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6章 让我们从物理层面理解“意识”的问题
意识活动再高深，也能从大脑活动中找到根源，正如无论多美妙的旋律，也都是由音符组成的。
——W.萨默塞特·毛姆（W.Somerset Maugham）[1]
恐惧与焦虑是被我们意识到的体验与感受。什么是意识呢？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拥有意识。但是意识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在大脑中如何运作，其他动物是否也有意识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不了解意识，就无法真正理解恐惧和焦虑，让我们来深入了解它吧。
概念界定
“意识”一词在日常生活中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有时它指觉醒和警觉（而不是睡着、麻醉或昏迷），能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这种意识被称为生物意识。与之不同的是状态意识，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心理意识，它指个体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的事的能力。[2]有心理意识（觉知）必然有生物意识（觉醒），但有生物意识不一定有心理意识（见表6-1）。所有的动物都有生物意识，但只有能意识到生物意识存在的动物才拥有心理意识。[3]
表6-1 生物意识vs.心理意识
当我使用“意识”这个词时，除非我另有说明，否则都是指心理意识。正如定义所指，心理意识指个体能够意识到某个状态正在发生并知道这个状态是关于什么的。没有明确意识到状态内容，也没有意识到状态正在发生的状态，被视为无意识状态。因为无意识状态涉及认知过程，所以它们是无意识认知的一部分（见第2章）。虽然无意识状态不是意识心理状态，但无意识状态是心理状态。
这里有关意识的讨论势必会再次引出这个问题：其他动物是否拥有人类所谓的意识，或与意识等价的其他东西。[4]有些人认为灵长类动物，尤其是猿类，具有和人类相似的意识体验。[5]其他人认为哺乳动物[6]或脊椎动物[7]也有意识，因为它们的大脑在很多方面与人类的大脑相似。另一种观点认为，除人类典型、精细的意识外，或许人类还拥有与动物相同的原始意识[8]（例如，第5章提到的潘克塞普和达马西奥的感觉皮层理论）。但是，原始意识是心理意识的一种吗，还是说它们仅仅是内隐的、参与意识过程但本身不能被有意识地体验到的状态？还有些人认为无脊椎动物也是有意识的。[9]更有甚者认为意识只是简单的生物信息加工，它在植物、单细胞生物等各种形式的生命中都存在。[10]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意识（或其某种形式）是整合信息的物理实体（如基于电子芯片设备的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的一个特征。[1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是无意识的，我们之所以认为人类是有意识的，只不过是因为认知系统在我们大脑中的工作方式而已——一旦完全理解了大脑，我们就完全不需要“意识”这一概念了。[12]
意识和无意识的挑战
笛卡尔在尝试为已被确切了解的事建立标准时，实际上阐述了现代意识问题。[13]他认为，一个人能直接地、确切地认识的唯一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内在体验和意识状态，别人的想法只能够通过推论获知。笛卡尔认为，心理、意识和灵魂是同样的东西——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存在的物理位置，是人类拥有而动物所没有的。笛卡尔将动物形容为“野兽机器”，他认为动物缺乏心理意识，它们仅仅是对物质世界做出反应的物理实体。[14]他认为，意识赋予人类理性思维、内在意识和自由意志，而这些是野兽所缺乏的。
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提到的，当实验心理学在19世纪末代替哲学成为研究心理的科学时，对内在意识体验的研究便成为热门领域，这些研究希望通过实验来解决笛卡尔提出的问题。[15]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像约翰•华生这样的行为主义者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带来的挑战，意识开始失去其崇高的地位。行为主义者认为，内隐的、不可测量的意识不是实验科学的研究领域，[16]无论研究动物还是人类，可观测的行为是唯一可接受的心理数据来源。弗洛伊德则认为，尽管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仅仅是心理冰山的一角，大部分心理是属于潜意识的。[17]
到21世纪中叶，认知科学开始取代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并且针对潜意识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视角。[18]认知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能检测并响应刺激、学习、形成记忆，它通过这些来控制行为，而这些过程大多是无意识的。[19]我们能意识到信息加工的结果（它在意识心理中创造的内容——意识体验），但我们无法意识到内部加工过程。[20]一些内隐过程产生意识体验（意识内容），其余的内隐过程则产生无意识内容。我们在生活中学习和使用的许多东西都是我们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例如语法分析、深度知觉、被强化的工具性行为和习惯），它们与内隐的、没有意识直接参与的无意识过程和内容有关。[21]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是意识内容的存储库，是传输并保存焦虑和记忆的地方，[22]而所谓的无意识认知是指执行可能产生或不会产生有意识内容的功能的过程。当提到后者的加工过程时，我更喜欢使用“无意识”一词，以免与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混淆。
那些此刻不存在于意识中但很容易被意识到的信息，有时被认为储存在前意识中。这区别于那些无法被意识到的信息。弗洛伊德与现代认知科学家一样都使用“前意识”这个术语。[23]例如，你现在可能并没有在想你昨晚吃了什么，但是我现在提到了这件事，你就很可能已经回想起了这些信息。
心理意识和认知
笛卡尔假定人类由两种物质组成，这两种物质产生两种状态：物理（野兽机器）状态和心理（意识）状态。在他看来，心理认知和意识是一样的。但弗洛伊德和后来的认知科学提出了一个更微妙的观点，心理状态既有意识的也有无意识的。当我们试图确定人类行为的哪些方面依赖于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时，以及在试图弄清楚动物有无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时，这种区分就起作用了。那么我们如何正确区分它们呢？
区分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和控制行为的无意识过程的最直接的方式是口头自我报告。[24]笛卡尔认为，人类能通过言语证明他拥有理性的灵魂（意识）。[25]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annett）同样指出，人类的意识状态是可以被报告出来的。[26]人们也可以通过非言语手段表达他们意识到了某事物，比如回应他人的口头请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大脑出现病理表现的情况除外），如果被试能够提供非言语的意识报告，就能够提供口头报告。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准确地报告我们所有的意识体验，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是有意识体验的。正如口头报告是人意识到某事物的最有力的证据，不能提供口头报告是没有意识到某事物的最有力的证据（排除健忘、欺骗和精神功能障碍）。有些人甚至认为意识体验与报告体验的能力密切相关。[27]
在处理人的主体意识问题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哪些大脑事件和结果状态可以被口头报告，哪些不能。在有关意识和无意识的研究中，研究者经常会给被试呈现阈下视觉刺激来降低被试有意识地觉察到刺激的能力。在被试无法用言语报告自己觉察到的刺激的情况下，非言语反应（行为的或生理的）被视为无意识加工的证据。为了获得被试对呈现的无意识刺激的非言语反应，被试需要从研究者提供的不同项目中选择与无意识刺激相匹配的项目，有时候甚至需要猜测。
阻止刺激信息到达意识层面的经典方式是进行阈下刺激，即让视觉信息非常短暂地闪现几毫秒，这个刺激持续的时间短到被试根本无法意识到它。[28]另一种更加严格且现在被广泛使用的方法叫作掩蔽（见图6-1）。在使用掩蔽时，研究者在给被试呈现目标刺激几毫秒后立刻呈现第二个刺激（即掩蔽）。[29]掩蔽与短暂闪现刺激的方法总体效果相同，但是，因为掩蔽有助于阻碍刺激持续呈现，所以它能更有效地阻止刺激进入意识。在这两种情况下，典型的结果是，被试否认在实验过程中看到过任何东西，但是其非语言反应证明刺激信息已经被他们意识到了。[30]还有一些其他方法能使研究者在无法获得口头报告的情况下测量非言语反应，这使人类的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能被区分开来。
对动物的意识进行研究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关动物的无意识加工和有意识的心理状态的证据只能通过非言语反应来获得。那么，如何才能确定非言语反应揭示的是无意识认知过程，而不是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呢？
一种探索动物意识的策略假设，如果一种生物能够在行为上解决复杂的问题，该生物就有复杂的心理能力，也有有意识的心理过程。[31]这种方法将认知能力与意识混淆了，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32]与笛卡尔的观点不同，动物并非本能地对世界做出反应的野兽机器。它们使用内部（认知）过程来加工外部事物以达成目标、做出决定、解决问题。但是，因为人类的大脑能够无意识地执行这些任务，所以动物的这种认知能力不能作为动物有意识的证据。
评估动物是否有意识的一个更直接的方法是，把它们置于能说明人类有意识的情境中，观察它们是否会以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程序是自我意识的镜像测试。年龄不足两岁的幼儿看镜子中的自己时不能发现自己外表的变化，[33]例如，18～24个月的幼儿会忽视自己脸上的红点，但年龄稍大之后，他们会注意到并抹掉脸上的红点。这个现象说明幼儿有自我意识。这个实验的结果在大猩猩的身上得到了验证，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动物具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其他动物也通过了镜像测试，包括猴子、鲸、海豚、大象，甚至还有一种鸟类。[34]）这些实验结论遭到了西莉亚·海耶斯（Celia Heyes）的挑战。[35]她指出，大猩猩意识到自己的身上有红点的能力在幼年期是最强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能力会逐渐减弱，这与人类的情况正好相反，同时也与我们对自我意识的预期相反。海耶斯认为，上述认为动物有意识的结论基于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的简单类比，不能排除这种行为是无意识控制的可能性（动物能发现红点，但发现的过程并不依赖于自我意识）。记住，要证明动物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不仅要有该现象总是与意识同时出现的证据，还要证明用无意识的过程解释该现象是不可行的。[36]因此，镜像测试没有为动物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提供确凿的科学依据。
