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是普鲁士

就在这样一个悲惨的时代，德意志东部“塞外”普鲁士邦的“骤然”崛起，不仅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们刮目相看，而且也使欧洲宫廷瞠目结舌。总的来看，普鲁士的发展史向人们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特征：一方面，它的发展是德意志分裂的产物，是作为德意志国家解体的因素崛起的，它的发展史本身就是德意志分裂的历史，没有德意志的分裂，就难以有普鲁士改变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发展壮大，也包含和预示着德意志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普鲁士的发展史就是德意志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这是它最终通过武力方式结束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

神圣罗马帝国的砂石罐头

普鲁士是从一个小小的、荒蛮的、穷困的东部边区“马克”［1］，一个被人轻蔑地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砂石罐头”的地方发展起来的。普鲁士国家的核心细胞是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勃兰登堡处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是东西方的交界地。12世纪之后成为德意志帝国的边区殖民地。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离勃兰登堡甚远，因其居民主要为普鲁士人而得名，当时普鲁士还并未完全独立，而是同波兰保持着宗主关系。应该说，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在几个世纪内是并行和独立发展的，直到1618年，由于霍亨索伦家族的勃兰登堡选侯继承了普鲁士的王位，这两地才联成一气。霍亨索伦家族（1417年～1918年）是德意志的高级贵族和王家世系。1417年，德意志国王正式把勃兰登堡和选侯爵位一起赐给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一世（1417年～1440年），从此开始了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他们把勃兰登堡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利用婚姻关系、继承协定等手段悉心经营和扩张其统治范围。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两地的霍亨索伦人都相继改奉新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双方的亲和感。1618年，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公国正式形成。虽然这个邦国在地理上不是联成一片的，也并非由单一民族所构成，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初步形成了后来普鲁士王国的规模。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认为：“这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1640年，弗里德里希 · 威廉即选侯位（1640年～1688年）。这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年轻君主，被后世成为“大选侯”，他是把普鲁士真正塑造成强权国家的奠基人。尽管初登王位之时，他面对的是残垣断壁，而且在本国贵族、容克［2］、分离主义势力和国外强权面前，地位虚弱，但他决心打破这种局面。三十年战争留给这位“大选侯”两大教益：即必须拥有一支独立的、听命于自己的具有战斗力的常备军；还要利用帝国全面衰落、无中央皇权可言之机，建立勃兰登堡一普鲁士邦国专政体制，在本邦内部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同时，在帝国范围内扩展势力和影响。为此，他建立了邦国君主专制政体，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官僚系统，并使普鲁士成为自立自主的富强国家。弗里德里希 · 威廉委派官吏，管理城市的行政事务，还增设税务专员，负责城市的税收工作。他还在农村设立了行政公署，在广大平原地区履行税收职能。这些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另外，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也促进了普鲁士的经济发展。世界商路向大西洋和北海的转移，并没有对勃兰登堡构成太大的威胁。不仅如此，勃兰登堡还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向西欧各国输出谷物，使因三十年战争而受到严重削弱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

为了克服容克和贵族等级的反抗，给邦国带来效率与秩序，1653年，“大选侯”同容克之间达成了勃兰登堡邦《议会协定》。协定承认容克对农民有专门的特权，作为交换条件，容克贵族必须同意建立一支以选侯为最高统帅的常备军，并允许为维持和装备常备军而增加税收。这项协定是选侯同容克之间的一种妥协。邦议会协定使容克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在普鲁士得以巩固，加之规定只有容克出身的人才有权担任常备军军官，因此使容克在军事方面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容克阶级成了大选侯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成为霍亨索伦家族在德意志的主要支柱和使德意志普鲁士化的主要力量。官僚集团和军官集团一起，成为普鲁士君主国的两大支柱。显然，普鲁士的专政体制，并非建立在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之间力量的均衡上，而是建立在君主同容克贵族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

给普鲁士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裨益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接收了大批移民。1685年大选侯在《波茨坦敕令》中，准许涌入普鲁士的2万余名被法国驱逐的胡格诺派新教徒居留避难。这批新教徒大部分是有资本、有实力、有技术的人，他们把极有价值的生产经验和资本，从经济上远为发达的法国带到勃兰登堡，在此开办各种工场和企业，促进了普鲁士经济的极大发展，结果使普鲁士的国家收入在30年内增加了七倍。

“大选侯”在位期间，尽管军队已初具规模，并开始显示威力，但他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以实力为后盾，运用外交手段为本邦谋取利益的最大化。1688年，当他离开人世时，普鲁士已经从波兰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还为继任者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由若干零乱的领地聚合在一起、却井然有序的国家和一种因多次军事胜利的光荣赋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识”。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公国越来越多地带上了典型的专制主义色彩，逐渐变成了一个军人和官僚的国家，其军事力量和版图已不亚于欧洲其他王国。

