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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章 焦虑与恐惧的复杂网络
畏惧承受痛苦之人，已在承受他所畏惧的。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
当我恐惧它的时候，它已经来了，但已不那么令人恐惧……
知死之必至，比知道死亡就在身边更难。
——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2]
焦虑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总有些事让我们担忧、恐惧、烦恼或为之感到压力，但我们的焦虑程度并不相同。有些人就像“杞人忧天”一样会担忧一切，但也有人“稳如泰山”，面对所有事情都能镇定自若。
我母亲就是一个很容易担忧的人。尽管她并没有非常焦虑，但她总是心事重重并且烦躁不安，有时还会抱怨晚上睡不着。不过，她这样是有理由的——我父亲是一个无忧无虑，或者可以说或多或少有些不负责的人，他属于那种能忘怀白天的一切、沾枕即睡的人。如果我母亲不操心，他们的生意——一家夫妻店——肯定不会生意兴隆。母亲张罗操办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里。她很慈爱、和蔼，有时会因想把每天所有的事情都完美解决而备感压力。我自己的性格大概是处于父母之间的。当我感觉日常琐事带来的压力将我推向焦虑与担忧时，我就会将我的性格向我父亲那头调整一点以求得平衡。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因为我会极快地回到自己本来的焦虑程度。
这不足为奇。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的焦虑程度是一种相当稳定的人格特质，[3]也是气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们为之焦虑的事件也总在变化，但我们总能回归平静，就好像人类天生就有一种能保护自身不受焦虑伤害的机制。
是什么使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焦虑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和反应不同。焦虑是非常主观的：一件对某个人来讲十分值得紧张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根本不值一提。想要不那么焦虑并不简单。那些具有焦虑特质的人会比不那么焦虑的人把更多的事情看作有压力的；对更容易焦虑的人来说，他们经历的事情很少会被他们归为“小事一桩”。
用“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来解释这一现象是对问题的回避——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在心理上各异？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大脑。正如我在《突触自我》[5]这本书里解释过的，虽然人类的大脑在总体的结构和功能上来讲是相似的，但在更精细的微观连接上，它们是不同的，正是这些不同使得我们成为独特的人。这些差异同时源于父母给我们的独特的基因组合以及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过的一切。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是塑造我们的一对搭档，而这种合作关系就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
焦虑：古老却崭新[6]
英文单词“anxiety”（焦虑）及其在欧洲各语言中的同义词（比如法语中的“angoisse”、意大利语中的“angoscia”、西班牙语中的“angustia”、德语中的“Angst”以及丹麦语中的“angst”）都来自拉丁语中的“anxietas”，而这个词又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angh”。[7]虽然“angh”有时候被希腊人用作“负担沉重的”或者“令人苦恼的”的意思（如“anguished”），但它最初是被用在关于躯体的感受方面的，如“闷”“狭窄感”或者“不舒服”。就比如，“angina”（心绞痛）这个词——一种由心脏疾病引起的胸口疼痛的身体状况——就源于“angh”。[8]
自古以来的文学、宗教著作以及艺术作品表明，人们对我们今日称之为焦虑的精神状态其实早有认识，即使那时候人们并没有为其贴上“angh”或者类似的典型标签。[9]例如，著名的希腊雕像《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见图1-1），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由于试图暴露特洛伊木马的计划而遭众神惩罚被群蛇缠绕噬咬，在他们的脸上就出现了焦虑（痛苦、担心和/或惧怕）。[10]希腊战神阿瑞斯有两个儿子，福波斯（恐惧之神）和得摩斯（惧怕之神）。他们陪阿瑞斯投入战斗，四处传播与他们名字相同的情绪。[11]在《新约全书》中，读者被告知“你无法通过担忧延长你的生命”。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13世纪时注解道：“当一个人惧怕因他的罪而要面对的惩罚，并且不再爱着他已失去的与上帝的友谊时，他的恐惧源自傲慢，而非谦逊。”[12]确实，在基督徒的世界里，焦虑总是与罪和救赎有关。[13]比如，在19世纪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一个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以为焦虑是人类存在的关键，是一种我们对于自由选择的惧怕感。克尔凯郭尔说，焦虑开始于亚当在夏娃的苹果和上帝之间挣扎之时，并被保持下来成为人类每一个决定中都存在的因素。[14]
图1-1 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尽管“焦虑”一词经历了这样一段漫长的历史，但最开始“焦虑”并没有被人们看作一种麻烦的、令人担忧的心理状态或者精神病的来源之一。直到20世纪早期，这一状况才发生改变。这一转变开始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将焦虑作为他关于精神病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15]早期的精神病理学家，如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16]对焦虑也有一些观点，但最后是弗洛伊德将病理性焦虑的概念详尽地介绍给了大众。[17]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焦虑是大部分（如果不能说全部）精神疾病的根源，[18]并且也是理解人类心理最核心的部分：“毫无疑问，焦虑是……一个谜语，它的谜底必将为我们人类精神的存在带来一束光芒。”[19]他把焦虑看作一种自然的、有用的状态，但这也是困扰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问题的一个共同特征。从那以后，焦虑便被看作以担心、惧怕、痛苦和忧虑为特征的心理状态。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一种“被感觉到的事物”，也是一种特殊的“不愉快的特征”。[20]跟希腊人一样，弗洛伊德特别强调要把“angst”（焦虑）和“furcht”（恐惧）区分开。他说焦虑只与焦虑状态本身有关，与引发焦虑的客体无关；恐惧则将人的注意力准确地引向客体。[21]更确切地说，弗洛伊德强调，焦虑描述了一种对危险的预期或为此危险进行的准备，同时因此而恐惧的状态，即使这种伤害的实际来源可能是未知的；然而，恐惧有一个确切的、让人们惧怕的客体。[22]弗洛伊德也对原始焦虑和信号焦虑进行了区分：原始焦虑有直接的目标（本质上是恐惧），而信号焦虑是没有目标的，并且信号焦虑包含因未来可能发生的伤害而感受到的更为泛化或更加不确定的感觉（本质上是焦虑）。
