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路

甲午战争后，素有扩张倾向的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狂妄梦想，日本动员一切力量，甘冒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的风险，对亚洲近邻发动了一系列的罪恶战争，最终走上了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之路。

日俄战争：两个强盗之间的争夺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日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为贪婪的强盗因利益争夺而必然导致的结果。为拓展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决定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动工。日本政府敏锐地感到这将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严重威胁，因此决心趁俄国立足未稳，夺取中国东北和朝鲜。

甲午战争的结局无疑使日俄矛盾更加激化。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就把庞大的中华帝国打得一败涂地，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扩张野心，而丰厚的战争收益更增强了它同其他列强进行争夺的信心和动力。但日本的迅速崛起和觊觎东亚的图谋深深地触动了沙皇俄国的神经。在《马关条约》中，原本有清政府答应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条款，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上演了一幕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搅和了日本的好梦。虽然日本获得了清政府支付的3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赎辽费”，但却被迫撤出了辽东半岛，将到嘴的肥肉拱手相让。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正是沙俄。日本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感觉蒙受了“千古未有之大辱”，决心卧薪尝胆，伺机报复。俄国策动的“干涉还辽”，将中国东北彻底拖入了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漩涡。此后十余年间，日、俄双方在中、朝两国境内又发生了多次冲突，矛盾对抗不断加剧，一场大战已经在所难免。

为了打败俄国，一雪前耻，同时更是为了扫清独霸东亚的障碍，日本又一次进行了近十年的战争准备。甲午战争，使日本国力今非昔比，用于军事的投入更是变本加厉。战后，日本每年直接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到1903年，战时兵力达到40万人，海军舰只的总吨位达到26万多吨，舰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沙俄此时也希望借一场对外战争巩固自己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地位，因此毫不示弱，不仅在辽东重镇修筑大量防御设施，建立军事要塞，而且积极向远东地区调集兵力和军舰。到1903年10月，俄军在中国东北的地面部队已达到12.7万人，两个月后增加到24万人，海军太平洋舰队也已进驻朝鲜和旅顺，舰只总吨位达到19.1万吨。双方可谓势均力敌，剑拔弩张。

当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言称：“日俄战争对于帝国而言，乃是前古未有之大事，关系国家安危盛衰，……故而不能不慎重考虑，以周密确定庙谟。”这显示了日本政府对于日俄战争准备的重视。但俄国对日本却抱有轻视的态度，认为这个东亚小国国土狭小，兵力不足，财源匮乏，不过是虚张声势，曾有俄国官员轻言：“日本人是猴子，不堪一击。”这种麻痹的思想给俄军的备战工作大打折扣。面对不断升温的日俄矛盾，英美等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了支持日本的态度，不仅为日本提供了总计4.1亿美元的贷款，约占日本战争军费的40%，而且还帮助日本购买了急需的舰艇等武器装备。这更加助长了局势的恶化，给即将点燃的战火添加了催化剂。

1904年，经过长期备战的日本决定对俄开战。2月8日夜，日本联合舰队在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以惯于采用的偷袭手段，分兵两路同时向位于朝鲜仁川和中国旅顺的俄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未经宣战就拉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日本的偷袭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以仅失6人的代价造成了俄军舰2沉3伤的重大损失，打击了俄海军的士气，从而迅速改变了日俄海军的力量平衡，率先争得了制海权。此后，俄太平洋舰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日本海军的压制下基本无所作为，这为日军迅速开辟陆上战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04年5月，日本陆军分两路经鸭绿江和辽东半岛登陆中国领土，接连在大连、辽阳、旅顺和沈阳与固守的俄军展开激战，前后历时10个月，以伤亡近15万人的巨大代价取得了陆上战场的最终胜利，把俄军残余部队赶到了中国东北的北部。

旅顺之战是日俄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残酷的攻坚战。旅顺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最大根据地，因此俄国花费巨资修建了一套完整、坚固的防御体系，设有大炮700多门，守备力量4.2万人。俄军总司令曾夸口说：“攻陷旅顺，就连欧洲最强大的陆军也要3年时间。”为了啃掉这块硬骨头，日军任命名将乃木希典为主帅，率军攻打旅顺。开战前，乃木希典为自己和两个儿子准备了三口棺材，以此表明誓死报效天皇的决心。在战斗中，他为了达到目的不计代价，组织了5万人的敢死队，发动一次次的冲锋，结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经过155天的争夺，迫使俄军主帅意志崩溃，放弃了抵抗，日军才得以攻陷旅顺。为了这场战役，日军投入了13万兵力，伤亡6万人，俄军也死伤3万人。面对以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的胜利，乃木希典的喜悦之情完全被深深的愧疚和伤感所替代。他做诗感叹道：