图6-1 使用掩蔽阻止对视觉刺激的自觉意识
掩蔽是一种心理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意识到刺激并报告其存在的能力受到干扰。如果先呈现目标刺激（待识别的刺激），极短的时间后（例如30毫秒）呈现第二个刺激（掩蔽），被试通常无法识别目标刺激，但是，如果目标刺激和掩蔽之间的延迟变长（例如200毫秒），刺激就容易被识别。
拉里·韦斯克兰茨（Larry Weiskrantz）提出了一个更严谨的方法。[37]他认为，正如人类研究能够通过比较可报告的意识状态与不可报告的无意识状态来区分有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动物研究也应该能够将行为表现与对刺激的意识区分开来。他的解决方法是使用评论键。例如，猴子能得到奖励的按键情况如下：按下按键“A”，且看到一个闪烁出现，或者按下按键“B”，且没有闪烁出现。这里还有第三个按键“C”，按下“C”，猴子有75%的概率能获得奖励，但与灯的闪烁无关。如果这只猴子对于灯是否闪烁很有把握，那它就没有理由去选择“C”，因为猴子很可能会准确地选择“A”或“B”来获得奖励。但是，如果改变游戏规则，即灯光闪烁与不闪烁的差别不那么明显，且猴子仅有50%的概率能察觉到灯光，那么按“C”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不管灯是否闪烁，猴子都有75%的概率得到奖励。因此，猴子选择按钮“C”代表它相信自己能掌控信息。[38]这被某些人用来解释动物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根据韦斯克兰茨的观点，评论键法对于证明动物是否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至关重要，但就目前来说，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行为可以通过练习变得更熟练并成为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不一定依赖于有意识的心理状态。[39]
一些对动物进行的元认知研究已经使用了评论键（如韦斯克兰茨的观点）而且测试了替代性假设（如海耶斯的观点），这些研究说明研究这一领域是困难的。[40]简单地说，元认知是指对认知的认知（对思考的思考），是对认知过程进行监测和控制的能力。[41]以人类为被试的研究是不需要评论键的，因为研究者可以口头指导被试完成任务。例如，研究者要求被试在阈下呈现（例如使用掩蔽）的条件下对水果图片做出反应。被试被告知要在一个水果图片出现时按下某个按键，每次实验结束之后，研究者问被试有多大的把握能确定水果图片会出现，靠猜测也可以。[42]如果被试在报告自己没有猜测时表现得更好，就可以认为这是被试对自己反应的准确性有一定认识（元认知）的证据。一个与之相类似的方法叫作决策后下注，研究者要求被试对他们的行为反应是否正确下注。[43]如果被试将更多的钱下注到他们做出正确的行为反应的实验中，就可以认为他们有元认知。虽然有人认为决策后下注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客观的测量意识的方法，[44]但也有人对这一方法提出质疑。[45]
对动物的元认知的研究使用了复杂的训练程序，包括评论键法，这一方法使被试能表达出来对自己能做出正确反应的信心[46]（前文中韦斯克兰茨的猴子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些研究是否能证明动物有元认知仍存在争论。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47]其他人虽然承认一些研究确实证明了动物有元认知能力，但仍对从元认知到意识的飞跃表示犹豫。该领域的杰出研究者，J.戴维·史密斯（J.David Smith）是动物存在元认知这一观点的忠实支持者。他认为用评论键法进行的研究能够比较人与其他物种的认知能力[48]（这也提供了一种能研究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用言语交流的人的认知能力的方法，如前语言期的儿童、脑损伤患者、因先天性疾病患自闭症或智力低下的人）。史密斯也指出，虽然这些研究揭示了动物认知的存在，但这并不代表动物有意识，证明后者的门槛要高得多。
有一些与该领域相关的研究试图证明动物有情景记忆，即关于自己亲身经历的记忆。[49]有人认为这种记忆依赖于意识，是人类独有的。[50]如果能证明动物具有情景记忆，就可以说明动物有意识。但是，就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提到的，这个问题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哺乳动物和一些鸟类确实具有情景记忆的某些认知成分，但是它们是否具有情景记忆很难确定。因此，研究该领域的大多数科学家都会称之为类情景记忆，而不是情景记忆。
对动物的复杂认知进行研究是有可能的，但想要进入动物的思想，知道它们在经历什么，以及它们是否拥有有意识的心理过程是极具挑战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正如朱利奥·托诺尼（Guilio Tononi）和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提出的，“从关于人类意识的行为和神经研究中学到的教训，使得我们必须谨慎推断它在与人类截然不同的生物中的存在，无论这些生物的行为、大脑多么复杂”。[51]认知神经科学家和意识研究者克里斯·弗里斯（Chris Frith）与他的同事简要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们相信猴子有意识的心理表征，但要证明这个假设是很困难的。尽管猴子可以被训练通过行为报告它们的想法，但无法用言语的方式验证这些行为报告，就无法证明它们有意识体验。[52]如果我们无法确定灵长类动物是否能够意识到大脑中的活动，那么认为灵长类动物有意识就不是很恰当。
在许多情况下，行动可能胜于言语，但是对于意识来说，即使是一个微弱的耳语都胜过任何动作，所以让我们进一步研究语言和意识吧。
语言和意识
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使用语言来标记和描述我们的感知、记忆、思想、信念、欲望和感受。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能够谈论内在状态的能力使科学地研究人类的意识变得相对容易。但语言的作用远不止提供一种评估意识的工具。丹尼尔·丹尼特认为，语言可以勾勒思维传达的轨迹。[53]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语言与意识有着很强的联系。[54]
语言，顾名思义，就是使用词语来标注外部对象、事件以及内部体验。语法，或者说运用语言的能力，使我们的心理过程形成了一个体系，当我们思考、规划和做决定时，它能指导我们。正如认知神经科学家埃德蒙·罗尔斯（Edmund Rolls）所提出的，语法使我们把行动分割成多个阶段目标，使我们能在不需要真的执行它的情况下评估其结果。相比之下，罗尔斯认为，人类和动物的非言语行为是由先天的程序、强化历史、习惯和规则驱动的，而不是人类预测多个步骤的能力。[55]
灵长类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56]之间、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57]之间的大脑存在显著的生理差异，究其根本，这其实是功能的差异，包括语言对认知的影响。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与有丰富的语言功能的左半球相比，裂脑患者语言功能匮乏的右半球缺乏认知能力。[58]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认为那些天生聋哑的人和由于脑损伤而缺乏语言能力的人并非没有更高级的认知和意识。[59]但问题并不在于理解语言和说话的能力，而在于语言是如何使人类的大脑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无法处理信息的。[60]
我们不能科学地推断动物是否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即使它们有，且人类能够通过某种方式体验动物的这种心理状态，这种体验也与人类的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语言不仅仅是交谈与阅读的系统。交谈与阅读反映了认知加工过程，也正是语言将认知“送入”大脑中的。
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有一句名言：即使一头狮子可以说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在说什么。[61]他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狮子和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生活经验不同。我认为，虽然狮子是哺乳动物，其大脑在许多方面与人类的大脑相似，但它们有着本质区别，尤其是对意识极为重要的新皮层。换句话说，就算把说话的能力植入狮子的大脑，这也仍是狮子的大脑。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是一个复杂的狮子大脑，但也只是狮子的大脑而已（不是人类的大脑）。
感受性问题
“感受性”（qualia）是意识研究中的术语，它在学术讨论中经常出现。在纽约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在纽约大学附近的咖啡馆和酒吧里，它是一个热门话题。目前纽约已然成为意识研究的热门地区。一些主要的哲学家都是在纽约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工作的，大苹果城（纽约市的别称）中有关感受性的讨论也是由纽约意识研究共同体发起的。[62]该机构由年轻的哲学教授和研究生及部分神经科学家组成，除其他的活动外，他们还举办一年一度的“Qualia”音乐节，在那里人们用难以描述的方式歌唱意识、为意识跳舞，人们改变着意识。我的乐队“杏仁核”会在音乐节上演奏一些关于心理、大脑和心理障碍的曲目。《纽约时报》刊登了2012年的那场活动，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对感受性的广泛关注。[63]那么，什么是感受性呢？
