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子的文化水平

程民生

程民生，1956年生，1990年博士毕业于河北大学，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所长，曾任《河南大学学报》主编，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曾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年度人物。主要从事宋史研究，兼治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已出版著作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在男权社会的中国古代，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史籍罕见女子身影，哪里谈得上研究其文化水平与贡献呢？尤其是在理学兴起的宋代，传统观念以为愈加压抑女性，更无女子风光可言。其实，宋代女子中相当一部分接受过文化教育，也是宋文化大发展的一个主要群体。对于宋代妇女研究，学界成果很多，具体到宋代女子的文化素质，也多有关注，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关于宋代女子的文化水平，尚无直接、整体的研究，而该问题正是前人研究的相关问题的基础，事关宋代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故而不揣冒昧，试作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 宋人的女子教育理念

女子需要文化吗？这实在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折射出诸多思想观念。宋代并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相反，官方以及社会舆论普遍赞成女子受教育、学文化。从最高统治者皇帝来说，尊重妇女的文化作品。如宋真宗诏令诸儒编历代君臣事迹一千卷，名为《册府元龟》，其中原有大量妇女言行，由于不想让后妃、妇人之事糁杂在其中，而后又单独析为一书，别纂《彤管懿范》七十卷。又命陈文僖公（彭年）裒历代帝王文章为《宸章集》二十五卷，复集妇人文章为十五卷。将历史上的女子事迹和文章编辑成集，本意是不让女子与士人混在一起，但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官方对于这些事迹、作品的肯定和宣扬，适应了宋代女子地位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历史需要，对于广大女子无疑起着鼓励作用。

对于女子的文化教育，皇帝也有明确的态度。如宋高宗认为无论男女都应该读书，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戒。即在读书这一问题上把女子和男子置于平等位置，并寄予同样的希望，即通过读书“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戒”。这话不单是针对后宫而言的，也包括民间女子。宋代的童子科曾允许女童应试，并给予中选者奖赏，自置童子科以来，未有女童应试者。淳熙元年（1174）夏，一女童林幼玉求试，中书后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二件，林幼玉皆通晓。四月辛酉，就下诏特封为孺人。经过严格的考试合格后，封为初级朝廷命妇。嘉定五年（1212），又有女童子吴志端被传令到中书复试。有臣僚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女子应试会带来一些问题：一是录取了无法使用；二是她艳妆怪服四处拜访朝士会引起围观，实在不雅，故而不宜在中书复试。宋宁宗接受了这一建议，改为由国子监考试，给予赏赐。由以前的中书复试、政治册封变为国子监考试、物质奖励，待遇虽然降低，但仍给予特别优待，以资鼓励。

宋代主流舆论普遍主张女子应该学习文化，掌握一定的知识。例如“老夫子”司马光，就抨击只教男不教女的错误观念，一再强调女子应学习，但只教男而不教女，那不就不利于彼此的教学了吗？然而生而为人是不可以不学习的，难道学习还有男女之分吗？所以居家女子是必须要读《孝经》、《论语》及《诗》、《礼》，并且要略通大义。她们所做的女功，则不过是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都不应是女子适宜学习的东西。并明确将好学、有文化定位为贤女的主要标准，认为历史上的贤女是没有不好学的。他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女子制定了具体的教育方案，认为受教育权男女平等，但教育内容男女有别，女子多了女工作业，文化课多了《列女传》《女戒》，少了《尚书》《春秋》及诸史、儒家其他经典和文辞。这是面向未来需要的学习，符合家庭妇女的社会生活实际，也可以说是古代“家政学”的课程。经朱熹等人的宣扬，成为后代众多家族奉行的行为准则，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北宋中期的颍川谢氏“世为儒家”，教育儿子经术的同时也教育女子，认为人最大的忧患，莫过于不知古，尤其是世上的妇女之辈更是不明白，无所闻睹，为妇为母，竟然都不清楚自己所为之道。行不遵从古制，却想要其无为父母优辱，是不可能实现的。颍川谢氏为父母者皆以此为戒。谢氏子女必须要受教育，她们的言行必有所师法，所以谢氏女的贤能世间都有所耳闻。有文化的谢家女儿之贤惠，有名于当时。郑侠对此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女子教育比男子教育更重要：没有文化的妻子会是骄奢淫逸的悍妇、戾妻，毁坏家庭和睦。士人如没有齐家这个前提，谈何治国、平天下？因而娶妻必先寻求有文化的女子。

两宋之际的孙觌认为妇人女子有三种类型：第一种虽然以幽娴静专为德，但整日浑浑噩噩，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则为愚妇；第二类是那种聪明过人的，则出而乘夫，整日说三道四，是为艳妻；第三，唯有哲妇能从容不迫，进退自如，动得理所，就连士君子亦很难做到。所谓理想的“哲妇”，就是有文化的女子，正是司马光贤女标准的延续。士大夫将此种女子誉为“女士”，如袁燮也认为所谓女士者，女子要有贤士之行，要识高虑远，义理甚精，而又不移于流俗，这便成了妇女楷模了，怎么会只能在家中做供奉酒食之事呢？女士，也即女士人，有文化的女子。观念最前卫的是南宋事功学派代表叶适，他比七八十年前的司马光开放得多，认为无论是会文学还是有技艺，都是贤妇。袁采则从大多数人居家过日子的角度，指出妇女应当拥有基本的文化水平，只有“自识书算”，才能在丈夫不理家或寡居的情况下自立门户，当家并维持生计。换言之，必须有文化才能代替丈夫挽救家庭、维持家族。朱熹继承了司马光等人的女子教育观。有学生请教女子应该学些什么？朱熹认为应该学习《孝经》以及《论语》、曹大家《女戒》、温公《家范》。与司马光相比，朱熹更强调德育，似乎更保守些。

