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盛世时期的江南经济

张剑光

张剑光，1964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出版著作主要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江南城镇通史（六朝隋唐五代卷）》《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等十多部。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江南经济史、历史文献学等。

本文的题目是《开天盛世时期的江南经济》，看到题目后，有人会问为什么叫开天？为什么不叫开元？其实这个是简称，开元、天宝连在一起，因而叫开天盛世。接下来讲一下本文写作的缘起。几年前，陕西师范大学开过一个会，会议主题是纪念开元盛世。当时他们要我去开会，我在答应以后，他们说要我做一个20分钟的发言，听到这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开元我没有研究过。他们通知我开会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多星期，要做20分钟的演讲，那么这个讲座我应该怎么讲呢？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技巧性的题目。我想大家都会谈到开天盛世，可能会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但我并不擅长讲这样的题目。但转念一想，当我们在谈开天盛世的时期，南方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应该是没人会谈的，我就谈这个问题吧。

之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谈南方，其实以前我也思考过。我想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增速，这是很多人都会谈到的。讲经济中心转移，说的最早的是在六朝。自张家驹先生认为两宋完成了经济重心的转移后，很多人都在往前推，有说北宋转移完成了，有说五代转移完成了，还有说唐末完成了，更早的说安史之乱完成了转移。各人站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观点不同。这些问题自己也想过，无论是讲转移还是没转移，首要问题是应搞清楚南方经济在这个时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说开天盛世的时候，南方经济是不行的，而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南方经济就行了？好像并不是这样。其实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过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今天来讲的话，开天盛世时北方经济很发达，但并不是说南方经济很落后。所谓盛世是指一个时期，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比较清明、平稳，包括我们谈的经济也是比较发达的，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比较兴旺繁盛的阶段。要是各个方面都不行，当然是不能称为盛世的。在当时社会里，它的总体实力是怎么样的，这个要做横向比较，不能够只作纵向的比较。如果纵向比较，那么唐朝就可能没有宋朝好。如果有人问起唐宋的实力对比哪个时期是盛世，这样的比较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但是在这个时期，在唐朝的时候，我们对整个世界作横向比较的话，可以这么讲，是一个盛世的时期。

说它是一个盛世时期，放到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来看的话，我们始终会发现：第一，唐朝的户口顶峰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第二，经济发展比较快，社会财富大量积聚，社会上不少老百姓，按照今天来讲的话，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或者小康的状态，整个社会的秩序也比较平稳，所以王朝的发展是达到了顶峰。我们对开元、天宝时期，是这么来理解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相关的记载，可以看到这种盛况。比如说杜甫的这首《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他说看到开元的时候，在一个又一个小镇上都有万家户口。这个当然是夸张的，诗人的话我们不要当作实际来信，但是他讲到一个小镇或者一个小县城，当时有很多人口，仓库里面的粮食是满满的，所以社会上一些财富的积聚十分充实。开元的盛况，他在这首诗里面写得很清楚。那么，也许有人马上就会说，写这首诗的杜甫这个人有没有问题？这个现实主义诗人用今天一些人的看法心理是不健康的，总是写社会的阴暗面。他的诗常常会做一些对比，因为要对比（安史之乱对社会的破坏之后，社会发展就不行了），所以他就故意把安史之乱前的社会写得很好。不过我不这么认为，觉得他不至于故意把社会描绘得这样富裕，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真实的一种社会态势。因为其他的诗和文章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在元结《问进士》这篇文章里面是这样说的：“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可以看到，他说开元、天宝时期，大家拼命种地。四海之内，高山绝壑，指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人在耕种。所以粮食收获以后，家家都可以吃上几年，国家仓库里的粮食已经烂掉了很多。可见开元、天宝年间，整个社会是比较富裕的，对吧？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问题是，当全国经济富裕的时候，江南的经济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将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开天盛世的粮食中有没有江南的贡献，有一大部分或者是一小部分，会不会江南根本没什么贡献？我们主要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讲江南经济，主要是问在安史之乱前还是安史之乱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以前常用的一条资料。解读这条资料，实际上我们的角度是有所不一样的。《通典》卷六记载：“（开元二十五年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陈寅恪说江南诸州租，到了这时“并回造纳布”，是唐朝经济的江南化，也就是说这种做法是从南朝开始的。有人不同意或者有不一样的看法，但作为依据，下引这条史料是比较重要的：

按天宝中天下计帐……课丁八百二十余万……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

我们可以看到天宝中的这个天下“计帐”，因为杜佑在唐德宗的时候管过国家的经济，所以他在经济上的一些记录是十分重要的，对这部分内容也比较敏感。他用的“计帐”，我自己的感觉有可能是当时政府的档案材料，他把这些抄了以后就用到他自己的书里面来了。也就是说，全国应该要交赋税的有八百二十万丁，其中要交布郡县的丁一共是四百五十余万。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前一半就是以生产布为主，一百九十余万丁是江南的，后一半二百六十余万丁是江北的。