我在纽约大学的一个同事，哲学家汤姆·纳格尔（Tom Nagel）于1974年写了一篇名为《做一只蝙蝠是什么体验？》[64]的著名文章。他的答案是，做一只蝙蝠就是做一只蝙蝠，它是一种人类永远不能真正理解的体验，因为我们的经历（即感受性）是不同的。这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狮子的观点相似。纳格尔认为，意识具有主观性，即感到“像什么”的体验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意识地体验到某种内在状态时，我们正在体验的是它的现象特质，即感受性。我们不知道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它真的是蝙蝠，那它就一定不是人。这么说的部分原因是语言及其对大脑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另一位纽约大学的哲学家戴维·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提出了关于意识的“困难问题”和“简单问题”之间的差别，他的观点颇有影响力。[65]简单问题通常是神经科学家研究的问题，例如，睡眠和觉醒是如何发生的，感觉加工、感知、运动控制、学习和记忆、注意力及认知工作的其他方面（生物意识方面）又是如何发生的。解释有意识的心理状态的内容则是困难问题。
例如，弄清楚大脑如何处理红色、橙色和粉色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弄清楚认知过程如何将颜色和形状整合从而获得日落的视觉表征。但要解释在日落的过程中我们是如何感受到这些颜色的就困难得多。正如纽约大学的另一位著名意识哲学家内德·布洛克（Ned Block）所说的，困难问题解释了为什么给定的现象或主观体验的生理基础是这种体验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体验的基础，甚至不是任何体验的基础。[66]
某种程度上，“困难问题”这个名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本身就是科学难以解决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困难问题”。查尔莫斯和纳格尔认为心理并不等同于大脑。虽然心理依赖于大脑，但它本质上属于非物质世界。换句话说，查尔莫斯和纳格尔是二元论者（查尔莫斯自称是一名自然主义或科学二元论者，可能是为了将自己的观点与神学二元论区分开来）。他们认为，理解大脑与意识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困难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可能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意识是超越大脑的东西，大脑只是意识在物质世界中的一种载体。因为意识本身不是物理实体，所以研究大脑无法揭示现象体验的本质。大脑研究揭示的是意识的神经联系，而不是意识本身。[67]
其他哲学家认为意识状态是大脑的状态，用神经科学领域的术语理解意识体验虽然有些困难，但理论上是可行的。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我从物理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心理，并假定脑机制是解释意识所必需的。[68]没有意识的脑机制，就不会存在任何心理层面的东西。当我使用“心理”一词时，如“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我指的是具有现象属性的大脑状态，我们将意识到的大脑状态归因于大脑和心智，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产生心智。
意识形态理论
在对有意识的心理状态的物理主义解释中，关于大脑如何产生意识体验存在着许多争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意识是一种大脑状态，拥有大脑的人意识到大脑内发生的事情，并且能够向他人报告自己的体验，这种状态通常被视为大脑认知能力的产物。鉴于这些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脑皮层，所以绝大多数有关意识的研究都集中于新皮层区域。（潘克塞普和达马西奥在前几章讨论的有关感觉意识的皮层下理论除外。）
下面我们将讨论有关意识与认知过程的几个关键理论。这些理论大多涉及知觉意识的内容：我们如何有意识地体验外部刺激，尤其是视觉刺激。因为不可能回顾所有的意识理论，[69]所以只讨论与后面几章直接相关的内容。
信息处理理论
当今大多数关于意识的物理主义理论都建立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大脑是一种信息加工设备，而意识是其加工出来的最高级的产物。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工作记忆在意识中起着关键作用。[70]
工作记忆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加工设备，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临时的信息存储系统（工作区）和执行功能的控制系统（见图6-2）。其关键的执行功能是注意，它控制从感觉和长期记忆系统进入工作记忆加工过程的信息流。
我们在思考和控制行动时使用工作记忆。例如品酒，为了比较酒的不同口味，你需要记住你几分钟之前喝过的酒的口味，每一款酒的口味都被保存在工作记忆的临时存储系统中。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使用注意和其他执行功能来控制工作记忆。当然你也可以根据酒的不同气味和外观来评估它们的味道。工作记忆不仅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且还可以跨感觉通道进行整合。你可以通过长时记忆来对酒的口味进行评估，通常来说，相比于颜色较浅、味道较淡的酒，那些颜色较深的酒味道会更加浓烈。执行功能用于提取所有与之相关的记忆并将其储存在临时存储系统中。执行功能还能够在做决定时起作用：如果要在这些酒中选择一种购买，你会买哪一种？
图6-2 工作记忆与意识
工作记忆通常被描述为心理工作空间，执行功能加工的信息可以暂时储存于此。一个关键的执行功能是注意，它决定了感觉线索何时能够进入工作记忆。注意也有助于长时记忆的提取，使得个体在接收到与原始刺激相似的刺激，体验到与原始刺激相关的体验时，能够提取长时记忆。大多数信息加工理论将工作记忆和注意视为关键（或许是必需的），尽管仅凭它们还不足以证明意识体验的存在。因此，虽然我们能够意识到工作记忆中的信息，但并不是所有与注意和工作记忆有关的信息都能被我们意识到我们意识到了。
在我们思考、做决定和制订行动计划的时候，工作记忆在处理不同信息时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与意识相关，因为工作记忆处理、加工的内容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信息。第5章中提到的系统2决策过程主要依赖于工作记忆。但是工作记忆依赖于无法被意识到的内隐过程，且并非所有进入工作记忆的信息都能被意识到[71]（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系统2决策过程的挑战）。虽然工作记忆的确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本身并不能解释意识体验。
高阶理论
大多数信息处理理论都假设知觉意识不仅仅与感觉加工有关。高阶理论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它认为产生知觉意识至少需要两个步骤：一阶表征和更高阶的表征，其中一阶表征不能被有意识地体验，更高阶的表征[72]如图6-3所示。如果没有高阶表征，低阶表征的信息就会一直存在于认知无意识，是无法访问的，自然也不能被有意识地体验到。
图6-3 高阶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为了意识到某个刺激或事件，我们必须对这一刺激或事件有一个认知，这使我们能够对刺激或事件产生意识。更进一步的高阶事件是你意识到你正对某些东西产生意识。工作记忆是这些高阶认知所必需的。
高阶理论的主要支持者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73]大多数情况下，高阶表征指对思考过程的思考。例如，罗森塔尔认为，要想有意识，人们必须有能力思考自己的思考过程。[74]除非某一思考过程是另一思考过程的主题，否则前者就是无意识的。重要的是，即使二阶思考能够使一阶表征中的信息进入意识，二阶思考本身也不是有意识的思考过程。为了让它能够被有意识地体验到，它必须成为另一个思考过程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元认知是不同于意识的二阶思考过程）。简而言之，罗森塔尔认为，我们并不了解高阶思考本身，我们了解的仅仅是与之相关的信息。总而言之，无意识的认知过程能够引起有意识的体验。为了更具体地解释这个问题，请按如下步骤去做，以保证你意识到你看到了一个苹果。第一，苹果必须被表示为感知对象。第二，这一感知对象必须进入工作记忆中。第三，你必须对这一感知对象有一个想法（那是一个苹果）。要意识到你有这个想法，你还需要产生另一个想法（我正在看一个苹果）。
当我第一次学习高阶理论时，我想起了我几年前读过的一本禅修书，书名是《禅宗训练》[75]，它描述了作者的佛教思想和意识。作者认为，“人无意识地思考和行动”，然后作者进一步解释了意识是如何出现的。他假定有三个nen（思想冲动）。第一个nen是对世界的原始表征。第二个nen是对第一个nen存在的认识，它使得我们能够体验到第一个nen，但它对自己一无所知。第三个nen是对第二个nen的有意识体验，它使我们意识到某种体验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意识体验的参与将会在下一章进行讨论，我们将考察记忆与意识的关系，尤其是个人经历的作用）。这三个nen类似于罗森塔尔假设的三个步骤，即你必须知道你具有意识。这很有趣，如此不同的传统观点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元认知的研究主要与高阶思考过程有关，在这一阶段人们被要求思考他们心中的想法。[76]阿克塞尔·克莱尔曼（Axel Cleeremans）的“激进可塑性假说”明确地将元认知和高阶理论结合起来。[77]他认为高阶表征不会自动发生，必须通过学习产生——通过经验，某些个体习得的元表征会伴随着无意识状态出现，这里所说的元表征是能被个体有意识地体验到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元认知判定的所有东西都等同于意识。
高阶理论的变体强调在个体内心进行的对个人体验的叙述（内在叙述）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意识就是我们在对自己说话。丹尼尔·丹尼特的多草稿理论（他将意识状态视为叙述的草稿）借鉴了罗森塔尔的观点。[78]迈克尔·加扎尼加的翻译理论也认为意识状态反映的是一种内在叙述，他认为这种叙述是通过对体验进行演绎产生的。[79]拉里·韦斯克兰茨的评论理论强调报告自身体验的能力的重要性，[80]他认为“意识就意味着个体能够做出评论……这种能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这一观点与罗森塔尔的观点极其相似，那就是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意识”。[81]罗森塔尔认为，高阶思考过程的存在表示人们能够向自己报告自己的体验。
全局工作空间理论