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那些没有被意识到的充满压力的想法和记忆（多数与童年有关），常使人感到冲动，进而催生了焦虑。通过压抑这一防御机制，这些冲动被隐藏在潜意识中。当压抑失败的时候，这些麻烦的冲动就会进入意识当中，从而引发神经质焦虑。于是冲动就需要被再次压抑，或者通过神经质的“表演”来“满足”这种需求，进而疏解焦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目的，就是将焦虑性神经症，或者说焦虑性神经症的缘由带到意识层面当中，并消除它那秘密的、破坏性的力量。
存在主义哲学家，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23]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24]，为精神生活，尤其是焦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应以意识为中心。[25]例如，萨特不同意弗洛伊德强调心理的病理性以及潜意识的观点。他有一句著名的言论，“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存在先于本质），意思是我们通过自己所做的有意识的决定创造了我们自己。
存在主义者将焦虑看作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病态。在这一观点上，他们主要受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影响。在1844年（弗洛伊德出生前）出版的《焦虑的概念》中，克尔凯郭尔对恐惧（有明确的目标，类似于弗洛伊德的“furcht”，或者说原始焦虑）以及焦虑（一种未聚焦的、没有目标的、面向未来的恐惧，类似于弗洛伊德的“angst”和信号焦虑，但是对病理学的强调要弱得多，同时更关注意识）进行了区分。[26]由于焦虑并未聚焦于特定的目标，因此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惧怕）是由“虚无”引起的，这是一种绝望，它源自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并非基于这个世界，而是由我们的选择所定义的。我们通过做选择来防止重回虚无。[27]克尔凯郭尔是在存在主义者接受了他的观点之后才出名的，弗洛伊德在发展精神分析理论时显然还不知道他的著作。[28]
克尔凯郭尔认为，对于成功的生活来说，体验焦虑是必需的，因为没有焦虑人们就不会前进。正如他所说，“被焦虑教育的人也正面临着机会”，[29]那些适应能力强的人会迎着焦虑前行。[30]他强调的焦虑对成功的重要性最终也被实验证明，即认知与完成生活中各种任务时的焦虑存在着倒U形的关系：不够焦虑，人就没有动力，但过于焦虑，也会导致不好的结果。[31]正如焦虑研究的领军人物戴维·巴洛（David Barlow）所指出的，没有焦虑，“运动员、艺人、高管、手工业者、学生，这些人的表现都会变差，创造力会减弱，甚至农作物也得不到种植。在树荫下消磨我们的生命将使我们实现那曾在快节奏的社会中长久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状态，而这对人类来说简直与核战争一样致命”。[32]
弗洛伊德和存在主义者阵营都给出了治疗焦虑的方法，但他们有不同的目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力图使人们摆脱过去的经历所带来的存在于潜意识中的精神冲突，他把心理医生看作通过一层层的挖掘来展现过去的考古学家。存在主义的疗法把焦虑和其他内部冲突的来源看作人类生活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最好通过让我们在前行时有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来应对。现今主流的精神病学是生物导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更符合弗洛伊德的观点——焦虑可以变成一种病态的状态，需要用治疗手段来治愈我们混乱的大脑。今天，当代生物精神病学在认识到弗洛伊德重大贡献的同时，[33]也确实脱离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34]
弗洛伊德和萨特的高知名度使“焦虑”一词成为“二战”[35]后的美国的文化代名词（见图1-2）。1947年，诗人W.H.奥登（W.H.Auden）发表了一首长诗，名为《焦虑的时代》。[36]虽然这首诗本身十分复杂且难以理解，据说没多少人读过，[37]但它的标题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几乎是立刻就根据这首诗的标题创作了一曲交响乐。[38]自那以后，“焦虑的时代”这一短语就被用来描述当代世界的一切危险事物，[39]并且出现在无数书名中——那些书的主题千变万化，诸如科学、母性、“圣弗朗西斯转变的愿景”以及“令人兴奋的性”。1956年，杂志《疯狂》在其封面上刊登了一个叫阿尔弗雷德·E.纽曼（Alfred E.Neuman）的卡通人物和他的座右铭“什么？我会担心？”，以此来赞美焦虑。在电影业中，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观点也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常用的一个题材，其观点在《爱德华大夫》（1945）、《欲海惊魂》（1950）、《迷魂记》（1958）中都有明确的描绘。在20世纪60年代，伍迪·艾伦（Woody Allen）把焦虑作为他标志性的小毛病，这也是他的电影幽默的核心。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利用焦虑的文化魅力，在《恐高症》（1977）中讽刺了希区柯克的《迷魂记》以及它的弗洛伊德主题。滚石乐队1966年的大热曲目《妈妈的小帮手》是一首关于英国的家庭主妇们靠着安定（一种当时医生常开的抗焦虑药物）来度过一天的歌。用药物控制焦虑在杰奎琳·苏珊（Jacqueline Susann）的《玩偶谷》一书中也起关键作用，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也同样有名（“玩偶”是苏珊给书中被角色滥用的药丸起的昵称）。在艾伦·J.帕库拉（Alan J.Pakula）的电影《重新开始》（1979）中，主角在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中惊恐发作，当他的弟弟求其他顾客给他一片安定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掏出了药瓶。[40]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Rollo May）早期曾在精神病学领域使弗洛伊德和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得以融合，[41]他在1977年声明道：“焦虑已经明确地从专业办公室的昏暗中走出，进入了市场的光明当中。”[42]只是简单地在谷歌搜索中输入“anxiety”一词，就能得到超过4200万条结果。
图1-2 20世纪中叶流行文化中的焦虑
（顺时针方向，从左上角开始）W.H.奥登1947年的诗《焦虑的时代》（THE AGE OF ANXIETY）；伦纳德·伯恩斯坦1947～1949年创作的交响乐《焦虑的时代》（THE AGE OF ANXIETY）；杂志《疯狂》（MAD）1956年的封面，介绍了阿尔弗雷德·E.纽曼标志性的句子“什么？我会担心？”；1967年的电影《玩偶谷》（Valley of the Dolls）、1977年的电影《恐高症》（HIGH ANXIETY）以及1958年的电影《迷魂记》（VERTIGO）的广告；（中间）滚石乐队1966年的大热音乐《妈妈的小帮手》（MOTHER’S LITTLE HELPER）。
从恐惧到焦虑，再到恐惧
如今，科学家和心理健康专家有关恐惧和焦虑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弗洛伊德和克尔凯郭尔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把恐惧和焦虑看作虽令人不快但完全正常的感受。正如我们所见，恐惧的焦点是已至或迫近的特定的外部威胁，而对于焦虑，典型的威胁是不那么明确的，并且也不那么好预测——它更为内部化，它更多时候只是针对你的预期而不是事实，同时也可能只是针对发生概率极低的、一种想象中的可能。[43]表1-1和表1-2总结了恐惧和焦虑之间常见的异同。
表1-1 恐惧和焦虑的相同点
资料来源：Table 1.1 in Rachman（2004）.