南方和北方比，江南的丁是一百九十余万，北方的丁是二百六十余万，交的租是五百二十余万石；南方交布是五百七十余万端，北方交税是五百二十余万石。在天宝的“计帐”里面，江南的丁数约占全国总丁数的23.17%，丁数是全国的1/4。是全国纳布人数的42.2%，占全国输布总量的55.07%。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他两个方面的重要性。第一个是户口占全国1/4，第二个是交的布比较多，这就是南方的经济基础。江南布的生产量很大，所以开元二十五年（737），政府出台了“回造纳布”，因为江南有了大量生产布的基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开元、天宝年间，南方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从布的产量上来讲，它比前朝发展更快，如果算一下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些布能满足整个南方人的需要还绰绰有余，已经占了这么高的比例，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全国一半的布来自江南。

所以学界不少人谈江南开发，讲到经济重心南移的时候，一般都是指经济中心什么时候开始南移的。安史之乱以后到唐末，基本上已经完成。以前我也是这个观点。所以我们通常会认为就江南的开发来说，那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情。但上面的数据告诉了我们，江南经济总量在开元、天宝年间，最起码占全国1/4以上。开天盛世的时候，国家经济主体肯定是北方经济，北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当时的主要内容；不过南方经济，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崛起的势头，经济在快速发展。以往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唐前期北方经济的发展，所以北方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具体情况我们很清晰，但南方经济到底是怎么样的，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反而并不是太注意。我们都关注北方的发展，掩盖了南方经济的真实情况。那么江南的经济到底是怎样的？

以下打算从人口、水利和农业、行政区划、城市建设、手工业等几方面进行一些观察，当然这是简单的观察。所以整个讲座是平面的，从几个方面围绕一个中心来谈问题，即开元、天宝年间江南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 人口数量

我们首先看一下人口的数量。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时候，劳动力的数量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经济的繁荣和劳动力数量成正比关系，人口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标准。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口数量有密切关系。以前人口太多，所以一直搞计划生育。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政策又改变了，因为出生的人比较少了，对经济发展来说肯定是不利的，所以现在也逐渐放开计划生育。今天是如此，在古代社会就更加是这样了。经济的繁荣，实际上和劳动者的数量是成正比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地区人口数量到底有多少，基本上和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同步的，这是衡量的标准。讲人口数量其实就是讲经济，在中国的古代，最起码明代以前是这样。明代以后出现了新情况，有的地区人口数量多了，反过来对生活品的消费造成了压力，但在唐朝肯定不存在这种情况。

唐朝人口的数量，有比较细致的统计，我们主要就是通过两《唐书》的记载可以看到。比如说贞观十三年（639），关于江南的资料（主要是指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的江南概念，对应于两浙地区。也就是我们后面谈到的，主要是唐朝中后期的浙东和浙西地区，包括今天的苏南地区、上海和浙江，这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我列了表1。

表1 唐代江南诸州户口数

从表1大家可以看到江南诸州的户口数量，其实总体上人数很少，最多的一个州就是婺州，人口就是二十几万。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婺州茫茫一大片，占地相当广泛。再看下一个州，像苏州，只有一万多户，人数很少，农村和城市里的户口全包括在里面。表1所列的这些数字，是从《地理志》上抄下来的，大家可以粗略看一下，但是接下来要细讲的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这个问题。

早些年前，首都师范大学有个学者叫翁俊雄，他写过好几本书，分别对唐代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书中有人口数量的统计，这里我也是用了他的一个数据。他对贞观十三年江南道各州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做过统计，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18.97）、润州（16.05）、常州（13.17）、湖州（11.86）、婺州（10.81），越州、睦州、苏州、括州、台州都不到10人，最低的台州只有2.92人。翁俊雄先生的统计对不对？我们这里只是做个大致的参考。有人认为他这个数据不准。为什么？因为他统计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就要涉及一个州面积多大，翁先生实际上是根据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进行计算的，所以有人认为不太准。但是我认为你要说一定是18.97还是18.98，这个自然是不准的。因此，这个数据说明的大致情况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就用他的统计来看江南的人口密度。这里可以看到江南发达的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17～18个人，10个人以上的只有5个州。其他的州10个人都没有，最低的只有3个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完全是不毛之地。所以下面的问题来了，开天盛世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北方的经济达到了唐朝历史上的顶峰，因为有足够的人口数量，所以北方的农业生产是快速发展，这是基本条件。那么当开天盛世的时候，江南地区的人口到底怎么样？

我们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前面贞观十三年的时候户口数量肯定不行，少得可怜，那么到了开元和天宝时期是怎么样的，史书里面有记载，我们按照户数的高低进行排队（表2）。

