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强大的德国：是福是祸？

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继续增强，俾斯麦试图保持德国仅仅作为一个欧洲大陆强国的政策设计，已经无法满足德国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改弦易辙，逐渐从“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对于一个日渐强大的德国而言，这种转变究竟是福是祸的确难以简单断言。但从德国所经历的历史来看，紧要关头看似偶然出现的个别人物，往往导致整个前进方向的彻底改变，或许背后代表的乃是历史合力的选择。统一后的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契机，经过20多年的跳跃式发展，到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欧洲一流的经济强国，显示了超强的实力。德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其教育兴国，科技兴国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强大之后的德国，就像一个暴发户，一下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结果走上了滥施国力、扩张争霸的的毁灭之路。

寻找阳光下地盘的国家

德皇威廉二世（1890年～1918年）在位的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威廉时代”。他所煽动的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浪潮和所采取的扩张攻势，成为这个初绽头角的国家全部活动的主旋律。而这种“威廉主义”的方针政策，是同俾斯麦时代内外政策的主旨完全相悖的。威廉时代，整个德国的特点是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伴随着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大发展，对于政治和工业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成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普遍心态。1913年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的庆典声势浩大，社会各界一齐高唱赞歌，大献谀词，其盛况超过对以往所有的德国皇帝。对此，只有少数人发出了不和谐之音。左翼《新观察》杂志就曾悲叹：“现今的德国人变得非常耽于声色，实利主义，而且几乎完全成了头脑空空的专业人员。他们已逐渐变得冷酷而实际，对一切不能立即增强经济力量的活动都抱怀疑态度。”对于这些批评者，皇帝不屑一顾，称他们是“绵羊脑袋”、“阴郁的悲观者”。在他心中，统治世界的梦想早已使扩张的欲望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主要代表了德国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把德国从大陆强国变为世界强国的渴望，同时也混杂了德国思想界对中世纪具有大一统性质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旧情绪，其主要点就是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由于德国工业的起飞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后起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不能容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只留给它一点残羹剩饭，因此德国统治集团叫嚷着“缺乏空间”、“领土太小”，迫切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时任德国外交大臣的比洛就曾公开宣称：“德国占有陆地，让邻居拥有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要求德国大使、德国商人、德国货物、德国的旗帜和德国的商船在中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受到尊敬——我们不想让任何人都相形见绌。但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为了能拥有同其他强国分庭抗争的资本，德国政府不断增加军事投入，扩大军队规模。自1891年起担任总参谋长的施利芬，从9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埋头制订在欧洲东西两线作战的行动方案。1897年中，主张海外扩张的冯 · 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成为政府的海军大臣，他很快便出台了庞大的海军建设方案。德皇威廉二世曾明确表示：“我们不会使自己放弃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德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他不被视作一个大国，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我们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使我们永远是个大国。我们不会取消和限制自己对于建立在理性和思考基础之上的世界政策的要求。”1905年，他在一次酒会的致辞中清楚地表明德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火药是干的，剑是磨过的，目标明确。”

经济上不断膨胀的德国资产阶级，其扩张贪欲最终演变成争霸欧洲和世界的不可遏制的推动力，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者——皇帝和总参谋部，恰恰给这种贪欲提供了武力保证。威廉二世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寻求着战争，并希望能发挥一下陆军的优势，用庆祝军事胜利的欢呼声来掩盖国内工人阶级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正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 · 李卜克内西所说：“如果你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如果人们不特别谨慎，总有一天这金字塔会倒下来，毁了它本身，连带还要毁掉许多其他东西。如果你能弄懂这金字塔是怎么倒下来的，你就已开始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德国一普鲁士军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战争与和平的特殊态度，以及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意味着“权力”而不是“福利”的论说，促使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一旦军人把战争发动起来，即使你不赞成战争，也愿意跟着向前走。

19世纪早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在于追求本民族的内部统一和政治独立，而到世纪的晚期，却演化成为民族沙文主义。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的加剧，德国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将原有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H · S · 张伯伦所散布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日益膨胀的趋势，并导致形形色色的追求向外扩张的殖民组织和理论纷纷出笼。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在宣扬德意志强权和世界政策。这些都为贯彻威廉时代的内外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依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德国统治者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力来源。为了证明所谓的优秀民族的生命力和完成对世界政治、文化所负有的崇高使命，德意志帝国大步地走上了扩张主义道路。