从上可见，对于提高女子的文化水平，在宋代已成共识，但因家庭层次不同而有所区别：士大夫家庭以提高素质、品质为主；中下层家庭以提高能力为主。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女子学习诗词等文学创作。如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将司马光、程颐、胡瑗的观点加以曲解，认为郑卫之音乃靡靡之声，如今教女子作诗歌执俗乐，是不合时宜的，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是不对的；其出发点是维护女子的端庄形象，即维护礼教。不过，尽管他们都是大儒，但这些老夫子之言的社会影响在当时是有限的，即便在士大夫之家，仍多有女子精通诗词音乐。如二程的母亲侯氏，小时候便聪悟过人，女功之事，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今，好文但不为辞章，认为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是不对的，平生所为之诗不过三十篇，都没能留存下来。明知女子创作诗文非是，仍不免好文作诗。实际上，她反对的并不是女子创作，只是认为作品不宜公开于世。后人如真德秀有意无意地曲解其意，甚至移植到程颐身上，透出一股偏执陈腐的气息。北宋末年官员妻子王氏夫人多才艺，能为小诗，但其丈夫未尝示人，王氏夫人自己也觉得此非妇人女子之所当急，诗一传于人，则争相传播，卒掩其内行。女诗人自己也认为，流传的诗文把女子内心情感暴露于众，遭受众口褒贬，令人难堪。宋代女作家群的崛起，实际上是在比较压抑的气氛中勃发的，否则会更加灿烂。

总之，宋代士大夫将文化水平作为贤妇应具有的素养，注重对妇女进行文化教学，这是宋代妇女观与妇教观的一大进步，比之明清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应当值得肯定。

二 宋代的女子教育

秉持上述基本理念，宋人广泛开展对女子的文化教育，具体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学堂教育。皇宫中有女子学堂。宋仁宗时，女官尚仪之下设司籍二人，掌管经籍教学纸笔几案，并佐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人。管理经籍教学、纸笔几案等学习用品和课堂桌案，应属于当时教育后宫女官的机构。宋仁宗时的宫女董氏，四岁入宫，稍长便做了御侍，性格和厚，喜读国史，能道本朝典故，侍帝左右未曾有过失，皇祐时被封为闻喜县君。四岁入宫，后来喜读国史，定是在宫内学会的识字。文化课以外，宫女还要学“体音美”等课程。如学草书，书法一般应先学篆、楷或隶书，对在皇宫工作的宫女来说更不会先学或只学草书，说明前此已经学过其他，也说明她们的学习全面且系统。学器乐，她们弹奏玉筝和琵琶的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学舞蹈，从十三岁开始，舞蹈学了一两年。此外内苑宫人还要学打球等。她们服侍皇室的才艺都是在皇宫中学习的，说明宫中有一个完整的女子文化、才艺教育体系。

民间学堂中常见女子的身影。如彭城县君钱氏，夫人资素敏慧，不类常女。自垂髫迨笄总，便一直“就傅”，所谓就傅，就是正式上学。在其三四岁至十三四岁之间，所学有女红、文史、书法等，对于笔札书记之事，过目便能贯通，故二亲非常疼爱她。宣和年间，有名幼卿的女子少与表兄同研席，雅有文字之好，并留有《浪淘沙》词一首。“同研席”即同学，就是不分男女都在一个家族的塾院里读书上学。南宋端平年间，浙东一个破落的衣冠宦族秀才张忠父，家有书馆，邻居罗家便把女儿寄在学堂中读书。甘棠倡女郝温琬，商人之父去世后，流落到亲戚家。温琬幼时便不好嬉戏，六岁则明敏，常看诗书，甚至达旦不寐。她的母亲教她音乐，训笃甚严，但琬欣然接受，闲暇时间诵千言，又能约通其大义，也喜欢练字，落笔无妇人体，遒浑有格。曾女扮男装，同学与之居，多年来都没发现她是女子。她多年来女扮男装所上的学堂，应是村学或市学。

宋代最大的亮点是出现了女子学堂。成都女子杨氏，丈夫为教书先生，她本人常涉文史，徽德婉行，闾里皆有耳闻。她在家中开办了女子学堂，教授诸女以及内外亲表甥侄以章句、字画，每逢时令佳节，她家便“车交马集，衣冠拥会，立候墙宇，邻钗巷帔，招约呼引，裙裾次次，罗列梱内，修弟子之礼”，学堂开了三十年，远近皆仰之，有“以书史化邑屋”之赞誉。所教不是发蒙，而是解说经义和书画美术，既教自己女儿，也惠及大众，周边女子纷纷前来求学，尊之为“经师教姆”。一所开办了三十年的学堂，育人多多，足以使之成为职业教师，从“邻钗巷帔”“裙裾次次”，可知是以女童为主。

家庭教育。宋代女子教育形式，最普遍的是家庭教育。以书香人家为主，教师为其父母或祖父母等长辈。如前引颍川汝阴人谢氏，世为儒家，其教子弟必以经术，同样也教诸女。凡诗书礼义、古今义妇烈女，有见于传记的，必习读，通其理义。谢氏为父母者，率用此为诫，生子女必教，其言其行，必有所师法。教育女子如儿子一样，作为家规全族实行，成就了谢家贤女品牌的名声。有宋氏夫人，从十岁开始，其母就教她剪制之事、音律之法、诗书之言。所教既有女工，也有文化，还有音乐。士大夫之女刘氏，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自幼柔惠警敏，她父亲授以《孝经》《论语》《孟子》，一过能诵，略通大义，终身不忘。夫人张氏，父祖皆为文人，受教于爷爷，幼时便警敏，长大后更是性情温婉和善，她爷爷教她《孝经》《女训》，略通大义。王夫人之父是吉州安福县知名老儒王遵道，“初以教《诗》《礼》《论语》等书自教，夫人读数过辄成诵，耳闻目染，不待勤苦而成，字画亦工。故人萧公敞素善书，见夫人垂髫时学书，惊曰此女可教，因授以笔法，由是书益好”。王遵道不但自己教女儿，还请专业教师来教书法。奉议郎知嵊县孙潮之女孙氏，四岁知书，父授以《孝经》《论语》。明州人戴氏，出身儒家，其父教子有法度，戴氏聪明静专，柔嘉孝谨，所以其父授以诸经，肄业如二兄。戴氏母亲蔡氏在教诲女儿方面更为上心，“织纴、组、酒浆、笾豆、葅醢，凡古公宫所教，彤管所纪，德言容功，日从事焉惟谨。字画仿颜体，甚婉而劲”。父母共同施教，使之文化素质和生活能力全面提高。

那些并非业儒之家，则会招聘教师来家中教育女子。如处州富室林五郎，只有一女名素姐，因患痘疮致一眼失明，夫妻商议，有女如此，当教之读书，将来招一女婿入赘。乃令入学，招黄季仲教导她。季仲是福州人，寄居在其同里家中。素姐年至十二，聪敏，无书不读，擅长书算，遂令辍学而习女工。说亲的纷然而至。单有财富还怕招不到优秀的上门女婿，令其读书习算，以增加残疾女儿的婚姻筹码。寻常百姓人家，对女子教育也很重视，尤以都城等大城市更为突出，“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根据其资质，教以艺业，以备士大夫来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而非极富贵家则不可用”。他们轻男子重女子，重在培训其“艺业”。以一技之长赚钱谋生为目的，符合平民百姓讲求实际的想法。虽非文化教育，但其技艺是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的。