表2 开元至天宝时期户口数

表2里面我们要注意看的是户数和口数的增长率，大家可以看到好几个州是300%～400%。苏州和台州的户、口，常州、湖州、睦州的口，增长率都是在500%以上。这个足以说明各州的人口数量是在大量的增加。就整个江南地区而言，户增长率为381.2%，口增长率为538.3%，而同期全国户增长率为195%，口增长率为312.7%，江南户和口的增长远较全国快速。

另一个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江南的常州和润州，每平方公里人口都超过了80人。与贞观十三年相比，天宝年间常州每平方公里增长了68.3人，润州增长了67.7人，婺州增长了56.6人，杭州增长了53.3人，农业发展需要的基本人口数实际上已经足够。如果超过或接近每平方公里100人，大体已经满足了农业精耕细作的需要。而江南地区实际上在开元、天宝年间，不少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告别粗犷性的发展，开始向精耕细作的方式转变。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江南地区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从中可以推测，开元、天宝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必定快于全国平均速度。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认为天宝年间江南人口的猛增，“应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育种史上的技术革命以及交通的发达”等原因导致的。反之，人口的快速增加，必然会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 水利和农业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水利和农业的问题。我们看到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里面提到，水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这么说，水利是交通、城市、商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常认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北方，唐代后期南方地区出现了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建设的重心应该是在南方。这个观点早就有学者提出来，大家要看书的话，可以看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他对汉唐间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总体的看法。而且通过列表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朝前期北方有多少工程数，到后期南方有多少工程数。这样通过整体的大致情况来观察水利建设，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如果要仔细看的话，具体到每一个阶段，水利建设其实还是各有一定的特点。如果你划个时间段，将某一时间段拿出来看一下的话，就可能发现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没有揭示出来。我曾经对唐代两浙地区的水利进行研究，当时对这个问题自己有一些看法，后来我想在北方也研究两个道，要找两个经济好一点的北方两个道，选择了河南道和河东道。南北是两种水利建设的模式，所以北方选择了比较典型的这两个道。河南道主要是今河南地区，今天的山东地区不包含在里面。大家马上会问，为什么把河东道放进去？因为河东道是唐朝的粮仓，河东道的粮食产量其实是很高的，当然比不上河北道。但是河北道后期受藩镇影响，可能资料记载不是太全。我用了南北方各两个道进行比较，从中想看出唐代水利建设上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我把这篇文章里面涉及和我在本文中所讲的内容拿了出来，并不是只划唐朝前期、后期两个时段，而是对开元、天宝年间水利建设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表3）。

表3 开元、天宝年间水利建设

我们如果纯粹把南方和北方的水利工程按照数量来统计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随便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看像我们南方的这种水利工程都是叫什么“塘”，因为南方的很多水利工程，比如说两座山之间筑个坝就可以变成一个水库，水库的水就可以用来灌溉农业。这个坝其实相对来说工程量不算太大，工程的技术要求也不会太高。相反，北方很多水利工程就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记载，如100～200公里一个渠道，这个工程量就大了。第二个北方和南方的区别，主要是北方的地势有高有低，这个渠道里的水，如果碰到高的地方就流不过去了。这就需要技术上有所突破，想办法让水往前流，不只是水往低处流这样简单。所以水利工程我们用数量来统计，只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不是全部，也许北方某一个大工程做了很多年，实际用工量可以抵南方的10个工程。所以，只是拿水利工程的数量多少来说明问题，就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这里有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南方这四个道，在整个唐朝一共有96项水利工程，具体分析一下，唐朝前期有21项，有一项时间不明，其他的20项清清楚楚记载主要集中在高宗、武则天与玄宗时期。我们主要是看玄宗时期。唐前期河南和河东地区的水利工程总共有46项，所以刚才我们讲数量不少。那么现在有个问题，高宗、武则天时期15项，唐玄宗时期有11项，两者加起来就26项，剩下的20项在哪里？其实主要在贞观年间。所以北方水利工程不仅实施得比较早，而且当社会的需要量满足了，农业灌溉量够了，可能就放慢了建设水利工程的步伐，甚至不建造了，而南方的水利工程还是接着在建造。当然接下来是看两个数据的比较，即主要在玄宗时期，如果单单从书面上来比较的话，南方水利工程的数量也不亚于北方的数量。也就是说，当北方水利工程建设比较成熟的时候，南方也在快速地建。这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只是通过绝对的数量来说明，南方的水利工程在不断建造，而且数量并不比北方少。