表1-2 恐惧和焦虑的不同点
资料来源：Table 1.2 in Rachman（2004）and Table 1.2 in Zeidner and Matthews（2011）.
一个针对英语的简单分析显示，单词“恐惧”和“焦虑”可以形容一系列情绪（见图1-3），其中的一些我们已经见到过：恐惧、惊慌、恐怖、焦虑、痛苦、惧怕、担忧。实际上，有超过36个英文单词是“恐惧”和“焦虑”的同义词、变体或各个方面[44]（部分见图1-4）。
图1-3 有关恐惧和焦虑的单词
这些单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解释了使用这些单词的人的生活中的重要事物，就好比因纽特人有很多与雪相关的词。看起来恐惧和焦虑对我们意义重大。的确，奥登那个时代之后的每一代人都宣称他们与焦虑有特殊的关系，并且坚称他们比以前的人更加焦虑。[45]
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措辞的语义上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我们理解恐惧和焦虑的内在机制时会导致用语不准确，我们如何处理这种影响呢？一些情绪研究专家把这些措辞看作对不同程度恐惧的强度的衡量标准：最底端是关心（concerned）、紧张（nervous）、战战兢兢（jittery）、忧虑（apprehensive）、担忧（worried），中间是临危（threatened）、害怕（scared）、受惊（frightened），最顶端是惊慌（panicked）和极度惊恐（terrified）。[46]另一种方法保留了把恐惧和焦虑作为两种厌恶体验的中心地位的观点，并且明确了这两种厌恶体验中都有哪些确定成员。受惊、惊慌、害怕和极度惊恐被看作具有客观原因以及迫近的结果的状态，故而它们被归为恐惧这类厌恶体验；痛苦、担忧、惧怕、紧张、关心、惊慌和不安则被看作焦虑的变体，因为它们的根源或者说原因更加不确定，并且结果也更加不确定。
图1-4 一些恐惧和焦虑的主题
资料来源：From Makari[2012].
即使是这么简单的解决办法，也暗示着对恐惧和焦虑的研究的混乱。这些措辞有时被用来定义体验的类别（大的分类），但更经常被用来明确指代某种具体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下，“恐惧”被看作所有这些可能的词语中唯一一个仅指恐惧体验的。类似地，“焦虑”也是焦虑体验范围内的一个特指词。不过，我们还不清楚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类别中的例子可以被看作对恐惧或焦虑真正准确的陈述，或者理想陈述的微妙变体，甚至同义词。尽管存在这些混乱，我们还是有一些指导性原则来帮我们区分这两大类：当威胁是现有的或者即将到来的时候，恐惧状态就会出现；当威胁是可能但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会迎来焦虑状态。
定义恐惧和焦虑
通常，我们能根据威胁的特性将恐惧和焦虑从概念上区分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恐惧和焦虑的状态并非完全独立的。在不焦虑的情况下感受到恐惧或许是不可能的——一旦你开始恐惧某事物，你就会开始担忧迫近的危险将带来什么后果。比如，看见有个焦躁不安的家伙在你身边挥舞手枪会给你带来恐惧，但这很快就会被担忧（或者说焦虑）取代——你会为这家伙要做什么着急起来。正如本章题记中蒙田的那句名言所说的：“畏惧承受痛苦之人，已在承受他所畏惧的。”
类似地，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察觉到了一个与焦虑有关的、潜在的威胁性刺激，也许在平时，遇到这一刺激并不会引起你的恐惧，但是在当前情景下会。例如，你在徒步旅行的时候遇到一条蛇，即使它是无害的，也可能会唤醒你的焦虑并使你警觉起来。而当你继续前行，看见地上的一根细长弯曲的黑色树枝（正常情况下，徒步旅行的你会忽视这一事物）时，你可能瞬间就倾向于把它看作一条蛇，并被诱发恐惧感。同样地，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恐怖袭击警报频发的地区，良性刺激也会被你看作可能的威胁。在纽约，当警报等级上升时，地铁空座位底下的小纸袋都可能引来大量关注。
最后，我们需要问的是：既然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预判性回应，且两者有紧密的联系，那么我们是否能真正区分它们？我认为是可以的，并且是必须可以的。正如我在之后的章节中将提到的，某客体和现有的威胁引发（恐惧）状态，和或许会在未来发生的不确定事件引发（焦虑）状态，这两种情况下的脑机制是有些许不同的。本身很危险或当前出现的、能靠谱地预示危险临近的刺激都会带来恐惧。焦虑也可能存在，但如果最初的状态是由某特定刺激引起的，这种最初的状态就一定是恐惧。如果这一有争议的状态包含对并不存在且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事物的担忧，这个状态就是焦虑。恐惧跟焦虑一样也可以包含预期，但是这两种预期的特性不同：在恐惧状态中，预期关注的是现有的威胁是否以及何时会造成伤害，而在焦虑状态中，预期关注的是现在并不存在且可能不会出现的威胁所带来的结果的不确定性。
正如我之后将讲到的，恐惧和焦虑都与自我有关。体验恐惧意味着你知道自己正处于危险的处境之中，而体验焦虑是指你担忧未来的威胁是否会伤害自己。与自我的关系是恐惧和焦虑这两种情绪以及其他人类情绪的定义性特征。
病态的焦虑和恐惧
虽然恐惧和焦虑都是非常正常的体验，但当它们强度过大、频率过高或持续时间过长时，它们也会变得适应不良，从而给承受者带来过多的痛苦以至于毁掉他们的日常生活。[47]此时，焦虑障碍就出现了。[48]出于一些历史因素（我马上会解释），适应不良的恐惧和焦虑通常被归在“焦虑障碍”的标签下。表1-3对比了常态和病态的恐惧和焦虑。
在美国，焦虑障碍的构成是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规定的。[49]世界卫生组织也有自己的诊断体系。这两者大部分是一致的。[50]后来DSM发布了第五版（DSM-5），但若想理解其对焦虑障碍的分类，还是研究前几版比较有用。[51]
表1-3 常态的恐惧和焦虑vs.病态的恐惧和焦虑
资料来源：http://www.adaa.org/understanding-anxiety.