军队的国家

普鲁士王国的真正建筑师，是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一世（1713年～1740年）。虽然他在历史上经常遭到诋毁，但这种诋毁多半是出于对他本性“吝啬”和行事“粗暴不文”的批评，而不是真正从他为政的客观作用出发做出的评价。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一世事必躬亲，勤奋工作。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对普鲁士进行加强君主专制和军国主义的强制改造。他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在波茨坦欢乐宫的练兵场上，他提着棍棒亲自训练士兵，长此不懈，因此被称为“士兵王”。他几乎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他的军队，并把全国的居民生活不断纳入到军事形式之中。为了维持和加强军队，“士兵王”执政后立即削减了王室经费的3/4，用于军队的建设。除了军队，他对钱财极为吝啬。他仅用了2547个银币就完成了自己的加冕典礼，而他父亲为此所花费的则是整整500万个银币。

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一世的内政方针，就是依靠强大的军队打破容克在国内的独立地位。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普鲁士军队的人数从3.8万扩充到8.3万，国家越来越具有军国主义性质。他的建军和扩军思想，虽然继承“大选侯”一脉，但与其不同的是，他坚决中止了外国的“补助费”，把军队全部置于本国经济供养的基础上，实行自主的方针。

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一世最初并不赞成某些欧洲国家采用义务兵役制来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认为只有完全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组成的军队才放心满意，特别是在农民和市民对容克存在依附关系的情况下，雇佣部队更为合适。他的雇佣兵是靠买和抢的办法来补充的，因此募兵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绑架人员活动。这种做法遭到了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反对，迫使普王采取了新的征兵制。1733年，国王发布了“征兵区条例”，规定每一个团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征兵的范围，此后每一个团都从自己的征兵区里补充兵员。当然，军队中的军官职位仍然是保留给贵族和容克的。征兵区条例打破了容克在乡村“一统天下”的局面，依附于容克的农民和市民都有了服兵役的义务，除了继承土地的长子以外，其余的容克子弟几乎都参加了军队。这就为实行全民兵役制铺平了道路。他还创办了贵族士官学校，专门为他的军队培养廉洁、高效和富有自信的军官队伍。这些都为他的继任者所仿效。

普鲁士规定士兵的服役期为25年。对于士兵来说，这段漫长的服役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需要常常忍受残酷的折磨。“士兵王”训练部队的方法，一是操练，二是体罚。训练的最高目标是把士兵变成没有意志、没有思想、对上级的命令盲目服从的工具。维持这样一支和国土大小不成比例的庞大的军队，需要一笔极其可观的经费。在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一世统治末期，国家岁入增大到约700万塔勒，而其中的600万塔勒被花费在了军队上。普鲁士军队不仅被置于国家的中心地位，而且成为“国中之国”。国王主要用这支军队来贯彻自己的专制统治，打破了容克的独立地位，削弱了贵族等级对政府事务的直接干预，无疑在内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740年，当这位“普鲁士国家的建筑大师”离开人世时，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军事宝藏”：约1000万塔勒的钱财和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堪称当时欧洲之冠的强大军队，他还把整个国家生活都纳入了军国主义的轨道。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年～1786年）是“士兵王”的次子，由于长兄早逝被立为王储。他一生追求“国家利益至上”，并且获得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称号。他是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表面上谦和、热情，但骨子里冷漠、严峻；一方面，他称自己是“国王哲学家”、“误生王家的艺术家”，提倡国家应实行理性主义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在恪守普鲁士传统方面又异常严格，要求臣民一丝不苟地遵守秩序和纪律，凡事无条件听从他的独断。

“士兵王”留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儿子“弗里德里希大王”就利用这支军队进行战争。对他而言，不需要任何借口，仅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破坏任何条约，也可以发起任意攻击。他曾对自己的继承人说：“要记住，任何一位伟大君主的脑子里都在想扩大自己的统治。”他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准则，即位伊始就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目标是夺取奥地利最富饶的省份西里西亚。普鲁士成为西里西亚战争的最大获益者，不仅取得了西里西亚的巨大财富和众多人口，而且使普鲁士在德意志内部的地位大大加强。这场战争是普鲁士崛起以来，对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哈布斯堡强权发起的第一次军事挑战，结果造成了普奥争霸、两强并立的局面。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成为欧洲政治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达到称霸德意志的目的。