表3里有两个海塘。海塘建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大。如杭州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新唐书》卷四一《地理五》）。学术界争论这个海塘具体是哪一年建设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元年间是重修了。这个海塘一般我们认为是浙西海塘。海塘从今钱塘江杭州口岸到今上海金山区，据记载就是124里的距离，当然如果今天我们来算一下的话，实际距离远远超过124里。南宋《云间志》谈到一条捍海塘，说：“旧瀚海塘，西南抵海盐界，东北抵松江，长一百五十里。”（《绍熙云间志》卷中《堰闸》）“海盐界”就是说当年上海华亭县和海盐县交界的地方，东北抵松江，就是吴淞江（今天上海的外滩的苏州河口，实际上离当年吴淞江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海塘长150里。所以这两段材料，有的人认为是指同一个海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是南北大致相连的两个不同的海塘。我自己的感觉，长度既然不一样，一个是124里，一个是150里，很有可能这两个捍海塘是南北相连的。这是从杭州到华亭县，整个沿海路线的距离。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料记载，只有这么两条，所以我们只能够猜测当年的情况。具体来说，捍海塘修筑了以后，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止海水的入侵，抵挡海水淹没农田，海塘里面的人们生活就得到保障。如果没修筑海塘，海水就会漫淹上来。如果修筑了海塘限制海水漫淹以后，那么就可以把这些土地在几年以后改作良田。伴随不断的淡水冲刷，若干年以后，土地就可以耕种粮食，所以这些地区的垦田面积可能越来越大，那么人口也不断迁来，户口数量增加。所以苏州海塘的修筑对农业生产的开发作用特别大。大家也都知道，在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宗广德年间，在太湖的东南地区嘉兴县出现了屯田。

广德年间，在太湖东南地区有个嘉兴屯田，出现了“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的局面。当然这个是有点夸张，主要是赞美屯田生产的发展程度。前辈学者缪启愉先生认为这与海塘修筑密切相关。前面讲的海塘修建的确是在开元年间。可以断定，中唐安史之乱后江南之所以能迅速成为国家重要的财赋之地，与玄宗年间一系列重要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密切相关。农业基础是奠定在开元年间，而成效显现在广德、大历年间。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讲，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仅很重要，而且对人口导入都有很大影响。刚才我讲人口的时候，发现苏州的人口很稀少，但我们没谈，避开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没谈呢？因为太湖的东部地区，包括苏州和今浙江的一些地区全部算进去的话，茫茫一大片，人口却很少。我们刚才说的农业基础奠定在开元年间，而成效显现在广德、大历年间，对人口来说也是如此。包括后面要提到的华亭县，设立于天宝十年（751），为什么在天宝年间设立，而且设立了县以后，县南部的边界和西部的边界就是现在上海和浙江的交界。华亭县的设立有着经济基础，很有可能是和开元年间海塘的修建有关系。所以我们提到水利工程，数量是一个方面，海塘的修建实际上对江南农业的影响更大。

开元年间，关中地区因为人口增长太快，需要大量的粮食。中原地区有大量粮食输出，但供应还是十分紧张，所以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裴耀卿改革漕运后，三年间从江南运粮七百万石。以后崔希逸为转运使，每年转运一百八十万石，一直到开元二十五年（737）。裴耀卿谈到江南漕运时说：

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

江南人口多，粮食产量大，粮食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南方的确是有大量的粮食，通过运河往北方运。所以裴耀卿漕运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南方并不是安史之乱以后突然发展起来的，而是南方的粮食生产已经有着较高的起点。天宝年间，韦坚在疏浚广运潭后，取小斛底船二三百只置于潭侧，各船毕“署牌表之”，将粮食送到朝廷去。这个虽然是象征性的，但各船都是装了各州郡的特产，“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说明南方的粮食最为丰富。糯米，北方人可能不太喜欢，因为主要是吃面粉的，而南方人比较喜欢吃圆子，圆子需要糯米来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出糯米这个问题？南方人吃的大米饭是粳米，粳米相对来讲亩产量比较高，而如果种植糯稻的话产量就比较低。糯米做的圆子光滑柔软，比较好吃，但是糯稻的产量要比普通的稻米低1/3左右。然而为什么唐代前期人们就种植糯米了？之所以要生产这种糯米，是因为人们想提高生活质量。在吃饭这一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们想要调换一下口味，接下来会种一些有特色的粮食，这样就生产出这种糯米了。如果基本口粮不够的时候，人们肯定希望哪一种产量高就种哪一种，不会生产这些提高生活品质的粮食。所以古代史书是不会讲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基本上要弄明白苏州的“三破糯米”作为特产贡到都城的意义，那就是江南不但产粮有余，而且还生产有特殊品质的粮食。

除了这一点以外，糯米的生产还有另一层意义。大家都知道唐朝人好酒，各地都产名酒，而南方酿酒的重要原料是大米，如果是糯米的话质量更佳，生产的酒清澈透明。就是这种苏州的糯米，中唐以后当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曾寄到北方去，因为白居易会酿酒。恰好元稹给白居易寄来杨柳枝舞衫，白居易遂作诗云：“柳枝慢踏试双袖，桑落初看尝一杯。金屑醅浓吴米酿，银泥衫稳越姓裁。”我们一般农村种过地的人都知道，整个粮食生产中糯稻只种一小部分，因为产量太低。首先是要吃饭，其次才是吃好，所以糯稻就控制着种，只起调换口味的作用。