DSM的分类系统是在20世纪中叶提出的，最初以精神分析的观点为主，这导致它对精神障碍的分类不是精神病就是神经症。通常认为，精神病症状包含思维障碍（包括妄想和/或幻觉、脱离现实），并且患者通常缺乏正常的社会交往能力。神经症患者会承受痛苦（有时候是使人虚弱的痛苦），但不会有显著的思维扭曲或脱离现实。大多数神经症的症状跟恐惧和焦虑有关，包括焦虑性神经症（过度的担忧、惧怕）、恐惧症（不合理的恐惧）、强迫症（重复思维）和战争神经症（士兵们的精神问题，源自压力、枯竭感以及特定的战争体验）。
随着1980年DSM-III的出版，基于精神病学家唐纳德·克莱因（Donald klein）的研究发现，焦虑性神经症被划分为两种单独的状态。[52]克莱因一直在研究一种名为丙米嗪的新型实验药物，希望能借此降低因精神分裂症住院的患者的焦虑水平以有助于治疗。尽管患者称他们的焦虑水平并没有改变，但是工作人员发现，使用这种药物后，患者向护士诉说生理痛苦（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头晕）和心理痛苦（因为感觉自己快死了而十分恐惧）的频率明显降低了。这种强烈恐惧的发作（或者如他们所说的，惊恐发作）在数周的治疗之后有所减少。相反，苯二氮卓类药物（如安定）能够减轻慢性焦虑却不能缓解惊恐发作。以上发现引导克莱因将焦虑障碍分为两个大类：广泛性焦虑障碍（GAD）和惊恐障碍。虽然弗洛伊德预料到了这一区别（他在讨论中把焦虑看作一种有时会具有与惊恐发作相似的精神症状的普通状态），但他并没有对焦虑性神经症的不同亚类进行区分。
让我们更细致地看一看这两种状况。GAD（担忧、神经质、忧虑、惧怕）是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在使用“焦虑”一词时内心所想的。GAD患者会有长时间的、不可控的、过度的对于生活状况（包括家庭、工作、财政、健康、浪漫和其他情况）的担忧及紧张感，并且达到了影响正常生活的程度。[53]相对来说，惊恐障碍的特点是短时且强烈的发作，在发作过程中患者会有窒息感或经历心脏病发作——记住，相较于GAD中会有的担忧和惧怕的精神状态，英文单词“anxiety”的希腊语词根“angh”更多是指躯体的感受。[54]
1994年出版的DSM-IV将其他一些神经症（特殊恐惧症、强迫症、战争神经症）和GAD及惊恐障碍进行了整合。两大类恐惧症被包括进来：特定恐惧症（个体会因遇到特定的物体（如蛇或蜘蛛）或物理环境（如高地势或狭小且封闭的空间）而感到焦虑）和社交恐惧症（因出席像聚会这样的社交活动或需要公开讲话的场合而焦虑）。强迫障碍（OCD）也被归为焦虑障碍，这一病症的症状包括侵入意识的重复思维（如对细菌的担心）及与之相伴的为了减轻痛苦感受的重复行为（如过度洗手）。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被划分为焦虑障碍的一种，在这种病症中，关于过去的想法和记忆，尤其是与会威胁生活的事件相关的内容，会导致患者有分离感，出现睡眠问题，对相关线索的刺激有高敏感性。虽然历史上士兵们一直在忍受战争经历带来的心理痛苦，但直到越南战争后，PTSD才被看作一种特殊的病症。PTSD这一术语替代了早期的那些命名，比如战争神经症、怀乡病、[55]炮弹休克、战争疲劳症以及战斗应激反应。PTSD的诊断并不局限于战场，它包括对任何类型的严重创伤性经历的反应，如车祸或其他事故、强奸、酷刑折磨或其他形式的躯体虐待。
随着2014年DSM-5的出版，我们迎来了一些改变。除了把版本编号从罗马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外，DSM-5还移除了DSM-IV中焦虑障碍领域的两种障碍，并将它们归为独立的分类：PTSD变为创伤和应激相关障碍的一部分，OCD则成为强迫及相关障碍的一部分。
“焦虑障碍”这一术语最初出现是为了描述焦虑的两种状态（GAD和惊恐障碍），其他病症加入后这一术语被沿用了下来。“焦虑障碍”这一标签明显漠视了其中所含的大多数病症都含有恐惧这一事实（例如，在特殊恐惧症和社交恐惧症中对于特定物体或情景的恐惧，在恐惧症中由心悸或呼吸短促等躯体感受引起的恐惧），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些情况描述为“恐惧和焦虑障碍”——以适应不良的恐惧和/或焦虑为主的病症。出于这种考虑，我放弃了DSM-5的分类并将PTSD也纳入了对恐惧和焦虑的讨论中，因为它包括适应不良的恐惧（对与创伤相关的线索的恐惧）。[56]部分与这些恐惧和焦虑障碍相关并得到了认可的典型特征如图1-5所示。
总的来说，恐惧和焦虑障碍是美国所有精神病类问题中最为普遍的，它影响了20%的人，这是抑郁症和双相障碍（一种心境障碍）的2倍还多，是精神分裂症的20倍。[57]据估算，每年在恐惧和焦虑障碍上的财政支出超过400亿美元。[58]这些病症对劳动力也有显著影响。比如，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焦虑和情感障碍会导致每年出现2000万的工作减值日——大多数患者会缺勤。[59]
图1-5 恐惧/焦虑障碍的主要症状
恐惧和焦虑障碍的实际情况远比20%的患病率所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对威胁信息的加工出现问题与适应不良的恐惧和焦虑是其他许多精神疾病的原因。GAD和抑郁症经常同时出现，恐惧和焦虑可能是精神分裂症、边缘性人格障碍、自闭症以及进食和成瘾障碍的成因之一。此外，虽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对于病症的精神病学诊断，但很多个体受到了无法控制的恐惧或焦虑的伤害。这些问题也给那些因癌症、心脏病以及其他慢性躯体疾病等病症而健康受损的人带来了麻烦。很多人即使心理和身体的其他方面都很健康，也会不时遭受过度恐惧和焦虑发作带来的痛苦。故而更好地理解这些病症的本质及其相关脑机制，会让所有人受惠。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容易遭受恐惧或焦虑障碍的折磨呢？比如，为什么只有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人群在遭受创伤后会患PTSD？[60]戴维·巴洛认为有三个因素会使人们更容易患上这些障碍[61]（见图1-6）。第一是遗传或人脑中的其他生物学因素。据估算，焦虑遗传的可能性在30%～40%，远低于其他病症。[62]但当测量特定的焦虑特质，比如在涉及不确定性的情景中羞怯和离群的倾向时，遗传的可能性就会上升。遗传对焦虑和其他精神障碍的影响十分复杂，其中包含多种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环境影响以及遗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造成个体之间脑组织的差异也十分重要。第二是一般心理因素，如个体会把情景感知为不可预测且不可控的倾向。巴洛列出的第三个因素是特定的学习经历。如果一个小孩在生病时得到了过度的关注，他可能会继续做出“生病行为”以吸引注意和同情。类似地，如果一个小孩观察到家长或其他成年人使用这种策略，他也可能会使用它们。如果个体在早期的生活环境中，曾经历过不确定性情景带来的不可控的负性后果，那么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会倾向于体验到更少的控制感。值得注意的是，心理过程和学习经历本质上是生物学的，因为它们是大脑的产物并同样受遗传和遗传-环境的交互作用，即所谓的表观遗传学的影响。
