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国萌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

在百年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在欧洲国际舞台上无所作为，几乎被他国所忽略。但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却从未中断，反而日益加强。与此同时，英国开始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形态转变的缓慢进程，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经历了艰难的内部调整和更新。正是在这样一种外交沉寂的时期，英国积聚着再度在欧洲崛起的力量。

面向海洋：英格兰岛国民族性格的确立

1558年是英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先是加莱港的丧失，接着是玛丽女王的去世，随后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即位为伊丽莎白一世。这一连串事件，标志着从中世纪英国到近代英国转型的完成。新时代英国最突出的特性是其岛国地位的确立及以此角色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一方面，英国人警惕地注视欧洲的局势并力图充当欧洲力量均衡的制衡者；另一方面，英国人的目光则超越了欧洲大陆，逐渐将扩张的重点放到了海洋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上。

从根本上说，地理位置使英国的历史和文化多少具备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某种独特性，也影响了群岛上居民的思维意识。18世纪初英国著名政治家亨利 · 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的一段话反映了英国人的传统心理：“我们的民族住在一个岛屿上……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它的邻居。”然而，英国人作为一个岛国民族的固有特性在很长时期被各种因素所掩盖住了。在百年战争结束之前，英国人怀着强烈的“大陆情结”。只是在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人才被迫放弃了对大陆的激情，但仍未能彻底离别大陆，在此后的105年里他们依然不惜耗费巨资固守在大陆的最后一小块领土加莱港，守备加莱耗费了英国国会的大量拨款。玛丽女王的轻率使英国人最终丧失了在大陆的桥头堡，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告别大陆。加莱的失去不仅使英国在地理上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岛国，还加深了英国人对大陆政治的厌恶感，菲利浦二世对英国的赤裸裸背叛，促使英国人在此后努力保持与大陆的距离，时刻警惕不让大陆列强侵犯英国的利益。这样英国人在心理上也不断朝岛国民族的方向发展。这种“岛国心理”，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强国萌芽：伊丽莎白一世与“英格兰主义”

与玛丽女王不同，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 · 博琳（Anne Boleyn）是个地道的英国女子，因此伊丽莎白一世的血管里流着纯正的英格兰人的血液，也许正因如此，伊丽莎白视英格兰为她的一切，她比其他任何统治者都更好地代表了英格兰；同莎士比亚一样，伊丽莎白女王逐渐成为这个英格兰民族自我意识觉醒时代的等同物。伊丽莎白对自己婚姻的处理是她“英格兰主义”的最好体现。在她即位后，包括她的姐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以及瑞典国王、奥地利大公、法国国王、萨伏依公爵、安茹公爵等王公贵戚纷纷向她求婚。但她明白，与任何这些外国求婚者的结合都可能使英国卷入欧洲大陆无穷无尽的矛盾纠葛，从而危及英国的利益。因此她便用各种滑稽可笑的借口和搪塞拖延的手段来冷却众多外国求婚者的热情，结果她终身未嫁。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感到遗憾，她或许很满足做英国人民“公共情人”的状况，就像温斯顿 · 丘吉尔所说，“她和臣民的关系是长期调情的关系。”与其说是女王有多少英明的政策，还不如说是她对待英国臣民的这种脉脉温情的姿态，使女王赢得几乎全体英国人投桃报李般的爱戴。这种爱戴之情四百多年后在戴安娜王妃身上又得到了再现，特别是当她与查尔斯王子感情破裂之时。自然，女王的独身，也被英国人看做是英国摆脱任何外来干涉或控制的一种特立独行。

如同女王的婚姻一样，英国的宗教事务也与其岛国民族特性的显现联系在一起。伊丽莎白即位时的英国远非平静的国度，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以及教派内部的争斗十分激烈。英国宗教事态的处理意味着英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一场遍及整个欧洲的意识形态冲突。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大臣们明智地选择了走中间道路，回复到介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英国国教体系。女王的做法可以说大获成功，这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更是如此，同时期的德国宗教战争中，大约1/4的人丧生。到伊丽莎白统治后期，新一代成长起来的英国人已习惯于英国国教制度，英国国教信仰成为英国人区别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人民的特有标志。

