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不落帝国

反法战争：拿破仑霸权的顽强抵制者

简单考察了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保守的英国与革命的法国之间的恩怨。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为何会积极组织和参加欧洲大陆封建国家的反法战争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法国革命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使保守主义的英国一开始就对法国革命抱有极度的反感；二是革命法国的对外扩张严重地威胁了欧洲的均势体系。因此，英国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实际上体现了保守主义和维护均势的双重主题。

英国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的敌视态度集中反映在柏克的言论之中。如柏克认为法国国民会议既不自由又不体面地上演了一出深思熟虑的滑稽剧。他们表演得就像是市场上一群骚乱的观众面前的喜剧演员；他们在一群不顾羞耻的穷凶极恶的男女的混乱喊叫声中进行表演……这个推翻了国王和王国的议会，甚至于并不具有一个严肃的立法团体的面貌和形象。这简直是口诛笔伐了。法国革命采用的极端措施也使英国普通大众逐渐疏远法国革命。大多数英国人并不希望像雅各宾派恐怖统治这样破坏社会秩序和私有财产的运动扩展到英国，因此，他们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便由同情转向憎恶，对英国本国政治也由支持改革转向拥护现行制度，保守主义和保王主义的情绪在越来越多人中获得市场。

随着保守主义思潮在英国的蔓延，革命的法国与保守的英国之间越来越格格不入，但是，仅仅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并不足以使英国放弃对欧洲大陆多年奉行的均势原则和中立政策。实际上，英国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法国革命的极端措施固然使得保守的英国极度反感；但这场革命同样也造成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动荡，这对英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法国是欧洲大陆均势体系中的重要砝码，直接干涉法国可能会打破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因此，在法国革命的开始阶段，英国对法国革命是抱着观望态度的。只有当法国革命不断深入，法军在对外战争中节节胜利，越过莱茵河控制奥属尼德兰地区，使英国在低地国家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英国才感觉到不能再对欧陆局势等闲视之。然而，即使在这时，英国仍不愿与法国直接冲突，英国最初的想法是利用对法国革命极度仇视的奥地利、俄国、普鲁士等欧陆国家来阻挠法国革命向外蔓延。由于俄国此时正在全力瓜分波兰，不愿涉足法国革命的泥潭，英国只好求助于奥地利和普鲁士，1790年7月，英国、荷兰、奥地利、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签署《莱亨巴赫协定》，规定英国、荷兰、普鲁士有义务来帮助奥地利恢复对尼德兰的统治；而奥地利则停止正同土耳其进行的战争，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法国。1792年4月，法国与普奥间正式爆发了战争，欧洲国家持续22年之久的拿破仑战争（又称法国革命战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但普奥两国在对法战争中却屡遭败绩，听凭法国势力迅速向欧洲广大地区特别是低地国家扩散，英国政府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前台。当1792年11月法军占领安特卫普后，12月英国向法国发出正式照会，声称：英国绝不会同意法国擅自以假借的天赋权利为借口，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裁判官去判决由神圣条约建立起来的、并由所有大国一致加以保证的欧洲政治体系。英国坚持它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准则，对法国直接或间接地使自己成为低地国家的主人，或成为欧洲的普遍权利和自由的主宰者的行为，绝不会置之不理。这份照会预示了英国将直接参加欧陆国家反对法国的军事行动。促使英国直接参战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法国革命不断呈现出对外输出的势头，法国国民大会公开宣称，法国将援助世界上所有民族推翻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斗争；其次，法国在这个阶段的对外战争中兼并了大量领土，严重地危害到欧洲大陆的政治结构，特别令英国不能容忍的就是法国对低地国家的占领。英国一直将这一地区视为自己的门户，任何大国占领它都被视为威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英法间长达百年的争霸拼斗，英国在这场斗争中已初具优势，它不希望革命的法国扭转这种局面。事实上，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进展，英法争霸的实质越来越清楚，就法国方面来说，拿破仑政变后战争的正义性已经不存在了，双方的争夺就是在争夺欧洲，争夺世界海洋的控制权。