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是信息处理理论的另一个变形（见图6-4）。该理论最初由伯纳德·巴尔斯（Bernard Baars）提出，[82]也得到了斯坦尼斯拉斯·迪昂（Stanislas Dehaene）、莱昂内尔·纳卡什和让–皮埃尔·昌吉克斯[83]的大力支持。与其他信息处理理论一样，它认为各种信息处理器相互竞争以进入认知工作空间（主要是工作记忆），注意则选择让哪个处理器进入工作空间。工作空间中的信息可以用于思考、计划、决策和行为控制。根据全局工作空间理论，仅仅由工作记忆的执行注意和工作空间本身不足以形成意识体验。信息在大脑中被大范围广播，然后被传送回工作空间，如此循环往复。全局工作空间理论认为，意识体验产生于信息在工作空间中的广播和传递过程。
图6-4 全局工作空间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意识源于工作空间（主要是工作记忆）广播信息并将信息再传回到工作空间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广播和转播产生意识体验，这又加强了这一过程。在这一理论中，意识是整体活动的产物。
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高阶意识理论相似：单一的加工水平不足以产生意识体验，可被读取的认知被认为是产生意识体验所必需的，口头报告是意识体验的外化。但是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并没有明确提出个人体验必须是思考或知觉的对象，这样才能产生意识体验。信息只能在工作空间中被广播和循环广播。[84]可以想象，高阶意识表征是广播和循环广播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观点并不是全局工作空间理论的一部分。
一阶理论
有关知觉意识最简单的信息处理理论就是一阶理论[85]（见图6-5）。它假设感知对象（例如视觉刺激）的表征是形成意识体验的唯一前提。一阶理论者认为，意识状态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它对自身的意识。[86]一阶理论与上述所有理论都是对立的。我之所以将其描述为“最简单的”，是因为和其他理论相比，它的加工过程是最少的，不过要完全理解它并不容易。
图6-5 一阶理论
这个理论与其他理论形成了对比，它认为，要产生对刺激的意识，唯一需要的就是对刺激本身的加工。意识是刺激加工过程的一部分。根据这种观点，工作记忆、高阶认知、广播和转播只是简单地放大了表征形式从而产生体验（访问意识），体验本身（现象意识）独立于这些直接上升到可访问的认知层面的表征形式。
纽约大学的内德·布洛克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87]布洛克更倾向于使用“同阶理论”这个术语来描述意识的反身性——意识是一个关于意识本身的独立状态，没有其他状态的参与。他的理论基于访问意识与现象意识之间的区别。[88]布洛克认为，现象体验（心理意识）可以在无法被认知到（这能让你知道自己正在体验它）的情况下存在。[89]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无法访问的现象意识的本质，布洛克举了一个例子：当你坐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阅读、思考或者做白日梦的时候，突然间，你的感觉世界发生了变化——例如你隔壁厨房冰箱的电机突然停止运作。这时你似乎注意到自己之前已经意识到这个声音了。这种之前没有被注意到的体验是布洛克所提出的现象意识的本质，即在你访问它之前，你没有意识到也无法报告的意识状态。在布洛克看来，在你访问它之前你就已经在现象层面上意识到这一点了。布洛克说，“访问”即我们意识到现象体验的内容。[90]
在对布洛克理论的评价中，莱昂内尔·纳卡什（Lionel Naccache）和迪昂指出，通过实验来区分无法访问的意识体验和被认知访问后才能报告的意识体验是很困难的。一阶现象意识（如可访问的意识一样）依赖于主体对自身状态的报告。[91]那么，如何区分无法报告的意识的无访问状态和你没有觉察到的无意识状态呢？所有情景中的意识都依赖于访问，那么什么是无法访问的现象意识？
每当我注意到冰箱的电机停止运作时，我都很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洛克的例子是非常巧妙的。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与感觉记忆有关，而非现象意识。所有的感觉系统都可以将信息存储在前意识（无访问）状态中几秒钟。[92]因此，当电机停止运作时，注意先进入感觉记忆，随后注意将感觉记忆“拉”入工作记忆，接着我便有了一个听到声音的意识体验。此时我体验并记住的只是前意识短时记忆缓冲区的信息，而不是无法访问的现象意识。
英国神经学家亚当·泽曼（Adam Zeman）写了大量关于意识的著作，他指出，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区分从无意识加工到意识体验转变的理论，与假设无法报告也无法访问的现象状态是意识状态的理论是相互冲突的，这是对这个领域的巨大挑战。[93]那么，我们如何在意识的各种理论中进行选择，并把恐惧和焦虑作为意识体验状态来理解呢？或许大脑可以提供帮助。
借助大脑理解知觉意识
一直以来，对意识感兴趣的哲学家都很少关注大脑，即使那些用物理主义解释意识的人，也认为大脑的功能不见得能够提供有用的东西。[94]例如，一个叫作功能主义的哲学学派认为，试图从大脑的角度理解意识就像试图理解计算机是如何“指挥”其电子元件来下棋一样。[95]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可以实现（下棋）功能，这与硬件本身无关——相同的象棋程序可以在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硬件上运行。这种传统的功能主义观点认为，意识是一种依赖于大脑的躯体反应，但是神经元、突触、动作电位和神经递质并不能解释意识体验是如何产生的。相比之下，物理主义哲学家更开放，他们认为大脑研究可以为检验哲学理论提供有用的证据。
有关大脑如何使意识成为可能的讨论和关于意识本身的讨论一样，都集中于视觉意识。[96]对视觉系统的研究是神经科学研究中最先进的领域之一。[97]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视觉系统的组织，特别是其新皮层的组成部分，因为大部分关于意识的讨论都涉及基于新皮层的认知过程。
我们知道“看”需要视网膜接收光，也需要神经元产生与外部视觉刺激等价的神经冲动。这些冲动传递到视丘脑，视丘脑属于皮层下组织，负责加工信息并将加工结果传递到视觉皮层。视觉皮层的最初阶段（初级视皮层）会根据刺激的线条、角度、边界、亮度和颜色来创建刺激的初始表征，接着这些表征以复杂的形式在视觉皮层的后段（视觉皮层的次级和三级区域）将刺激的形状和运动信息整合到其中，我们在行为和思考过程中使用这些表征。识别这些视觉加工阶段并了解其功能属于简单问题。困难问题是这些神经表征是如何被个体的大脑有意识地体验为物质世界中的对象和场景的。
研究视觉意识的一种方法是研究脑损伤患者。例如，人们早就知道右半球视觉皮层受损的患者看不到呈现在视觉空间左侧的刺激。[98]这由从眼睛到视觉皮层的传输路径决定——视觉空间左侧的信息大多被传输到右半球（见第2章）。当视觉刺激出现在视觉盲区时，患者无法有意识地觉察它们。研究者还通过观察发现，视觉皮层病变的猴子可能会以原始的方式对盲区内的视觉刺激做出反应。[99]拉里·韦斯克兰茨、[100]大卫·米尔纳（David Milner）和梅尔·古代尔（Mel Goodale）[101]等人已经证明，视觉皮层受损的患者被诱导后，尽管他们否认自己看到了刺激，但是他们依然会对出现在这个盲区的刺激做出反应。为了评估视觉皮层受损的患者有没有对盲区里的刺激进行加工，研究者通常会使用评论键法，要求他们从两个或更多的选项里面选择与目标刺激相关的一个。其他研究则向盲区提供了巴甫洛夫威胁条件刺激（见第2章和第3章），条件刺激诱发了自主神经系统反应，这表示该刺激已经被大脑捕捉到了。这样的患者被诊断患有盲视。[102]
盲视患者可以通过上述方式做出回应的原因是视觉皮层有两个处理通路，这两个通路均起源于初级视皮层。[103]腹侧通路负责识别物体，背侧通路负责定位刺激的位置并确定它是否移动，以便个体做出相应的行为。因为腹侧通路的视觉信息来自初级视皮层，所以初级视皮层区域受损使腹侧通路失去了识别特定刺激的能力。背侧通路从其他视觉区域（尤其是视丘脑和脑干）获得视觉信息，所以它可以处理视觉刺激并对其做出反应，而不需要意识到刺激是什么（见图6-6）。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盲视是不是无法访问的现象意识（依照布洛克的观点），还是说它只是反映了个体无意识地控制行为的过程。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来看看另一种研究人类视觉意识的方法。
在其他有助于理解意识的脑机制的研究中，主试给健康被试的“正常”大脑呈现阈下刺激（用掩蔽或其他方法），使其视觉意识受到干扰。将这些方法与脑成像的方法结合，我们就有可能观察到被试有可报告的意识体验时的大脑情况和其否认看到刺激时的大脑情况（见图6-7）。使用掩蔽的研究已经发现，当健康被试能够有意识地报告自己看到了视觉刺激时，其视觉皮层和与注意、工作记忆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层和后顶叶皮层）被激活了。[104]在掩蔽实验中，当被试否认看到视觉刺激时，其视觉皮层活跃而额叶和顶叶不活跃。其他感觉系统也有同样的规律。例如，想要意识到听觉刺激需要听觉皮层加工该刺激，还需要前额叶和顶叶的参与。[105]此外，研究者还对盲视患者进行了脑成像研究，以测得他们说“看见”和“没有看见”时的大脑活动（见图6-8）。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当被试报告看见刺激时，其前额叶和顶叶皮层处于激活状态，但当他们报告没有看见刺激时，这两个区域都没有被激活。[106]从这些不同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前额叶和顶叶对意识的产生极为重要。这一结论得到了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前额叶或顶叶皮层的神经活动被破坏会导致个体意识到刺激的功能受损。[107]
图6-6 视觉通路
最近大部分关于意识的研究都涉及个体如何意识到视觉刺激的问题。视觉加工的过程如下：视觉刺激投射到视网膜，然后视网膜通过多个通路将视觉信息传递给大脑。这里最重要的两个通路是丘脑外侧膝状体和中脑上丘的通路。外侧膝状体将信号传输到初级视皮层（V1），初级视皮层又与次级区域（V2、V4）连接，次级区域又与三级区域（颞下皮层）连接。这个通路使我们能看见物体的形状与颜色，因此有时它被称为腹侧通路或“什么”加工通路。上丘与丘脑枕连接，丘脑枕又与V2、V4相连，也与顶叶皮层的视觉区相连。该通路使我们了解客体的位置及运动，它被称为背侧通路或“哪里/如何”加工通路。总的来说，人们对“什么”通路是有意识的，对“哪里/行动”通路则是无意识的，后者无意识地控制着我们的行动。
图6-7 视觉通路和盲视
右半球的初级视皮层（V1）受损的患者，不能报告左视野（与右半球相连）中的物体（见图2-1）。因为这种病变使视觉信息不能通过“什么”通路到达颞下皮层（见图6-6），所以想要意识到视觉刺激，“什么”通路是必需的，但是这些患者能触摸到物体（即能判断物体的位置），并以各种方式对他们“看不见”的刺激做出反应。这种能力依赖于通向顶叶皮层的神经通路——丘脑枕、V4通路（见图6-7a）。虽然患者意识不到视觉刺激，但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刺激做出反应，这样的患者被诊断患有盲视。