自学成才。许多聪颖上进的好学女子，在家庭无力教育或家长不愿教育的情况下，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如名士王令之妻吴氏，出身官员家庭，天才超然，辞翰之工，不曾从师。喜欢读孟轲氏书，论议宿儒所不及。钱氏夫人幼则秀晤，父母早逝，能自力女功，闲时则学书诵诗。还有房州人解三师，与宁秀才书馆为邻。她女儿七五姐，自小好书，每日偷听众书生所读，皆能暗诵。她父亲向来喜欢道教，行持法书，她就趁她父亲不在家时，私自练习，掌握了其父的法术。洪州分宁县人章氏，其父是有文化的处士，她幼喜诵书弄笔墨，但父母禁止她诵书弄墨，晚上跟着其他女子一起织布，等大家都入寝之后，乃自学课程，这才学习到了知识。违背父母意愿，利用夜晚纺织以后家人睡觉之际悄悄学习，从而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她们不畏艰难困苦，勤奋自学，实属难能可贵，是一种自立自强的表现。

三 宋代女子的文化水平

宋代女子因其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知识类型随之有异。

宫中女性。宋代后妃多有文化，如宋太祖王皇后，虽出身武将之家，但善弹筝鼓琴，早晨起来还有诵读佛书的习惯，定当能识字。宋真宗刘皇后，善播鼗，性格警敏，悟性很高，知晓书史，听闻朝廷的事后能记其本末。真宗常阅天下封奏到后半夜，皇后皆预闻，若有宫闱之事，就傅引故实来核对，还曾写手书下谕百官，不要为其加尊号，仁宗朝初垂帘听政多年，文化水平颇高。宋仁宗的后妃多有文化且水平较高，如郭皇后，被废之后，仁宗颇念之，便遣使问候，并且赐以乐府，郭皇后和答之，辞甚为怆惋。说明其文化水平至少达到可以创作动人诗歌的层次。又如曹皇后，善飞帛书，曾垂帘听政，颇涉经史，常帮着决事，每天中外章奏有数十份，曹皇后能纪纲要。再如杨德妃，端丽机敏，她弹奏的音律都极妙，编织、书艺等作品过目难忘，聪颖多才。宋哲宗孟皇后，伪楚时期曾“寻降手书，播告天下”，“苗刘之变”时写手札催皇帝还宫，无疑是有文化的。宋徽宗的郑皇后自入宫来，喜好看书，章奏都能自己写，其才学赢得才子皇帝的喜爱。宋徽宗的韦贤妃，被掳至北方时，写了一份手书，让李微持归，宋徽宗非常高兴，认为派遣再多的使者也不如这一封家书，说明至少会写信。宋高宗的吴皇后颇知书，有卫士谋反，入问宋高宗所在，吴皇后便骗了他从而救了宋高宗，用其机智保全了皇帝的性命。宋高宗逃入东海时，有鱼跳到船上来，皇后便说此为周人白鱼之祥，皇帝听了大悦，封其为和义郡夫人。所谓“白鱼之祥”，是指武王伐纣时出现的祥瑞，于是建立了周朝，可知吴皇后饱读经史。皇后天天博习书史，又善于翰墨，得到的宠爱日佳，与张氏并为婉仪，不久便封为贵妃。因博览群书、多才多艺而得宠，且步步高升。宋宁宗的杨皇后，知书史，通古今，有《杨太后宫词》传世。

公主自然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所以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如宋太宗之女荆国大长公主，善于书写笔札，爱好图史，能为歌诗，特别善于女工。宋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好读古文章，喜笔札。读书写字是其日常爱好。

宗室的妻子也有文化。如宗室赵宗旦妻贾氏，治家之法令人称赞，喜读书，通《论语》《孝经》大义。宗室赵仲妻子和国夫人王氏，能作诗写文章，善于字画。宗妇曹氏，是丹青高手，她的画作并非优柔软媚取悦儿女子者，是真得于游览，见江湖山川的美景之后的胜概，从而集于毫端。她画的《桃溪蓼岸图》极为美妙。有人曾夸赞她的才华乃独秀，有鸾凤鸳鸯手的赞誉，当时妇人女子的作品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王氏的画，像“桃溪图”“柳塘图”“蓼岸图”“雪雁图”“牧羊图”等都异常精美，并且名列《宣和画谱》，无疑是大家。魏王頵之妇、魏越国夫人王氏，诗、书、画俱佳，整日以图史自娱，用古时的贤妇烈女的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她的篆隶书写得有汉晋以来用笔意风范，她写的小诗有林下泉间风气。她画的竹，以淡墨画之，整整斜斜，曲尽其态，见者皆怀疑是否为竹影落于画帛之上了。若非做到胸中有竹，又如何能达到这种水平？这便是她的写生墨竹图。她们的多幅作品被宋徽宗收藏，足见水平之高。

宫中女官之类，各有执掌。设立尚宫二人，掌管指导与皇后相关的事宜，管司记、司言、司簿、司闱，且总知五尚须物出纳等事。设立司记二人，掌管在内诸司文书出入目录，记录审讫付行监印等事，佐设典记、掌记各二人，女史六人。设司言两名，掌管宣传启奏事，并且佐有典言、掌言各二人，女史六人。设司簿二人，掌管宫人名簿廪赐的事，并佐以典簿、掌簿各二人，女史六人。设司闱六名，掌管宫中管籥之事，并佐有典闱、掌闱各六人，女史四人。设尚仪二人，掌管礼仪起居，管司籍、司乐、司宾、司赞之事。设置司籍二人，掌管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类。并佐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名。从中可知，她们的具体工作多与文字打交道，没有文化是难以胜任的。甚至还有校书这样的工作，典籍校雠的工作仅有一般的文化水平则无法承担。其中，善于书法者甚至代书皇帝的指令，为了使众人看不出是模仿，宋徽宗亲自教她们书法，使其书风大变，颇类宋徽宗。海州怀仁监酒使臣张某有一六七岁的小女，天性惠黠，得到县令曾布夫人的喜爱，教她诵诗书，颇通解。绍圣年间入宫，虽无名位，但因其善笔札，掌命令之出入，还会作诗，俨然皇帝的文字秘书。元祐初，崇政殿说书程颐曾提到的“能文宫人”，怠非虚言。

