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布国威于四方

幕府统治与锁国政策

从9世纪中叶起，日本历史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藤原氏外戚专政时代。这是日本历史上朝廷斗争激烈、变乱不断的时期。1190年11月，关东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再次统一全国，强迫天皇授予其“征夷大将军”称号，在镰仓设立幕府掌控国家政权。以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正式到来。从此日本政坛出现了双重政权体制并存的局面：在仍然保存天皇政权的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平行的武士政权，利用天皇精神权威号令天下。这是日本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室町、德川（江户）三个幕府、共约700年的漫长统治。

镰仓幕府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庄园，而其阶级基础则是新兴的军事贵族阶层——武士。幕府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正是直属于将军的武士，称为“御家人”。武士享有将军赏赐的土地，但并不从事耕作劳动，平时的生活费用由幕府分担，武士为将军服役，对将军尽忠。将军和武士之间以土地为媒介结成了主从关系，这构成了幕府时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镰仓时代，以皇室为核心的所谓“公家”政权开始衰落，而以幕府为中心的“武家”政权和武士阶层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镰仓幕府末期，即12～13世纪，日本进入了内乱不断、纷争频仍的时期。直到16世纪，日本历史的发展才又一次从分裂割据走向了统一。

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他上得皇室宠信，下控诸国大名，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对于稳定和发展日本国内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丰臣秀吉也向海外迈出了侵略扩张的脚步。他于1592年、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觊觎中国，公然挑衅中华帝国的权威，结果均遭到惨败，秀吉本人最终也落得郁郁而亡的下场。总结丰臣秀吉一生的成败，应该说是强于内政而输于外交。他在日本战略能力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就妄图实现侵占朝鲜、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战略目标，这种目标选择与现实能力的严重不符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可惜的是，许多日本人并未能从秀吉的失败中真正吸取教训，以至于历史的悲剧在300多年以后又再度重演。

1603年，德川家康接替已故的丰臣秀吉成为新的掌权者。他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史称德川（江户）幕府。经过苦心经营，德川幕府彻底清除了国内的威胁，将江户建成了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德川时代初期，为了强化幕府统治，巩固中央政权，德川家康把全国1/4的土地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将其余3/4的土地分别交给260多个“大名”全权支配，称为“藩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幕藩体制”。这种体制由幕府把持中央大权，地方各藩则由“大名”来管理。“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而幕府则通过各种措施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将军通过分封领地和提供俸禄，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了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的关系也基本与之相似。德川幕府还实行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等职。对于他们的选用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则按“士农工商”的身份加以区别，并规定各等级一般世袭不变，互不通婚。这样处于最高等级的武士阶层虽然仅占全国人口的10%，却统治着占人口80%的农民和10%左右的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在四民之下还有“秽多”、“非人”等，仅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居于社会的最底层。

16、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航海贸易广泛开展。这一浪潮也冲击着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它在给日本带来各种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出于对西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担忧和畏惧，幕府采取了一系列以“禁教”为主要目的锁国措施，加紧了闭关自守的脚步。从1633年2月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连下五道“锁国令”，从开始的单纯以禁教为目的最终发展到全面的闭关锁国，不但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日本，而且也禁止本国人出国，甚至不准海外的日本人归国，违者将被处以死刑。这一系列极端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彻底地与世隔绝，成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事实上，幕府对锁国政策寄予了厚望，希望借此实现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的目的，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局面，使遭受列强殖民统治的噩运没有过早降临。

尽管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是极为落后和不稳定的，但是依靠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推行锁国的对外政策，使得幕藩体制得以安全运行了近两个半世纪。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一国的落后而放慢前行的速度。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消极理念和做法尽管可能发挥一时的作用，但从根本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必然被日益进步和开放的国际潮流打得落花流水。

17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势不可挡，封建经济危机丛生。商人阶层崛起，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而与商人日渐富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下层武士和普通平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幕府对此毫无解决办法。而其自身的财政危机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农民、城市贫民和中下级武士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到德川幕府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萌芽在城市和农村都陆续出现。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开始打破，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动摇。1837年，在大阪发生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市民暴动。暴动队伍走上街头，烧毁店宅，分取店主的财物。由于这一暴动发生在日本的经济中心大阪，因此极大地震撼了幕府统治。此后，幕府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都未能达到彻底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各地的农民起义与市民运动愈演愈烈，幕府统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黑船”惊醒众人梦

直到19世纪中叶，历经了两百多年锁国政策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而就在它闭关自守、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将恍如隔世的东方小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曾任驻日使馆参赞。他写的《樱花歌》，将幕末日本孤芳自赏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