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我将以人们可以口头报告自己的体验时的大脑活动与人们无法口头报告自己的体验时的大脑活动的差异为（写作）基础。这并不代表我认为意识存在于大脑的某个区域（如前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脑功能是神经回路和系统的产物，而不是脑区的产物。当我给你看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的图解时，我强调的是脑区内和脑区之间的通路，而不是脑区本身。
图6-8 看见刺激和没有看见刺激时的皮层激活
功能成像的研究表明，当给健康的被试呈现掩蔽刺激，被试无法有意识地体验和报告该刺激（见图6-1）时，被试的视觉皮层处于被激活状态。当被试能够有意识地体验并报告刺激（因为没有掩蔽或掩蔽长时间延迟）时，除了视觉皮层，前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也是活跃的。这说明前额叶和顶叶皮层在使我们意识到视觉刺激方面起关键作用。
大脑数据对于理解知觉意识有何意义
前额叶和后顶叶皮层参与产生有意识的感知体验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发现，因为这些区域与工作记忆的注意和其他方面有关，[108]这些加工过程在前面提到的意识理论（除一阶理论外）中起着重要作用。前额叶和顶叶皮层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与涉及感觉加工的皮层相连接。这种连接被称为远程连接，因为它们在皮层中相距很远的区域之间传递信息。它们也被称为往返连接，因为它们是互通的，它们允许每个区域的信息加工递归地影响另一个区域。[109]前额叶和顶叶皮层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们都属于会聚区，[110]即可以将与体验有关的各种信息整合在一起的区域。在创造体验的过程中，该区域可以将外观、气味、味道和触感与记忆整合。华金·福斯特（Joaquin Fuster）和帕特里夏·戈德曼-拉基奇（Patricia Goldman-Rakic）的研究揭示了感觉加工区域与前额叶皮层之间的远程往返连接在使执行功能将当下的、不同类型的刺激保持在工作记忆中等方面的作用。[111]因为我们前额叶皮层对意识的影响有了较多了解，所以后面我将重点讨论前额叶皮层，较少讨论顶叶区域。
关于意识的脑基础的理论大多建立在远程往返连接和信息融合的观点上。让我们来看看当人们意识到感觉刺激时，前额叶皮层是如何活动的。至于人们没有意识到感觉刺激时前额叶皮层的情况，已经被不同的理论家解释过了（见图6-9）。
20世纪90年代的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科赫和破解遗传密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撰写了多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这些文章激发了人们使用视觉系统作为意识体验模型的热情。[112]他们为现有的大多数理论提供了基本逻辑，即假设前额叶皮层在视觉意识中起作用，意识是通过从视觉皮层到前额叶皮层的远程连接的循环中出现的（因为此循环的存在，到达前额叶皮层的工作记忆通路的信号得以被传送回视觉皮层）。从前额叶皮层出发到达视觉皮层的神经元被注意放大，在视觉皮层中形成一个放大的神经元“联盟”，从而产生对刺激的意识体验，并且在刺激本身消失后，意识体验仍然能持续一段时间。
有趣的是，这个过程中只有视觉皮层的后段（视觉皮层的次级和三级区域，见图6-6）与前额叶皮层相连。因此克里克、科赫及大多数研究者得出了如下结论，即视觉意识的产生需要视觉皮层的后段和前额叶皮层的参与。[113]虽然有人认为初级视皮层中的信息也能够被意识到，但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只有通过往返连接从前额叶皮层返回到感觉皮层的信息才能被意识到。[114]已有的研究数据表明，当人们口头报告（看见）视觉刺激时，其前额叶皮层是活跃的，当他们报告说没有看见视觉刺激时，前额叶皮层不活跃，这与克里克和科赫的模型一致。科赫是以第一人称视角从表面来看待现象意识的研究者之一。科赫说，如果有人否认看到了刺激，这（即观察其前额叶皮层是否活跃）可以说是“赤裸裸的事实”。[115]
图6-9 与大脑有关的意识理论
一阶理论提出，视觉皮层（特别是次级和/或三级区域）的加工是所有现象意识所必需的。前额叶和顶叶能使我们认知到现象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放大视觉皮层和其他皮层之间的加工做到的。高阶理论提出，前额叶（或许还有顶叶）皮层是认知过程的基础，认知过程产生意识体验。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强调通过广播和转播皮层之间的信息来放大加工，并假定意识是作为全局网络的一个属性出现的。一些全局工作空间理论认为前额叶皮层的广播和转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见正文）。
与克里克和科赫一样，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家同意从视觉皮层的后段到前额叶皮层再到视觉皮层的远程连接的观点，并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更大的网络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远程连接不仅将信息从视觉皮层传送到工作空间，还将信息传送到其他脑区，这些脑区将信息传送回前额叶皮层，在这里，不同来源的信息被整合。全局的（广泛的）“可重入加工”[116]使信息的传播（范围）放大，从而使全局工作空间产生意识体验。因此，意识产生于全脑可重入加工式的传播与信号放大中，而非视觉皮层或前额叶皮层，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可报告的意识体验。在有关能被有意识地报告出的刺激和无法被意识到的刺激的研究中，研究者测量了人类皮层的神经活动，发现存在普遍的激活模式。[117]而且，在刺激能被有意识地感知到的情况下，这一全局活动持续的时间更长。这一观点的提出者还指出了意识状态下前额叶皮层的“特别参与”。这么看来，虽然意识是全局网络可重入加工过程的产物，但并非网络的所有区域都对意识的产生有相同的贡献，前额叶皮层似乎尤为重要。
来自荷兰的认知神经科学家维克多·拉姆（Victor Lamme）也认可可重入加工的重要性，[118]但他认为意识体验的产生并不一定依赖于额叶皮层，相反，意识产生于所有可重入加工的皮层回路中，比如，它完全可以产生于视觉皮层内或视觉皮层与前额皮层之间。拉姆的观点建立在朱利奥·托诺尼的信息整合理论之上，该理论认为意识是各种元素以特定的方式被整合在一起的结果。[119]
大卫·罗森塔尔援引了关于在意识状态下前额叶的活跃情况的研究结果。他认为视觉皮层产生一阶视觉表征，而前额叶皮层产生可被访问的、属于现象体验的高阶表征。[120]他认为没有前额叶皮层的高阶表征就没有现象意识。罗森塔尔向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发起了挑战，他认为该理论不能确定传播信号有没有成为意识体验。罗森塔尔认为只有高阶表征才能产生意识。为了支持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斯坦尼斯拉斯·迪昂提出，前意识过程（潜在的、目前无法访问的意识）可以解释处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传播信号。[121]
内德·布洛克是用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评估有关意识的哲学观点的先驱。[122]他认为视觉体验产生于视觉皮层的次级和三级区域，而非初级视皮层。[123]他认为，在有意识的认知过程中，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被激活的事实说明认知访问使得报告产生于视觉皮层的现象体验成为可能，但无法访问并不代表没有意识产生。[124]布洛克以右侧顶叶皮层受损的患者为被试做了一项研究，[125]这些被试会产生一种被称为单侧忽视的情况。[126]和盲视患者相同，单侧忽视患者不能报告位于空间左侧的视觉刺激。但和盲视患者不同的是，他们的视觉皮层没有受损，但由于注意网络受损，他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空间左侧。向单侧忽视患者展示面孔照片并对其进行脑成像，正如预期的那样，被试报告说没有看到空间左侧（由右半球控制的空间区域）的面孔照片。最重要的发现是，虽然患者报告没有看到面孔照片，但其视觉皮层的后段（特别是涉及面孔加工的视觉皮层）在右半球被激活了。布洛克认为，这表明视觉皮层的面孔区域是面孔现象体验的关键区域，而顶叶皮层的损伤只是使个体无法注意到现象体验，从而阻断了个体对其的认知。他认为患者之所以在没有看到刺激的情况下产生了现象体验，是因为她的视觉皮层的面孔区域被激活了。
克里斯托弗·科赫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不伴随前额叶和其他皮层的注意放大的现象意识，但他认为这与布洛克提出的无访问的现象意识不同。科赫和克里克认为前额叶皮层和视觉皮层的参与是现象体验和访问所必需的。[127]其他评论家指出，或许涉及面孔加工的皮层是产生面孔现象体验必需的，但现在证据并不充分。[128]如果刺激驱动的神经活动是意识的标志，那么意识可能存在于任何脑区。无访问状态不能访问也不能报告，不能通过直接评估状态获得。如果现象意识和使报告成为可能的访问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再分的（即它不是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的本质区别），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将意识状态与无意识状态区分开来呢？
哈克万·刘（Hakwan Lau）和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对布洛克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发现了神经病症状中的幻视，并以此挑战一阶理论。[129]这种病症是一种视觉皮层受损之后出现的邦纳综合征，患者缺乏产生一阶现象体验的能力，但他们可以详细地描述幻视体验。也就是说，他们缺乏产生现象体验的脑区，却能够产生相应的体验。刘和布朗认为，这个没有一阶体验却有高阶视觉体验的例子说明意识依赖于高阶表征，而非一阶表征。
哲学家马丁·戴维斯（Martin Davies）试图调和现象意识和访问意识的理论。[130]他认为现象意识很可能是访问意识的因果解释的一部分，可能存在无访问的现象意识状态，而不存在无现象意识的可访问状态。[131]刘和布朗的发现似乎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一阶理论有一个难题，[132]这可能是意识研究中最困难的地方，那就是为什么会有你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的意识体验。[133]我认为，这似乎表明：如果你不知道你正在体验某事，那说明你并没有意识到它。
基于皮层下的意识理论
以上讨论的意识的观点都是基于皮层之上的。一些人反对这么研究意识。[134]例如，众所周知，去皮层并不能使动物的目标导向行为消失，不过人们或许会认为这表明目标导向行为并不需要意识。事实上，正如前几章所讨论的，意识不是诱因刺激引起的工具性（目标导向性）行为或者行为结果的强化的必需条件。[135]另一个反对意识皮层观的是：出生时缺少某皮层的孩子也有能被自己觉察到的意识。[136]大量证据表明，大脑的发育障碍可以得到补偿，大脑中原本控制某功能的区域的位置会改变。通常，大脑的基因预设会把控制某功能的区域放在指定的位置，当情况有变时，原本控制关键功能的区域就会被另一区域替代。例如，若视觉皮层损伤，视觉信息则由正常的听觉皮层来加工。[137]如果左半球（大多数人的语言半球）未能发展完善，右半球将接管多数语言功能。[138]没有完整的皮层也能有意识，但这并不代表意识的产生由皮层下区域控制。