士大夫女眷。士大夫是宋代最大的统治集团，也是文化水平最高的群体。他们普遍重视妻子姻亲的文化素质及子女教育，故其女眷多有文化，在女子阶层中属于最大也是文化水平最高的阶层。士大夫女眷能识字读书者很多。如官宦之女、沈括之母许氏，常读书并知其大意，她哥哥所作的文章也能诵读。宋仁宗时，崇仪使之女李夫人，聪明伶俐，通晓音乐，略知书翰。官员家庭出身的程氏，受家庭环境熏陶，早为父母所贤，间喜读书，一览便能成诵，尤其笃信内典。北宋中期，都官郎中吴有邻之女吴嗣真，幼年时就不喜嬉戏，独爱文字。自己也很勤敏，所诵之文皆能记，女工方面，不学而能。谏议大夫曾致尧之女，博学，善于持论，他的孙女吴氏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在文字方面多所通解，尤其喜欢读佛书及唐人歌诗。曾巩的两个妹妹都有文化，长妹喜欢读书，二妹孝爱聪明，能读书，谈古论今。阆中蒲氏夫人，勤于女功，遵循妇道，亦喜欢读书。官员蒲卣的母亲任氏深谙经书，同里人都称其为“任五经”，经学名气很大。官宦人家出身的项氏，天赋聪颖，性格淑慧，女工不待教而能，六岁时从师授《内则》《女诫》《列女传》及韩、柳、欧、苏诸诗文，听一遍既能诵，等稍长大时深居无事，便看司马公的《资治通鉴》，观世间的治理、忽怠、人贤不肖，并且常分析归纳其中是非原理，故其阅理明，并持身谨。自幼受过专任教师良好的教育，长大能读《资治通鉴》，且会总结概括。龙图阁学士胡某之女，喜爱读书，并略通大旨，后来又学佛经。两宋之际的朝奉郎施氏之女，少时便喜读书，老了之后读书的热情也没减退，六经孔孟之书，略通其大旨，要是听闻士大夫之贤者，必然使其子孙见而亲之。官宦之后张法善，出家之前性情静专，知书且能诵佛经，习于世故，族群上下人皆敬之。湖北一流浪妇女向官府供状时自己就能提笔写字，其名为屠氏，是士大夫家女，父尝任远安县知县，嫁夫不称意，已死，无嗣续，孤孑一身，自己流浪苟活于世。官员夫人高氏出身于文官家庭，以儒名家，诸女皆知书，夫人庄静淑懿，自少在不学习戏剧、女工的空闲时间，便独自玩墨砚，提笔写字，泛观六经诸子，识其大旨。绍兴间，温州人胡克己应乡举前对妻子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科举考试时他人都没到，就只有自己一人先进考场，认为自己定为首选；他的妻子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她认为《论语》的《先进》篇排第十一，此次胡克的名次应该是第十一名，结果果真如此。《先进》为《论语》第十一章，其妻至少熟读《论语》。宋代妇女多信佛教，好读佛经，许多妇人墓志铭中有“夫人好读佛书”的说法，虽仅此一句，但已显示其有文化。类似妇女识字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众多女子多才多艺，或善于诗词文章，或精通书法、音乐。北宋中期的李氏，出身儒家，诸弟、侄相继中进士，受环境影响特别喜欢书札，并且精通白氏诗，晚年好读佛书。同期的寿安县君太原王氏，好读书，善为诗，性格静专并且有谋略，勤勉有礼。陈述古的一个女儿特别会作诗，曾有人以所藏小雁屏从之求题品，她便作黄鲁直小楷细书两绝句。其一曰：“蓼淡芦欹曲水通，几双容与对西风。扁舟阻向江乡去，却喜相逢一枕中。”其二曰：“曲屏谁画小潇湘，雁落秋风蓼半黄。云澹雨疏孤屿远，会令清梦到高唐。”其诗绘景如画，见字如见画。北宋中期的乐氏夫人出身于官宦人家，性情精明悟性高，对事物的认识角度深而光，善笔札、喜书数，所作弦乐曲极妙。供备库副使之女李氏，女工巧慧，又喜书史，工音律之乐。武将高琼之后高夫人，在巧于女工之外，还善笔札。开封曹氏之家世代为官，其女是诗人，好读儒者之书，作五七言诗百有余篇，人多传诵，其笔札亦十分精妙，才艺甚高。著名书法家章友直之女章煎，工篆书，传承了其家学。友直执笔，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绳，章煎亦能和父亲一样，以篆笔画棋局，笔笔匀正，纵横如一，成为青史留名的女书法家。右监门卫大将军夫人王氏，其家世代在京师做官，端丽聪颖，爱好读书，善作歌诗，精于笔札。王安石家女眷多为女诗人，其妹佳句为最。北宋中后期的才女李仲琬，父为尚书都官郎中。仲琬幼时便异常聪慧，所见书立刻能诵，十岁能为诗，其父代大夫公写的文章思维敏捷，妙语连连，裁决家中事务时明事理，并曾公开说要将自己的女儿当成儿子来培养，此来必能光耀其门楣。李仲婉“于书无不读，读便能言其义，至百家方技小说皆知之，其为诗晚益工，至它文皆能之，而其书尤为妙丽”。吏部侍郎华椿年之女春娘，貌美而艳，性喜读书，诗才敏捷。北宋后期的官员王齐叟，娶舒氏女，“因不得翁意，竟至离绝”，归还父家后，一日行池上，怀其夫而作《点绛唇》。二人皆有诗曲之作流传于世，颇为有才。南宋胡与可尚书之女，俊敏且有很强的记忆力，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于笔札，其诗作也极具观赏性，“琴奕写竹”等艺尤为精妙，自号“惠斋居士”，时人甚至将其与李易安比较，即视为可以媲美李清照的才女。技术官不属于士大夫，但可附带提到的是，司天监丞楚衍有女善算术，继承父业，成为优秀的算学人才。