1793年1月，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推上断头台后，英国与法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英国决心正式参战。随后，英国纠集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从这时起，英国便开始成为历次反法联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中，联盟军队最初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在雅各宾派专政以后，法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被充分调动，法国很快转败为胜，1793年法军收复土伦，1794年法军又战胜了英荷联军，将战争推进到尼德兰境内；在北方战场上，法军也先后战胜了普军和奥军，1795年普鲁士、西班牙先后退出战争；1797年奥地利也在战败后退出反法联盟。第一次反法联盟宣告瓦解。此时英国的处境十分艰难，法国兼并了荷兰和西班牙的舰队，1797年法军入侵英国本土似乎已迫在眉睫。不过两场海战拯救了英国的命运，也拯救了英国的海上优势：一场发生在圣文森特角，英军打败了西班牙舰队，霍雷肖 · 纳尔逊在海战中发挥了杰出作用；另一场海战发生在英吉利海峡，英军打败了荷兰舰队。此时拿破仑在法军中已声名显赫，英国的海上强权使他认识到无法直接进攻英国，于是转而去切断英国与印度的通道，企图摧毁英帝国的基础。因此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先后攻占了亚历山大和开罗，引起了欧洲的巨大震荡。法国在地中海方向的扩张直接危害到俄国在巴尔干和东地中海的利益，沙皇保罗一世一改此前对法国革命的消极态度，决意要对法国开战。法国吞并爱奥尼亚群岛和对埃及的入侵破坏了法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良好关系。1798年土耳其对法宣战，次年，又分别与俄国、英国结盟。普奥两国此时也开始与英国商谈结盟事宜，第二次反法同盟逐渐形成，这是由几个双边同盟组成的松散联盟，因此很难经受反法战争的长期考验。1800年俄国与奥地利闹翻后愤而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便名存实亡了。1800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随后法军在马伦哥战役中打垮了奥军并重新夺回意大利北部，奥地利也被迫退出战争。第二次反法同盟土崩瓦解，这一失败使小皮特政府被迫下台，阿丁顿开始出任英国首相，并迫于内政外交的巨大压力，同意与法国议和。1801年英法签订《亚眠条约》，反法战争告一段落。

和平仅维持了一年多。由于《亚眠条约》使英国退出了大陆，法国可以顺利地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等地进行领土扩张，并对英国的商品进行封锁，此时工业革命已在英国兴起，限制英国的贸易，无疑是扼住了英国的咽喉。因此，1803年春英国主动宣战，1805年10月特拉法加海战爆发，这是英国舰队与法西联合舰队在西班牙南部沿海的特拉法加的一次总较量。这场战役直接决定着英吉利民族和英帝国的命运，正如英军统帅霍雷肖 · 纳尔逊所言：“情况很明朗，只有打败拿破仑，英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必须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主人。”两军交战之前，纳尔逊在旗舰“胜利号”上向舰队发出信号：“英国要求人人尽职。”战况十分惨烈，“舷炮的咆哮、桅杆折断的响声和步枪近距离射击的怪叫在空中搅成一片。”纳尔逊忠实履行了自己下达的指令。在“胜利号”的航海日志中有这样一段话：“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四点半钟，胜利的消息报告给总司令纳尔逊子爵之后，他由于伤势过重而去世了。”丘吉尔如此评论：“这次胜利是彻底的胜利。”自此英国取得了拿破仑战争最后十年中的制海权，即使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也无法击败英国。为使欧洲的封锁不留漏洞，拿破仑于1808年进攻西班牙，引起了西班牙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成为拿破仑失败的第一根绞索。1812年俄法矛盾因大陆封锁等问题而激化，促使拿破仑发动侵俄战争，而这又是拿破仑垮台的直接导火索。对法兰西帝国的最后一击仍来自英国，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之役，威灵顿公爵击败了拿破仑皇帝，“这一仗结束了整个战役”。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反法战争的结束。通过战争，英国的宿敌法国被彻底击败了，在建立全球性殖民帝国的道路上，英国再也没有任何对手了。也正因为英国在反法战争中的胜利以及战后对战败法国的宽容，才使得未来的“日不落帝国”能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而不需要再以战争为基础。

第二帝国：霸权地位上的英国"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帝国：霸权地位上的英国

1783年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宣告了第一帝国的终结。此后，英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帝国。为此，谢尔本伯爵哀叹道：“政府同意美洲独立之日，便是大不列颠之太阳陨落之时，我们将不再是个大国和受尊敬的民族了。”然而，仅仅几十年后，一个更庞大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日不落帝国”又被英国建立起来，它在欧洲的国际政治对弈中再次击败对手法国，自“滑铁卢战役”胜利后一个世纪里达到了它力量的顶峰，建立了可与“罗马治下的和平”相提并论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之所以说此时英国的力量已达到了顶峰，主要因为：

第一，海上霸主地位通过反法战争树立起来。如前所述，能与英国海上争霸的，只有法国、西班牙。不过通过亚勃基尔湾海战与特拉法加海战，法国舰队与西班牙舰队的主力被彻底击溃，再也无法与英国较量了。从世界各国海军力量的对比来看，1790年时，英国的海军总吨位为48.59万吨，仅次于它的法国为31.43万吨，第三的西班牙为24.22万吨，尽管英国排名世界第一，但仍然还没有确立绝对的优势，仅次于它的法西两国的海军总吨位数联合起来就超过了英国；到了1815年时，英国的总吨位数达到60.93万吨，法国尽管仍排名第二，但减少到22.83万吨，俄国列第三，为16.73万吨，西班牙沦落到第四，还不到6万吨。可见，英国的海军总吨位数超过了排在其后的三个国家的总和，而大致相当于世界其他各国海军总吨位数的总和。正如希尔所说：“英国的政策在拿破仑战争中达到顶点，使得英国的国防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在这场战争后的近一个世纪里无人能与之匹敌。”