鉴于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达马西奥和潘克塞普的情绪意识理论。回想一下，他们区分了初始形式的意识和认知。他们假设的初始形式的意识本质上是一阶现象意识的皮层下假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皮层下状态不需要认知访问就可以产生有意识的情绪体验。借助认知意识及其工具（如工作记忆、注意、记忆和语言），这些初始状态可以被阐释和访问，从而被有意识地体验为完整的情绪。
潘克塞普和他的合作者玛丽·范德凯尔克霍夫认为，感觉意识的皮层下状态指的是“内隐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感知性的情绪状态在皮层下神经元水平上的组合”。[139]他们同时认为皮层下的情绪状态“给了我们个人身份认同感和持续性，而没有外显的反思觉察或理解正在发生什么”。[140]因此，这些状态是内隐的（“真正无意识的”，缺乏“反思觉察”），同时也伴有意识体验（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感觉）。我们很难知道对“真正无意识的”的情绪状态的意识体验是怎样的，这些状态没有进入反思觉察，它们是“没有被意识到的……意识”的觉察形式，正如布洛克的无访问的现象意识。
传统意义上的意识（我们意识到经历某事）的产生似乎依赖于皮层，布洛克的一阶理论及前面讨论过的其他信息处理理论都做过这个假设。这些理论是皮层信息处理系统的一部分。视觉皮层对工作记忆（包括注意和其他认知功能）的作用是测试皮层系统中涉及意识的信息加工。这些过程建立在视觉皮层与前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之间良好通路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大多数研究者争论的是，意识出现在皮层信息处理系统的哪个部分。
目前尚不明确的是皮层下回路是如何引起意识状态的。为什么身体感应和指令系统回路的活动会产生意识状态，但控制呼吸、心跳或反射运动的区域对疼痛、巨响或突然的视觉刺激没有反应？人们可能会发现，在认知意识和视觉皮层的关系上，达马西奥理论中的皮层下身体感觉回路和潘克塞普理论中的皮层下情绪评价回路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皮层下区域创造了一阶现象体验，然后通过从皮层下区域到皮层区域的连接实现对皮层下的认知访问。这是简单问题。一阶理论的难点在于解释一阶状态是如何独立于认知加工，自己产生意识体验的，要证明在视觉皮层中为何会出现意识体验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要证明其他区域（如脑干）也能够产生意识体验。
即使能够证明人类的某种原始意识是脑干产生的，要证明动物也存在这种意识状态也很难。正如我们所见，我们只能通过非言语反应来推测动物是否存在意识状态，但要区分非言语反应是基于意识还是无意识是非常困难的。使用评论键和其他精巧的实验设计可以找到动物有元认知的证据，但即使是研究该领域的人也承认，元认知与意识是不同的。[141]
注意和意识
我比较支持信息处理理论，该理论认为注意控制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表征，并且假设工作记忆中的表征是使信息成为意识的内容的必要条件。[142]需注意的一点是：要产生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注意是必要不充分条件。
注意承担着很多任务，其最常见的任务是选择我们意识到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关注到众多刺激中的少部分刺激。与感觉加工区相连接的前额叶和顶叶执行网络对感觉皮层进行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选择输入的信息并将其保持在工作记忆中。我们也了解到，一些刺激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引起注意，从而进入工作记忆。[143]能引发情绪的刺激在这里显得尤为特殊，一旦此类刺激进入工作记忆中，注意和其他执行功能就会抑制竞争信息的输入以使个体持续注意到该刺激。但是将注意视为加工外部信息的唯一机制是不正确的，我们还需要考虑身体内部和大脑中产生的信息（例如记忆）。
注意往往被视为通往意识的大门。[144]一些著名的注意研究者认为，要想让刺激被个体意识到，注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注意能够稳定表征并使之长期“在线”，以被各种皮层网络和功能访问。注意是选择信息的机制，它使得信息被彻底加工并形成意识。尚无证据表明刺激可以不经过注意放大就被意识到。[145]同时，信息被注意到并进入工作记忆并不能说明刺激引起了意识。[146]换句话说，意识可能需要注意，但仅仅有注意还不够。[147]因此，可能还需要其他方式将进入工作记忆中并在这里被加工的信息转化为意识的内容。这些就是全局工作空间理论、高阶理论、评价理论或者其他理论试图解释的东西。
人类的新皮层对意识的重要作用
我们不能因为前额叶（和/或顶叶）皮层能够产生意识信号而将大脑和意识的讨论局限于此，也不能只通过脑成像数据就得出“如果前额叶皮层被激活，那么意识就产生于此”的结论，因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也与许多无意识过程相关联。[148]此外，前额叶皮层还包括许多与之相关的复杂脑区。重申一下先前提出的观点，意识不是在某个脑区发生的事件，正如大脑功能，它是神经回路和系统的产物。[149]前额叶、顶叶等脑区对意识的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意识并不产生于这些区域。
与工作记忆和意识相关的典型脑区是外侧前额叶皮层，其背侧区域（背侧前额叶皮层，PFCDL）[150]是最常见的与工作记忆相关的区域，其腹侧部分（PFCVL）也与工作记忆相关。[151]其他区域也和工作记忆相关，包括腹内侧前额叶区域（PFCVM）、前扣带皮层、眶额叶皮层、岛状皮层区域和耻骨。[152]损坏任意一个或数个前额叶皮层区域可能都不会使意识觉知无法形成。[153]鉴于顶叶皮层也与意识的形成相关，因此可能破坏前额叶和顶叶的所有皮层才能真正使意识无法形成。其他区域（例如海马体、基底节和小脑）也与意识相关，[154]不过，当这些皮层和/或皮层下区域的一部分被损坏时，其他区域可能会对此进行“补偿”。类似地，刺激前额叶皮层不能产生意识体验[155]的事实并不能否认前额叶皮层在意识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说法，因为研究者每次只能刺激到该区域中的一小部分神经元。
一般认为前额叶和顶叶网络是个体产生有意识的感知体验所必需的，一项研究患者从昏迷到恢复正常的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一观点。[156]患者首先过渡到植物人状态，此时其脑干和基底前脑觉醒网络功能活跃，但额叶和顶叶网络不活跃。虽然他们的眼睛是睁开的，但患者无法对感觉刺激做出反应。当他们过渡到最低意识状态时，他们能对感觉刺激和言语命令做出反应，额叶和顶叶网络是活跃的。这些发现很好地说明了生物意识与心理意识之间的脑机制的差异。相同的网络在催眠状态下被抑制，此时人完全清醒并且能对刺激做出反应，但外部意识却被改变了（催眠暗示个体对某些刺激的注意是可以被削弱的）。[157]
在人类意识的研究中，常见的是将与意识相关的大脑功能称为意识的神经相关集。[158]我所关注的是这些集合的子集，即皮层意识网络（CCNs），它包括前额叶和顶叶皮层（见图6-10），它们是全局工作空间的关键组成部分，全局工作空间还包括与皮层意识网络相连的一些皮层下前脑区域，如丘脑（特别是中线丘脑）和基底神经节。CCNs是形成有意识的心理状态的必要条件，因为皮层下脑区与生物意识和行为控制相关，所以它们可能也与意识的产生有关。确切地说，中线丘脑是唤醒/觉醒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基底神经节是控制行为和强化系统的一部分。
图6-10 皮层意识网络（CCNs）
本章的重点是前额叶，也讨论了顶叶皮层。某种程度上，与意识有关的皮层，即前额叶皮层中的多个不同区域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互相联系着。缩写：PFC，前额叶皮层；PFCDL，背外侧前额叶；PFCVL，腹外侧前额叶；PFCDM，背内侧前额叶；PFCVM，腹内侧前额叶；OFC，眶额叶皮层；OFCL，外侧眶额叶皮层；OFCM，内侧眶额叶皮层；ACC，前扣带皮层。
以上就是关于意识的全部解释了吗
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体验的感受性，即体验是如何产生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理解心理意识的大脑机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取得这些进展的部分原因是测量人类大脑活动的能力的提高，同样重要的是有关意识的心理本质的概念进步了。
虽然我在数十年前就对裂脑患者的意识进行了研究，但我并非一个意识研究者。我利用这个领域的发现来告诉大家意识是如何产生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恐惧和焦虑等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因为它们属于意识状态。虽然意识的情绪状态具有其他状态不具备的要素，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有与其他状态相同的机制，在这些状态中，你知道自己正在经历某件事情。
在本章中，我重点讨论了个体是如何意识到视觉刺激的，但我忽略了知觉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意识到刺激是什么，你需要有意识地获得更多的感觉特性，你还需要提取记忆，它使感觉刺激变得有意义。下一章我将探讨记忆在意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不同类型的记忆对不同类型的意识的作用，其中可能至少有一种记忆类型是人类独有的。
[1] Maugham（1949）。
[2] 关于生物与精神状态意识的讨论见Piccinini（2007）和Rosenthal（2002）。
[3] 这就是我所说的“生物意识”（creature consciousness）和“精神状态意识”（mental state consciousness），其他使用这些术语的人可能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定义它们。
[4] 关于动物意识的各种观点，见Panksepp（1998，2005，2011）；Dixon（2001）；Edelman and Seth（2009）；Bekoff（2007）；Griffin（1985）；Heyes（2008）；Shea and Heyes（2010）；Weiskrantz（1995）；Masson and McCarthy（1996）；Dickinson（2008）；Grandin（2005）；Singer（2005）；Jane Goodall’s Introduction in Hatkoff（2009），p.13；LeDoux（2008，2012，2014，2015）。