社会科学家艾伦·霍维兹（Allan Horwitz）和杰洛米·菲维德（Jerome Wakefield）提议在讨论精神问题时应该谨慎使用“障碍”（disorder）一词。在他们的《所有我们应该恐惧的》[63]和《我的悲伤不是病》[64]这两本书里，他们指出“障碍”意味着躯体的某部分没有按照它应该的那样去工作。他们认为，在那些有焦虑问题的人群中，大脑通常就是在做它应该做的——只不过是在错的环境下。陌生人、蛇、高度所诱发的恐惧和焦虑，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的祖先规避危险，但在现代世界中的恐惧和焦虑会给我们带来痛苦。霍维兹和维菲德尤其关心正在上升的恐惧和焦虑障碍诊断率，以及对正常工作的大脑（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药物治疗的数量的惊人增长。他们承认病理性的恐惧和焦虑是存在的，也描述了区分常态和病态的恐惧和焦虑的标准。不管人们怎么看他们对障碍的定义的修正，他们的书都确实很重要，因为书中提出了对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图1-6 病理性焦虑的易感因素
资料来源：Based on Barlow[2003].
威胁的中心性
本书名叫《重新认识焦虑》，它探讨了焦虑和其他相关状态（包括担忧、关心、惧怕、不安、忧虑、紧张）如何而来。恐惧和焦虑之间紧密的联系决定了两者需要放在一起理解，连接它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对威胁性信息的觉察和反应的脑机制。
威胁，不管是当前的还是预期的，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人们都会对其做出反应。正如许多人提到的，对威胁的觉察为战斗或逃跑提供了准备。[65]我们都熟悉“战斗或逃跑反应”——当我们遭遇当前的或预期的威胁时产生的紧急防御反应，并且当我们处于压力中时这一防御反应会更容易出现（见第3章）。为了帮助自己在遭遇危险时活下来，我们会调动这一全身反应。当它在运行时，我们的意识资源被恐惧或焦虑消耗。而且，恐惧和焦虑经常同时起作用。可以说，对威胁的加工是恐惧和焦虑的核心。
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在不同类型的恐惧和焦虑障碍（见图1-7）中，对威胁的加工是不一样的。[66]本书中，我较少关注这些障碍本身，更多地关注威胁信息的加工如何引发适应不良的恐惧和焦虑障碍。[67]遭受这些障碍的人对威胁有过高的敏感性，威胁会抓住并持续占有他们的注意力，这一情况有时被叫作过度警觉。遭受这些障碍的人区分危险和安全的事物的能力也会受损，并且会高估感知到的威胁的重要性。即使威胁不是当前的，他们也会过度担忧威胁会出现，并且会持续地审视周围环境以试图理解为何自己会觉得痛苦。他们会走极端以逃离或回避威胁，这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图1-7 精神障碍对威胁信息加工的改变
阐明观点
这里假定，对恐惧和焦虑的理解就意味着对情绪的理解。所以，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我想先用恐惧情绪作为例子来阐明我对这一主题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我关于情绪的核心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变过。[68]但是最近我对情绪的讨论开始有了些许不同，目的是加强对这一复杂的心理功能及其与脑机制的联系的概念化。[69]
传统上，情绪理论聚焦于有意识的感受。[70]例如，在19世纪后期，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恐惧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正对危险做出反应时产生的有意识的感受；他认为，恐惧感是对防御危险时独特的躯体信号的知觉。[71]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认同詹姆斯所说的，但是大多理论家都同意感受即情绪这一说法。正如前面提到的，弗洛伊德说焦虑是“被感觉到的东西”，并且指出“无疑，我们感觉到的是情绪的本质”。[72]最近，荷兰心理学家尼科·弗里达（Nico Frijda）断言，本质上，情绪是“特征体验”。丽莎·巴瑞特（Lisa Barrett）、詹姆斯·罗素（James Russell）、安德鲁·奥托尼（Andrew Ortony）、杰拉尔德·克罗尔（Gerald Clore）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强调情绪是心理建构的有意识的体验。[73]克罗尔特别指出：“情绪从来都不是无意识的。”[74]
不过，其他理论家发现有意识的体验并不重要，或者甚至可以说它不利于我们对情绪的理解。比如在20世纪早期，行为主义者强烈认为无法观测的意识在心理学中无立锥之地，他们坚持研究的焦点应该是行为。[75]这带来了一种观念，即恐惧是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系，而非一种具体的感受。[76]之后，当行为心理学家转向生理学并试图理解刺激和反应在人脑里是如何联结时，恐惧又变成中枢动机状态——脑部针对危险刺激组织反应的生理状态。但是就像行为主义者一样，这些生理学理论家大部分也避开了有意识的体验——中枢状态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生理中介，而非主观的感受状态。[77]虽然这一途径提供了一种能够在动物和人之中同样地研究恐惧等情绪的方法，但这是通过无视恐惧是一种感受实现的，而大多数人把恐惧看作一种感受。
即使是那些强调情绪即意识体验的人，有时候也会认同体验只是情绪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例如，瑞士心理学家克劳斯·谢勒（Klaus Scherer）认为情绪是包含认知评价、表达反应、生理变化和有意识的感受的过程。[78]以这种观点来看，当我们把某情景评价为危险的，针对它表露出特定的行为反应、生理上有所唤醒并感受到恐惧时，恐惧就出现了。在我看来，就逻辑而言，这一方法有些冗杂，因为它既把恐惧看作整体的过程，又把它看作人们在害怕时体验到的特殊感受，恐惧（体验）成了恐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种理论认为，情绪是大脑固有的，并且会在有诱发刺激存在时被释放出来。[79]这一观点被那些坚持基本情绪理论的人支持。以这种观点来看，固有的行为反应、生理反应以及有意识的感受都来自一个恐惧中心或网络。就像我后面会说的，虽然威胁确实激发了固有的行为和生理模式，但恐惧感不是固有的，这一观点也与情绪的心理建构理论相一致。
