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8章 感受情绪：情绪的意识
因为你不是我，所以你无法像我一样去感受。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1]
站在你身旁的一个男人正在用枪瞄准不远处的一个靶心，突然间，他将枪头调转，指向你的头。尽管这一刻和前一刻相比，你周围环境中的物理元素几乎没有变化，但对你来说，当下环境的意义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你有了一种明显的情绪体验，你的意识中充满了害怕和焦虑——你害怕这个人会扣动扳机，焦虑自己未来的人生和幸福在他扣动扳机后会有怎样的改变。
情绪体验中的感受性和非情绪体验中的感受性有很大区别，本章将介绍这些区别的本质，以及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加工它们的。我们会阐述当人们面对情绪性唤醒，尤其是面对恐惧刺激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恐惧刺激与我们之前在第6章和第7章里所讨论的情绪神经感觉刺激截然不同。
恐惧情绪的界定特征是你正在害怕一些事物。因此，对蛇或抢劫犯或一把指着你的枪的恐惧成立的关键因素是，你能够意识到蛇或抢劫犯或一把枪就在你面前。我将从探讨如何对恐惧刺激产生有意识觉察开始，讲到大脑在加工恐惧刺激和一般中性刺激时有什么不同。我们将谈到为什么当你面对恐惧刺激时会感到害怕，而在这些恐惧刺激还没有出现时会感觉到焦虑。
恐惧的有意识加工vs.无意识加工
在研究人类加工恐惧的过程的实验里，研究者给被试呈现的恐惧刺激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先天的恐惧刺激，另一种是通过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习得的恐惧（见图8-1）。每个物种都有先天就恐惧的特定事物。[2]人类固有的恐惧刺激包括：呈现着人类生气或恐惧面孔的图片；有毒的动物的图片，如蛇或蜘蛛。形成条件恐惧的方法是使良性刺激物和中度电击配对出现。某些研究会把两种恐惧刺激“捆绑”在一起使用（把先天的恐惧刺激和厌恶刺激配对，例如一张愤怒面孔的图片和电击），以使条件反射更明显。[3]
图8-1 人类研究中的先天（预备的）恐惧刺激和条件恐惧刺激
（左图）有些让人类被试感到恐惧的刺激无须预先学习，但是因为人们对刺激的反应程度可能不同，很难完全排除预先学习的影响，所以这些刺激有时被当作预备刺激而不是先天刺激（Ewbank et al.，2010）。（右图）生物学上的中性刺激，当它与一个令人厌恶的非条件刺激（US）配对时，如电击，就变成了条件性恐惧刺激（CSs）。因为人类研究中的US的强度通常比较弱，所以也可以把预备刺激和厌恶刺激配对以使条件反射更明显。
对于有意识恐惧和无意识恐惧的研究和对中性刺激的研究一样，研究者通过掩蔽或其他实验技术阻止被试察觉到恐惧刺激，或者在脑损伤患者身上研究恐惧加工，例如盲视患者（见第6章）。大量研究显示，人类的大脑可以在没有意识到恐惧刺激的情况下加工恐惧。[4]
就像我在前几章中讨论过的，我们可以在人类中研究意识，却很难对其他动物做类似的研究。原因之一是，在我们设计的实验情境中，只有人类能够用语言报告出他们是否有意识地觉察到了某个刺激，人类的非言语反应则能揭示大脑是否加工了这个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把有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区分开来。
在第6章中，对中性刺激的无意识加工的研究往往需要掩盖真实目的，请被试以某种特定方式做出反应（如掩蔽研究或对盲视患者的研究）。被试常常被要求在两个或更多个项目中做出选择，哪怕他们感觉自己只是在瞎蒙。恐惧刺激比中性刺激具备更大的实验优势，因为恐惧刺激能自动地、轻易地诱发自主神经系统反应（例如血压、心率、呼吸和排汗的改变），恐惧刺激能加强身体的反应能力，例如惊跳反应。[5]在对恐惧刺激进行的研究中，研究者不需要掩盖实验目的，被试也不需要对他们声称没感觉到的刺激做出反应。恐惧所激发的身体反应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可测量的非言语指标。即使对刺激的口头报告失败了，大脑也依然能加工刺激的恐惧意义。这种脑活动反应通常被认为是证明恐惧加工不需要意识参与的证据。这是一种内隐的或无意识加工的基本形式。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显然可以并且经常可以意识到恐惧的出现。意识到恐惧为恐惧加工过程增加了新的维度。这些维度在无意识加工中是不存在的。人类的决策在很多时候都基于对刺激和反应价值评价的无意识加工（见第3章和第4章），我们也需要把意识加工纳入选择中。[6]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告诉你，如果一只斗牛犬正冲着你咆哮，似乎打算攻击你，那你最好的选择是爬上一棵树。但是如果你发现这棵树的树杈太低，或是树枝太细承受不住你的重量，那么你可能不得不试着换一种方式逃跑。你需要运用有意识的回忆和想象（精神时间旅行到未来）来检验不同策略的后果，然后选择一个最好的策略。恐惧一旦进入意识，就会使我们不断地反刍和担忧——要是这只斗牛犬追上你，你会不会受很重的伤？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有意识的恐惧加工中，人类的大脑中会发生些什么。
大脑被有意识的恐惧加工激活
回忆一下我们在第6章中提到的，当中性视觉刺激被掩蔽或被其他实验程序阻止在意识知觉外时，大脑的视觉皮层区域依然被激活了。如果不使用这类实验程序，当被试能够报告出视觉刺激时，除视觉皮层外，CCNs的前侧和顶侧区域也被激活了。
毫不意外的是，相似的脑激活模式在恐惧性的视觉刺激中也出现了：对恐惧刺激的无意识加工只激活了视觉皮层（不包括额叶和顶叶），而有意识地看到恐惧刺激则同时激活了视觉皮层、额叶和顶叶[7]（见图8-2）。这说明我们有意识地注意到恐惧视觉刺激的方式与我们意识到其他类型的视觉刺激的方式是一样的：它是视觉皮层和与意识相关的皮层网络交互作用的结果。与意识相关的皮层网络能控制注意，它也有其他执行功能，如能够把刺激物的表征保留在工作记忆的皮层工作区。需要注意的是，如前面所说，这些区域和意识有关并不意味着意识就存在于这些脑区，而是这些脑区里的细胞、分子、突触和回路共同作用使得意识的存在成为可能。
有意识地看到中性情绪刺激和恐惧刺激激活了同一皮层区域，后者使皮层激活的程度更大。[8]最终结果是，相比于中性刺激，恐惧刺激更容易争夺到注意力，进入意识。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大脑皮层这种加工处理能力的提高是如何发生的。首先，来说一说和有意识的恐惧加工有关的记忆。
在第7章中，我们讲述了记忆在意识中的作用。出乎意料的是，内侧颞叶记忆系统对恐惧的有意识加工的作用还很少有人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了记忆在意识中的作用，很可能在我们有意识地加工恐惧时，内侧颞叶记忆系统会发挥同样的作用。例如，为了让你意识到你受到威胁了，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恐惧（大脑中保存有恐惧的概念），获得语义记忆的知识。你还需要知道某个特殊刺激的出现是恐惧的一种形式（这也要求你有语义记忆）。此外，你过往的个人经历中关于恐惧的一般性体验，或是某个特别的体验要可以被提取（要求你有情景记忆）。如果这些内侧颞叶的表征成功进入工作记忆，结果就是当恐惧刺激出现时，你开始进入一种意识状态，从本质上说，这种状态既是认知的也是自发的。类似于促进感觉加工，相比于中性刺激，恐惧刺激加速了记忆的加工过程。[9]
图8-2 有意识恐惧和无意识恐惧的大脑活动模式
如图6-8所示，可见的中性情绪刺激激活了视觉皮层、前额叶和顶叶区域，但如果中性刺激被掩蔽，无法被口头报告，就只能激活视觉皮层。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恐惧刺激。无论是可见的还是被掩蔽的恐惧刺激都能激活杏仁核。杏仁核能够被不可报告的恐惧激活，说明杏仁核的活动独立于对刺激的有意识注意。
大脑加工恐惧刺激和加工中性刺激有什么不同？进入防御生存回路
恐惧刺激会激活身体自主神经系统并使其产生反应，中性刺激则不能，原因是恐惧激活了控制这些身体反应的特殊回路。这些回路属于防御生存回路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在第2章和第4章中描述过的以杏仁核为基础的防御回路。这些回路在处理恐惧刺激时不需要意识的参与。
防御回路，例如包括杏仁核的那些回路，从多种角度被证实是无意识恐惧的处理器。如同先前提到的，无论恐惧刺激是被有意识地看到还是被掩蔽在意识外，正常的健康被试的杏仁核总会被激活。[10]此外，当在盲视患者的盲视区域呈现一个恐惧刺激时，尽管他们否认看到了恐惧刺激，但他们的杏仁核被激活了。[11]来自杏仁核受损的患者的研究数据也支持了前人的结果，杏仁核受损影响患者内隐的、无意识的恐惧条件反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有意识地记住这些条件反射。[12]与此相反，海马体损伤会影响被试有意识地记住条件反射的训练，但是并不影响被试接受条件反射训练的能力，也不影响被试对随后出现的条件刺激做出反应的能力。[13]
