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寻求积极的战略互动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和历史际遇，同时也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中调整战略和政策。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复杂而敏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历史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但并没有必然要经过的点。

国家与国际体系尤其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互动，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持续40余年的美苏冷战对抗固然有权力争夺的基本成分，但是相互怀疑和敌对政策的循环刺激也是重要的动因，并使局面逐渐恶化，在失去法西斯这一过去必须共同面对的威胁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主导了两国关系。随后一些事情的发展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破裂、中美达成战略谅解等，它们对冷战最后的结局绝非无足轻重。

许多研究已经揭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因素众多，并且相互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作用关系。只集中于传统构成要素——国家实力、结构变化和外部威胁的战略筹划是不全面的，仅仅这些要素不能解释国家所做出的行动；与此同时，相互联系、观念变化及国内制度特征、集团的政治压力等要素在战略选择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的国家间战略互动必然是复杂的过程。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早些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看法：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他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

中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将可能产生迥异的效果，稳健而积极的参与和冒进而刚性的扩张之间有天壤之别；而其他国家不同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反应，强化防范和限制必然迫使中国寻求化解之道，而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也许对谁都有益处。

但是，总有人相信大国政治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些言论实际是对问题采用单一逻辑的简单理解，没有看到国际条件的变化和世界政治的进化，与过去相比，国家战略选择的余地毕竟不一样了。

二战结束后，依据以往经验，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认识仍然主要限于权力争夺，几乎不相信合作，所以才有冷战的出现。基于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惨痛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敢于和外部强权抗争，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后来由于对环境的变化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脱离世界的潮流，过于强调斗争，一段时期把国家发展放在了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对比那个时代，今天的国际环境毕竟比较宽松了，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做出比较极端的选择。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等诸多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武断预见之所以难以绝迹，一个原因是对国际政治的按某种逻辑所做的简单图画式解释，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崛起的过程远没有结束，没有比较完备的事实经验作为分析的依据。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复兴对战略研究提出的强劲挑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经常遇到的困难，即“理论和经验工作的联系比较松散”，当然，无论如何，这也不能成为掩盖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相对落后和质量低下的借口。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显示出竞争与协调的总体平衡，中美关系虽然多次出现反复，但并没有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邓小平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也许正因为如此，近年美欧一些国家对中国积极的评论有所增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其中固然有约束中国的成分，但总体上表现出一个比较积极务实的定位。另外还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不断增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散发巨大的能量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北京共识’成为世界争先效仿的发展模式，务实、主动的外交姿态获得认可。中国运用‘软实力’实现和平崛起，打消其他国家的顾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国的弱势地位不可能在短时期改变，要想达到预定战略目标，应防止与强权进行正面的直接对抗和碰撞，不应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一般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的努力。在互动过程中创造条件拓展机遇，是中国国家角色定位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应避免逞一时之勇，赌国家之命运情况的出现。

强调国家间积极的战略互动，并不代表对待强权也要一味示好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平是乞求不来的。在总体上处于守势，并不意味处处被动处处防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来没有哪个霸权国的实力强大到可以压制所有的真理和正义，何况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实践，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要推进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并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依赖或者越来越依赖强化相互信任和合作，而且也需要必备的战略威慑力，甚至具备打赢合法性战争的能力。

国家间互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将其绝对化。在根本上，只有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历程不可逆转，中华民族的复兴才可能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应该重视外部因素，但也不能为其左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自强之外，无胜人之本。当然，推进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不应蜕变为依附于他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敏感而反应过度。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指出：“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此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辱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