一些女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的编成集子流传于世，更多的是藏于家中。如北宋中期，眉阳望族女史琰、纯阳守张少卿之子子履妻，天资聪颖，嗜学博古，善绩文，每天都醉心于编简翰墨。平生临览之胜，与子履诗词酬唱，格调娴雅，久而久之积累了许多著作，于是“汇为一编，曰《和鸣集》”。善用秃笔，字体庄劲。少卿非常爱重她，并不责备她疏忽了中馈之职。如同专业作家，自编诗文集，黄庭坚称赞其为女博士。定海女子邵道冲，生而敏慧，乳牙还未换便知书，稍微大点后，便观《汉书》《资治通鉴》，以至成诵，平时便弹琴咏歌下棋来娱乐一番，随事赋长短句，又喜翻内典，手书《法华》《圆觉》《金刚》等经，阅读《传灯录》时，有所思便赞以偈颂。后荟萃所作编成书，藏书于家。邵氏文史、佛经、诗赋皆熟悉，作品包括词、文。莫州防御推官之女齐氏，好读书，能做文章，虽时为诗，但从未视人。她去世之后，才得其作五十四篇，文字高洁旷远，其著作远超当时妇人女子的水平，遗令薄葬，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齐氏识见不俗，且有高质量的诗文。

更有一些女子才智识见卓越，不下于士大夫。如北宋中期，河东县曾氏喜欢研究历史，自司马氏的《史记》以来的史书无所不读，所以她明辨智识，学问已步入研究的高层次，超过许多知名学者。彭氏夫人喜欢历史以及诸子百家，喜读书，尤熟西汉史，能够说清楚那两百年间“君臣理乱，成坏之故”。她还精通佛家、老子之书、阴阳卜筮之说，名家都有所不逮，学术见解甚至高于专家。北宋后期人李之仪的妻子胡文柔，“上自六经、司马氏史记及诸纂集，多所综识”，读佛书作诗歌词禅颂，皆有师法。她博览群书，博学多才，尤其是数学才华，连大科学家沈括都赞叹不已，经常向她请教。同期詹家一位女子为青社李侯大夫之妻，读书能文，议论如烈如大丈夫所言，当时，枢密蔡公夫人王闻其知书，曾数次与之交谈，两位夫人论说古今，亹亹不倦，枢密公偷听她们的谈论军事，论两汉取天下，挥洒出巾帼英雄的豪迈之气。她的这位朋友就是蔡卞之妻、王安石次女，颇知书，能诗词。蔡卞每有国事，先与妻商讨，然后宣之于庙堂。文化水平高到与士大夫一样，热衷于参政议政。在宋代史籍中，士大夫女眷有文化的记载非常普遍。有学者对宋1000篇官绅家族妇女墓志资料予以统计，得出墓主识字、有文化者相当多，约占三分之二的结论。这可视为一个具体比例。实际上墓志中提及的多是文化水平较高、事迹突出者，一般识字者不在记述范围，也即绝大多数女眷都识字，所占比例高出三分之二。

平民女子。对本文最关键的是占总人口将近一半的平民女子。有关她们的记载自然不如士大夫女眷繁多，但透过星星点点的史料，也能看出大概。宋仁宗时青州穷秀才张生的母亲贤而知书。周琬的父兄皆举明经，但周琬独喜图史，好为文章，日夜不倦，如学士大夫，从其舅邢起学作诗，后竟然作诗七百篇，是位高产诗人。同时期的洛阳农民王德伦之妻，知书识字，常说孟母择邻之事，以诲诸子，又爱看《多心经》。建安暨氏女，十岁能作诗。其所做的赋《野花诗》，观者皆为惊赏，后来知道她“不保贞素”，皆数落指责她，最后流落而终。黄庭坚外甥洪炎有侍儿曰小九，知书，能为洪炎检阅文章，洪甚爱之，这位婢妾出身自是低下，但能协助学者查阅书籍资料，文化水平较高。崇宁间，京师一老姥“留心祖道”，所见甚高，尝作《形神颂》，能道阴阳天地之玄理，道学、诗歌均有造诣。北宋末年余姚人莫氏，虽出身于平民家庭，但自少小知书，经常作诗议论文章，女工之事，不学而能，才华如同一个睿智的男子。陆游曾在一驿站中见题壁诗，诗词精妙，经打听，作者是驿卒的女儿，遂纳为妾。半年后遭正室驱逐，妾赋《生查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识愁来路。窗外有芭蕉，阵阵黄昏雨。晓起理残妆，整顿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一位驿卒的女儿，也能做出凄美的诗词。汀州宁化县攀龙乡豪家刘安上之女，生来便不吃茹荤之食，天性聪慧，喜文墨。芜湖詹氏女天生丽质，其母早亡，贫穷的老父以六经教授邻里，称为詹先生。女与兄事之慎谨，间售女工补贴家用。手抄《列女传》，每天都至暮夜，并且必熟读数遍方才入寝，虽大寒暑也没停过。福州长乐县巨商陈公任的小妾识字，生活在孝宗年间，曾梦见三人入门，其中衣绿袍者，抱文牍大书于壁间并写下“陈公任今年四月初七日主恶死”的字样，妾识字能读，第二天告其同伴这一不祥之梦，但一起看墙上时一无所有，两人皆匿讳不敢说。同期的湖州吴秀才女，因受家教熏陶，聪慧且能作诗词，貌美家贫，被富民子所占，投郡诉其奸淫，她奉官员之命作词自辩，当时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受此情此景影响便作《长相思》令，提笔立成，曰：“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塞管催。”南宋杭州西湖樵家女张淑芳，曾为贾似道妾，后出家为尼，有词数阕传世，如《浣溪沙》云：“散步山前春草香，朱阑绿水绕吟廊，花枝惊堕绣衣裳。或定或摇江上柳，为鸾为凤月中篁。为谁掩抑锁芸窗；甚具才情。”岳州徐君宝妻某氏被掠到杭州，路上屡被逼奸，均以巧计脱身。一日被逼无奈，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饮泣，题《满庭芳》词一阕于壁上，后投湖自尽。会填词，会书写，有节操，德才兼备。商人的妻子多有文化，至少多会算账，北宋杭州商人乔俊常年在外经商，一年有半年不在家，自家开的酒店多交给他的妻子高氏，管理每日出进钱钞等若干事务。丈夫外出，有文化的妻子直接经营。刻字工匠识字，其中就有女匠人，如宋末平江出版的《碛砂藏》，其刊工中有唐三娘、严氏、鱼李氏等女工。至于尼姑、女冠、女艺人、女巫祝等，至少均有初步的文化，另文一一论述，兹不赘言。