在我看来，恐惧、焦虑以及其他情绪就是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有意识的感受。通常，当我们僵在原地或者在危险出现开始逃跑时，我们会感受到害怕。这包括了对威胁的觉察产生的不同结果——一个是有意识的体验，而另一个包含了更多无意识的基础加工过程。我认为，不能成功地将恐惧和焦虑的意识体验与更基础的无意识过程区分开会导致很多混乱。更基础的过程有助于情绪感受的形成，但它们已经进化了，它们不是为了制造有意识的感受，而是为了帮助生物体存活和繁荣兴旺。为了避免混淆，更基础的无意识过程不应该被标记为“情绪的”。
在我看来，恐惧感出现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大脑已经无意识地探查到危险的时候。[80]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始于在大脑的感觉系统加工下，一个外部刺激被无意识地断定为威胁的时候。然后威胁觉察回路的输出使大脑的唤醒水平提高，行为反应的表达增多，并促使身体发生生理变化。身体的行为和生理反应的信号被送回到大脑，在那里它们会变成针对危险的无意识反应的一部分（对这些无意识反应的感觉部分可以被“感觉到”，就像景象和声音）。接下来，大脑活动会被威胁和努力应对威胁预警的努力独占。人们会对威胁更加警惕——环境会被扫描，以查出我们为何会以这种方式被唤醒，而与所有其他动机（进食、饮水、性、金钱、自我满足等）相关的大脑活动均被抑制。如果借助记忆，环境监控指出出现的是“已知的”威胁，那么注意就会集中在这些刺激上，我们会有意识地认为这些刺激就是我们产生这种唤醒状态的原因。记忆同样也让我们知道，“恐惧”是我们给这种体验起的名字（在童年，我们建立了一套模板，不同的情绪标签对应不同的体验模板）。当所有因素或者组成部分在意识中得以整合时，某种情绪，特别是有意识的恐惧感，就产生了。发生这一过程前提是，大脑仍有认知资源来创造意识体验，并且能够从个体幸福的角度解释该体验。大脑和身体的反应是我们的行为的动力，这些行为使我们能够存活下去，恐惧感并不参与该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恐惧感仅仅是副产品。一旦恐惧感出现，它就能激活有意识的大脑资源，以促使我们去寻求生存与发展。
我并非唯一一个支持情绪是“基于认知评估的意识感受的”这一观点的研究者。[81]最近出现的情绪是“心理建构的”[82]的观点或许是与我的观点最接近的基于认知的情绪理论。
本书将详细阐述一个重要的观点：那些促使人们寻求帮助的、令人厌烦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与针对这些感受的研究过程和解释方式是分离的，包括对如何寻找新的治疗方法以减轻这些感受的研究。意识不再是科学的一个禁忌话题，并且近些年这一领域有了长足发展。我和其他人引领的在动物和人身上进行的恐惧与焦虑障碍的研究，通常聚焦于大脑是如何探查威胁并对威胁做出反应的——在无意识中运行的过程。这一工作与理解有意识的恐惧和焦虑很是相关，我们需要在合适的环境中去理解它。尽管有惯例在，但即使是人类，对威胁的反应也并不完全意味着有意识的感觉发生了，同样地，在动物身上也是如此。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框架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研究、治疗和有意识的感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时候应该提到意识，什么时候不应该，因为不论是忽视意识还是过分强调其作用，我们都将无法理解恐惧和焦虑。
展望
在本章中，我们从大脑对威胁信息的加工的角度建立了恐惧和焦虑的复杂网络。下一章将概述我是怎样在长达30年的科学理解情绪大脑的努力中逐步形成我现在的观点的。随后的几章涉及动物界中的防御以及使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得以觉察威胁并做出防御性反应的脑机制。之后我会回答“我们从动物那里继承了什么”这个问题。与现在流行的大众观点及许多科学家持有的观点相反，我并不认为我们从动物那里继承了恐惧或焦虑等情绪，相反，我认为我们继承的是觉察威胁并对其做出反应的机制。当我们的大脑中有威胁加工机制时，有意识的恐惧感和焦虑感才是可能的，否则威胁加工机制只能激发行为，而不一定会引发恐惧感和焦虑感。具有意识的生物体可以体验到恐惧感，其他生物体则无法拥有这种体验。因此，如果我们想理解恐惧和焦虑的感受，我们就需要理解意识。之后的几章会讲这个主题。其中一章介绍的是意识的物理基础，另一章讨论的是记忆与意识，还有一章解释的是当威胁加工的无意识结果被有意识地体验到时，有意识的恐惧感和焦虑感是如何出现的。最后三章展示的是脑机制的研究将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这些麻烦的感受并提供新方法。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焦虑和它的伙伴恐惧就像谜语一样，探寻它们的谜底能使我们了解大脑和思维工作的多个方面。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许多话题，从动物防御行为的基础机制到人类的决策，从自动的无意识加工到有意识的体验，从知觉、记忆到情绪感受都将被谈到。一些话题会涉及复杂的脑机制，但是在其他话题的讨论中，我们关注的大部分原理都是易于理解的。
[1] Montaigne（1993）。
[2] Dickinson（1993）。
[3] Kagan（1994）；Eysenck（1995）。
[4] Kagan（1994）。
[5] LeDoux（2002）。
[6] 在这一节中，几位作者在我总结焦虑的历史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帮助。尤其重要的是Zeidner和Matthews（2011）以及Freeman和Freeman（2012）的著作。这些作者在写书时向我请教，我也从他们的文章中获益。Menand（2014）、Smith（2012）和Stossel（2013）的文章和书也非常有用，详见http://blogs.hbr.org/2014/01/the-relationship-between-anxiety-and-performance/（检索于2014年11月20日）。在撰写本书的后期，我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看到了Stossel的优秀著作《我的焦虑时代》（My Age of Anxiety）以及Menand对这本书精练而详实的评论。对于我正在使用的其他资源没有涉及的一些信息，这些都成了有用的资源。
[7] 这个词源的历史依据是：Lewis（1970）、Rachman（1998）、Zeidner和Matthews（2011）、Freeman和Freeman（2012），以及在线词源词典（http://www.etymonline.com）。Stossel（2013）涵盖了词源的其他方面。
[8] 纽约大学（NYU）古典主义学者Peter Meineck向我指出，angh的音译是ankho，意为“窒息”。我的儿子Milo LeDoux在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学习古典文学，他也提供了帮助。
[9] Freeman and Freeman（2012）。