[5] Gross（2013）；Gallup（1991）；Hampton（2001）；Griffin（1985）；Burghardt（1985，2004）；Jane Goodall’s Introduction in Hatkoff（2009），p.13；Interview with primatologist Frans de Waal，http://www.wonderlance.com/february2011_scientech_fransdewaal.html，retrieved Nov.5，2014；Goodall（2013），“Should Apes Have Legal Rights?”The Week，http://theweek.com/article/index/247763/should-apes-have-legal-rights，retrieved Nov.5，2014。
[6] Panksepp（1998）。
[7] Clayton and Dickinson（1998）。
[8] Panksepp（1998，2011）；Damasio（1994，1999，2010），Vandekerckhove and Panksepp（2009，2011）。
[9] Edelman and Seth（2009）。
[10] http://www.plantconsciousness.com/.retrieved Nov.5，2014；http://forums.philosophyforums.com/threads/are-cells-conscious-52606.html，retrieved Nov.5，2014。
[11] Tononi（2005）；Chalmers（2013）。
[12] Dennett（1991）；Churchland PM（1984，1988a，1988b）；Churchland PS（1986，2013）；Graziano（2013）；Lamme（2006）。
[13] Descartes（1637，1644）。
[14] Descartes（1637）；Shugg（1968）；Rosenfield（1941）；Haldane and Ross（1911）。
[15] Boring（1950）。
[16] Watson（1913，1919，1925）。
[17] Strachey（1966-74）。
[18] Gardner（1987）。
[19] Neisser（1967）。
[20] Lashley（1950）。
[21] Bargh（1997）；Bargh and Ferguson（2000）；Bargh and Morsella（2008）；Wilson（2002）；Wilson and Dunn（2004）；Jacoby（1991）；Kihlstrom（1987）；Ohman（1988，2002）；Ohman and Soares（1991）；Ohman and Mineka（2001）；Ohman et al（2000）；Mineka and Ohman（2002）；Phelps（2006）。
[22] Freud（1915）。
[23] Dehaene et al（2006）。
[24] Frith et al（1999）；Naccache and Dehaene（2007）；Weiskrantz（1997）；Dehaene et al（2003）；Dehaene and Changeux（2004）；Sergent and Reis（2007）；Koch and Tsuchiya（2007）。
[25] Descartes（1637）；Shugg（1968）。
[26] Dennett（1991）。
[27] Dennett（1991）；Jackendoff（2007）；Wittgenstein（1958）；Alanen（2003）。
[28] Lazarus and McCleary（1951）。
[29] Shimojo（2014）；Kouider and Dehaene（2007）；Macknik（2006）。
[30] 在各种研究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被试在多大程度上否认了意识（因为掩蔽或脑损伤）或意识退化，而不是没有意识到刺激。当人们声称不知情时，他们有多不知情。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提出了解决方法。例如，在一种方法中，被试被要求评估他们对自己判断的信心，判断他们是否看到了刺激，这些刺激的呈现方式会因实验者的不同而系统地变化。虽然对刺激被看到有一定的信心可以表明有少量的意识参与，但这并不等同于完全的有意识体验。关于意识退化会影响选择的论点并不十分令人信服，因为它导致了一个循环过程：如果它影响了选择，那么被试一定已经意识到了。关于刺激的无意识注入实际上是弱意识知觉的争论（Szczepanowski & Pessoa，2007；Mitchell & Greening 2012）。支持无意识注入的论据见Merikle等人（2001）、Kouider和Dehaene（2007）的研究。当然，意识是有层次的，而不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存在状态，退化的意识（例如，“我认为可能有一些水果出现在了屏幕上”）与成熟的意识体验（例如，“我看到一个红苹果茎和虫洞”）不同。个体感受到的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
[31] Romanes（1882，1883）；Jane Goodall’s Introduction in Hatkoff（2009），p.13。要理解为什么复杂的行为不是意识的证明，请参阅Smith等人（2012）、Fleming等人（2012）、Wynne（2004）、Harley（1999）。
[32] 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可以用我在前几章中考虑的结果来说明。当人们在经历巴甫洛夫威胁条件反射时，他们常常会意识到CS和US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能力并不是CS诱发条件反应的基础（见第8章）。
[33] Amsterdam（1972）。
[34] Povinelli et al（1997）；Reiss and Marino（2001）；Uchino and Watanabe（2014）；Plotnik et al（2006）；Gallup（1991）；Keenan et al（2003）。
[35] Heyes（1994，1995，2008）。
[36] Heyes（2008）强调了两种研究的区别，一种研究使用替代假设的测试来区分有意识的状态和无意识的状态（Hampton，2001），另一种研究从动物有意识的假设开始，试图确定这种能力是如何受到某种操纵的影响的（Cowey & Stoerig，1995；pold & Logothetis，1996）。Smith等人（2012）也讨论了这些问题。
[37] Weiskrantz（1977）；Weiskrantz（1997），p.75。
[38] Cowey and Stoerig（1992），pp.11-37。
[39] Weiskrantz（1997），p.75。
[40] Smith et al（2012）；Hampton（2009）；Shea and Heyes（2010）；Smith（2009）。
[41] Metcalfe and Shimamura（1994）；Flavell（1979）；Kornell（2009）；Terrace and Metcalfe（2004）。
[42] Sahraie et al（1998）；Tunney（2005）。
[43] Persaud et al（2007）。
[44] Persaud et al（2007）。
[45] Seth（2008）；Overgaard et al（2010）。
[46] Smith et al（2012）。
[47] Crystal（2014）；Heyes（2008）；Fleming et al（2012）；Wynne（2004）；Harley（1999）。
[48] Smith et al（2012）。
[49] Tulving（2001，2005）。
[50] Tulving（2005）。
[51] Tononi and Koch（2015）。
[52] Frith et al（1999）。
[53] Dennett（1991）。
[54] Edelman（1989）；Jackendoff（2007）；Wittgenstein（1958）；Alanen（2003）；Carruthers（1996，2002）；Macphail（1998，2000）；Bridgeman（1992）；Chafe（1996）；Fireman et al（2003）；Lecours（1998）；Ricciardelli（1993）；Searle（2002）；Sekhar（1948）；Stamenov（1997）；Subitzky（2003）；Clark（1998）；Bloom（2000）；Rosenthal（1990b）。
[55] Rolls（2008）。
[56] Preuss（1995，2001）；Wise（2008）。
[57] Semendeferi et al（2011）；Barbey et al（2012）；Gazzaniga（2008）；Preuss（2001）；Wise（2008）；Bendarik（2011）；Falk（1990）。
[58] Gazzaniga and LeDoux（1978）；Gazzaniga（2008）。
[59] 但他们被剥夺了在社交场合使用语言学习的能力，并可能会因此而遭受痛苦。Oliver Sacks（1989）描述了其中的一些后果。
[60] LeDoux（2008）。其他人也有相同的观点，见Jackendoff（1987，2007）、Dennett（1991）。
[61] Wittgenstein（1958），p.223。
[62] http://www.theconsciousnesscollective.com/.Retrieved Nov.6，2014。
[63] http://www.nytimes.com/2012/12/10/nyregion/jamming-about-the-mind-at-qualiafest.html?_r=0.Retrieved Nov.6，2014。
[64] Nagel（1974）。
[65] Chalmers（1996）。写这本书时，Chalmers正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工作。
[66] Chalmers（1996）；Block（2007）。
[67] Chalmers在2015年2月19日的一封邮件中对我说过。
[68] Edelman（2004）；Block（2007）；Papineau（2002）；Dennett（1991）；Rosenthal（1990a，1993，2005）；Humphrey（2006）。
[69] 更多广泛回顾意识的理论和讨论见Seth等人（2008）、Searle（2000）、Seth（2009）、Flanagan（2003）、Hobson（2009）、Edelman（2001，2004）、Hameroff和Penrose（2014）、Tononi（2012）、Metzinger（2008）、Hurley（2008）、O’Regan和Noë（2001）、Papineau（2008）、Humphrey（2006）、Noe（2012）、Greenfield（1995）。
[70] Johnson-Laird（1988，1993）；Dennett（1991）；Norman and Shallice（1980）；Shallice（1988）；Baddeley（2000，2001）；Gardiner（2001）；Schacter（1989，1998）；Schacter et al（1998）；Frith et al（1999）；Frith and Dolan（1996）；Frith（1992，2008）；Courtney et al（1998）。
[71] Hassin et al（2009）；Kintsch et al（1999）；Cowan（1999）；O’Reilly et al（1999）；Ellis（2005）；Ercetin and Alptekin（2013）。