西里西亚战争后期，弗里德里希大王继续从事军事改革，以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他采取一种普遍的强制义务兵役制；还在军队中推行论功行赏、赏罚分明的原则。普鲁士的军事组织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范例，受到各国的纷纷效仿，“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军事艺术上的最大创新是采用新的战略战术。他惯以突然的、出敌不意的进攻开始作战行动，在与数个敌手同时交战时，力图各个击破。作战中善于合理使用兵力，大胆实施机动。在此后欧洲爆发的“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国家和军队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几乎单独抵挡了奥、俄、法三国的联合进攻，并且保住了富饶的西里西亚，使普鲁士的国际威望大增，他本人也赢得了“18世纪三大军事天才”之一的美誉。

1763年后，弗里德里希大王开始了国家的“重建”工作。他采取了一些列改革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国力，但这一切也依然是为军队建设服务的。到1780年，普军人数已扩充到24万，平均每32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士兵。普鲁士变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法国政治家米拉波曾对此评价道：“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

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1799年，拿破仑战争爆发，它“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对于德意志来说拿破仑战争无异于一柄历史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对德意志人民的掠夺与镇压，抑制了德意志民族崛起的脚步，使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它也在德意志引起了革命性的巨变，激发了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它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摧毁了古老德意志的旧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新社会的基础和民族主义的活力。对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尽管德意志人从感情上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它对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产生了极为有益的推动作用，不仅促成了普鲁士施泰茵一哈登堡改革，使普鲁士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从此如同获得了新生，而且还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战争，使普鲁士有机会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希望之星”。正如著名诗人歌德在《给祖莱卡》一诗中所吟唱的：“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1806年，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被迫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从而面临着亡国的灾难。正当普鲁士王朝和容克阶级对自身的统治和生存自顾不暇之时，普鲁士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政治民族主义者，却想利用这个时机，从基础上改革普鲁士，以拯救德意志。1807年9月30日，普王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三世任命施泰茵为政府首席大臣，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农业立法是施泰茵改革中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部分，其影响也最为深远。它实际上是一场土地革命，把封建地产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地产制，直接引发了普鲁士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的转变。在财政方面的改革同样也具有重大意义。1818年，政府颁布了新关税法，废除了普鲁士王国境内所有关卡和关税，实行对外关税统一，并规定由政府制定每种产品的出口税率。普鲁士工商业自此摆脱了内部重重关税的束缚，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开始形成，并对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最终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施泰茵一哈登堡改革也广泛涉及军事和教育领域。军事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支以法国国民军为楷模的、由爱国的自由公民组成的普鲁士国民军，以推翻异族统治。它废除了普军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提高了士兵的地位。还新设陆军部作为军队行政和指挥的最高机构，便于军队指挥权的集中统一。军事改革不仅促进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激发了普鲁士人的民族精神，出现了“全民皆兵”抗击拿破仑统治的局面。此外，教育改革也适应了新崛起的德意志工商资产阶级的需求，特别是对普鲁士的年轻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本民族的独立以及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改革使普鲁士的经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封建势力在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没有受到摧毁和打击，甚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普鲁士乃至日后统一的德意志，在其发展过程上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主义的烙印，始终呈现出一种保守的色彩。

19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是同欧洲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以英俄为首的反法联盟发动的反法战争混为一体的，情况复杂，性质多重，但就德意志民族本身而言，要求解放，追求统一则是主流，是关乎德意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一般认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是从拿破仑侵俄失败时开始的。1812年3月16日，普鲁士正式对法国宣战。翌日，普王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三世发表《致人民公告》，呼吁人民参加战斗。普鲁士人民如潮水般应征入伍，拿起武器，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战。到1813年5月，一场真正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已初具规模，并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为未来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战争的胜利，也极大地提高了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中的地位，为它日后担当起统一领袖的重任奠定了基础。但1815年反法战争胜利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依然是一个由多达38个小邦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德意志由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强共同支配的分裂局面仍未改变。

统一的前奏

实际上，在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所追逐的目标中，始终蕴藏着民族统一的内涵。但1814年，当整个反法战争胜利结束时，由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使它们更希望维持一种均势的状态，而不愿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的中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从心底里渴望恢复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因而热衷于维护欧洲均势之下的“和平”，坚决反对一切革命运动，生怕由于打破了原有的封建秩序的平衡，而影响奥地利自身的地位。梅特涅把他的保守理念完全付诸行动中，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股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逆流。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成了“梅特涅的时代”。这种力量尽管暂时抑制了德意志统一的脚步，但历史的潮流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兴起的德意志政治的发展要求和经济、民心日趋融合的内在力量，必将把处于四分五裂的民族和国家统一为一个整体。