另一类和防御回路有关的研究关注的是在恐惧条件反射中的条件联结觉察。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有意识地知觉到CS和US之间的联系是不是恐惧条件反射发生的必要条件。尽管过去的研究结果都证明，这种有意识的知觉是条件反射发生的必要因素，[14]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即使在实验中让被试很难察觉到CS，使他们无法意识到CS和US的联结，条件反射依然出现了。[15]而且，无论被试是否意识到条件联结，杏仁核都被激活了，而海马体仅在被试意识到条件联结的时候会被激活。[16]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活动形式：内隐记忆是条件反射的基础，外显记忆（包括内侧颞叶记忆系统，以及可能参与的前额叶和顶叶区域）需要对CS和US的条件联结的有意识知觉（语义记忆），[17]还需要个体意识到自己接受了条件学习（情景记忆）。[18]
杏仁核受损除影响对恐惧刺激的内隐反应的表达外，还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杏仁核能够唤起人类视觉皮层对威胁性刺激的感知加工，所以杏仁核受损会削弱这个效应，使得恐惧刺激和中性刺激对视觉皮层产生相似程度的激活作用。[19]
有人可能会批评说，只强调杏仁核在恐惧加工中的作用未免太狭隘，因为杏仁核并不是大脑中唯一和恐惧加工有关的区域（见第4章）。[20]这是因为我们对杏仁核这方面的特质了解得最详尽，在检验恐惧如何影响皮层加工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操纵恐惧的意识体验的研究中，杏仁核都是最重要的脑区。而且，强调杏仁核在恐惧加工中的作用并非不重视它的其他功能。[21]
大脑在加工恐惧刺激或中性刺激时，最大的区别在于，包括杏仁核在内的防御生存回路是否被激活了。这会影响到皮层区域加工恐惧的方式。表8-1总结了在有意识地看到视觉恐惧刺激和恐惧刺激被掩蔽时大脑活动的差异。
表8-1 可见与掩蔽的情绪刺激和中性刺激的脑激活
恐惧刺激是如何到达杏仁核的
在这一部分我将论述的主要内容是，恐惧刺激激活了以杏仁核为基础的防御生存回路，这些回路能触发一系列的大脑反应和身体反应，继而改变大脑对恐惧刺激进一步加工的过程。这些回路对有意识的恐惧体验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是间接的。为了弄明白恐惧加工是如何受杏仁核的活动影响的，我们将对感觉信息通往杏仁核的通路进行论述。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来自听觉和视觉的恐惧刺激，因为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这两种感觉通路。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杏仁核被感觉刺激所激活是通过激活知觉皮层加工的后段实现的，[22]但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做的一组大鼠实验表明，不需要皮层加工区域的参与，感觉刺激就能激活杏仁核，进而诱发内在防御性反应（木僵）和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23]更具体地说，这些研究表明，杏仁核接收到的感觉输入不仅仅来自感觉皮层加工的后段，也来自丘脑的皮层下感觉加工区域。丘脑区域中负责感觉输入的初级感觉皮层能够提供一个不经皮层直达杏仁核的捷径。这种丘脑对杏仁核的感觉输入通路被称为低级通路，经皮层对杏仁核的感觉输入被称为高级通路[24]（见图8-3）。尽管这两条通路都起源于丘脑上相近的位置，但它们调用了不同的神经元群落，有不同的容量。[25]
图8-3 通往杏仁核的低级通路和高级通路
a.感觉刺激通过两条路线到达杏仁核。信息传递到感觉丘脑，然后被送往感觉皮层，同时被送往杏仁核。感觉丘脑中连接杏仁核的神经元并不属于丘脑连接初级视皮层的主系统。例如，在视觉系统中，杏仁核收到的信息来自丘脑枕通路而不是膝状体-皮层通路（见图6-6）。b.低级通路的活动示例。一个徒步者独自行走在野外，差点踩到一条响尾蛇（LeDoux，1994）。低级通路能够在个体意识到这件事之前触发木僵反应。视觉刺激的皮层加工以及视觉皮层和前额叶与顶叶皮层的交互作用，帮助个体产生有意识的视觉体验（见图8-2）。
丘脑中组成初级视皮层的细胞都是有高保真度的处理器，它们能尽可能详细地表征外部刺激的特征。初级视皮层和视觉皮层的后段（次级和三级区域）相连，后者能整合形状、颜色、运动这些视觉特征，构建出外部客体和事件的知觉表征。通过与额叶和顶叶这一工作记忆、注意网络以及内侧颞叶记忆网络的连接，视觉皮层的后段所创造的表征被用于认知加工和形成对刺激的有意识知觉。视觉皮层的后段也是高级通路的起源。
丘脑中直接映射到杏仁核的神经细胞组成了低级通路，它们给杏仁核提供简单的、初级的刺激特质，例如某个视觉刺激的相对强度、大小和靠近速度，而非精准信息。例如，杏仁核能收到来自视觉系统中的丘脑枕通路的信息输入，这是一个无意识地加工客体“位置/动作”的通路（见第6章），这条通路的发现可以解释为什么盲视患者的杏仁核能被激活并能出现自主恐惧反应。低级通路所传送的信息内容相对较少，它所需的加工步骤也比高级通路要少，因此，它是连通杏仁核的快速通路。
相比于高级通路，低级通路是一种临时应急的通路，它使得我们在危险来临时可以快速而非精确地做出反应。如果你发现自己看到地面上一条带状物体时身体木僵了（信息通过丘脑被输送到杏仁核），然后你认出那是一根木棍（通过皮层加工），那么这种先发制人的、虽然错误的防御反应的代价显然小于你真的踩到一条蛇的代价。因为我经常在课堂上提到这个“蛇的故事”，所以有人发给我了一张照片，拍的是一根把他吓得木僵的草丛中的木棍（见图8-4）。
图8-4 草丛中的木棍
是蛇还是木棍？在毫秒级的反应里，你的杏仁核开始对这个刺激做出防御性反应。这一反应的神经回路如图8-3所示。
杏仁核真的是一种无意识加工器吗
高/低级通路模型得到了很多无意识加工的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针对的群体包括普通健康人[26]、盲视患者[27]和癫痫患者[28]（他们接受了癫痫治疗，其杏仁核区域被植入了电极）。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过度关心无意识加工中丘脑对杏仁核的信息输入——低级通路被等同于无意识加工过程，而高级通路被视为意识加工。现在可以很明确地说，两种通路都应该被视为无意识输入杏仁核的通路。[29]最好把“低级通路”“高级通路”这种标签看作对“从丘脑到杏仁核的知觉输入通路”和“从皮层到杏仁核的知觉输入通路”的简略描述，不要把它们理解为区分大脑对恐惧的有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的两种过程。
过度将无意识加工归因于低级通路而非高级通路，最终导致了一种反对的声音，他们否认无意识的丘脑输入的重要作用。[30]因为丘脑输入被认为是无意识的，而皮层输入被认为是有意识的，所以对低级通路的抨击变成了对杏仁核是无意识加工器这个观点的攻击。[31]
挑战杏仁核的无意识加工本质的证据有两个。[32]第一，在某些条件下，当被试有意识地注意到一个恐惧刺激时，杏仁核的活动增强了（借助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第二，当被试在加工恐惧刺激的同时完成一个注意需求任务时，杏仁核的活动减弱了。这些结果被解释为杏仁核的活动受注意调节，因此杏仁核更可能参与有意识加工而不是无意识加工。[33]不过，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可能因素。
关于注意调节杏仁核的活动的结论基于fMRI研究的结果，fMRI的结果比较粗糙。fMRI技术只能测量一段时间后大脑神经活动所带来的血氧量改变，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局限，因为通过动物研究我们知道，杏仁核细胞对于刺激的响应时间是毫秒级的。[34]近期那些克服了fMRI时间问题的研究发现，人类被试的数据显示，恐惧的早期神经反应不受注意的影响，晚期反应则受注意调节。[35]此外，快速响应发生在外侧杏仁核区域，里侧是接受来自低级通路和高级通路的知觉信息的位置。[36]因此，自上而下的注意并不影响杏仁核的快速加工过程。但是基于下面提到的原因，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反应，都不应该被认为受到自上而下的注意加工的调节。
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杏仁核的活动被注意任务改变了呢？举个例子。当被试在实验中被要求做一个比较困难的视觉分辨任务时，这个任务会占用大量的注意资源（例如，判断两条线是否具有相似的倾斜度），具有情感意义的掩蔽视觉刺激（例如，表现出恐惧或生气的人物面孔）较弱地激活杏仁核。尽管杏仁核的活动在这类情境下被影响了，但可能并不是由于上述提到的原因（例如，注意调节杏仁核）。如果纽约市的供力系统因为机械故障关闭了，那么我在伯克利的公寓的水力供应必然受到影响，但我家并不是被故意针对的。换句话说，当注意转移到其他事物上时，杏仁核对于生气面孔的反应之所以会减弱，可能是因为此时所有的视觉加工的正常增幅都被削弱了。[37]注意加工的放大效应的缺失使视觉皮层活动（强度）降低，从而减少了对杏仁核信号的传送。杏仁核的反应会受到注意的影响，并不是因为注意能控制杏仁核，而是因为注意影响了与杏仁核相连的皮层区域的活动。[38]
还需要注意的是，注意通路的负荷增加只能使杏仁核活动减弱，而不能使杏仁核活动完全消失。[39]这些存留的杏仁核活动可能部分是由来自丘脑的信息输入引起的。
意识是神经网络的一种固有特质，它独特的连接模式使其具有独特的信息表征能力。确切地说，对视觉刺激的有意识知觉产生于视觉区域和前额叶/顶叶区域的相互连接，这种连接使得信息能够被工作记忆表征，被注意放大，被传播，从而进入高阶表征。因此，意识并不是简单地“经过”杏仁核，因为杏仁核通过高级通路和视觉皮层的后段相连。高级通路和低级通路一样，都是无意识的加工通路。[40]杏仁核是来自这两条通路的信息的无意识加工器。