[10] 拉奥孔是特洛伊城阿波罗的一位牧师，他曾警告特洛伊人，希腊的木马礼物是一个阴谋，因此被希腊神明雅典娜和波塞冬惩罚。Boardman（1993）；Laocoön，cat.1059，Pio Clementino Museum，Octagonal Court.Retrieved Sept.21，2014，from mv.vatican.va。
[11] Retrieved Sept.19，2014，from http://www.theoi.com/Daimon/Deimos.html。
[12] St.Thomas Aquinas，The Summa Theologica。
[13] Makari（2012）。
[14] Kierkegaard（1980）。
[15] 弗洛伊德的思想被许多作家翻译成英文，最终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标准版）的译本，是由James Strachey翻译的。
[16] Klein（2002）。
[17] Zeidner and Matthews（2011）；Freeman and Freeman（2012）。
[18] Breuer and Freud（1893-1895）。
[19] Freud（1917），p.393。
[20] Spielberger（1966），Chapter 1，p.9。
[21] Freud（1917）.Quoted by Zeidner and Matthews（2011）。
[22] Freud（1959）。
[23] Heidegger（1927）。
[24] Sartre（1943）。
[25] Freeman and Freeman（2012）。
[26] Kierkegaard（1980）。
[27] “Existentialism，”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Anxiety，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existentialism/#AnxNotAbs。
[28] Tauber（2010）。
[29] Kierkegaard（1980），p.156。
[30] Epstein（1972），p.313。
[31] Yerkes and Dodson（1908）；McGaugh（2003）。
[32] David Barlow，quoted by Scott Stossel.Retrieved Nov.20，2014，from http://blogs.hbr.org/2014/01/the-relationship-between-anxiety-and-performance/。
[33] Kandel（1999）。
[34] 然而，在分析学界，有些人试图在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之间建立联系（见http://neuropsa.org.uk/）。分析师Mark Solms和神经学家Jaak Panksepp一直是这一观点的积极支持者（Solms 2014；Panksepp & Solms，2012）。
[35] Freeman and Freeman（2012）；Menand（2014）；Stossel（2014）。
[36] Auden（1947）。
[37] From the Introduction in Auden（2011）。
[38] http://www.laphil.com/philpedia/music/symphony-no-2-age-of-anxiety-leonardbernstein。
[39] Smith（2012）。
[40] 我记得这是Paul Mazursky 1977年的电影《单身女人》（A Single Woman）中的一个场景，但多亏Robin Marantz Henig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我才弄明白，原来这是Pakula的《重新开始》（Starting Over）中的场景。它们都是Jill Clayburgh主演的，这可能是我困惑的原因之一。http://www.nytimes.com/2012/09/30/sunday-review/valium-and-the-new-normal.html。
[41] May（1950）；Menand（2014）。
[42] Quoted in Smith（2012）。
[43] 虽然恐惧和焦虑是可以区分的两种状态，但有时“恐惧”和“焦虑”这两个词也可以互换使用，有时又不一致。例如，弗洛伊德的专著的译者Strachey将Angst解释为焦虑，而在德语中，Angst既可以指一种有特定对象（恐惧）的状态，也可以指一种更普遍的担忧和恐惧状态（焦虑）。Strachey很清楚这一点，但他觉得焦虑是弗洛伊德在使用Angst时通常想到的状态（Freeman & Freeman，2012）。Strachey承认，在弗洛伊德的一些著作中，Angst和Furcht两个词可能存在混淆。在英语中，我们很容易用fear来指代焦虑或担心的情况（例如，“I fear I will let you down”或“I’m afraid to tell him the truth”）。这些术语的可替代性还体现在弗洛伊德和克尔凯郭尔都把焦虑看作一种恐惧上（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自由浮动的恐惧，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是虚无的恐惧）。弗洛伊德也说恐惧是一种焦虑（主要焦虑）。恐惧和焦虑的进一步合并可以在弗洛伊德使用的其他表达中找到，他谈到了期待的恐惧（expectant fear）和焦虑的期待（anxious expectation），这两个词在强调“期待”时似乎是一样的，指的是对不可预测的未来事件的担心、恐惧和忧虑。弗洛伊德所说的“自由浮动的恐惧”（free-floating fear）在今天被称为“自由浮动的焦虑”（free-floating anxiety）。
[44] Marks（1987）。
[45] See Smith（2012）。
[46] Wenger等人（1956）提出了这种方法。文中列出的状态是我对这个标准下的低、中、高程度的解释。
[47] Hofmann et al（2012）；Barlow（2002）。
[48] Barlow（2002）；Rachman（1998，2004）；Zeidner and Matthews（2011）；Stein et al（2009）；Beck and Clark（1997）；Anxiety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ADAA）：http://www.adaa.org/understanding-anxiety；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http://www.nimh.nih.gov/health/topics/anxiety-disorders/index.shtml；http://www.psychiatry.org/dsm5。
[49]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agnostic_and_Statistical_Manual_of_Mental_Disorders。
[50] http://apps.who.int/classifications/icd10/browse/2010/en#/V。