四川地区文风昌盛，有文化的女子很多。早在宋初，就有“蜀多文妇”的说法，并认为这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成都有著名的喻家姐妹二人，出身儒家，家中清贫，一无所有，在清贫中坚持读书。诗人顿起曾作诗赞曰：“零丁依老姑，破屋僧堂后。相对诵诗书，未曾窥户牖。圭折玉弥方，山寒松更茂。”宋仁宗时的四川隐士张愈，其妻蒲芝贤能又有文采，张愈卒后，其妻作诔为他哀悼，其文笔精彩，见识不凡。福建民间热衷于读书，甚至“男不耕稼穑，女不专桑柘”，女子内外悉如男，“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她们担任牙侩，操纵商业，称雄城市，欺凌愚夫庸奴，没有一定的文化是不行的。正如宋人有牙侩乃世间狡猾人，智力超群。

妓艺女子。位于社会下层的女艺人、妓乐等，基本技能是演唱。由于主要是为上层服务，接触的多是士大夫等文人名士，即便从服务迎合的角度而言，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事实也是如此。如黄州营妓李琪有点小聪明而颇知书札，得到苏轼的喜爱。北宋周韶、胡楚、龙靓是杭州名妓，苏东坡曾为其作书《三妓诗》一卷。徐州营妓马眄十分慧丽，东坡守徐日甚喜之，盼其能学公书。公曾书《黄楼赋》未毕，马眄偷偷模仿公书“山川开合”四字，公见之大笑，略为其润色，也没有改过来，所以今碑中四字，为马眄之笔。北宋流浪艺人吴女盈盈，十六便善歌舞，尤工弹筝。容貌、词翰、情思等都翘翘出群，少年公子不惜金玉帛争登其门，其作词甚佳，留有《伤春曲》一词：“芳菲时节，花压枝折。蜂蝶撩乱，阑槛光发。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来？空使雕阑对寒月。”宋代妓女多能诗词，尤以高级妓女最普遍。如东京开封的平康里，乃东京诸妓所居之地，从城北门而入，东回三曲，妓中最胜者，多在南曲，其中诸妓，多能文词且善吐谈，亦爱评品人物，应对有度。崇宁初年，福州古田邑娼周氏能作诗，曾赠人绝句云：“梦和残月到楼西，月过楼西梦已迷。唤起一声肠断处，落花枝上鹧鸪啼。”又有《春晴》诗曰：“瞥然飞过谁家燕，蓦地香来甚处花。深院日长无个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北宋末年彭泽娼女楚珍，既是书法名家，又善诗歌。宣和年间有人评价其为江南奇女子，虽豪放不群，终以节显。曾有人见过其《过湖诗》，清劲简远，有丈夫气，故认为此人胸中不凡。其才多艺高，胸襟不凡。四川的娼妓有文化者更普遍，蜀娼能文，且为薛涛之遗风。放翁客曾从蜀挟一妓回家，蓄之别室，率每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颇疑之，客作词自解，妓即韵词对答：“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柔肠百转，情浓意切，言辞新奇，遂为名篇流传于世。再如四川汉州营妓僧儿，秀外慧中，善填词，宠爱她的长官罢任后，僧儿为之作《满庭芳》。在杭州西湖，曾有一通判闲唱秦观《满庭芳》，偶然误举一韵，将“画角声断谯门”，错说成“画角声断斜阳”，妓琴立即指出了他的错误，通判便问她能改韵否？“琴即改作阳字韵”。苏轼听到后颇为赞赏。不仅指出士大夫的错误，还能立即熟练地将名作改韵，才思敏捷，绝非一般水平。另有长沙义娼，家世倡籍，善于唱歌，尤为喜欢秦少游乐府，得一篇便能手笔口咏不置，自己手抄《秦学士词》一编。张俊的爱妾章氏，原为杭州名妓张秾，颇知书，柘皋之役时，张俊贻书嘱以家事，张秾的答书引霍去病、赵云不问家事为言，让张俊勤勉报国。张俊将其书呈上，皇上大喜，亲书奖谕赐之。其文史水平、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得到皇帝的赞赏和褒奖。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通书究而达今古，因陷入政治斗争，被朱熹逮捕拷打，后遇到机会陈状而自便，应声口占一词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往也如何往。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对命运的勘破以及绝妙构思，使此词竟成千古绝唱。有研究者指出：宋代歌妓是个庞大的创作群体，在《全宋词》中的女性词人约占四分之一，有名的词家词作很多。揆之于史，正是实情。

更多有文化的女子是社会上演艺界的女演员。孟元老列举了宋徽宗时在京瓦肆伎艺中的女艺人，根据名字的女性化特征，约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张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叫果子文八娘，等等。南宋时女艺人更多。绍兴初，路岐人之女千一姐容色美丽，善鼓琴弈棋，书大字，画梅竹，其作歌词，妙合音律，堪称色艺双绝。宋孝宗时，宫廷女艺人盛极一时，如棋待召为沈姑姑，演史为张氏、宋氏、陈氏，说经为陆妙慧、妙静，小说为史惠英，队戏为李瑞娘，影戏为王润卿，皆为当时宫中慧黠之选。教坊有女童采莲队，民间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门沿街赶趁。为了促销，官方卖酒之处都有女艺人表演，“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挑选上中下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桃师姑、沈三姐等，还有私名妓女如苏州钱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妇朱三姐、吕双双，十般大胡怜怜，婺州张七姐，蛮王二姐，搭罗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旧司马二娘，裱背陈三妈，屐片张三娘，半把伞朱七姐，轿番王四姐，大臂吴三妈，浴堂徐六妈，沈纹纹、普安安、徐双双、彭新等。”讲史书者需要更高的文化水平，当时，“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等。这里，张小娘子等女艺人与“进士”并列。这些职业技艺均需要一定的文化支撑，她们应该拥有不同程度的文化水平。

四 宋代女子的文化贡献

作为宋文化大发展的一部分，宋代社会涌现出一个阵容庞大的女作家群，尤以诗词创作最为兴盛。其间出现了家族女作家群。魏泰曾经称赞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并认为王荆公家最为出众。又如北宋中期的朝奉郎丘舜中，家中诸女皆能文词，每次兄弟内集，必联珠为乐。其女曾作《寄夫》诗，与汉代女辞赋家班婕妤、晋代女诗人谢道韫相比都不逊色，可见丘家诸女水平之高。稍后的陈襄也是诸女多能诗文。个体者犹如满天星斗。欧阳修曾盛赞早逝的女诗人谢希孟，认为其言尤隐约深厚，守礼而不自放，有古幽娴淑女之风，非特妇人之能言者，并将其与昔日卫庄姜、许穆夫人作比较，对其早逝深为叹息。其文化水平可以前接古人。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清照（1085～1155），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出身于士大夫世家，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美誉。宋词以婉转含蓄为特点的婉约派，长期支配词坛，学者多以婉约为正宗，题材上侧重儿女风情与市井生活，艺术上结构缜密，音律婉转，语言圆润清丽，呈现出柔婉之美，正适合女性。文学史上认定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中，以李清照为四大旗帜之一。众人耳熟能详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一词，当时便惊艳了文坛。其作品汇编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校注、笺注本《李清照集》多种，流传甚广。