皇师百万征骄虏，野战攻城尸成山。

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旋今日几人还！

就在陆上激战正酣之时，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正在紧急驶往亚洲水域的路上。原来，俄国国内在得知太平洋舰队失利的消息后，顿感震惊，立即派出了波罗的海舰队前来增援，企图挽回败局。但俄国舰队的行动早已被日本间谍通报了国内。所以，当这支劳师远行18000海里刚刚进入对马海峡，就遭到了守候在那里的日本联合舰队的迎头痛击。历时两天的激烈海战给俄国舰队历时7个月的航程画上了永久的句号。俄军舰船共被击沉19艘，俘虏7艘，逃跑时被中立国解除武装6艘，遇难2艘，仅有4艘舰船逃回到海参崴，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对马海战的结束，标志着俄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列宁在评价这次失败时认为：“俄国海军彻底被消灭，吃败仗是注定的了”，“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3］

由于日俄双方均已无力再战，俄国更是因为国内爆发革命而自顾不暇，因此双方在美国总统的调停下，于1905年9月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根据条约，日本取得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俄国库页岛的南部，并享有了对朝鲜的占领权和中国南满铁路的修筑权，在东亚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

日俄战争开创了世界近代史上东方人打败西方人的先例。居于东亚一隅的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纵论短长的霸权国家，令当时世界为之惊叹。从此，日本开始跻身于争夺亚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列强行列之中，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

一战：日本的“天佑”良机

1912年7月30日，统治日本长达45年的明治天皇病逝。明治天皇死后，34岁的太子嘉仁即位，改年号为“大正”，取自中国《易经》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的句子。日本从此进入了大正时代。

日俄战争结束后，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占领地区采用了怀柔政策，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缓解民族矛盾，消磨民众的反抗意志，同时通过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扶植傀儡和军阀代理人，干涉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搞特务分裂活动，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积蓄力量。在此阶段，日本依靠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使国内工业生产继续提高，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外债逐年增加，对外贸易连年入超的局面无法扭转，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摩擦又日益增多，加上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日本的经济、政治以及外交一度陷于低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图强占满洲乃至整个中国，进而称霸东亚的欲望更加强烈，它迫切需要再次获得一个契机以助其阴谋得逞。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消息传来，犹如给日本社会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连年逾八旬、患脑溢血卧床休息的元老井上馨都为之振奋，立即上书政府，讲明：“此次欧洲的大祸乱，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良机”，必须趁此“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也认为：“英国参战之后，即使战争继续下去，最后的胜利也在英国方面，就是最坏的情况也会是对英国有利的不分胜负的结局。所以日本参战没有什么损失。”还可以“抓住好机会，在世界上提高日本的地位，在东亚进一步巩固日本的立脚点”。一时间，“举国一致”的口号几乎成了朝野上下共同的声音。

一战的确成了日本的“天佑”良机，趁欧美列强忙于应付大战、无暇东顾的有利时机，日本当局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展开了大肆扩张。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趁火打劫，不仅出兵强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还占领了南太平洋的德属马绍尔、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等群岛。日本还趁欧洲战时经济萧条、物资供应紧缺之机大发战争横财。1919年日本的出口额比战前增加了2.5倍，黄金储备从1914年的3.5亿剧增到1919年的20亿，一改多年的入超而成为出超国，也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造船业和海运业迅猛发展，1918年造船总量比战前增加近6倍，从战前的世界第6位上升到世界第3位，而造船业的发展又直接推动了钢铁、电力等工业部门的发展。日本国内出现新的投资热潮，1914年～1919年，企业投资从25亿增加到400亿日元，公司总数从17000家增加到26280家，工业总产值也由13.4亿增加到65.4亿日元，形成了京滨（东京、横滨）和阪神（大阪、神户）两大工业带。1919年，日本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但日本工业和投机性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重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未能改变，1919年轻工业在工业产值中仍占70%以上，而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仅占20%左右。

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在战争时期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禁运政策，以及北洋政府对铁矿资源国有化的实行，又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临危机，因而加速了侵略动机的恶性膨胀。1915年，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接受了旨在全面控制并最终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尽管“二十一条”的要求未能全部实现，但它所体现的基本路线却被全部继承了下来。

一战使得日本政府、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都发财致富了，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不升反降，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农民更是度日艰难，许多人破产流入城市或沦为佃农。1918年，日本爆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暴动——米骚动。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了3个多月，波及了包括东京、大阪、神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全国2/3以上的地区和1/4左右的人口，充分暴露了日本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所造成的隐患，也显示了战争催生的经济浮华背后所潜藏的巨大的社会危机。