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法国大革命的催化作用推动着古老的德意志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新时代。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动力和条件。19世纪20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工业真正起步的重要时期，工场手工业得到广泛发展，并很快向大机器生产过渡。1816年，不来梅建成了第一艘蒸汽动力船；30、40年代，机器纺织业开始在萨克森推广，形成了第一批工业企业；1835年，在巴伐利亚首次建成了德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不久又制造出德国第一台火车机车，从此全德兴起了修建铁路的热潮。到50、60年代，德意志已经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且被完全卷入了世界贸易圈，除了短期的萧条外，德意志的经济始终处在繁荣状态。据统计，从1850年～1870年的20年间，德意志邦联的煤产量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至139万吨，铁路全长达到2万公里以上，超过了英、法两国的铁路里程。到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工业实力已接近法国；70年代，德意志的机器制造业已经超过英国，位居欧洲之冠。工业的发展使德意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力量增长最快，而普鲁士尤为显著。大部分容克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由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同国内市场、关税和世界市场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德意志的统一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到60年代，普鲁士已经从封建君主国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它虽然仍由容克把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转变无疑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重要前提。

关税同盟扩大成为国内市场，“小德意志”［3］地区的经济同普鲁士逐渐“一体化”，奏响了德国统一的序曲。19世纪初，遍布德意志境内的关税和地区税边界线，如同束缚人手脚的绳索，使交通几乎陷于瘫痪。1819年4月，来自符腾堡一个工人家庭的年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1789年～1846年）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关税同盟的建议，指出：只有废除内部关税，建立一个全联邦的统一税制，才能恢复国家贸易和民族工业，也有利于劳动阶级。他认为：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主义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他的建议虽然遭到了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提防，但却得到了普鲁士的认可和支持，并很快组织建立了一个关税同盟条约。此后，周围的小邦都纷纷加入进来。到1834年1月1日，一个被称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关税统一体正式宣告成立。它包括了德意志18个邦国、2300万人口和占全部领土3/4的土地。它的成立不仅促进了同盟内各国的商品和货币流通，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德意志向全面的统一和协调方向发展。同时，关税同盟也使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力更加突出，在与奥地利的竞争中抢占了先机。恩格斯曾说：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战胜了奥地利，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一边来。

李斯特的另一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当时欧洲最为盛行的亚当 · 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反映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作为“后发国家”的现实决定了，一味坚持自由贸易只能处在跟从的位置上，随时面临被“先发国家”掠夺的危险。因此，李斯特认为：后发国家应该首先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依靠吸收引进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后发的困境；此后，应该利用国家政权的干预力量，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本国工业的健康成长；等到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再回到自由贸易的规则中来。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有力促进了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40年代起，关税同盟为保护起步不久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采取统一的保护关税。这种被称为“相对的自由贸易”的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欢迎，也使普鲁士的工业飞速发展。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不仅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还影响到20世纪崛起的日本。直到今天，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与此同时，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也在德意志建立起来。铁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联接起来，而且冲过各邦的边界伸向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它以特有的威力闯入各种旧的生活习俗，使德意志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时的诗人就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而铁路网建设的发起人也是李斯特。他把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形象地比喻成“连体的双胞胎”，认为两者“相互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把德意志各个部分统一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正如他所预想的那样，到19世纪60年代，关税同盟地区已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文化。经济的统一为政治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核心力量日渐形成。

沙俄霸权的丧失和“俄普同盟”的形成为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战略时机。1848年以后，沙皇俄国依然是德国统一的最大国际障碍，保持德意志的分裂是其既定方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沙俄同英、法争夺巴尔干和近东霸权引起的一场火并，沙皇本以为能得到德意志邦联的支持，事实却大为不然。奥地利不仅不支持俄国，反而站在西方列强一边，踢了俄国一脚，使沙俄遭受了惨败。战后签订的巴黎和会协定规定了黑海中立、俄国军舰不得停泊等不利于俄国的条款，实际上堵截了沙俄向东南欧扩张的通道。这是沙俄在争霸欧洲道路上遭遇的重大挫折，不仅引发了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且动摇了它在德意志地区拥有的霸权地位和影响。深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沙皇政府，决心对奥地利的“忘恩负义”采取报复。19世纪50年代后期，沙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它在国际上勾结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内部支持普鲁士，首先要打击的则是奥地利。沙俄在欧洲霸权的丧失和对德意志事务控制的松弛，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特别是给普鲁士统一德国创造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外部环境。

总之，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鲜空气的熏陶下，在内部需要和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古老的德意志肌体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即将走上世界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