在人类恐惧的实验室研究中，一个众所周知却无人注意的问题是，研究者所使用的刺激——人类恐惧或生气或中性的表情静态图片与很弱的电击的配对——在真实世界中难以到达令人恐惧的标准，真正的恐惧是会威胁到人们的幸福甚至生命的。这些刺激甚至无法达到动物研究中恐惧的标准，动物研究中所使用的捕食者或电击刺激，比人类研究所使用的刺激要更令人厌恶。我们在大鼠实验中所使用的电击刺激很简单，很多研究可能就给一次电击或是很少几次，但是电击强度会被调节到能导致生理痛苦的程度（通过大鼠的行为和身体反应来确定），而且电击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在人类研究中，对被试施加的电击的强度是他们可以忍受的，且允许被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电击的发生，这些都会降低刺激令人恐惧的特质。因此，在人类研究中，没有人会体验到真正的恐惧。庆幸的是，尽管使用的是这些温和的恐惧刺激，人类研究依然证实了在动物研究中发现的基本大脑回路的存在。不过，我们在解释这些温和的恐惧刺激所带来的结果时，一定要注意避免过度解读。换句话说，当真实世界中出现恐惧刺激时，注意负荷可能并不会降低杏仁核的激活程度。事实上，我们后面将讲到，即使注意被转移到某些任务上，恐惧刺激也可以干扰这种注意聚焦，让注意转移到恐惧刺激上。否则，我们会被真实世界中每一次突然出现的危险所伤害。
关于对阻断（或减少）对刺激的有意识觉知的方法的解释，还有另外一个观点。阈下刺激和掩蔽刺激并不能像可见刺激那样有效地支持认知加工（如语义加工）[41]和驱动大脑活动。[42]有时候，用这类研究的结果来讨论无意识加工过程是有局限的。这些研究结果更多暴露了大脑加工短暂的刺激的局限，而不是无意识加工本身的局限。有些研究设计出复杂的程序，使研究者不需要用短暂的刺激来阻断意识，但研究结果呈现的依然是一些大脑加工的局限。当然，和其他人类研究一样，这些研究因静态CS和微弱US的使用而受到限制。[43]
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产生的线索总是含有视觉或听觉信息，它们会在我们一无所知或无须意识控制的情况下以复杂方式影响我们的行为。[44]心理学家约翰·巴奇（John Bargh）称之为“社会行为的自动化”。[45]这种影响可能是良性的，例如影响我们选择吃什么；也可能是阴险狡猾的，如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影响你对其他种族的人的反应。[46]大脑的无意识能力非常强大，比在实验室中用不易察觉的刺激所激发的无意识反应更强大。
对恐惧的认知重评能改变杏仁核的活动
情绪调节领域的研究结论与自上而下的认知加工是否能够影响杏仁核的活动有关。我们从自身经历中可知，想要有意地控制我们的情绪是很困难的，它们似乎更擅长控制我们。在我之前的书中，我提到这个现象可能是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工作记忆回路与杏仁核的连接缺失所致。[47]但是，来自詹姆斯·格茹斯（James Gross）和凯文·奥克斯纳（Kevin Ochsner）实验室的开创性研究发现，教会人们重评情绪刺激可以降低对情绪强度的主观报告，也可以降低杏仁核的活跃程度。[48]例如，让被试在接受消极刺激时去想象一些美好的事物，被试对消极刺激的情绪强度评定会降低。这些研究者的主要发现是，与工作记忆和执行控制有关的外侧前额叶参与了对杏仁核的认知调节（见图8-5）。
图8-5 两种认知重评有区别地影响杏仁核
（左图）外显重评（通过认知重评改变自我报告的情绪体验）主要包括外侧前额叶皮层（PFCL）和杏仁核的交互作用，受脑后皮层的感觉加工的调节。（右图）内隐重评（通过认知重评改变受杏仁核控制的自动反应）主要包括腹内侧前额叶（PFCVM）和杏仁核的交互作用。
这个发现是否意味着具有注意和工作记忆功能的外侧前额叶直接控制杏仁核的活动呢？未必。注意有多大程度参与这种认知重评的过程还没有定论。[49]而且，杏仁核并没有直接被外侧前额叶所影响，因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已知的连接。[50]相反，实验观察到的效应似乎是被外侧前额叶和其他区域的连接间接地影响的，其中一个可能区域是内侧前额叶。不过，根据奥克斯纳实验组的建议，外侧前额叶和参与视觉刺激语义加工的后部区域相连，而该区域又与杏仁核有连接，这是很重要的。[51]当一个刺激的语义意义从恐惧被重新解释为不恐惧时，到达杏仁核的皮层信号减弱了，如同之前的研究一样，杏仁核的激活程度降低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自上而下的注意加工调节了杏仁核，而是因为杏仁核接收到来自其他脑区的信号输入变弱了。外侧前额叶直接影响的是其他脑区，而不是杏仁核。因此，通过认知重评，执行功能并不能直接改变杏仁核的活跃程度，原因与我们之前提到的注意和意识与高级通路的关系一样。
毛里西奥·德尔加多（Mauricio Delgado）、利兹·菲尔普斯（Liz Phelps）、我和其他同事一起采用另外一种方法研究了杏仁核的认知调节。[52]确切地说，我们关心的是认知重评能否调节条件性恐惧刺激激活杏仁核的能力以及这种刺激诱发自主神经系统反应的能力。在我们的研究中，被试被告知他们会偶尔看到一种视觉刺激，伴随这个刺激会出现电击，这样他们就处于条件性恐惧中。此外，被试还接受了认知重评训练——一旦看到CS就想象一个愉快的自然景象。在他们都很好的习得了这种情绪调节策略后，就让他们在接受条件恐惧刺激的同时回想情绪调节策略，并接受大脑扫描。结果显示，腹内侧前额叶参与了使杏仁核活跃程度降低的调节过程，进而导致CS引起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减少，该区域以另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调节着杏仁核的活动。
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的皮层回路包括和杏仁核没有连接的外侧前额叶区域，也包括那些跟杏仁核有连接的区域（见第6章），例如腹内侧前额叶、前扣带皮层和眶额叶皮层。因此，自上而下对杏仁核活动的调节就有可能通过内侧区域和杏仁核的连接实现。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虑一下德尔加多的研究。这个实验里的情绪调节开始于一种指导性的、外显的认知调节，包括外侧前额叶皮层。但是，当训练一旦完成，重评过程就会自动地控制有赖于杏仁核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在这种调节策略中，内侧前额叶的终极控制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内隐学习，使得内侧前额叶能控制储存在杏仁核中的CS-US这一联结，削弱自动化反应的表达。
总的来说，在格罗斯和奥克斯纳的研究中，重评改变了自我报告的意识体验，但是在德尔加多的研究中，重评改变的是自动化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重评过程都与外显认知有关，在前一个研究中重评改变外显控制，而在后一个研究中重评改变内隐控制。
杏仁核对恐惧的无意识加工直接影响皮层的加工和注意捕获
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了注意是如何影响或者说不影响恐惧加工的。接着我们要从这件事的另外一面来看——恐惧加工是如何吸引人们的注意的。你可能在生活中已经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当你全神贯注地执行某个任务时，一些突然发生的重要的事情会让你把注意力从当前任务转移到新的事件上。这种现象本身也说明注意并不是恐惧加工所必需的，否则，没有注意就没有恐惧加工。事实是恐惧“捕获”了注意，并把注意投入个体面临的危险中。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知科学的先驱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一个有效的认知系统不仅仅要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任务上，也需要具备一种中断机制，让注意被打断并重新定位到一个新的、优先级更高的突发事件上。[53]
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注意到西蒙的这个观点的，当时我正在和一群计算机建模师工作，他们能够通过计算机模拟器检验有关心理和大脑的理论。[54]在我们的合作中出现了很多灵感，其中一个想法是，发生在意识之外的、快速的杏仁核激活可能会让注意转移到突然出现的危险事件上。[55]迈克尔·艾森克（Michael Eysenck）的《焦虑的注意控制理论》一书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区分了加工焦虑的两种注意系统：一种是目标导向的，一种是刺激驱动的。[56]当目标导向的注意正在忙于某种任务时，刺激驱动的系统仍然在侦查恐惧刺激，并用无意识的、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分配注意。
大量实验室研究都验证了这种直觉，即恐惧或其他情绪刺激能够捕获注意。[57]这些研究为后续进行的脑机制的研究铺平了道路。毫不意外，杏仁核与这种注意的分配有关系，包括无意识的注意转向。[58]当两个刺激连续快速出现时，第一个刺激可以引起注意，第二个刺激则不容易被注意到，[59]这种现象叫作“注意瞬脱”。就好像是第一个刺激让大脑眨了一下眼，于是第二个刺激没有被“看到”。但是如果第二个刺激是恐惧刺激，它就有很大的概率越过注意瞬脱效应被看到。[60]但是对于杏仁核受损的患者，这种克服注意瞬脱的现象不再出现，说明恐惧驱动的杏仁核活动有保持恐惧并且侵入意识的能力。[61]