呼作花王齐下拜，至夸神国尊如天。

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

一朝枪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17世纪之后，率先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西方列强纷纷崛起。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它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而地处东方航线末端、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日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列强的视野。最先叩响日本锁国之门的是充满占有欲的俄国人。从1711年起，沙皇俄国先后派人到千岛、择捉等岛进行“探险”，并企图据为己有，由此埋下了日俄北方岛屿之争的祸根。1792年，俄国轮船“卡塔琳娜号”奉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命，携带着价值两千卢布的“礼物”，以护送海难中获救的日本人回国为由，抵达日本的北海道，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终因幕府的拒绝而未能如愿。此后，英、美舰船也曾多次前来交涉通商事宜，但均无功而返。

外国军舰的频繁滋扰使幕府更加惊恐，于是发布了更加严厉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具体行动就是加紧修筑海岸要塞和炮台，对近岸的外国船只一律进行炮击。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日本举国震惊。天朝大国顷刻崩塌的命运使日本充分认识了欧美列强的威力和锁国政策的局限。许多有识之士疾呼：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两年后，幕府废除了“异国船只驱逐令”，并吸收改革派的意见改进炮术，加强武备。鸦片战争给日本民众敲响了警钟，他们积极寻求维新图存的良方。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的《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备受推崇。正如梁启超所感叹：“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但日本寻求自保的脚步还是慢了许多。4条美国黑船的不期而至，扣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也惊破了看花众人的美梦。原来，在多次通商请求均遭拒绝之后，美国决定借助武力打开日本的国门。1853年6月3日，受美国政府委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士兵560人，闯入日本浦贺港。他在递交国书的同时以武力相要挟，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佩里声称：“若不受理国书，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幕府官员怯于4艘从未见过的像山一样的庞然大物，迫不得已收下了美国国书，声明第二年春天予以答复。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以蒸汽为动力，冒着黑烟，因此佩里舰队叩关被形象地称为“黑船事件”。第二年春天，佩里率领7艘大船如约而至，以武力威慑迫使幕府于3月31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是近代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开放下田、箱馆两港；供应美国船只水、燃料、粮食及其他必需品；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日本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一条约，美国成功地为海上航线开辟了重要的补给基地，“虽然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最重要的一步”；而日本则在列强炮舰的逼迫下，痛苦而艰难地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日本来说既是噩梦的开始，更是衰弱到极点后再度走向强大的重要转折。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之后，英、俄、法、荷等国也竞相涌来，如法炮制了类似的“亲善条约”。日本至此彻底告别了锁国的时代。对于日本开国的历史，明治初年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从积极的角度给予了评价，他认为：“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其中“烈火”所指的正是“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1858年，在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的努力下，日美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江户条约》）。接着幕府又毫无例外地相继与荷、俄、英、法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以上条约统称为《安政五国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日本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对列强的开放程度，而且丧失了制定本国税率的自主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在“亲善”、“友好”名义的掩盖下，日本的封建社会制度面临全面解体，国家主权遭到损害，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

从“尊王攘夷”到“倒幕开国”

开国之初的日本，幕府的昏庸无能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使原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在民族危机和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早已走到尽头的幕府统治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大批改革派武士挺身而出，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逐渐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些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包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诸藩。在他们的推动下，这些藩通过改革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能够与幕府对抗的强大力量，在后来的倒幕维新运动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

起初，改革志士还对幕府抱有幻想，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希望借助天皇的权威，改革幕府政治的落后状况，唤起人们抵御外侮的勇气和热情。但是随着精神权威天皇和政治权威幕府之间分立的加深，改革幕府的企图招致了幕府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镇压。1858年9月，幕府突然采取行动，大肆搜捕、迫害尊攘派领袖，制造了所谓“安政大狱”，使“尊王攘夷”运动遭受沉重打击，并由此转入了低潮。这一事件让许多尊攘志士在充分认清了幕府反动面目的同时，开始认真反思改革运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正如在“安政大狱”中被捕的吉田松阴所说：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刑场上，他慷慨陈词：

吾今为国死，死不负亲君。

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就义时，他年仅29岁。

正当“尊王攘夷”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一些眼界开阔的改革派志士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慢慢认识了日本与西方的差距所在，领悟到只有推翻落后的幕府统治，走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路，才能使日本摆脱被列强奴役的命运。在他们的竭力劝说下，改革派逐渐摒弃了盲目排外的思想，将斗争目标由“尊王攘夷”演变成“倒幕开国”，而西南强藩也成为倒幕运动的根据地。

1865年春，长州藩尊攘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了武装倒幕的决定。在倒幕维新的大旗下，以长州、萨摩为首的西南强藩捐弃前嫌，很快结成了军事同盟，掀起了武装倒幕的高潮。他们的行动不仅得到了即位不久的天皇睦仁（1867年～1912年）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国等列强的默许或援助。1868年1月3日，睦仁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归天皇，并成立新的天皇政府。《大号令》对倒幕斗争的公开支持，无疑加速了倒幕形势的发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西乡隆盛的指挥下，于京都附近的伏见、鸟羽与幕府军展开激战。结果以少胜多，大败幕府军队，取得了武装倒幕的关键胜利。经过1年零5个月的战争，倒幕运动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这场倒幕战争历史上称为“戊辰战争”。经过戊辰战争，日本彻底结束了延续700多年的幕府统治，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清除了维新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同时，改革派武士在新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为下一步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率公卿百官，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祭祀天地众神，以神前宣誓的形式发表了《五条誓文》，即：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五条誓文》昭示了推行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施政纲领和方针。尽管其中明显包含了封建保守思想，但其历史作用更为突出，它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的方向。