随着一战的结束，战时空前膨胀起来的日本经济迅速下滑，大战期间积蓄的财力也很快消耗殆尽。1923年9月1日，正当日本政府为摆脱经济困境而一筹莫展之时，一场大的自然灾难又突然降临到日本的头上。这天中午，在日本经济中心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的大地震，引发的火灾和海啸将东京和横滨变成了一片废墟。这场灾难造成了日本财政损失达5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半的财政收入，受灾人口高达340万。为了救灾和重建，日本政府大举借债，从债权国又变成了债务国。

从1929年开始，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沉重地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也使得各列强之间、列强与殖民地之间的各种矛盾全面激化。日本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这场经济危机引发的浩劫之中，令持续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危机期间，日本失业工人达300万，2/3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日本在政治上由实行政党政治转向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加速推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军阀与财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所谓“军财抱合”的局面，对日本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战争之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军事上，则积极发动侵略战争，企图以武力扩大势力范围。

一战期间，随着垄断资产阶级实力的增强和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政党在日本政治舞台上逐渐活跃起来。1918年9月，日本诞生了其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由此开始，日本进入了短暂的政党政治时期。1924年1月，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了“三派联盟”，提出了“反对特权内阁”、“坚决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等政治口号，发动了以维护宪法、反对军部和藩阀专制为目的的护宪运动。在议会选举中，三派联盟获得大胜，组成了联合内阁，使议会的作用有所增强。从一战结束后至1936年法西斯分子全面上台时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与非选举的（元老、枢密院与军部）政府相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这无疑是日本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天生具有的保守性和妥协性的弱点，以及日本政治体制固有的军部权力过大、难以受到议会和内阁制约的致命缺陷，注定了日本政党政治的短命下场。它最终被军部法西斯势力所颠覆。这使日本错失了一次选择理性发展之路的有利时机。

从“华盛顿会议”到“东方会议”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将“维护和扩展在满洲和韩国的利权”作为“开国进取之国是”和帝国施政的方针，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类似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机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还成立了一支专门的军事力量——关东军，以此为工具，开始了殖民主义性质的“满洲经营”。为了排斥其他列强的利益渗透，日俄两国在东北亚问题上采取了相互勾结的政策。1907年～1916年间，先后签订四个密约，确定了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分割：日本灭亡了朝鲜，深入中国东北；沙俄则策动了外蒙独立，攫取了松花江流域的很多特权。

然而，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俄政府终止了同日本的分赃密约，使日本多年来在远东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盟友彻底消失，美日之间的战略利益矛盾则随之凸显。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仍不惜冒财政崩溃和与列强对抗升级的风险，大肆扩充军备，企图以此确保日本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1921年，日本军费支出达7.3亿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54.9%，陆军常备兵力达到21个师团，并朝着25个师团的目标扩充，海军已拥有各型军舰238艘，约86万吨，并着手建立所谓“八八舰队”，即舰队拥有第一线主力舰为8艘战舰和8艘巡洋舰，再配以第二线的辅助舰艇。这意味着日本将拥有可以与美英抗衡的一流的海军作战能力。同时，日本还乘苏俄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将西伯利亚和满洲北部的俄国势力范围纳入到自己麾下。

日本的行动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担忧和警觉，为了限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也为了重新分配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1921年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限制海军军备；讨论远东问题，其核心是中国问题。会议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要求日本放弃追求舰船吨位与英美平等的权利。由于当时日本的军事实力还不能给英美以致命打击，在贸易和债务方面又必须依赖英美列强，因此被迫接受了条约的要求。但在军事力量遭到削弱的同时，却更加坚定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以武力对抗欧美强权的决心。当然，条约的签订也无疑向全世界宣告了日本已经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的事实。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还利用其大国地位对日本进行遏制，迫使日本退还山东，放弃“二十一条”的要求，接受“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关系原则。还强行拆散了英日同盟，使日本丧失了长期以来推行侵略政策所倚重的重要支柱。会议建立的华盛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起到了暂时的抑制作用，使日本陷于外交孤立之中。然而，这一瓜分世界的新体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短暂的缓和仅仅是新一轮疯狂角逐的酝酿阶段。从此，日本将美国明确作为了战略对手和主要的打击目标，日美矛盾进一步加深。