[51]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认知行为治疗师兼研究员Stefan Hofmann非常慷慨地帮助我了解了焦虑障碍的历史。如果出现了错误，那可能是因为我对他的观点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52] 这段历史是Stefan Hofmann总结给我的，他让我参考Richard McNally对惊恐发作史的优秀总结（McNally，1994）。参见Klein（1964，1981，1993，2002），Klein和Fink（1962），Barlow（1988），Marks（1987）。
[53] Meuret and Hofmann（2005）。
[54] 与呼吸窘迫（呼吸短促）的关系表明，换气过度可能是惊恐的根源，它会使人缺氧；然而，Donald Klein认为，血液中二氧化碳的增加会触发大脑中的警报系统，错误地让人相信自己即将窒息（Klein，1993；Roth，2005）。造成恐慌的原因仍未被找到（Ley，1994；Stein，2008）。
[55] “怀乡病”（nostalgia）一词最初指士兵的思乡之情，它被认为是一种干扰，而不是对美好往昔的渴望。
[56] 也可以把强迫症包括进来，但我选择不这么做。
[57] Anxiety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ADAA）：http://www.adaa.org/understanding-anxiety；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http://www.nimh.nih.gov/health/topics/anxiety-disorders/index.shtml。
[58] Anxiety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ADAA）：http://www.adaa.org/understanding-anxiety；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http://www.nimh.nih.gov/health/topics/anxiety-disorders/index.shtml。
[59] Lim et al（2000）。
[60] Galea et al（2005）；Kessler et al（1995）。
[61] Barlow（2002）。This summary from Barlow is based on Meuret and Hofmann（2005）。
[62] Hettema et al（2001a，2001b，2008）；Kendler（1996）；Kendler et al（2008，2011）。
[63] Horwitz and Wakefield（2012）。
[64] Wakefield（1998）。
[65] Epstein（1972），p.313。
[66] Grupe and Nitschke（2013）；Meuret and Hofmann（2005）；Hofmann（2011）；Dillon et al（2014）；Bar-Hamin et al（2007）。第4章将详细讨论Grupe和Nitschke提出的模型。
[67] 在第9章中，我描述了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是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即不再强调将DSM分类作为大脑研究的指南来研究精神和行为问题的原因和治疗。
[68] LeDoux（1984，1987，1996，2002，2008，2012，2014，2015）。
[69] LeDoux（2012，2014，2015）。
[70] This summary is based on Winkielman et al（2005）。
[71] James（1884，1890）。
[72] Freud（1915），p.109。
[73] Barrett（2006a，2006b，2009）；Barrett and Russell（2015）；Russell（2003）；Russell and Barrett（1999）；Lindquist et al（2006）；Barrett et al（2007）；Lindquist and Barrett（2008）；Clore and Ortony（2013）。
[74] Clore（1994）。
[75] Watson（1913，1919，1925，1938）；Skinner（1938，1950，1953，1974）。
[76] Tolman（1932，1935）；Hull（1943，1952）。
[77] Morgan（1943）；Hebb（1955）；Stellar（1954）；Bindra（1969，1974）；Rescorla and Solomon（1967）；Bolles and Fanselow（1980）；McAllister and McAllister（1971）；Masterson and Crawford（1982）；Gray（1982，1987）；Gray and McNaughton（2000）；Bouton（2005）。
[78] Scherer（1984，2000，2012）。
[79] Tomkins（1962）；Ekman（1972，1977，1984，1992a，1992b，1993，1999）；Izard（1971，1992，2007）；Panksepp（1982，1998，2000，2005）；Panksepp et al（1991）；Vandekerckhove and Panksepp（2009，2011）；Damasio（1994，1996，1999，2010）；Damasio and Carvalho（2013）；Damasio et al（2000）；Prinz（2004）；Scarantino（2009）。
[80] LeDoux（1984，1987，1996，2002，2008，2012，2014，2015）。
[81] Schachter and Singer（1962）；Arnold（1960）；Smith and Ellsworth（1985）；Scherer（1984，2000，2012）；Lazarus（1991a，1991b）；Ortony and Clore（1989）；Ortony et al（1988）；Clore（1994）；Clore and Ketalaar（1997）；Clore and Ortony（2013）；Johnson-Laird（1988）；Johnson-Laird and Oatley（1989，1992）；Levenson，Soto，and Pole（2007）。
[82] Barrett（2006a，2006b，2009）；Barrett and Russell（2015）；Russell（2003）；Russell and Barrett（1999）；Lindquist et al（2006）；Barrett et al（2007）；Lindquist and Barrett（2008）；Clore and Ortony（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