杭州人朱淑真，与李清照同为两宋之际人，年长于李清照，其词婉丽柔媚，情真意切，亦为一代名家，宋人搜集整理出其诗《断肠集》10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收有《断肠词》（不分卷），今有《朱淑真集》九卷等作品传世。类似的知名女作家，继李清照之后又出现不少。如吴淑姬，有《阳春白雪词》五卷，其词佳处，不减李易安。相传孝宗淳熙年间，“有二妇人能继李易安之后，清庵鲍氏、秀斋方氏。方氏即夷吾之女弟，能文笔，极有可观。清庵即鲍守之妻，秀斋即陈日华之室。”南宋前期的户部侍郎徐林有一妹妹能作诗，风格不像妇人女子所为，其笔墨畦径，多出于杜子美，风格清平冲淡，萧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作之赋尤为精妙，有诗集传于世。其艺术成就接近当时最著名的诗人陈与义、吕本中，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这些事例说明李清照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雄厚的群体基础。

历史事实表明，宋代女作家的数量超过了前代。一个朝代出一两个才女作家不稀奇，但如雨后春笋般的作家群崛起，就非同寻常了。先秦至隋唐，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总共不过33位，较为有名的仅有汉代的班婕妤、卓文君，三国时的蔡琰，晋代的谢道韫，唐代的薛涛、鱼玄机等。而宋代有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200余人。宋代女作家群体性崛起，既是我国女性文学史上量的剧增，更是质的飞跃。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以往女作家多系上层人物，以词为例，唐五代之际只有个别后妃、艺妓能词，而宋代大为普及，官私娼妓能作词、出口成章者所在多有，且多有诗词大家。她们不但是宋词的主要演唱、传播者，也是不可忽视的创作者，为宋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宋代女作家及其作品，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郁郁葱葱、山花烂漫的奇峰，也是中国女子文学的古代高峰。宋代绘画为我国美术史上的高峰，其中也有女子的贡献，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画家。宋徽宗《宣和画谱》中，就有女画家的一席之地。除了前文提及的宗妇曹氏、魏王頵妇、魏越国夫人王氏外，还有宋初的童氏，所学出王齐翰，画工道释人物。童氏因其为妇人而又能丹青，故当时缙绅家妇女，往往求其写照。不过其画作后大都不知所终，当时宫中有其藏画《六隐图》。宋人邓椿记载了六位宋代女画家，均为当时的丹青高手：崇德郡君李氏、和国夫人王氏、著名士大夫文同之女文氏、著名画家章友直之女章煎、官员画家任谊之妾艳艳以及官员陈经略子妇方氏。现存艳艳工笔画《草虫花蝶图卷》，是中国女画家存世图卷中年代最早者。上海博物馆2005年以275万元拍得，创下了古代女画家作品的最高拍卖纪录，2013年在上海的展出轰动国内美术界。宋代女性画家的绝代风华，光耀古今。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乃教育之根，父母则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这是现代理念，在古代没有幼儿园、蒙学不如现代普及的背景中更是如此。其中，全方位、全天候的母亲养育的作用更大。有文化的母亲成为宋代教育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有生力量。对于母教的作用，宋人十分重视。司马光认为为人母者，要做到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皇帝也不失时机地予以大力表彰。如六岁举童子科的贾黄中，后来成长为参知政事时，宋太宗特意召见其母王氏，称赞其为“真孟母”，并作诗以赐之，颁赐甚厚，贾黄中去世后，宋太宗亲赐其母白银三百两。状元出身的苏易简任参知政事时，宋太宗也召见其母薛氏入禁中问其是如何教子的，薛氏说在苏易幼时则束以礼让，长则训以《诗》《书》。皇上誉之为孟子的母亲，表彰她在培养儿子成才方面的功劳。宋代涌现出许多教子有方、教子成才的“孟母”，有关事例，俯拾皆是。母教往往始于胚胎之时。北宋末年余姚人莫氏，自少小知书，长期作诗论文，如慧男子。嫁给士人后，与其夫常以文字相磨切，甚自乐也，（怀孕时）夫妇危坐相对，多诵经史，用古人胎教之说，后来生子取名沂。沂生来便资性敏悟绝人，督教之甚严，客过其门，常闻诵读讲演之声。其子未成年就试补太学为选首，绍兴五年（1135）考中进士。从胎教抓起，儿子后来金榜题名。有一夫人吴文刚聪悟知书，重视早教，生子后，子稍能言，吴便日置膝上，授以方名六甲，稍大后则教以《孝经》《论语》，间为说古今易晓故事。二三岁就抱着坐在腿上，面对面教东西南北四方位和《六甲诗》。宋初汝南周氏“晓音律而尚雅声，善丝竹而精琴瑟，习《孝经》而宗玄言”。她早年守寡，四子皆幼，夫人提携教训，亲授经书，及其出就外傅，早已通晓《孝经》《论语》，教育其子学前就熟读两部经典了。以上都是早教的事例。