那么这种杏仁核对恐惧的无意识加工是如何自下而上地对皮层活动产生影响的呢？当外侧杏仁核（LA）监测到恐惧刺激（先天恐惧刺激或条件恐惧刺激）出现时，它会发送信号给杏仁核的其他区域，控制大脑和身体做出行为、产生心理活动（见第4章）。外侧杏仁核发送信号的目标之一是基底杏仁核（BA），它与皮层区域有紧密的连接，包括前额叶和顶叶的注意网络。[62]通过BA向前额叶和顶叶的信号输出，影响了对感觉加工施加自上而下注意控制的脑区（见图8-6）。也就是说，自下而上的“杏仁核影响皮层注意网络”的加工能够打断自上而下的注意对无威胁目标的聚焦，让注意重新转移到威胁性刺激上。
图8-6 杏仁核对皮层加工的直接影响
以视觉加工为例，本图展示的是杏仁核接受来自视觉加工的第三阶段的信息输入，并且把信息传回到早期视觉加工皮层。在杏仁核内部，外侧杏仁核（LA）是视觉输入的主要接收器，它连接着基底杏仁核（BA），后者是连接感觉皮层和其他皮层的主要区域。这里只展示了视觉皮层，听觉和躯体感觉皮层系统也有类似的结构（味觉和嗅觉不太一样）。这里展示的从杏仁核到非感觉区域的主要连接包括前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因为它们具有产生想法的重要功能。在这里说的前额叶皮层包括其外侧区域和内侧区域。
BA与皮层的感觉区域直接相连，并且直接影响这些感觉加工过程。视觉加工的后段只把信号传递给了LA（这是高级通路），BA把这些信号又传给了所有的视觉皮层区，包括视觉加工早期阶段（初级视皮层区域）。[63]这种初级和次级视皮层同时被恐惧刺激激活，且激活程度比中性刺激引起的激活程度更强烈的现象，得到了来自解剖学的证据的支持。事实上，解剖学还支持了另一类研究，相比于中性刺激，恐惧刺激增强了对初级视觉特征（例如颜色和亮度的差异）的加工，这种加工恰好依赖于初级视皮层。[64]因此，一旦LA被恐惧刺激激活，BA就会开始影响视觉加工皮层的各个方面。
恐惧改变注意的另一种方法是让内侧前额叶也参与到对杏仁核的调节中。[65]之前我讲过内侧前额叶区域的活动是如何使杏仁核的活跃程度降低以减少对恐惧刺激的多余反应的。但是，内侧前额叶也可以增强杏仁核的输出活动，从而促进整个皮层对恐惧的加工。[66]这种增强可以促进CCNs（包括额叶和顶叶）与感觉加工的往返加工过程，增强对恐惧的有意识知觉。
来自杏仁核的无意识加工也可以通过改变全脑唤醒间接影响注意和感觉加工
杏仁核检测到恐惧刺激所引发的另一重要结果是整个大脑的唤醒水平变高（全脑唤醒）。意识的产生部分依赖于唤醒水平，警觉、注意和注意维持也是如此。
恐惧刺激能非常有效地提高整个大脑的唤醒水平。[67]这种效应通过神经细胞制造和释放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5-羟色胺、乙酰胆碱、食欲肽和其他化学递质[68]）来实现，这种效应有时被称作“广泛唤醒”。[69]虽然这些神经元的细胞体仅存在于大脑的特定区域，但是它们的突触的广泛分布和延伸，使得它们能够引发大范围的脑活动（见图4-4）。
尽管“广泛唤醒”这个术语描述的是神经递质在大脑中效应的全脑化，但是行为和认知的结果所反映的是有接收器的细胞与某一特定神经递质化学结合时，神经递质对某个具体回路的信息加工产生的局部影响。例如，神经递质与特殊受体结合后能促进感觉丘脑和感觉皮层的加工，促进感觉皮层内部、前额叶和顶叶脑区、杏仁核区域、海马体以及其他脑区的活动。[70]
神经递质活动的局部特异性指的是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影响皮层中感觉和注意的加工，但皮层中的感觉加工区域的激活程度的改变无须负责注意的执行控制脑区发生改变。[71]也就是说，除了影响注意和有意识的感觉加工，神经递质也能有区别地影响无意识感觉加工，即那些发生在注意和意识之外的无意识加工。
神经递质能够非常有效地调节已经被激活的神经元的活动，[72]这就解释了为何它们能在对神经元无差别地释放递质的情况下选择性地影响某些神经元的活动。加工视觉刺激的神经元或者控制注意知觉信息的神经元将被神经递质影响，而其他不参与这些过程的神经元受到的影响很小，甚至不受影响。
恐惧改变唤醒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CeA向神经递质系统输出（见图8-7）。[73]（顺便一提，杏仁核也能加工食欲刺激，而CeA可以激活与其相关的神经递质系统。[74]）CeA激活神经递质系统，降低感觉刺激的阈限，从而增强注意和警觉。
唤醒水平对大脑信息加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杏仁核本身也是神经递质的一个接收器，这就意味着在全脑唤醒中，杏仁核的加工能力也是被提升的。杏仁核驱动了全脑唤醒，唤醒反过来也驱动着杏仁核。这种自我维持的循环，使得大脑和机体的兴奋状态可以持续得与恐惧刺激一样久。[75]
可以看出，杏仁核促进感觉加工的两种方法相辅相成。感觉和工作记忆皮层网络，包括注意网络，直接受到BA输出的影响，也受到CeA释放的神经递质的影响。感觉和工作记忆/注意网络的连接被成倍提升成为高效能连接，增强并维持了个体对恐惧刺激的注意，使得恐惧刺激从和它一同出现的其他中性刺激中突显出来，被个体知觉到。因此，即使个体并未意识到情绪的存在，大脑皮层的可重入处理也能发生（见图8-8）。
图8-7 杏仁核通过全脑唤醒间接影响皮层加工
传递到外侧杏仁核（LA）的信息直接到达中央杏仁核（CeA），然后通过杏仁核内部连接到达基底杏仁核（BA）和其他没有在图上显示的区域（如夹层核，intercalated nuclei）。我们已经讨论过CeA在控制防御行为和身体上的生理反应的作用（本图中没有显示），它输出的信号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唤醒大脑系统。它拥有能制造多种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多巴胺、乙酰胆碱等）的神经细胞，同时，它的轴突遍布大脑（本图只展示了部分主要区域的连接）。当CeA被激活时，唤醒系统沿着轴突释放化学物质，改变多个脑区的信息加工。
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对恐惧的探查会导致风险评估和对环境的高度敏感。如果你的大脑发现了一种潜在的伤害源，全脑唤醒就会被触发，你会开始全神贯注地监视环境，搜索可能出现的所有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大脑运作的机制和我们之前说过的差不多，杏仁核影响感觉加工和自下而上的注意。一旦注意捕获了危险，自上而下的执行注意就会使感觉加工产生偏向。焦虑障碍患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极致。[76]通过全脑唤醒和可重入加工，焦虑障碍患者的大脑一直处于高度警觉状态。他们被高度唤醒，高度注意威胁源，甚至在威胁消失之后仍保持高度警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安全信号的事情，会被焦虑障碍患者看作对危险的警告。
图8-8 可重入循环
大脑区域间的相互连接（更准确地说，是这些脑区间的神经元的连接）构成了加工循环回路。我们认为这些循环回路不断被重复激活导致了加工的放大和意识体验的出现。这里展示了多个水平的加工循环，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一旦杏仁核被感觉刺激激活，它不仅能通过BA的输出影响正在进行的感觉加工，而且能影响负责注意和工作记忆的皮层区域，这些皮层区域又与感觉加工区域相互连接。第二，通过CeA，除了能启动防御性反应和为身体的生理变化提供支持（图中没有展示），还会激活大脑内的唤醒系统，使其释放出化学物质调节上述提到的所有脑区，杏仁核也会释放化学递质以调节自身的加工过程。因此，只要威胁一直存在，多层或重复连接带来的大量反馈和前馈放大加工就会一直存在，让有机体保持注意，准备应对危险。
终纹床核对不确定恐惧刺激的加工
因为基于杏仁核的防御回路和感觉加工皮层有非常紧密的连接，所以面对突然出现的刺激，它们可以很好地控制个体的行为反应和心理反应。这些回路能帮助我们理解恐惧的无意识加工。但是焦虑是怎样被加工的呢？当我们担忧的威胁并没有真的发生，甚至永远不会发生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和我们在前几章中提到的一样，此时BNST取代了杏仁核的位置，它控制了我们在恐惧刺激有可能出现但是不确定何时出现时的行为心理反应。与杏仁核不同，BNST并不与感觉系统相连，而是接受来自前额叶、海马体和杏仁核的信息（见第4章）。简单地说，BNST能够被事件的认知表征所激活，这种表征包括预测和担忧未来的你可能遭遇的事件的能力。
在很多情况下，危险可能既是真实存在的又是不确定的，这时杏仁核和BNST都会参与其中，杏仁核负责响应确定的恐惧，BNST则对不确定元素做风险评估。如果威胁是新颖的或是不确定的，那么主要被激活的就是BNST。
注意到难以被注意到的
防御动机状态是无意识的心理状态。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关注防御生存回路来了解防御生存回路确切的工作方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监控防御性动机引发的可观察的结果，来了解防御生存回路和与之相伴的动机状态。
当裂脑患者寻找动词（基于左半球）来解释大脑右半球产生的行为时，大脑左半球生成的行为解释来自无意识系统，这样做可以维持对自我的统一感。因此，理解我们的行为是理解我们是谁的一种重要途径。这正是加扎尼加提出的意识解释理论（interpreter theory of consciousness）的核心（见第6章）。