在宣读《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向全国发布了天皇的亲笔诏书，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新政府的远大抱负。诏书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代表了天皇个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呼喊。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国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国家强大的迫切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理解以及扩展势力和影响的勃勃野心。自此以后，这一主张基本成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明治年代之后，为大正、昭和两代天皇所沿用。在当时的多数日本人看来，唯有实力和强权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木户孝允所说：“皇国兵力不足以与西洋强国相匹敌，兵力未整之时，万国公法固不可信也。以公法为名向弱国谋利者不鲜也。故余曰：万国公法者，侵夺弱国之工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治初年，日本就相继出兵台湾（1874年），并吞琉球（1879年），还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朝鲜（1875年）。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定都江户，并改称为东京。“明治”二字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句子。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沉寂多年的东方岛国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从此，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历史。

明治初期的破旧之举

就在戊辰战争爆发之时，日本新政府以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起点，迈出了维新变革的步伐。当时，新政府中的改革派武士大都非常年轻，在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中，西乡隆盛年近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而木户孝允仅有34岁。他们凭借年轻人的热情和胆识，以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精神克服了治国经验不足的缺陷。新政府实行太政官制度，确保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明确规定：“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于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由此建立了日本的君主专制制度。直到1885年，太政官制才被内阁制所取代。

早在倒幕战争进行当中，新政府已经开始了没收幕府封建领地的工作，为废除封建领主制度、建立现代国家进行积极的准备。在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首的改革派推动下，西南强藩率先提出了“奉还版籍”的请求。“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奉还版籍”就是把对藩属领地和人民的控制权交还天皇。1869年，明治政府宣布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的请求，并不再予以封授，同时任命原藩主为藩知事，负责掌管地方事务。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于1871年发出了“废藩置县”的命令，将全国划分为3府302县，后又改为3府72县，至1888年并为3府43县。按照规定，府、县知事由中央任命；旧藩主一律迁居东京，享受国家的俸禄。这样一来，就完全剥夺了封建藩主所保留的对藩领的控制权，消除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政治上的统一，为继续推进改革创造了条件。1872年，在“废藩置县”的基础上，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了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解除了长期以来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同时，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废除了各藩之间设立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为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幕府时代以来延续多年的封建等级制度，早已成为制约日本社会进步的积弊。因此，在进行“废藩置县”改革的同时，明治政府也逐渐废除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度，比如废除武士的称号和武士阶层曾经拥有的特权，改称他们为“士族”；将藩主、公卿改称“华族”；取消在通婚、迁徙、征兵和职业选择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限制等等，由此建立起较为平等的身份制。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移风易俗，而且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经过改革以后，华族和上层士族日益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或官僚，而日趋没落的下层士族，则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

封建等级制度的改革对武士阶层冲击最大。明治初年，日本约有武士40万户，武士连同家属有近200万人。每年支付武士薪俸的消耗约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成为政府的经济负担。同时，这一封建阶层本身也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明治政府采取了渐进手段，取消了武士薪俸，彻底清除了武士阶层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改革触动了武士阶层的根本利益，引发了不满武士的多次叛乱。就连西乡隆盛、江藤新平这样的倒幕维新骨干人物，也加入了叛乱的行列。对于这些叛乱，明治政权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镇压。在平定西乡隆盛叛乱的过程中，政府军的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戊辰战争的损失，足见改革代价之巨大，也显见明治政府破除旧制、锐意改革的决心之巨大。素有“维新三杰”之称的一代英豪西乡隆盛最终战死沙场，倒在了不断前进的改革车轮之下。他个人的悲哀也恰恰反衬出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迅速崛起的脚步。

废藩置县的顺利进行推动了日本的地税改革。1873年7月，日本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等一系列改革地税的法令，但却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开始，明治政府企图通过暴力镇压，推行新税制，但收效甚微，于是被迫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才暂时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到1881年，日本的地税改革已基本完成，这对日本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实现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确立了日本近代土地所有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积累，为政府发展工业和军事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提高了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日本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稳定了天皇统治的社会基础。地税改革也给地主加大剥削量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从中受益的不是广大农民，而是新兴的寄生地主阶级，农民们的租税负担却是有增无减。

总之，从新政府成立到地税改革的完成，明治政府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对封建幕府体制的破旧改革。尽管这些改革还不够彻底，也遗留了很多问题，但对于日本自身的发展而言，其积极因素无疑是占主要方面的。它为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扫清了障碍。日本的改革者深知破旧更需立新的道理，因此，在打破旧体制的同时，这些民族的精英分子也开始了探索强国之路的新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