[72] Rosenthal（2005；2012）；Armstrong（1979）；Carruthers（1996，2002，2009，2014）；Lycan（1986，1995）。
[73] Rosenthal（2005，2012）。
[74] Rosenthal（2005，2012）。
[75] Sekida（1985），p.110。
[76] Heyes（2008）。
[77] Cleeremans（2008，2011）。
[78] Dennett（1991）。
[79] Gazzaniga（1988，1998，2008，2012）。
[80] Weiskrantz（1997）；Dehaene and Changeux（2004）。
[81] Weiskrantz（1997），p.167。
[82] Baars（1988，2005）；Baars et al（2013）；Baars and Franklin（2007）；Cho et al（1997）。
[83] Dehaene and Changeux（2004，2011）；Dehaene et al（1998，2003）；Dehaene and Naccache（2001）。
[84] Murray Shanahan and Bernard Baars；comment in Block（2007）。
[85] Brentano（1874/1924）；Metzinger（2003）；Burge（2006）；Block（2007）。
[86] Block（2007），p.485。
[87] Block（1990，1992，1995a，1995b，2002，2007）。
[88] Block（1990，1992）；此后，他提出将现象意识简单地称为现象学。
[89] Block（2007）。
[90] 虽然最近的研究表明，注意前感觉记忆可以被表述出来，这种表述受影响的方式与意识知觉体验受影响的方式相似（Vandenbroucke et al.，2012），但这并不表明注意前感觉加工或记忆是有意识的。
[91] Naccache and Dehaene（2007）。
[92] Desimone（1996）；Miller and Desimone（1996）；Miller et al（1996）。
[93] Zeman（2009）。
[94] Putnam（1960）。
[95] Fodor（1975）。
[96] Crick and Koch（1990，1995，2003）；Koch（2004）。
[97] Livingston（2008）；Purves and Lotto（2003）。
[98] Critchley（1953）。
[99] Humphrey（1970，1974）；Cowey and Stoerig（1995）；Stoerig and Cowey（2007）。
[100] Weiskrantz（1997）。
[101] Milner and Goodale（2006）。
[102] Weizkrantz（1997）。
[103] Ungerleider and Mishkin（1982）；Milner，D.A.and Goodale，M.（2006）。
[104] Frith et al（1999）；Rees and Frith（2007）；Lau and Passingham（2006）；Dehaene and Naccache（2001）；Dehaene et al（2003）。
[105] Meyer（2011）。
[106] Persaud et al（2011）；Lau and Passingham（2006）。
[107] Vuilleumier et al（2008）；Del Cul et al（2009）；Pascual-Leone and Walsh（2001）。
[108] Weiskrantz（1997）；Wheeler et al（1997）；Courtney et al（1998）；Knight and Grabowecky（2000）；Maia and Cleeremans（2005）；Bor and Seth（2007）；Mazoyer et al（2001）。
[109] Edelman（1987）。
[110] Geschwind（1965a，1965b）；Jones and Powell（1970）；Mesulam et al（1977）；Damasio（1989）。
[111] Fuster（1985，1991，2006）；Fuster and Bressler（2012）；Goldman-Rakic（1995，1996）；Levy and Goldman-Rakic（2000）。
[112] Crick and Koch（1990，1995，2003）；Koch（2004）。
[113] Koch最近的研究表明，视觉感知过程中视觉前额叶网络的功能连接的变化支持了意识中远程连接的重要性（Imamoglu et al.，2012）。
[114] Meyer（2011）。
[115] 然而，Koch确实提出，如果前额叶皮层受损，那么视觉皮层可能在没有认知通路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简单的现象意识（Christof Koch & Naotsugu Tsuchiya，2007）。他现在也强调要分离注意和意识。
[116] Edelman（1987，1989，1993）。
[117] Gaillard et al（2009）。
[118] Lamme（2006）；van Gaal and Lamme（2012）。
[119] Tononi（2005，2012）。
[120] Rosenthal（2012）。
[121] Dehaene et al（2006）。
[122] Block（2005）。
[123] See Block（2007）。
[124] Block（2007）。
[125] Rees et al（2000，2002）；Driver and Vuilleumier（2001）。
[126] Berger and Posner（2000）；Mesulam（1999）；Critchley（1953）。
[127] 他们还指出，某些丘脑区域和屏状核也可能起作用。
[128] See responses to Block（2007）。
[129] Lau and Brown.http://consciousnessonline.com/2012/02/17/empty-thoughts-anexplanatory-problem-for-higher-order-theories-of-consciousness/.Retrieved Jan.20，2015。
[130] Davies，M.，http://www.mkdavies.net/Martin_Davies/Mind_files/Ischia1.pdf.Retrieved Jan.20，2015。
[131] 另一位牛津大学的哲学家Nicholas Shea持更为积极的观点（Shea，2012）。他试图证明现象意识是一种自然的意识，并提出了检验这一观点的方法。
[132] Zeman（2009）。
[133] Papineau（2008）。
[134] Merker（2007）。
[135] Dickinson（2008）。
[136] Merker（2007）。
[137] Renier et al（2014）；Sadato（2006）；Neville and Bavelier（2002）；Sur et al（1999）。
[138] Lennenberg（1967）；Basser（1962）；Vanlancker-Sidtis（2004）。
[139] Vandekerckhove and Panksepp（2009）。
[140] Vandekerckhove and Panksepp（2011）。
[141] Dickinson（2008）；Smith et al（2012）；Fleming et al（2012）；Wynne（2004）；Harley（1999）；Weiskrantz（1997）。
[142] Bor and Seth（2012）；Prinz（2012）；Baars（1988，2005）；Johnson-Laird（1988，1993）；Frith et al（1999）；Frith and Dolan（1996）；Frith（1992，2008）；Schacter（1989，1998）；Schacter et al（1998）；Dehaene et al（2003）；Dehaene and Changeux（2004）；Naccache and Dehaene（2007）。
[143] Carretie（2014）；Han and Marois（2014）；Ansorge et al（2011）；Jonides and Yantis（1988）；Abrams and Christ（2003）；Ohman and Mineka（2001）；Vuilleumier and Driver（2007）。
[144] Prinz（2012）；Bor and Seth（2012）。
[145] Cohen et al（2012）。
[146] van Boxtel et al（2010）；Cohen et al（2012）；Hassin et al（2009）；Soto et al（2011）。
[147] Tsuchiya and Koch（2009）；Ansorge et al（2011）；Kiefer（2012）。
[148] van Gaal and Lamme（2012）；Thakral（2011）。
[149] Behrmann and Plaut（2013）。
[150] Goldman-Rakic（1987，1995，1999）；Fuster（1989，2000，2003）；Curtis（2006）；Miller and Cohen（2001）；Bor and Seth（2012）。
[151] Faw（2003）；Goel and Vartanian（2005）；Barde and Thompson-Schill（2002）；Muller et al（2002）；D’Esposito et al（1999）；Duncan and Owen（2000）。
[152] Rolls et al（2003）；Rolls（2005）；Kringelbach（2008）；Damasio（1994，1999）；Faw（2003）；Damasio（1994，1999）；Medford and Critchley（2010）；Posner and Rothbart（1998）；Mayr（2004）；Vogt et al（1992）；Devinsky et al（1995）；Shenhav et al（2013）；Carter et al（1999）；Oakley（1999）；Reinders et al（2003）；Ochsner et al（2004）；Medford and Critchley（2010）；Hasson et al（2007）；Crick and Koch（2005）；Craig（2002，2003，2009，2010）；Bechara et al（2000）；Clark et al（2008）；Damasio et al（2013）；Philippi et al（2012）；Damasio and Carvalho（2013）；Hinson et al（2002）；Critchley et al（2004）；Critchley（2005）；Smith and Alloway（2010）；Thomson（2014）；Stevens（2005）。
[153] For example，see Phillipi et al（2012）。
[154] Cotterill（2001）；O’Keefe（1985）；Gray（2004）；Kandel（2006）。
[155] van Gaal and Lamme（2012）。
[156] Demertzi et al（2013）。
[157] Demertzi et al（2011）。
[158] Crick and Koch（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