我们了解防御动机状态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研究我们的行为。观察自己的行为并在工作记忆中表征这些行为的能力叫作监控。[77]通过把注意指向自己的行为活动，我们能够获知自己正在做什么，并且能根据我们的想法、回忆和感受来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行为。毫不意外的是，作为工作记忆的执行功能，前额叶皮层参与了监控。[78]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我们会改变自己在社会情境中的表现。[79]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有不好的影响，你就会做出调整。当你注意到自己对某些群体有偏见时，你也会改变。此外，通过监控，个体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良习惯，然后通过治疗或其他方法改变它。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好地运用监控来提高自我意识。情绪智力领域关心的正是人们在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以及个体如何通过训练提高这种能力。[80]
我们也能够监控来自身体内部的信号，这正是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的基础（见第5章）。这些信号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来自躯体感觉系统，该系统将皮肤或者肌肉关于触觉、温度、发炎和疼痛的信息传递到皮层加工区域，就像视觉或听觉系统的传递一样。当你头疼、背疼、肌肉酸疼、瘙痒、感到冷空气或暖空气接触你的皮肤或者发烧时，你都会意识到这些正在被大脑皮层加工的躯体感觉信息。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来自我们内部器官的信号。很多器官都有给大脑传递信号的神经，例如，你能感觉自己的膀胱充盈，你的胃空了，或是胃酸过多消化不良造成的灼烧感，或是心跳加速。大部分来自身体内的信号，尤其是来自内脏器官的信号，是不定性的、难以准确描述的。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胆囊、阑尾、胰腺、肝脏、肾和其他内脏器官的状态，除非它们功能失调导致了疼痛或其他未知后果。但是，这些器官的感觉神经会发送信号给大脑，它们会对我们的知觉、注意、记忆和情绪产生间接的、潜在的影响。此外，不同内脏器官释放的激素可以与大脑不同区域的受体结合，从而间接地影响意识。例如，这些激素可以与杏仁核和控制防御动机状态的脑区的受体结合，或者与负责感觉加工、注意、长时记忆和工作记忆皮层的认知加工区域的受体结合。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脑唤醒也是可以被注意到的。当大脑的唤醒水平很高时，我们是警觉的、充满精力的和谨慎的。当大脑的唤醒水平很低时，我们是懒散的和恍惚的。像安非他明这样的药物能提高大脑的唤醒水平，通过“模仿”神经递质的作用，它能人为地提高个体的警觉性和注意力。[81]尽管我们可以探查到唤醒水平的突然改变带来的变化，但与之相关的信息少之又少：唤醒水平的提高能告诉我们某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缺乏能消除这种模糊性的信息，所以我们转用外部感官来监控我们的行为和环境。[82]在理解我们如何体验情绪的当代理论中，唤醒占有一席之地。[83]
由此可见，通过监控，防御动机状态的多种成分都能借助其产生的结果影响意识体验。对于我们不能直接评估的无意识大脑的问题，监控是一个好方法，但它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对于身体反应背后的无意识来源和动机的解释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84]当我们监控模糊的、无法通过行为表达的、不精确的大脑或身体信号时，我们很容易对这些信号的动机进行错误的归因。当人们基于直觉做决定时，大多使用的是无意识加工，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做决策不代表我们需要刻意避免做有意识的决策。直觉有时候有用，有时候也会带来问题（见第3章）。不要出于思想的懒惰而把这种决策方式当作日常的决策方式。
记住恐惧和焦虑的感觉
在第7章中，我讲过人类不是天生就有情绪的。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文章题目是《情绪语言和焦虑感》。[85]文章作者写道：“我们出生时对于自身情绪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对这个世界和现实的了解更多。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学习才知道我们体验到的情绪是什么的。这种学习本身带有社会语言体验偏差。”换句话说，在你的人生历程中，你学习了“恐惧”和“焦虑”这些词语的意义，你把这些词语和你的大脑体验、身体体验联系在一起。当一个孩子处于危险的环境中时，她的父母可能会说：“你一定感到很害怕。”或者当一个孩子因为要参加学校的戏剧表演而紧张时，父母会这样安慰他：“别担心，有人看你的时候，你感到有点焦虑是很正常的。”孩子也会听到他人谈论害怕与焦虑，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这些情绪的例子。如今的儿童电影常常让其中的人物角色（通常是动物）面对很多能引起恐惧感的挑战，并使其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直到最终实现目标，他们的恐惧和焦虑变成欢乐。心理学家迈克尔·刘易斯指出，儿童早在真正感觉到恐惧和焦虑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恐惧和焦虑了。[86]“恐惧”和“焦虑”这样的词语与“我恐惧某物”或者“我因某物感到焦虑”这类句子建立了联系。一旦某个人在认知上学会这种联系，很容易就能够明白因什么恐惧或焦虑是什么意思，而无须真正理解恐惧和或焦虑是什么感觉[87]。
孩子们会建立起一个分类目录，记录不同情绪的典型例子在别人身上是什么样子，在自己身上又是什么样子。瑞士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用“图式”来描述儿童围绕某个主题或情境组织起来的信息的表征，这些表征被用于思考和行动。[88]情绪图式以情绪概念的形式被储存在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中。[89]这些图式可以把情境分类为危险的或是安全的。在危险的情景中，个体会检测自己的大脑、身体和行为的信号。一旦储存的图式与当前的情景或状态匹配，当前的状态就会被认知概念化为图式中的情绪，该状态就会被贴上相应的情绪词语标签。有时候，情绪状态没有完整出现，此时个体会补全这种状态。当一个人有更丰富的情绪经历时，储存的图式状态也会有更细致的划分。怯场和惊吓、恐慌、恐怖不同，恐惧与担忧、谨慎和急躁也不同。因为这种标签化过程不够精确，且其依赖于个体的学习经历和解释，所以每个人在使用情绪词语时各有差异。
心理学家丽莎·巴瑞特和詹姆斯·罗素把这些潜在情绪体验的图式和解释过程称为概念法，这有助于情绪的心理构建。[90]正如阿萨夫·克朗（Assaf Kron）和他的同事所说的，“情绪来的并不容易”，[91]它们不是简单地发生的，需要大量的脑力劳动。
尽管对记忆的监控有助于我们给自己的体验贴上标签，但那些我们用来做标签的词语并不是我们体验到的状态，它们只是我们有意识地将这些体验进行分类的结果，让我们能理解我们体验到的状态，能在别人问起时报告出这种体验。那么，情绪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感受它
“汤的味道是其配料的成果”这一例子可以帮我们更理解情绪是如何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出现的。[92]盐、胡椒、大蒜和水是鸡汤的常见配料，添加一定数量的盐和胡椒可以在不改变汤的本质的情况下使汤的味道更浓郁。你也可以添加其他配料，例如芹菜、青辣椒和欧芹，让汤的口味变得不太一样。添加乳酪面粉糊，汤会变得黏稠，添加咖喱酱则是另外一种效果。如果用虾代替鸡，汤的核心味道就会改变。所有这些配料本身并不是汤的成分，它们是独立于汤存在的事物，即使没有做这碗汤，它们依然存在。
情绪是心理构建的状态，这一观点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临时修理”（bricolage）[93]的概念有关。bricolage是一个法语词，指用手边现成的可用工具构建出的另一个事物。在构建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非常强调人，即“临时修理者”（bricoleur），以及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基于这个想法，雪莉·普伦德加斯特（Shirley Prendergast）和西蒙·福雷斯特（Simon Forrest）提出：“也许人类、客体、环境、日常生活的序列和结构都是情绪形成的媒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情绪沉淀。”[94]在大脑中，工作记忆可以被看作“临时修理者”，有意识的情绪内容就来自如同临时修理这样的构建过程。
类似地，恐惧、焦虑和其他情绪也来自内在的非情绪成分，这些成分原本是为了其他目的存在于大脑中，当它们在意识中相遇时，情绪就产生了。烹饪这些情绪配料的锅就是工作记忆（见图8-9）。不同的配料，或者不同量的同一配料，能够解释恐惧和焦虑的差别以及其他情绪之间的差异。尽管我这个情绪汤的比喻是新异的，但它的核心思想——有意识的情绪是由非情绪的成分组合而成的——已经被提出有段时间了。[95]
感到恐惧
通常来说，你恐惧的是出现在你眼前的事物。对这件事的认识加上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恐惧的感觉。所以恐惧体验的第一个组成成分，就是大脑中对一个具体感觉到的客体或事件的表征。
第二个组成成分是被丘脑和皮层输入激活的防御生存回路，它能够启动防御性反应的表达，使个体产生生理变化。
