙年间才最终裁除。

三 柳同春：秩序与命运

下面的故事，我们来看“秩序与命运”，就是要讲柳同春的故事。柳同春是河南人，这个故事想给大家介绍的“命运”，是柳同春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而“秩序”是明清易代的社会秩序。柳同春这个人，生活在明朝的末年，在天启、崇祯年间。我们知道，明清易代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这个时代的人物故事，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值得去反思、去思考、去总结，时代秩序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柳同春这个人有什么故事呢？我们首先从顾诚先生著《南明史》的封面说起。这个封面图，在旁边有几个字，叫“御览异惨图”，御览是给皇上进呈、给皇上看的，“异惨”说非常凄惨的一幅图。对这幅图，顾先生给我讲过，在出版《南明史》史，编辑希望能够加一些图，比如说南明时期的货币等，他认为意义不是太大，后来他只选了这幅柳同春的图，因为这个图是他在国家图书馆发现的，很薄的小本子，在那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和看过，是他发现的，而且柳同春和这幅图的故事，对南明局势的走向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才决定选用了柳同春的图作为《南明史》的封面。我和顾先生聊了之后，才知道这图竟然有这么特别的意义。

柳同春，河南太康人，初为明朝武官，后降为大顺武官，再后降清。到顺治五年（1648），南昌守臣金声桓、王得仁“反清复明”，时任江西都司的柳同春化装出逃，向清军报信，家属被杀。此后数年，柳同春数次上奏清廷请功，并编成《天念录》。这本小书和绘画的意思，我在光明日报出版社版《南明史》的插页上有这样的描述。

该书卷首就是绘制于顺治十年的“御览异惨图”。图正中有尸体数具，写“妻子亲属三十二口”八字，尸体周围站立有身装明朝官服的官员和行刑的士兵数人，意在控诉金声桓等六人的罪行，痛诉家属被害的惨状。这幅图形象地描述了清军围困南昌明军的情形。城墙之外，旌旗猎猎，战马嘶鸣，强弓硬弩，火炮战车，南昌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清军坚壁清野，强征民夫数十万，热死、渴死、累死、饿死、杀死者不计其数。南昌受困百余天，城内粮薪匮乏，人人相食，而逃难者一律惨遭屠杀，城为之一空，这是另一幅惨绝人寰的“异惨图”。

柳同春的这本奏疏集内容是很少的，就收录了柳同春在顺治九年六月一直到十八年，分两个时间段，向清朝中央诉请，希望能够给他赏赐，能够给他们家进行封赏的一次一次的上书，这就是《天念录》。

柳同春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在明清易代的时候，他本人的所作所为，我们通过清实录、相关的地方志以及明清档案等，还加上他本人写的《天念录》等材料，可以大概勾勒出来生平事迹。

首先他曾经是明朝的武将，在开封城做防卫。明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因为北京城的防御风声越来越紧，所以就从河南开封调军队到北京来参与保卫北京城，他带着自己的军队，也要求调到北京。他带着军队到了山西时，一看明朝大厦将倾，刚开始顺应形势，投降了大顺军，被就地授官驻扎在太原，监管定襄地方，等等。这一待就是两个月。实际上，我们知道1644年的整个春天，李自成的大军如摧枯拉朽一般进入北京城，又兵败如山倒，从北京撤出来，都发生在1644年的上半年。在这一段时间，柳同春在干什么？他带领自己的军队，在山西太原一带游走观望，要养军队，有时候也就打家劫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柳同春的一些事迹，记载在地方志的“杂记”“兵燹”“灾异”等里面。到了1644年六月的时候，也是清朝陆续把李自成的军队从北向南追赶的时候，柳同春这个时候又决定降清了，所以他又被固山叶臣和巡抚马国柱授为参将。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柳同春原来是一个明朝的武将，后来降了大顺，然后又降了大清，降了大清之后，在《清实录》里找到了关于他的记载。1646年四月，他被推为江西都司，到1655年，他到了密云石匣营任副将，然后又当了狼山总兵。1667年，康熙初年，柳同春自请辞官回家，被朝廷批准，就回到了太康的老家。翻看河南通志或府县志，它们都回避了柳同春投降大顺，以及为了养兵去骚扰百姓的这段历史，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入清之后，他又做了这么大的官，也算是地方名人了，就把这一段“从贼”的历史就给抹掉了。然而，我们在山西的地方志里还是发现了他这段历史。

入清之后，对柳同春本人来讲，面临最大的考验是顺治五年（1648）正月的时候，在全国新的一波“反清复明”的浪潮中，当时的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宣布反清复明，“文武强半从贼”“尽弃顶带而换冠裳”，少数不从者被杀。时任江西掌印都司的柳同春抛下妻儿家属，越城剃发乔扮成和尚，星夜到南京报告江西之变，并为清军谭泰提供地图，攻打南昌。反清复明运动被镇压。据他自己说，正是由于他及时地向清朝报告南昌发生了反清复明的事件，清廷的大军才及时调整兵力和方向，围困南昌城，要不然，一旦南昌的反清复明得手的话，再以南昌为中心，南方的反清复明可能会形成一些非常大的浪潮。那么，清朝在南方的统治究竟会怎么样？谁会知道呢？