可以看一下杜甫的诗，其中《舟中》谈到他在长江中曾见“连樯并米船”，长江里面全部是运粮船。一般来说这里谈长江的运输，它当然不只是指长江中游，但如果到了中下游的话，这船基本是从江西、皖江走一段，来到扬州进入运河运往北方。像这首《后出塞》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运粮船来到了渤海湾。那个时候大米就是粳稻，粳稻是从东吴来的，就是江南地区。江南地区来的粮食运到北方去，来到了辽海地区，这实际上是江南粮食远销。所以江南的粮食生产在安史之乱以前，也就是开元、天宝年间，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或者说是比较高的水准。并不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的农业发展才比较快，而是安史之乱以前，它已经有了一定的高度。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

三 行政区划析置

第三个方面，我们简单地来看一下行政区划的析置。很多学者都关注过新析州县这一问题。总体上来看，就是一个地区，比如说本来是一个大的县，突然划出一半，成为一个新的县，那么一般而言这是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谭其骧先生就讲过，县是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基本单位。一般来说县与时俱增，设置后很少有罢并，比较稳定。“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一个地方新析置一个县，大致上表明这个地区开发已经成熟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新设立的县和以前的这个县之间的关系，原来的县开发到一定程度，可能就是析置这个县的动力所在。所以，原来一个大的县，我们要有动力加快开发，开发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会析置新县。谭先生主要讲的是浙江历史，这是他总的一个思路。他讲浙江的开发，说到南宋年间南部最核心的山区都已经开发了，比如说庆元县，就是南宋庆元年间设立的，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发完成。因此，析置新县，就是一个地区的开发过程，是一个地区经济成熟的标志。

一个新的行政区划，它的设立可能和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变化有关系，但主要和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南方的行政区划在贞观元年（627）州县并省以后，行政区划大体上定型。贞观元年以前是比较特殊的时期，很多县变成州。贞观之后，从州的层面上来讲，南方新析的一共是三个，即上元元年（674）的温州；垂拱二年（686）的衢州，在今天浙江的西南部；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析越州东部地区设明州。明州的设立主要与海陆交通发展有关，另外实际上和制盐也有关系。明州的地位，宋人张津是这样谈的：

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

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它算不上一个都会城市，但它是海道辐凑之地，也就是说海上交通的中心地区，所以它是“东南之要会”。而这些功能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也就是说开元二十六年明州的设立，是和海上交通有关系。我们应该知道唐后期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来华，实际上大家马上就会知道日本人过来的线路，开始经宁波到江南，有的再到中原。日本人过来了以后都是从明州，经浙东运河，然后转江南运河。为什么不是从海里或者长江口进来后往北走？主要是扬州的交通在唐后期出了一些问题，扬州离长江江面越来越远，所以扬州的优势在减少，因而日本人大多是走这样的路线，而且从内河走比海里和长江口走更安全，这样使明州的地位越来越高。开元二十六年时，还有一个制盐的问题，就是说在今天的舟山地区设立了一个盐监，生产和运输都要协调，沿海设立一个行政单位的需要就凸显出来，所以设立了明州。因此，明州的设立是符合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具体需要。

县级行政的析置，唐前期两浙数量较多。就皇帝来说，高宗时七个，武则天时期最多，一共十七个，睿宗时两个。所以有很多学者专门写过这个文章，为什么高宗、武则天时期江南析置了这么多县。

我们来看开元年间，玄宗时新析县六个，即苏州的海盐、华亭，明州的奉化、慈溪、翁山，婺州的浦阳，如果再加上相邻安徽南部的话，有宁国、太平、青阳，歙州的婺源，玄宗时期共新置十个县。我们把这些新析县的地理位置观察一下，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新析的县大部分都是在太湖的南岸和钱塘江流域，也就是说很多县实际上是位于平原开发的盲点。唐玄宗时期的六个县有五个县是设立在沿海地区，海盐、华亭、翁山、慈溪、奉化都在沿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点，江南的开发，县级行政单位武则天时期是在内陆平地上设立，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实际上是走向了沿海地区。江南的开发，从内陆走向沿海，基本上在玄宗时期出现。