第三个组成成分是注意/工作记忆。为了有意识地知晓一个刺激出现了，你需要先注意到它。注意把刺激信息传递到工作记忆中。这个过程需要感觉皮层区域与前额叶和顶叶回路的交互作用。
图8-9 非情绪元素如何构成情绪
大脑中产生有意识的情绪感受的方式，就像原本不是汤的各种原料被做成一锅汤的方式。拿鸡汤来说，水、洋葱、大蒜、胡萝卜、鸡肉、盐、胡椒、香叶、香芹和其他食材原本都不是汤，它们只是自然界中可以用来做汤的东西。改变食材，汤的味道也会随之改变，或许是轻微的改变（加入盐和胡椒让汤的味道更浓郁），或许是质的改变（用鱼肉替代鸡肉，或者加入乳酪面粉糊或咖喱酱）。情绪的产生与这一切的相似之处在于，情绪的特征品质（情绪给人的感觉）由非情绪成分的组合方式决定。组成情绪的一些非情绪成分是感觉加工、生存回路激活、全脑唤醒、身体反馈和记忆。工作记忆是烹饪情绪的锅。情绪的特质以自下而上的形式被深深地影响（例如，受生存回路的激活和全脑唤醒的影响度），执行功能有助于把从感觉系统和长时记忆进入工作记忆的各种成分以独特的方式混合，以及解释体验，定义情绪的类型（担忧、关心、惧怕、焦虑、害怕、惊慌、恐惧、惊骇）。
第四个组成成分是语义记忆，它使你能够理解特定的事物是什么（客体认知），并将其和其他客体区分（辨别）开来。这些信息能让你知道这个出现的刺激是有潜在危险的（这是一条蛇，有些蛇是有毒的，有毒的蛇能够杀了你）。整合刺激信息的语义记忆需要皮层感觉加工回路、前额叶和顶叶的注意/工作记忆回路、内侧颞叶语义记忆回路的联合参与。通过大脑的执行控制功能，例如注意，感觉信息与语义知识融合，产生了一种对刺激的真实意识——托尔文称之为理性意识。
第五个组成成分是情景记忆。情景记忆是关于你自己的记忆，它包括你的过去，这也是你预测未来自我的基础。用托尔文的话来说，你有意识地体验到的一段情景记忆是一种意识的纯粹理性状态，它有赖于感觉皮层回路、内侧颞叶情景记忆回路以及前额叶和顶叶回路的交互作用。其中前额叶和顶叶回路在工作记忆中创造出刺激（是什么）、你和刺激的位置（在哪里）以及刺激发生的时间（何时）的同期表征。此外，工作记忆必须表征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你发生的——自我必须参与其中。虽然这些是自动化意识体验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它们还不足以构建出你感觉恐惧或是焦虑的自动化意识状态。
防御回路的活动不仅会引发生理反应，还会改变皮层回路加工信息的方式。杏仁核的输出提高了大脑的唤醒水平，通过激活全脑范围的神经细胞加速处理过程。杏仁核对皮层区域的输出能捕获注意，通过可重入加工循环促进对恐惧刺激的感觉加工。从杏仁核到长时记忆、工作记忆和注意回路的连接也以可重入的方式参与，促进个体对恐惧的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的提取。杏仁核是所有活动调节的目标，这意味着它能更有力地驱动上述所有过程。尽管防御动机状态的结果是无意识（a-noetic）状态，但是当你通过执行能力监控到这种状态的结果时，它或它的某个成分就能成为意识体验的一部分。
你现在距离有意识的恐惧状态已经非常接近了，你现在拥有的可能是一种初级的、未被区分的状态，此时你需要再向前一步。由于你有过恐惧的个人体验，因此你习得了什么要素会造成恐惧。作为意识状态中可监控的方面，你通过回忆和图式认识到现在出现的要素就是恐惧的指示物，于是你给这个状态贴上了标签并分了类。由巴瑞特、罗素、克罗、奥托尼和其他人提出的认知的模板、图式、构建主义概念法完成了这项工作。[96]你是否感觉到担忧、警觉、惊恐、惶恐或恐怖取决于要素的特定组合以及它们通过储存的图式被认知解释的方式。恐惧和其他情绪基于假设、假定和期望，这些情绪由大脑中的非情绪要素构成。[97]
原始材料的数量和组合方式使各式各样的恐惧有了差别。察觉到关乎幸福的威胁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发生将所有的恐惧要素联系在一起。
简而言之，为了感觉到恐惧，无意识防御动机状态的成分必须进入意识觉知。[98]只有同时具备觉察大脑对内部事件和外部事件的表征的能力，知道这个事件正在发生的生物，才能感觉到恐惧。当防御性状态敲响意识的大门时，只有大脑中存在意识的生物才能感觉到恐惧。[99]
由皮层下脑区组成的防御性回路比与认知和语言相关的皮层回路成熟得早。如我之前所说，这就是为什么婴儿能够在他们真正感觉到情绪之前表现出情绪，[100]为什么成年人类和动物无须感觉到情绪就能做出情绪性反应。除非大脑有必要意识到它自身的活动，否则理性的恐惧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大脑没有能力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自动化的、有意识的恐惧体验就也不会存在。如托尔文所说，自动化的、有意识的恐惧在动物身上出现的很少，它可能是专属于人类的。尽管从理论上说有意识的恐惧也可能发生在动物身上，但由于测量的问题，迄今为止，即使是在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这种感觉意识也无法清晰显现。至于其他物种，它们的大脑皮层与我们差别更大，想研究清楚这个问题的挑战也更大。
人类大脑对体验的分类是独一无二的，这部分依赖于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就像我们之前指出的，英语单词可以描述30多种跟恐惧有关的体验。[101]语言和文化塑造了体验，[102]包括情绪体验，这个观点近年来在心理学领域很流行。[103]例如，文化和体验会影响杏仁核对恐惧的反应方式。[104]如果没有语言，那么出现多么有限（初级、低级）的自我意识都是可能的。很明显，语言的出现改变了大脑中的自我意识游戏（见第6章和第7章关于动物意识的讨论）。语言对人类大脑的影响之一，就是使得恐惧和焦虑的体验能够被符号表征，而无须个体真正暴露在能诱发这些情绪的刺激中。[105]在某些情境中，这有助于我们保障自己的安全，但它也会使我们过度思考，甚至可能会因此出现不受欢迎的后果，例如使你身心俱疲的焦虑。
我在这里强调了与防御回路有关的恐惧感是如何出现的，这可能会让你想起一个观点：防御生存回路是一种恐惧回路，但事实是，其他生存回路的活动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恐惧（害怕饿死、渴死或者冻死）。我之所以把这些称为“恐惧”，是因为它们由具体的刺激触发，并且被解释为一类危险的、有害个体幸福的图式。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信号解释为危险的征兆，通过自我觉知意识，你就会开始思忖可能的后果，此时起焦虑图式被激活，焦虑取代了恐惧。
感到焦虑
和恐惧一样，焦虑也能从外部引发，比如，当某个刺激总是能预测伤害发生却不能预测伤害发生的确切时间时，焦虑就被启动了。焦虑也能被与危险只有微弱联系的刺激所触发，当这种刺激出现时，会给你带来伤害的事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在新环境中，个体不清楚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所以新环境也会触发焦虑。特定的记忆或是想法也能使个体产生焦虑。所有情况下，一旦刺激、情境、想法或回忆闯入了工作记忆，基于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的认知模板和图式就会开始解释它，并产生包含自我暗示的纯粹理性意识和自动理性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对刺激、情境、想法和回忆的表征通过皮层和杏仁核和/或BNST的连接（见第4章）激活防御生存回路，引发全脑唤醒、其他大脑和躯体的生理反应以及防御动机状态的多个方面，以此使个体能长时间注意到触发焦虑的刺激、想法或回忆。
和恐惧一样，焦虑也与防御性回路的激活有关。焦虑也能被其他生存回路的激活所引发。焦虑和恐惧一样，都不是生存回路激活导致的直接后果，它是一种认知解释，有时它依赖于产生自动化理性意识的生存回路的活动。存在焦虑并不依赖于生存回路，它是一种自我觉知意识中的更高层次的关切，例如对如何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或者可能发生的死亡的担忧。存在焦虑可能会间接影响生存回路的活动，主要包括对未来情境的选择及可能结果的抽象概念，所有这些都与自我意识密切相关。
小结
心理治疗师马克·爱普斯坦（Mark Epstein）说过，创伤是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6]这听起来不合理，但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把人和世界联系起来了。从恐惧和焦虑的角度看创伤，这种不合理可以被看作部分事件的记忆被内隐系统储存的后果。由于这个系统不能被意识到，也无法用语言分析工具评估它，因此不能被直接监控。爱普斯坦所说的创伤与生活的联系可以被看作生存回路中的内隐记忆的唤醒，它的存在让有机体能好好地活下去，而且它间接帮助人类大脑合成情绪。从基本层面上看，这种与生命的无意识连接使我们与同类相连，它也使得人类和动物相连且无须词语和逻辑。我们有同情心和人性光辉，不是因为我们能和他人分享情绪，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和他人的大脑之间存在无意识沟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自然地认为，我们心中的情绪也存在于他人心中，甚至其他物种之中。如前所述，某些看上去自然而然的事物，在科学上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恐惧或焦虑这类情绪是附着在进化蛋糕上的糖衣，它是在蛋糕烤好很久后才被加上去的。[107]一旦你拥有了某种类型的蛋糕的心理图式，例如，拥有香草糖衣的魔法蛋糕，你就很难想象出没有这层糖衣的蛋糕的样子。类似地，当你因面对危险而感到恐惧时，你很难想象其他人和其他动物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不恐惧。