保持自己的个性且相对独立于大陆是岛国民族的一大特性，其另一个特性则是面向海洋发展。虽然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的海外贸易不断增长，但其在海外拓展势力的事业总不顺利，原因在于两个领先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占据了势力范围。英国可以对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西葡两国瓜分世界的通谕不加理睬，却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挑战强大的西班牙舰队，特别是在1571年勒班陀战役中西班牙舰队摧毁盛极一时的土耳其舰队后，西班牙海军的庞大实力令任何欧洲国家都望而生畏。但英国海上力量并不是体现在其海军的规模上，而是体现在它所拥有的海上斗士的数量和素质上。居住在岛国的英格兰民族应该具有某种当“海盗”的天分。英吉利海峡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也为英格兰人做海盗这种有前途的职业提供了天时地利。在英格兰西南沿海和爱尔兰诸海港一带，干着这类杀人越货营生的不但有亡命天涯的船员水手，一些拥有庄园地产的乡绅和有头有脸的商人也时时参与到海上的劫掠活动中来。对于这些亦商亦盗的海上斗士，伊丽莎白女王及其政府从未作过认真的禁止，相反还时时予以鼓励，如1573年8月德雷克船长将辛辛苦苦从西班牙人手中抢来的财宝大部敬献给伊丽莎白女王，而女王也居然像一个贪财的小家妇人那样欣然接受，1580年还授予德雷克爵士封号。而这些类同匪徒的英国冒险家们对网开一面的女王也心存感恩，在与外国商船尤其是西班牙金银运输船队不断的对抗中，海盗们的英格兰民族意识和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忠诚感持续增强，直至愿为女王陛下英勇献身。正是这段长期的海上劫掠活动培养出了一批日后英国皇家海军的精英。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是英国确立岛国民族特性的时期，也是英国走向辉煌、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的时期，崛起的关键是英国对西班牙的战争。步入16世纪80年代之后，欧洲的均势格局逐渐向西班牙倾斜。1580年菲利浦二世吞并了葡萄牙，将葡萄牙本土及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据为己有，西班牙帝国的力量大增。解决英格兰问题也摆上了菲利浦国王的日程，在其他手段用尽后，只剩下战争一条路了。1588年春，由梅迪纳 · 西多尼亚公爵指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启航，杀向英格兰。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形势明显有利于西班牙。在英国一方，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女王所能调集的力量都很有限。但在如此危急关头，英格兰民族最宝贵的品质显露了出来，那就是镇静与自信。当德雷克爵士率队迫近无敌舰队时，西班牙舰队的规模和阵势也着实令这位纵横四海的勇士感到惊诧，但他只说了一句话：“还从没有过如此强大的舰队，但全能的上帝更强大。”英国人的勇气使无敌舰队遭受了沉重打击，“全能的上帝”则让西班牙舰队遇上了大风暴，17艘船只和5000人葬身大海，沮丧不堪的西班牙人退回了本土港口。一次轰轰烈烈的远征就这样结束了。在这场导致西班牙无敌舰队丧失一半船只的系列海战中，英国海军的损失出奇的小，它没有一艘船受损，战死的士兵也不到100人。胜利之后的英国人也难能可贵地保持镇静，为纪念这次胜利而铸造的奖章上有这样一句话：“上帝一挥神手，他们四处逃走。”这句话比其他的战斗神话更接近真实。不管怎样，英国抵御了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帝国的进攻，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精神，为以后发展大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

“新教革命”与“光荣革命”

伊丽莎白女王之后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两位国王的我行我素最终引起了英国革命。英国革命是专制王权与“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之间的激烈冲突。专制王权是时代的产物，它崛起于给英国贵族带来灭顶之灾的玫瑰战争之中，兴盛于民族呼唤独立主权国家之时，它肩负着两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实现国家的统一和自立。历史赋予它代表英格兰民族的资格，使它可以超越于整个社会之上，国王在实现国家统一和自立的过程中扮演了引领民族的角色。