刚才讲到了华亭县，我们就以它的设立为例，看一下析县是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华亭县设立以前，太湖东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吴江和上海市的这些地区，如松江、金山、青浦等区，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常受湖水浸漫，“从古为湖瀼，多风涛”，大水时期，常会淹没村落。唐代以前，冈身以西部分区域有一定的开发，但深受地表径流不畅的影响而使农田被淹，而冈身以东的部分受海浪冲击，只是小部分地区有人生活，大部分地区涨潮时被淹，退潮时露出水面。所以总体上来讲，在六朝以前，太湖东部地区，也就是冈身以西整个大片地区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之后有一个工程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开挖，挖河的泥土全部堆在河的两岸，成为高高的河堤。河堤的上面就是一条路，也是拉纤人走的路。由于河堤的出现，太湖流向下游各河道的河水被拦挡，湖水不再向四野漫泄，慢慢地今天的苏州东部地区，也就是吴江和昆山部分地区的低洼地有了耕种的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冈身以东，长江与钱塘江、海洋三面相汇合，泥沙在不断堆积，面积越来越大，成陆的地区越来越广阔。这种由泥沙堆积而成的陆地一步步向东推进、连续不断，使陆地增长的速度变得很快，造成大量农田需要有人来开垦。随着海塘的修建，海岸线固定下来，海潮已不再威胁海塘内的农田，农业发展迅速。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大量迁入，荒地不断开垦，华亭设县就有了可能。再举个例子，上海的东面，今天的临港新城地区，十几年前刚开发时我们去参观，看到的都是种在海滩上的棉花。海滩上不能种粮食，棉花是最合适的。而现在大家去看的话，那个地方早就已经全部被开发了。所以海滩的开发只要有人口导入，速度是非常快的。

当全国迎来“开天盛世”的时候，南方的经济在快速发展。南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今天在上海的这一块区域，吴郡太守即苏州的刺史赵居贞说，要割昆山县南境、嘉兴县东境和海盐县北境，新设立华亭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云：“华亭县，上，西至州二百七十里。天宝十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唐代县按人口分为上、中、下等级别，其中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下县。也就是说，从三个县中各划出一部分地区设立的华亭县，其时户数在六千以上。华亭县的设立一方面是苏州东部地区经济重要的体现，另一方面官方行政触角伸向了沿海，对沿海地区能有效地进行管理。华亭因为是新设立的，经济上是苏州区域内最差、最落后的一个县，人口最少，只是个上县，但至唐末五代，华亭经济与相邻的海盐、昆山已十分接近，户口也在快速增加。也就是说，华亭县天宝以后经济发展比较快，靠的是海塘的修建。这是第三个方面。

四 城墙修筑

第四个方面我们要讲一下城墙的修筑。隋唐之际，南方没有什么大的战争，所以州县的城墙一般都是用前朝留下来的老城墙，因为经济上还不够富裕，先整修一下凑合着使用。到了开元、天宝年间是和平时期，即使如此，还是能看到当时是对一部分城墙进行了修建，大家可以看一下表4。

表4 开元、天宝年间州县城墙修筑

睦州城最初筑于贞观二十年（646），城内“崎岖不平，展拓无地，置州筑城，东西南北，纵横才百余步”，是否有城墙没有明确记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因水患，遂将州城迁至桐江口的建德县。不过睦州只有子城，“东面濠上，西面临谷，南枕新安江，北连冈阜，周回二里二百五十步”。州城是依凭自然山势建立的，城东是利用了自然河道作为护城壕的。由于子城谈到了具体的周长，应是有城墙的。

新析的县级行政单位，一般是重建城池修筑城墙的。《绍熙云间志》卷上《道里》谈到华亭县：“县之有城，盖不多见。华亭邑于海壖，或者因戍守备御而有之。绍兴乙亥岁，酒务凿土，得唐燕胄妻朱氏墓碑，以咸通八年窆于华亭县城西一里，乡名修竹。是唐之置县，固有城矣。”虽然县城大小并不可知，但应该是有明确的界限。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四说：“华亭，旧亦为苏之属邑。……县旧有城，《古图经》云，在县东三百步，今谓之东城者是也。近岁耕者于荐严寺田中，得城砖甚多。”这些都说明唐代华亭县是有城墙的，应在宋代华亭县偏东三百步之处，唐宋县城基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南宋年间的华亭县，“周回一百六十丈，高一丈二尺，厚九尺五寸”。宋代并没有修城墙的记录，估计城墙是唐代设县时修建的。

江南地区的县城前前后后一共有93个，其中有20个州治设在县城里，这样的县一般叫附郭县。扣除20个州治附郭县，江南共有县城73座，但这些县城中有很多是唐前期新析的，如高宗时期江南新析县9个，武则天时17个，睿宗时3个，玄宗开元、天宝时10个，可知江南县城占总量的一半左右是安史之乱前渐渐设立的，而这些逐步设立的县城一般都新筑城墙。

江南州县城墙的修筑是个渐进的过程，更何况一些城市是从来就没有城墙的，但不管怎么说，城市建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联。开元、天宝年间的城市建设，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唐后期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城墙的修筑不仅是城市发展的结果，更是城市进一步走向繁荣的推动力，因而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城市建设，我们特别讲到城墙的修筑，这对城市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推动呢？近代以后，人们发现城墙对城市的发展有一些问题。所以有很多城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者更早的民国时期被拆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城市的交通不方便，对城市的商业发展是有限制的。这个是对的，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这样的，它的一个城门洞对汽车进入是不方便的，大大减慢了速度，而且宽度也不够。但要说清楚，我们在这里现在讲的是隋唐的事情，当隋唐的时候，城墙的修筑对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首先，城墙的修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空间规模和形状大小。城区面积的大小，多少能说明一个城市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一个城市街道、桥梁、河道的布局状况及相应的城市工商服务行业发展程度。在没有修筑城墙之前，城市的发展是无序和杂乱的，城区是不固定的，一些城市主要是倚靠子城向外散状弥漫式的发展，但一旦修筑了城墙，就将城区范围硬性地确定下来，城市就会在一定的区域里发展。尽管城市各区域的发展有快有慢，但都是属于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城墙外的区域存在着很大不同。