北宋前期的福建人谢伯初之母，好学通经，自教其子。谢伯初少以进士中甲科，以善歌诗而知名。连欧阳修都说乃知景山（谢伯初）出于瓯闽数千里之外，负其艺于大众之中，一贾而售，遂以名知于人者，系其母之贤也。非但教子成名，其女谢希孟也成为深得欧阳修赞誉的诗人。著作佐郎知司农寺丞事俞充之母，继承丈夫遗志，夜以继日地教诸子读书，使其毋堕先人之志。太原王氏夫人为人明识强记，博览图籍，子孙受学，皆自为先生。子孙两代的最初教育都是她亲自担当的，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王旦的长女守寡后，当时诸子皆幼，夫人课以诗书，天天让他们诵习。张氏夫人日夜课诸子学，虽女子辈也同意勤诵、习翰墨，奕奕可观。长安人水丘氏，幼时闲女工，知声音，读书能言其义，诵佛书，训诸子学，三子皆有学有行，后人都以其为衿式，即成为教子有方的榜样。彭城县君钱氏教子，“手缮经籍而授大义，渐劘诱导，至于成人”。自己抄写经书、讲解大义，诸子皆成才。一官员夫人王氏，家虽贫困，但未曾让自家孩子忧虑过读书的问题，“尽使努力为诸生，以旧所忆众书，手抄教督，夜分犹课，厉众子严惮若师”，没过多久，子皆明习经学，轩然著名。大观初，三子同榜均为上舍生，地方政府因而表其闾曰“椿桂”。居然凭自己的记忆默写诸书当作孩子的课本，亲自讲授，终使功成名就。金氏夫人喜读书，善笔札，诸子皆受经于夫人，未尝从师，其子千之有学行，得到了士大夫称赞。陈尧叟的孙女幼时便聪警，知书史，教其子以经史文章法书及近代名人善言懿行，以资其学，久益不倦。范氏夫人从小便喜读书如成人，出嫁后又教诸子《论语》《毛诗》，皆其口所指授，其诸子易以立。彭氏夫人“有贤操，喜读书，尤熟西汉史，能言二百年间君臣理乱、成坏之故。燕居如斋，据一室，列群经于前，诸子以次受业。日夜镌切，凛如严师之坐其旁，已中程，然后解颜一笑”。于是缙绅皆叹慕，认为教子者当以宜人为法。虽是慈母，宛然严师。周必大夫人庄氏聪敏高洁，女工、儒业、书算，无不洞晓，她的丈夫是学官馆职，常与其商论古今，手抄经史，晚上则教儿读书。戴氏夫人自幼聪颖好学，协助丈夫严教后代，丈夫教子甚切，太夫人助之。始学，则教之书，手写口授，审查其子的句读音训，稍长则期以远业，朝夕诲励，自己“抄录自古人言行、前辈典型与夫当今事宜，班位崇卑，人物高下及民间利病休戚”，大致都能说出来，诸子从容侍旁，议论往复，孜孜不倦，教孙如教子，童幼一多起来便群嬉如同市集，但是夫人正襟危坐于堂上，让其读书作字，无敢不谨。全方位的教学课程，正规性不亚于学堂。以上列举的母教，有的是开蒙教育，有的是举业教育，也有的是学问教育。她们的文化水平至少与专职教师相当。

宋代许多彪炳史册的文豪能臣，多与母亲耳提面授的教育密切相关。如首以词章擅天下，为时所宗的西昆体领袖杨亿，刚能言时，其母便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参知政事、著名学者宋绶，母亲亦知书，每天都亲自教诲，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参知政事赵概的母亲，幼时敏悟，闻人诵诗书，一过耳不忘，七子皆举进士，轰动一时，赵概最小，自初能言，夫人便日自课以书，使调四声作诗赋，十七岁举进士，二十四年，公登甲科。文坛领袖、著名史学家、参知政事欧阳修，四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发誓守节，亲诲之学。千古流芳的苏轼，十岁之前其父苏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皆能举其要，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苏轼、苏辙幼时，夫人亲教之，并时常告诫他们读书“勿效曹耦”，不要为了名气而读书，每每引古人名节激励他们，既有智育，又有德育。宰相贾昌朝，少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便每日教他，自经、史、图纬、训诂之书，无所不学。“中兴贤相”之首赵鼎，四岁便没了父亲，母亲便教他们读书识字，其母通经史百家之书。宰相、南宋文坛盟主周必大，少时父死，由母家养育长大，母亲常督促他的课业。

她们给孩子的不仅是母爱，更是智慧，使之首先赢在了人生的起跑线，要么成为千古流芳的文豪，要么是青史留名的大儒，要么是权倾一时的执政大臣，张扬着母爱的伟大与母教的卓越。授课亲炙之外，母亲的间接教育更多，突出的例子即二程之母。程颐回忆他的母亲好读书史，博知古今，程颐兄弟幼时，夫人勉之读书，常在书上做笔记，写一些自己的感悟认识，饱学的母亲时时言传身教，勉励儿子读书，同样取得巨大成功，为中国哲学培育了两颗耀眼的巨星。更多的母亲并不直接授课，而是聘请专业教师。如张氏夫人本有文化，尤其喜教子，并为“其子聘明师，徕益友，延名胜，宾客辏集，川至林立，讲习洋洋”，为教子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创造优良的学习环境。

母教在宋代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风气，尤以东南地区风气浓郁。洪迈曾提过“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可以说，宋文化的大发展离不开母教。有文化的母亲因而成为优生优育的历史典型，她们日常的默默之功，难以估量，却不可磨灭。一个才女再伟大，作用毕竟有限，但成千上万个有文化的母亲，作用就大不一样了。才女所做的是文化贡献，文化母亲所做的则是对民族的贡献。

结语

宋人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应受教育，有文化的女子可以协助丈夫“齐家”，乃至维持家庭，故将文化水平作为贤妇应具有的素养。因而女子教育勃兴，学堂教育、家庭教育、自学成才等方式并行，无论士大夫还是平民家庭，有文化的女子比较普遍，且受社会尊重。即使下层妇女如娼妓，也普遍有文化，有名的词家词作很多。其杰出者，或多才多艺，或善于诗词文章，或精通书法、音乐，其卓越才识、渊博学问，接近乃至超越士大夫。但其才艺大多只是孤芳自赏，不愿或无法展示，更谈不上充分发展。即便如此，女作家群的出现，仍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诗词、绘画佳作异彩纷呈，成就了许多文坛佳话，更为传统文化增添了兰心蕙质的别样芬芳。宋代出现大量的紫姑女仙作诗的记载，其实是对当时妇女文化水平提高、崭露头角的反映。女性大家也首次在文学史上闪亮登场，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女子文学水平，位居宋词顶峰。

她们不畏艰难困苦，勤奋学习与创作，是宋代妇女自立自强的表现，也是宋代女性自我意识苏醒的反映。如朱淑真的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是对礼教轻视女性的控诉；“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则是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她们的内心深处渴望在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其智慧从思维空间倾泻到纸面，播撒到社会。更具普遍意义的是，诸多具有文人气质的女子，用智慧重新诠释了母爱，孕育并教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英才，为宋代文化大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宋代知识妇女以多种方式作用于社会，对于提高整个国民素质、传承文明均有积极意义。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妇女能够像宋代妇女那样，为自己时代的文化做出如此重要的贡献，也没有哪一个朝代孕育出像李清照那样的女文学家。之所以在历史上如此独特，就在于宋代女子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

延伸阅读

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程民生：《宋代人口问题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蒲慕州主编《礼法与信仰——中国古代女性研究论考》，（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