恐惧和焦虑并不是天生的，它们不是以一种预先设计好的方式爆发于大脑回路的，它们是过往形成的意识体验。它们是非情感元素被认知加工的结果。它们出现在大脑中的方式和其他意识体验出现的方式一样，只不过它们有非情绪体验所没有的元素。[108]
[1] Fowles（1965）。
[2] Seligman（1971）；Ohman and Mineka（2001）。这里指的是，由于进化的原故，某些刺激比其他刺激更容易引发反应。
[3] Ohman and Mineka（2001）；Ohman（2009）；Whalen et al（1998）；Whalen and Phelps（2009）；Olsson and Phelps（2004）；Esteves et al（1994）。
[4] For example，see：Lazarus and McCleary（1951）；Ohman and Mineka（2001）；Olsson and Phelps（2004）；Lissek et al（2008）；Alvarez et al（2008）；Morris et al（1998，1999）；Critchley et al（2002，2005）；Williams et al（2006）；Hamm et al（2003）；Phelps（2005）；Morris et al（1998，1999）；Whalen et al（1998）；Etkin et al（2004）；de Gelder et al（2005）；Hariri et al（2002）；Das et al（2005）；Williams et al（2006）；Luo et al（2009）；Mitchell et al（2008）；Vuilleumier（2005）。
[5] Lazarus and McCleary（1951）；Ohman and Mineka（2001）；Olsson and Phelps（2004）；Lissek et al（2008）；Alvarez et al（2008）；Morris et al（1998，1999）；Critchley et al（2002，2005）；Williams et al（2006）。
[6] 正如第3章所讨论的，我们很难从实验上区分我们在做决定时是真正有意识的，还是事后有意识地将决定合理化，但我们的一些决定似乎是我们有意识做出的。
[7] Morris et al（1998，1999）；Whalen et al（1998）；Etkin et al（2004）；de Gelder et al（2005）；Hariri et al（2002）；Das et al（2005）；Williams et al（2006）；Luo et al（2009）；Mitchell et al（2008）。
[8] Vuilleumier and Schwartz（2001）；Vuilleumier and Driver（2007）；Anderson and Phelps（2001）；Vuilleumier（2005）；Hadj-Bouziane et al（2012）。
[9] Maratos，E.J.Dolan，R.J.et al，Neuropsychologia（2001）39：910-20。
[10] Ohman（2009）；Ohman and Mineka（2001）；Buchel and Dolan（2000）；Dolan and Vuilleumier（2003）；LaBar et al（1998）；Anderson and Phelps（2001）；Olsson and Phelps（2004）；Raio et al（2008）；Phelps（2006）；Vuilleumier（2005）；Morris et al（1998）；Pasley et al（2004）；Whalen et al（1998）；Liddell et al（2005）；Öhman（2002）；Brooks et al（2012）；Liddell et al（2005）；Williams et al（2006）；Zald（2003）；Luo et al（2009）；Mitchell et al（2008）。
[11] Morris et al（2001）；Tamietto and de Gelder（2010）；Vuilleumier and Schwartz（2001）；Vuilleumier et al（2002）；Van den Stock et al（2011）；Ward et al（2005）；de Gelder et al（1999）。
[12] LaBar et al（1995）；Bechara et al（1995）。
[13] Bechara et al（1995）。
[14] Shanks and Dickinson（1990）；Shanks and Lovibond（2002）；Lovibond et al（2011）；Mitchell et al（2009）。
[15] Schultz and Helmstetter（2010）；Asli and Falaten（2012）。
[16] Knight et al（2009）。
[17] Knight et al（2009）。
[18] Bechara et al（1995）。
[19] Anderson and Phelps（2001）；Vuilleumier（2005）；Hadj-Bouziane et al（2012）。
[20] Gross and Canteras（2012）。
[21] Everitt and Robbins（1999）；Cardinal et al（2002）；Holland and Gallagher（1999，2004）；Balleine and Killcross（2006）；Balleine et al（2003）；Robbins et al（2008）。
[22] Jones and Mishkin（1972）；Mishkin and Aggleton（1981）；Van Hoesen and Pandya（1975）。
[23] LeDoux et al（1984）；Romanski and LeDoux（1992）；LeDoux（1996）。
[24] LeDoux（1996）。
[25] den Hulk et al（2003）；Heerebout and Phaf（2010）。
[26] Morris et al（1999）；Luo et al（2010）。
[27] Morris et al（2001）；Morris et al（2001）；Tamietto and de Gelder（2010）；Vuilleumier and Schwartz（2001）；Vuilleumier et al（2002）；Van den Stock et al（2011）；Ward et al（2005）；de Gelder et al（1999）。
[28] Pourtois et al（2010）；Pourtois et al（2013）。
[29] LeDoux（2008）；Vuilleumier（2005）；Pourtois et al（2013）；Pessoa and Adolphs（2010）。
[30] Pessoa and Ungerleider（2004）；Pessoa et al（2002）。
[31] Pessoa（2008，2013）；Pessoa and Adolphs（2010）；Pessoa et al（2002）。
[32] See Mitchell and Greening（2012）；Pessoa（2008，2013）；Pessoa and Adolphs（2010）；Pessoa et al（2002）；Pessoa and Ungerleider（2004）。
[33] Pessoa（2013）；Pessoa and Adolphs（2010）。
[34] Repa et al（2001）。
[35] Luo et al（2010）；Pourtois et al（2010）。
[36] Repa et al（2001）；Josselyn（2010）；Han et al（2007，2009）；Reijmers et al（2007）；Garner et al（2012）。
[37] 有关视觉皮层处理的注意放大的讨论，请参见第6章对Koch和Crick的意识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的讨论。
[38] Mitchell and Greening（2012）。
[39] Mitchell and Greening（2012）。
[40] LeDoux（2008）；Vuilleumier（2005）；Pourtois et al（2013）；Pessoa and Adolphs（2010）。
[41] Van den Bussche et al（2009a，2009b）；Kinoshita et al（2008）；Kouider and Dehaene（2007）；Abrams and Grinspan（2007）；Gaillard et al（2006）；Abrams et al（2002）；Lin and He（2009）；Yang et al（2014）；Kang et al（2011）。
[42] See Mitchell and Greening（2012）。
[43] Raio et al（2012）。
[44] Bargh（1997）；Bargh and Chartrand（1999）；Bargh and Morsella（2009）；Wilson（2002）；Wilson and Dunn（2004）；Greenwald and Banaji（1995）；Phelps et al（2000）；Devos and Banaji（2003）；Debner and Jacoby（1994）；Kihlstrom（1984，1987，1990）；Kihlstrom et al（1992）。
[45] Bargh（1997）。
[46] Kubota et al（2012）；Phelps et al（2000）；Olsson et al（2005）；Stanley et al（2011）。