其次，城墙的修筑，使城市管理者能根据城市的大小和形状，合理地规划城市内的河流、街道、坊里建设。城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内部交通的发展，决定里坊街区的形状，街道和桥梁等城市交通建设的布局。城墙修筑后城市的物质形态会更加完善，直接影响到城市内部人们的生存状态。

再次，城墙的修筑，城区面积的扩大，带来了人口数量增加，使城市人口的文化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江南城市的高城墙，使城市与农村的界限清晰起来。城市不但比农村安全，而且和政治机构相依偎，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大大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涌入，使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唐五代江南州级城市大多有十万以上的人口，更有部分达二三十万人。

最后，城墙的修筑，促使了城市商业经营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促进了江南城市商业的发展，比如江南城市中的市在设立地点、市的形制上显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唐代江南城市实行市制，但一些城市中的市场设立地点，与城门的位置、道路和河道的走向有关。如越州城内设市，市边有河道，水边有堆置货物的平地，四周是民居，市离城墙不远，市场与城墙有一定的联系。城墙修筑后，城区面积有所扩大，迫使市场规模也要更加庞大，以保证城市生活用品的供应。但市场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规模，所以有的城市新的小规模的商业市场不断出现。

说到底，城墙修筑后，城市的物质形态会更加完善，直接影响到城市内部人们的生存状态，城市内外人们的生活差别越来越明显。城墙的修筑，带来了城区面积的扩大，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城市人口的文化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加上商品经济的活跃，江南城市将会出现较为开放的城市文化氛围。城墙修筑的不断完备，既是江南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推动了江南城市进一步向前发展。

五 手工业

最后一点我就讲一下江南手工业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开元、天宝年间江南手工业到底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看一下它是什么水平。和北方手工业相比较，我们发现南方的手工业也很发达。比如说丝织业，根据《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通典》《旧唐书》等书的统计，我们列出表5。

表5 开元、天宝年间江南手工业

南方的每一个州都有丝织品的生产，而生产特殊丝织品的有八个州。生产特殊丝织品，说明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汪篯先生曾经讲过，唐代前期主要丝织品生产区有三个，其中吴越是三个中的一个，当然他也指出江左的丝织品与河北、巴蜀地区相比“工妙犹不足”。唐代前期江南丝织业的确有较快的发展，到了唐朝后期发展就更快了。但是这个快速的基础，我们认为和开元、天宝年间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接下来可以具体地看表5中关于丝织品的记录。这里引的《唐六典》是开元年间的，然后《元和郡县图志》里有开元赋、开元贡，尽管开元赋可能不太全，《通典》是天宝年间的。当然还得注意看《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中刚才讲过的特殊丝织品。大家可以看一下，表5中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普通丝织品，而像所讲的白编绫、交梭就被认为是特殊的丝织品。在开元、天宝时期，有几个州的丝织品生产水准很高，比如润州、湖州、杭州。再如像睦州，水平也很高。一般情况下，我们谈到丝织品，往往先去讲河北地区的，很少有人谈江南地区。河北地区的丝织品生产地广、质量高，所以一般就很少注意其他地区的发展状况，而实际上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也是值得一书的。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江南的丝织业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记载。比如说李白的诗里有：“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他曾在南方待过，对江南的丝织业有记录。谈到常州义兴县令李铭为政有方，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壶浆候君来，聚舞共讴吟。农人弃蓑笠，蚕妇堕缨簪。”诗中谈到义兴男人主要从事农活，女人主要从事养蚕丝织。也就是说，常州是一个盛产丝织的地方。开元时徐延寿在钱塘江岸看到：“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织缣春卷幔，采蕨暝提筐。”他讲到越州的女子，穿的是罗衣，涂的是胡粉，成了南方女子的典型模样。曲阿人开元进士丁仙芝云：“东邻转谷五之利，西邻贩缯日已贵。”他看到的东邻和西邻都在贩卖粮食和丝织品，因为产量大，大家才会将多余的东西运进市场出售。《太平广记》卷一○五引《广异记》“李惟燕”条谈到李惟燕天宝间从余姚郡参军任上卸职北归：“舟中有吴绫数百匹，惧为贼所得。”这里说的“吴绫”，当然是江南的丝织品，以“吴”命名丝织品，说明是很有江南特点的一种产品。