华盛顿会议后，由于受到美英压力、本国经济停滞（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和中国反帝革命运动兴起的影响，日本政府暂时服从了华盛顿体制的安排，采取了所谓“协调外交”的政策，并执行了一系列裁军行动。但日本政府决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裁军，而是把节省下来的大量军费继续用于军事上，不仅对武器装备进行更新换代，而且还新建了坦克部队、野战重炮兵种和空军。同时，日本对青年国民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把学校变成了军事训练的主要基地，还专门成立“青年训练所”，对社会青年进行军事教育。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曾吹嘘说，这种全民皆兵式的训练制度可以使日本军部掌握20余万正规军人，300余万复员军人以及数十万青少年。正是依靠推行这样一种制度，使日本不仅弥补了裁军减少的兵员数量，而且为以后大规模扩军、发动全面战争做了人员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叫嚷终止“隐忍之策”、转向“积极雄飞”的呼声始终不断，强硬派势力蠢蠢欲动，猛烈抨击政府的对外政策，鼓吹武力入侵中国。1927年，日本政友会总裁、老牌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一上台，就在对华政策上恢复了强硬立场。在他的主持下，日本召开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确定了所谓“满蒙分离”的方针，企图以武力达到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中国的战略目的。东方会议是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会议，预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心打破华盛顿体制的约束，不惜挑起帝国主义战争，推行武力侵华的战略。此后，日本在中国连续挑起事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积极制造借口。

侵华战争：落日之路的起点

1928年，日本侵略者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希望借机推动“满洲独立”，达到鲸吞东北的目的。但身背国仇家恨的少帅张学良，不顾日本的百般威胁和拉拢，毅然选择了东北改旗易帜，挫败了日本肢解中国的企图，最终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不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尖锐，这给了军国主义势力大显身手的机会，法西斯力量借机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日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思想和军国主义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北一辉、大川周明为领导的民间团体“犹存会”，成为日本最早的法西斯组织。之后，五花八门的法西斯组织日益增多，在民间形成了强大的法西斯势力。但是，对日本法西斯化起真正主导作用的不是民间力量，而是军部。根据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军队由天皇统帅，军部直属于天皇，不受制于内阁。由此开始，军部势力便经常凌驾于内阁之上。一战后，一些日本军官组成了“一夕会”、“樱会”等法西斯团体，其骨干分子包括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这些中国人所熟知的罪大恶极的人物。他们以效忠皇权自我标榜，要求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和发动对外战争。

20世纪20年代末，当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国内矛盾激化之时，军部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提出了具有欺骗性的“打倒财阀和政党”、“解决满蒙问题”等口号，接连实施恐怖暗杀活动，加快了军部独裁和对外侵略的步伐。1930年11月，在军部的唆使下，法西斯组织“爱国社”的成员暗杀了不顾军部阻挠、执意推行裁军计划的内阁首相滨口雄幸。而凶手后来竟被免予死刑并假释出狱，原因是全国上交了7万多份请求减刑的请愿书，可见法西斯势力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拥有了相当广泛的市场。

为了给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合适的理由，1931年7～8月间，日本先后制造了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和日军间谍潜入东北腹地的“中村事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此大事聒噪，渲染战争气氛。9月18日，日本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终于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第二年，建立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我国东北从此陷入日本殖民统治的深渊。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实质上是几十年来日本矢志吞并满洲、推行北进战略的必然结果。英美主导下的国际社会采取了实际上的默许和纵容态度，希望以此诱使日本对抗正在崛起的苏联。当时列席“国联”的美国代表公然支持日本的侵略，声称：日本为保护日侨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有美国记者甚至说：全世界都应该感谢日本在远东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国东北由此沦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和继续实施扩张的重要基地。

1932年5月15日，以少壮派军官为主体的军人法西斯分子，为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发动暴乱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等多人，制造了“五一五事件”。在这一事件的冲击下，日本政党政治宣告结束，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代表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日本政权开始向军部独裁过渡。1936年2月26日，1500名少壮派军人再次发动兵变，企图建立军人法西斯内阁。尽管兵变很快就被平息，参与者也大多受到了严惩，但军部势力却得到增强。同年3月，在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财阀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法西斯分子广田弘毅为首的新政府，内阁从此沦为军部的傀儡，任由军部操控。以广田内阁的成立为标志，日本近代历史上最反动的军部法西斯专政体制正式建立，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也渐渐形成。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召开会议，制定了新的《国策大纲》，提出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日本的根本国策。根据这一决策，1937年日本昭和政府以“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为开端，向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希望由此走上“大东亚共荣圈”的创建之路。此后，随着日本实力的增强和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掌权，日本与德、意结成了法西斯反动同盟，并最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们从以往的经验出发，狂妄地认为：两个月内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毛泽东则指出：时至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的前夜。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事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日本的侵略激发了中华民族蕴藏的巨大潜能，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千百万中华儿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把日本侵占中国、称霸东亚的美梦打得粉碎。在亚洲广大受侵略国家掀起反抗高潮、世界反法西斯形势风起云涌、而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坚决地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