[47] LeDoux（1996，2002）。
[48] Bebko et al（2014）；Silvers et al（2014）；Gruber et al（2014）；Blechert et al（2012）；Ochsner et al（2002）；Shurick et al（2012）。
[49] Bebko et al（2014）。
[50] Amaral et al（1992）；Barbas（1992，2002）。
[51] Buhle et al（2013）。
[52] Delgado et al（2008）。
[53] Simon（1967）。
[54] Armony et al（1995，1997a，1997b）。
[55] Armony et al（1997）。
[56] Eysenck et al（2007）。
[57] Anderson and Phelps（2001）；Mitchell and Greening（2012）；Williams et al（2006）；Vuilleumier（2005）；Hadj-Bouziane et al（2012）；Ohman et al（2001a，2001b）；Anderson and Phelps（2001）；Schmidt et al（2014）；Kappenman et al（2014）；Lin et al（2009）；Ohman（2005）；Mohanty and Sussman（2013）；Vuilleumier and Driver（2007）；Mineka and Ohman（2002）；Ohman and Mineka（2001）；Fox et al（2000）；Vuilleumier and Schwartz（2001）；Raymond et al（1992）；Fox（2002）。
[58] Kapp et al（1992）；Lang and Davis（2006）；Davis and Whalen（2001）；Holland and Gallagher（1999）；Mohanty and Sussman（2013）；Vuilleumier and Driver（2007）；Mineka and Ohman（2002）；Ohman and Mineka（2001）；Fox et al（2000）；Anderson and Phelps（2001）；Bar et al（2006）。
[59] Raymond et al（1992）。
[60] Anderson and Phelps（2001）。
[61] Anderson and Phelps（2001）。
[62] Price et al（1987）。
[63] Amaral et al（1992，2003）。
[64] Phelps et al（2006）。
[65] Mitchell and Greening（2012）；Williams et al（2006）。
[66] Mitchell and Greening（2012）。
[67] Kapp et al（1992）；Lang and Davis（2006）；Morris et al（1997，1998b）；Hurlemann et al（2007）；Aston-Jones et al（1991）；Woodward et al（1991）；Davis and Whalen（2001）；Sara（1989，2009）；Sara et al（1994）；Foote et al（1980，1983）。
[68] Lindsley（1951）。
[69] Saper（1987）。
[70] McCormick（1989）；McCormick and Bal（1994）；Woodward et al（1991）；Edeline（2012）；Aston-Jones et al（1991）；Aton（2013）；Levy and Farrow（2001）；Gordon et al（1988）；Singer（1986）；Morrison et al（1982）；Arnsten（2011）；Ramos and Arnsten（2007）；Dalmaz et al（1993）；Johansen et al（2014）；Tully and Bolshakov（2010）；Bijak（1996）；Harley（1991）；Coull（1998）；Kapp et al（1992）；Lang and Davis（2006）；Hurlemann et al（2007）；Davis and Whalen（2001）。
[71] Bentley et al（2003）。
[72] Foote et al（1983）；Waterhouse and Woodward（1980）；Hasselmo et al（1997）。
[73] Kapp et al（1992）；Lang and Davis（2006）；Davis and Whalen（2001）；Weinberger（1995）；Sears et al（2013）。
[74] Holland and Gallagher（1999）；Gallagher and Holland（1994）；Lee et al（2010）。
[75] Sears et al（2013）。
[76] Grupe and Nitschke（2013）；Hayes et al（2012）；Barlow（2002）；Matthews and Wells（2000）；Mathews et al（1989）；McNally（1995）；MacLeod and Hagen（1992）；Lang et al（1990）。
[77] Miller and Cohen（2001）；Botvinick et al（2001）；Golkar et al（2012）；Beer et al（2006）；Shallice and Burgess（1996）；Amstadter（2008）；Gross（2002）。
[78] Vallesi et al（2009）。
[79] Gangestad and Snyder（2000）；Riggio and Friedman（1982）；Gyurak et al（2011）。
[80] Goleman（2005）。
[81] Wood et al（2013）；Berridge and Arnsten（2013）；Hart et al（2012）。
[82] Schachter and Singer（1962）。
[83] Posner et al（2005）；Russell and Barrett（1999）；Russell（2003）；Kuppens et al（2013）。
[84] Schachter and Singer（1962）；Wilson and Dunn（2004）。
[85] Forsyth and Eifert（1996）。
[86] Lewis（2013）。
[87] Forsyth and Eifert（1996）。
[88] Piaget（1971）。
[89] Posner et al（2005）；Russell（2003，2009）；Izard（2007）。
[90] Barrett（2006，2009a，2012）；Barrett et al（2007）；Lindquist and Barrett（2008）；Wilson-Mendenhall et al（2011，2013）；Russell（2003，2009）；Russell and Barrett（1999）；Barrett and Russell（2015）。
[91] Kron et al（2010）。
[92] 虽然我有一段时间写过关于成分的感觉（LeDoux，1996），但我第一次使用汤的类比是在2014年（LeDoux，2014）。Lisa Barrett还提出了一个烹饪类比（Barrett，2009b）。
[93] Levi-Strauss（1962）。
[94] Prendergast and Forrest（1998），p.169。
[95] LeDoux（1996，2002，2008，2012，2014，2015a，2015b）。
[96] Barrett（2006，2009a，2012）；Barrett et al（2007）；Lindquist and Barrett（2008）；Wilson-Mendenhall et al（2011，2013）；Russell（2003，2009）；Russell and Barrett（1999）；Barrett and Russell（2015）。
[97] Barrett（2006，2009a，2012）；Barrett et al（2007）；Lindquist and Barrett（2008）；Wilson-Mendenhall et al（2011，2013）；Russell（2003，2009）；Russell and Barrett（1999）；Barrett and Russell（2015）。
[98] Noe（2012）。
[99] LeDoux（1996，2002，2008，2012，2014，2015a，2015b）。
[100] Lewis（2013）。
[101] Marks（1987）。
[102] Whorf（1956）；Sapir（1921）。
[103] Prinz（2013）；Zhu et al（2007）；Hedden et al（2008）；Bowerman and Levinson（2001）；Gentner and Goldin-Meadow（2003）；Kitayama and Markus（1994）；Wierzbicka（1994）；Russell（1991）。
[104] Adams et al（2010）；Chiao et al（2008）。
[105] Forsyth and Eifert（1996）；Staats and Eifert（1990）。
[106] LeDoux（1996），p.302；LeDoux（2002）。
[107] Epstein（2013）。
[108] LeDoux（1996，2002，2008，2012，2014，2015a，2015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