回到前面提到的开元年间江南的“回造纳布”。两浙地区的布纺织特别的普及，如果用《唐六典》看各个州的记录，可以看到江南布纺织的大体情况。《唐六典》卷二○“太府卿”对“诸州庸调及折租等物应送京者”进行了分等，其中江南的调布等级如下：

第一等：润州火麻

第二等：常州苎布

第三等：湖州苎布

第四等：苏、越、杭苎布

第五等：衢、婺苎布

第七等：台、括、睦、温苎布

江南有档次比较高的，如润州的火麻，西州的市场里面都有这种布。中间等级的，应该是第三等和第四等，共有四个州。整个江南地区，总体上多数地区生产的布为第五等、第七等的低档货，低水平的布很多，高层次的布有，但不是最多。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指出，江南布的生产是十分普及的，每个地方都有，生产量很大，这是必须要看到的。利用《唐六典》和《元和郡县图志》《通典》上的记载，可以看到江南布生产是比较广泛的（表6）。

表6 开元、天宝年间江南布生产

把几个记录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江南的“回造纳布”为何是有基础的，因为生产的地区是相当的广泛。在颜真卿的文集，即《颜鲁公文集》附录引殷亮《颜鲁公行状》谈到安禄山叛乱时，颜真卿为平原郡太守，清河郡寄客李华“为郡人来乞师”，他对颜真卿说：“国家旧制，江淮郡布贮于清河，已备北军费用，为日久矣，相传为天下北库。今所贮者有江东布三百余万匹。”清河有贮放布的库，数量很大，战争来临，就当军费来用。清河单是江东布就有三百余万匹，是国家的战略储备。江东就是两浙地区，两浙地区布的生产在全国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开天年间江南布是政府财赋的重要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开元、天宝年间的金属开采。江南铜的主要产地是睦州和相邻的宣州当涂、南陵二县。睦州建德县铜官山及遂安县洪洞山在唐以前就有出铜的记录，唐天宝中在遂安洪洞山置场，说明这个时候的产量极高，遂安铜进入产量的高峰期，设场管理开采主要是为了供应宣州铸钱。在宣州的当涂、南陵二县，唐前期是任民开挖，但至开元时，面对高品质的石绿和铁的诱惑，政府实在不能无动于衷，“自唐开元以来，立为石绿厂”和法门场。说明开元时政府加大了开采力度。江南铜开采后，政府主要是用来铸钱。开元时政府在江南的钱监设在润州。

开元二十五年，玄宗任命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第二年，又在润州设立了铸钱监。玄宗时江南的铜器铸造水平很高。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钟鼎彝器辨》云：“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其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然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这是官方铜器制造的花瓶。此外如华亭县天星观的开元钟，钟声巨洪，铸造时间为玄宗开元时期。1956年在西安东北郊出土了银铤四件和大小银盘各一件。四件银铤中，有两铤是两浙相邻的宣州生产，还有一铤是江南衢州生产的，其背面刻有铭文：“信安郡专知山官丞议郎行录事参军智庭上。”该银铤应该是衢州银矿开采后，通过简单加工，直接被地方官员送到中央，最后由杨国忠献给玄宗。衢州开元、天宝年间已是重要产银区。并不否认，江南的金属开采和制造在唐代后期更为发达，技术更高，但我们可以看到玄宗时江南的真实面貌，玄宗时江南已有相当高的制造水平。

玄宗时期江南手工业的其他方面，就不再举例，总体的发展程度是相差不多的。

结论

通过上述所列的五个方面，可以看到开天盛世时南方经济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快速崛起的局面。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讲，虽然北方的发展肯定超过江南地区，但南方也在发展，而且比较快速，所以到安史之乱以后，南方经济马上替代了北方，大量的粮食运向了北方。很多人就说江南的钱粮是占“国用大半”，这个当然有点夸张；不过说江南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地，这大家都应该承认。单这方面称为经济重心南移，恐怕还不行，但说江南是唐朝的财赋中心，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国家的盐和粮食主要是靠南方，所谓“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就是说南方越州地区的布和衣服运到北方，北方就有衣服穿了，南方苏州地区的粮食运到北方，北方就可以有饭吃了。这个也是有些夸张，但大体上还是能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性。

这个倒过来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手工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在唐玄宗时期如果没有奠定发展基础的话，中唐以后很难马上就能看到这样的一种局面，因为衣服和粮食南方是不会短时期出现这么大的产量。所以我认为开天盛世时期的南方，其实已经为国家财赋重心的转移准备好了基础条件。因为有了安史之乱这个偶然到来的事件，我们经常讲安史之乱以后财赋中心开始南移，但实际并不是如此。也就是说没有安史之乱，南方的经济也在慢慢地崛起，慢慢地达到和超过北方。当然什么时候能超过北方，那是另外一回事。北方主要经历了安史之乱，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而南方却有个快速崛起的过程，所以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并不矛盾。当我们谈开元盛世的时候，必须看到江南经济是在快速发展，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延伸阅读

张剑光：《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张剑光：《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