都铎王朝创建了民族国家，也是王权最盛之时。但由于英国在中世纪业已形成的“自由”传统，使国王的权力仍然受到三大原则的限制。据英国史学家马考莱说，这三大原则是：其一，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其三，他必须按国家法律掌管行政，如果他违背法律，其谋臣及代办官员应负责任。这些原则即使在都铎统治时期也没有消失，所以，都铎国王仍需与议会合作，否则权力就会发生动摇。这就使都铎英国的专制统治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 （如法国）的专制制度，形成了独特的“国王在议会”的宪政，即国王的政策必须经过议会认可，一般不能撇开议会实行国王的绝对统治。

与法王路易十四不同，英国的专制君主虽然渴望绝对的权威，却能尊重臣民的“自由”，尊重议会的传统。他们明白自己只有借助民族的力量，才能伸张自己的合法性，只有置身于“民族”（国王在议会），才能扮演民族利益的代理人。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英国国王能够自觉限制王权和尊重议会传统，革命或许不必发生。但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使都铎王朝的谱系中断，来自苏格兰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一世继承了英国王位，他对英格兰的传统一无所知，且不了解都铎王朝合法性来自于议会认可。相反，他对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羡慕不已，崇尚“君权神授”。詹姆士一世及其子查理一世还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样，国王与民族的结合就破裂了，国王与民族一步步走向对抗。

在这个过程中，1637年是一个关键年头，在此之后的事变把英国带进一个剧烈冲突的时期，即革命时期。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是宗教问题。英国的民族国家是在对天主教的斗争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反天主教是英国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斯图亚特王朝对此却毫不在意，对天主教徒十分纵容，从而使英国大众的民族感情严重受挫。1637年劳德大主教命令苏格兰教会接受英国国教的祈祷书，这引发了苏格兰的反抗，同时也导致英国革命。这场冲突使英国分裂成两大阵营，而划分双方阵营的最明显界线是宗教信仰，几乎可以说，凡是支持国教的都支持国王，凡是反对国教的都支持议会，因此，英国革命又被称为“清教革命”。尽管清教本身又分成许多派别，但与国教徒相比，清教徒表现出更大的宗教热情，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赋予他们拯救世界的重任。这种热情也是国王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除了宗教因素，“自由”是革命的真正口号，议会就是用“自由”来号召人民的。自《大宪章》以来，“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历史赋予的光荣遗产，捍卫自由的权利是革命合法性之所在，没有“自由”的价值观，革命就丧失依据了。但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树立议会的主权。在战争爆发时，议会仅是为生存而战的；但随着战争胜利，议会提出了主权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议会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主权。从这个角度看，革命的实质是推翻专制。

在这场王权与自由的斗争中，当王权因冲破传统而否定自由之后，自由也冲破传统而否定王权，王权与自由在战争的激烈冲突中各自走向最极端，这就是革命。正是相信自己代表人民，议会才于1649年1月30日以人民的名义处死查理一世，而使革命发展到顶峰。在此之后，英国历史进入一个特别时期，此后11年中王位空缺，共和国当道。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军队发动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于1653年4月驱逐了残缺议会，不久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而他的作为比过去的国王还要专横。历史是如此荒谬，革命以反抗一个人的专制而开始，却以另一个人的专制而结束。于是，主权之争又起，军队与议会的冲突不断。1658年克伦威尔一死，斯图亚特王朝很快复辟，革命又退回了起点。20年的壮怀激烈，英国人的问题仍未解决，但他们毕竟已踏上了克服专制制度的道路，永不可能回头。一旦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企图使专制制度死灰复燃，革命必将再次发生。

1688年7月30日，议会两党的7位政治要人邀请荷兰执政，奥伦治的威廉率军队前来英国，帮助捍卫英国人的自由。威廉乘“新教之风”登陆英伦后，詹姆士二世逃走。英国仅以换了一个国王的代价完成了革命（并且换的还是王位合法继承人），这就是“光荣革命”。1688年的革命之所以光荣，在于它没有流血，更在于它完成了1640年以来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在于它的过程不像一场革命，而在于它的结果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根据议会的条件，威廉宣布接受“权利法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案的条款如何，关键是由议会缔造了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根据议会的条件登上王位，并服从议会的法律，从而确立了议会的主权。换句话说，在“光荣革命”中，不仅专制的王权消失了，连独立的王权也消失了。从今以后，国王附属于议会，而不是议会附属于国王。一个人统治国家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人民的议会。这就是英国革命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