柳同春写奏书请求旌赏，第一次是顺治九年六月，他是通过高级别官员杜果代替上书。为什么顺治五年的时候全家被杀，在从五年到九年一直都没上书，而为什么到九年的时候突然上奏书了呢？第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这就是制度的规定，他要找时机。第二，为什么第一次他没有自己写，而是由杜果来代写的？这也是当时的规定。背景是，清朝初年在针对柳同春这样降清的文臣武将时，给他们的待遇上是有不同的政策，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当明清易代的社会秩序、国家制度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对于很多人的命运，他们要找准时机，你要有一个理由，要有一个制度的规定，给他一个成熟的机会。

在读柳同春的《天念录》时，他一次一次打报告向中央诉苦，他讲得比较多的是，当年在南昌事变的时候，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南昌城的时候是江西都司，比他品级低的人，投降了清朝之后都当了大官。而柳同春家里死了三十多口，立了那么大的功，却不给他奖赏。可是，兵部等官员拿到柳同春的报告之后说什么了呢？说柳同春临阵脱逃，柳同春说，我不逃出去，也不能送信出去，在那里不也死了吗？但兵部就是不同意。这个地方，我一直怀疑有些兵部里面的官员在故意刁难他，正是因为柳同春这个人，由于他的剃发出城搬兵，最后导致南明局势重大变化，有人故意不给他奖赏？当然只是我的揣测。

柳同春请求旌赏，真正发生重大变化的是由于顺治亲政，他想把降清的汉族官员的政策做调整，这样柳同春就有机会了。我们来看一下，清初的政策与降臣的命运。首先，在入关之初，就是顺治初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规定说：“前朝勋臣及子弟有倡先投顺，仍立功绩责，与本朝诸臣一体叙录，应给封诰照例颁给。其见有官职，已经来朝者，仍准授原职。流贼属下官兵来投者，亦尊其官爵，准其子孙世袭罔替，共享太平”。多尔衮当政以来，他颁布了“太祖配天恩诏”，说：“自顺治元年五月以来，各地方归顺有功文武官员人等，除已叙外，凡未经叙录者，将归顺来历及归后劳绩，该部察明叙升，给与世袭诰敕。”因为柳同春的行为直接涉及的是在多尔衮时代，他一直没有能够得到旌表的，是到顺治亲政之后才得以实现，顺治皇帝批复“深为可念”，算是给柳同春的案子定了性。为稳固皇权，清除多尔衮势力，顺治致力于建构“满汉联合体制”，急欲任用汉官，所以，无论是汉官的使用数量，还是汉官政治地位都已明显提高。这也许是柳同春能够顺利获得旌赏的重要背景。

如果再结合乾隆时代朝廷对贰臣、降臣态度，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统治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态度，贰臣的命运前后变化太大。乾隆说：

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

乾隆这样的态度真是让人感觉世情凉薄。毫无疑问，明清易代对于个人的命运影响是很大的。

我最后做个总结。个人是时代的一粒尘，在帝制时代，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愿望和要求，体现在制度设计层面，越来越强烈地体现在对社会和个人的全面控制上，这与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民主思潮的兴起和自由发展的要求，实际是相悖的。国家权力不断扩张（帝制时代），“在政治压力下，权力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王汎森），从而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国家制度设计时，意在维护统治秩序，体现在个人命运之上，这时代的一粒尘，便是人头上的一座山。

附录

问题一：明代宣德、正统时期流民问题严重，各地农民反抗活动经常发生，政府的赋役财政受到影响。河南、山西、南直隶、江西、浙江等地设置巡抚。这一措施对地方三司省级体制产生的影响如何，同时又与清代以督抚为主体省级体制有什么关系？

彭勇教授：明朝的督抚制相对灵活，建议可以阅读靳润成先生的《明代总督巡抚辖区研究》，派出督抚有军事、监察和行政职能，应该来说督抚对地方三司体制的影响很大，有的学者认为总督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我认为表述欠妥，总督确实更强调对兵马钱粮的管制，巡抚主要是在一些权力比较分散的地方，更多的是管民政和钱粮，但是也并不意味着不去管兵马钱粮。

问题二：为什么柳同春忠于清？

彭勇教授：明清易代，每个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还有数次变化态度的，柳同春不反清是对时局分析判断之后做出的行为，和人的经历有关，可能是因为降清可以政治利益最大化，所以不要把它放在民族的情感上去思考。

延伸阅读

彭勇：《清初降臣柳同春的旌赏之路》，《王锺翰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彭勇：《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文史哲》2016年第6期。

彭勇：《从“边区”到“政区”：明代湖广行政司的制度运行与社会秩序》，《求是学刊》2018年第3期。

彭勇：《明史》，人民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