第二，英国在反法战争中完成了帝国重建的任务，建立在第一帝国废墟之上的“日不落帝国”已基本成形。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17世纪末以来，英国和法国争夺商业和殖民霸权的继续。……实质上，英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反对法国的主要动机并非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是为了争夺世界的商业和殖民霸权。这样，我们不难看到，当反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进行争夺时，英法之间在殖民地上的争夺也异常激烈。在与法国人争夺殖民地时，英国不再一味地扩大殖民地，而主要是为了争夺那些拥有广阔市场的殖民地以及对于英国海外贸易通道的畅通至关重要的一些殖民据点等。这些殖民地或殖民据点包括：从法国人手中强占的毛里求斯、塞舌尔群岛、多巴哥和圣卢西亚，从荷兰、西班牙、丹麦等国手中强占的非洲的开普、亚洲的锡兰、马耳他、特立尼达、赫尔戈兰等。这些地方尽管面积不大，但是对于维持帝国的贸易通道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反法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上，完成了由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过渡。进入19世纪后，自由贸易作为一项政策逐渐广为流行，英国逐渐放弃了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走上了贸易自由化的道路。1808年，英属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总督宣布，允许英国或美国船只把某些商品转运至印度，这实际上是对实施了100多年的《航海条例》的违背，但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许可。1811年，英国进一步表示，允许除法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船只装载某些重要产品进入英属哈利法克斯、圣安德鲁斯、圣约翰等港口。在远东的印度，从1793年起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一步步受到侵蚀，到1813年时，英国政府则彻底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自由贸易”原则在未来帝国的中心——印度次大陆初步确立起来。

总之，到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时，随着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第二帝国基本定型。如果说第一帝国的中心是北美13个殖民地，那么，日益兴盛的“日不落帝国”的中心则是远东的印度。印度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正如曾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所言：“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一旦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只能降格为一个三流国家。”更多的人则形象地将印度誉为“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从1815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商船与战舰出现在全球各个角落，他们获取领地、开设口岸、掠夺原料、倾销产品……19世纪40、50年代两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市场，1858年英国与法国、荷兰一起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36年和1857年英国与伊朗签约，1838年和1861年英国与土耳其签约，这些条约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共有一个核心内容，即英国要求得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为确保帝国安全以及贸易的通畅，英国这一时期还占领了一些军事要塞与贸易据点，如1819年占领新加坡，1839年占领亚丁港，1841年占领香港，这样从好望角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英国建立了一条极为通畅的海外贸易通道。如果说历史上庞大辉煌的罗马帝国也只不过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区域帝国，那么，英国人建立的“日不落帝国”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英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其开拓的疆域之大，统治的人口之多，绝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所能比拟。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是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国的一个标志，帝国本身与英国的海上霸权与工业霸权一起，共同将英国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英国的霸权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小小岛国能在世界称霸一个世纪之久，这是它一系列的制度领先所造成的结果。

盛世阴影：维多利亚时代

1837年，18岁的女王维多利亚登基，新女王在继位之前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帝把我置于这个国家的王位上，我将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尚年轻，可能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肯定，几乎无人像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和真切希望。女王充分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她在其一生中模范地履行了立宪君主的职责，因此深受国民的爱戴；她还是那个时代道德风尚的典范，她是贤妻，又是良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也是优秀的一家主妇。她自己生活严谨，工作刻苦，对别人又充满责任感。在许多国人眼中，她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她漫长的64年在位时期则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顶峰。维多利亚在位时期，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所有国王中，她享有盛誉，这不是因为她做出了什么轰动的事业，而是因为她什么都不做，而仅仅恪守立宪君主的本分，做她那个时代的表率。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顶峰，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英国的富庶已经使新老世界为之瞩目，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所以，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然而从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独霸全球的地位却开始丧失了，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而以美国和德国最为突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年～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2.2%，德国是2.9%，美国是4.1%。1890年～1900年这10年英国是3.4%，德国也是3.4%，美国是3.8%。但1900年～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5%，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有40%以上是英国的，到了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成了29.9%、26.4%和12.6%，英国的下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只是相对下滑，从绝对数字上看，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富庶，直至它结束时都是这样。

然而这种富庶更像是一种罪恶，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与时代格格不入。应该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的这些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我们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这样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进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于政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被许多成就陶醉了，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根本没有想到，它的制度仍存在许多结构性弊病。它犹豫于对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由此出现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积累了种种的问题，这对于它的强国地位是十分不利的，这是造成日后英国衰落的一个潜在隐患。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许多人才开始对国家制度进行反思，进而开始了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的改革时代。虽然这些调整与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延续已久的积弊，但此时要挽回昔日的雄风已经不可能了。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应随时审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优势中存在的隐患会影响全局，英国的教训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