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厮杀。德国则充当了大战挑起者的角色。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于德国政府的推波助澜，冲突在一个月内就发展成一场波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战争。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外，几乎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的战争决定。大战开始后，虽然各交战国人民都团结在本国的旗帜下，但对战争表现出如此强烈热情的，除了德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 · 拉特瑙不无感叹地说：“我回想，君主制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期高涨的民族沙文主义浪潮而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似乎一切事情最后都要决定于战争。德国在一战初期的胜利所渲染出的欢欣鼓舞的气氛，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战争在1914年圣诞节前就会结束。但由于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铁路、机枪、铁丝网、堑壕在战争中的应用，使得防御一方的力量大为增强，因此战争远没有人们预计的那样顺利。至年底，德国在东西两线都陷入了焦灼对峙的状态，被迫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1915年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德军进攻的重点转向东线，但却未能消灭俄军主力。1916年德军把进攻重点转回西线，却又遭受“凡尔登绞肉机”的悲惨失败，对峙状态一直没能打破。战争的久拖不决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成为国家实际的独裁者，他们不但完全掌握着军事指挥权，还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权。在大部分岁月里，德国的真正统治者是统帅部里那位无情的、顽固的、精悍的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而皇帝则完全退居幕后。直到战争结束后，德国政界领导人才敢于透露这种事实的真相。1919年7月，魏玛时期的财政部长埃尔茨贝格尔在议会中说：“有4年时间，德国实际上没有政治统治，只有军事独裁，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讲了。”

从经济、政治和心理上说，德国是难以经受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在历史上，普鲁士军队经常以漂亮而迅速的行动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弗里德里希大王”进行的战争，1866年的七周战争，1870年的迅速胜利，都使一战中的德国人也指望能够速战速决。当这种希望渐行渐远时，厌战情绪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蔓延开来，国内的党派斗争和人民的反抗也随之涌起。1918年11月9日清晨，柏林起义开始。威廉二世在高声叫骂“背叛！背叛！”之后，仓皇出逃荷兰。德国历史上的霍亨索伦王朝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由于军队宣布对新政府效忠，因此柏林革命是在不借助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在人们欢呼革命“取得了辉煌的、几乎是不流血的胜利”的同时，却忽视了掩藏在胜利表象之下的是尚未发生改变的原有基础。兴登堡领导的军队最高统帅部之所以支持了革命，完全是因为他们看到反对革命将是徒劳无益的，而保存军官团和军队作为将来复活民族主义德国的潜在工具要比效忠君主制度远为重要。他们最紧迫的目标是防止协约国军队进入德国，从而对德国的军事组织构成威胁，为此就必须接受革命的现实，与新政府一道做出某种安排。

1918年11月8日，德国代表团来到贡比涅森林的雷通德火车站，向法国的福煦元帅宣读了停战协定，却遭到了福煦元帅的拒绝。他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并限72小时做出答复。11月11日，德国“新政府”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德意志帝国在由它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覆灭。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失败了，不仅导致国家遭殃，而且自己也落得个皇冠落地、流亡国外的下场。他的悲哀表明，一味地奉行强权政治，终归要面对失败。但他也许会迷惑不解，为什么同样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和被自己踢下台的“优柔寡断”的首相俾斯麦却都取得了成功？其实，无论是“弗里德里希大王”还是俾斯麦，他们的强权政治都是建立在有利于民族统一的事业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客观上起到了某种进步的作用。他们所发动的有限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合法性和进步性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也将遭到失败。而在威廉二世时代，一种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支撑着他的强权政治理念，客观上不会起到任何进步作用，只会把战争引向追求无限目标直至最终失去控制的境地，对于他的理想而言，战争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弥漫“种族魂灵”和“战争狂热”的第三帝国

1919年8月，魏玛共和国在革命中诞生。但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注定要促其短命的包袱。由于它取代了君主政体，但又坚决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有触动旧德国的根本基础，这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当成是“革命的叛徒”，因而加以坚决地反对。同时，共和国政府代替旧的君主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允诺承担德国战败和赔款的义务，这又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是“民族的叛徒”，加以坚决抵制。这些强烈的反对之声，加上强加给德国的巨额的经济赔偿，使得战后的德国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即使出现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时期，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维也纳流浪汉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之所以能够迅速登场，一方面，在于他成功地把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民族社会主义（纳粹）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使纳粹党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崛起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纳粹党得到了包括右翼保守政党、陆军军部、官吏和一些大地主、大工业家在内的权势阶层的青睐、纵容和扶持。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魏玛共和国却“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地倾覆了。德国历史从此进入“第三帝国”统治的黑暗年代。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歇斯底里的、魔鬼般的煽惑者。他的狂热不是出自对某种信仰的执著追求，而是产生于对自己的过度自信和病态的崇拜。他的煽动性演说既富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那种浅薄庸俗的哀婉，又利用了魏玛德国“中产阶级”群众多愁善感的情怀。当他奢谈所谓“荣誉”、“祖国”、“人民”、“忠诚”、“牺牲”这些抽象的概念时，却往往极易打动德国人的民族感。当他的声音由缓慢的男中音提高到嘶哑刺耳、语无伦次的嚎叫时，却常常引发大量德国听众的激动若狂。当他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并在演说中宣称“第三帝国”已经来临时，集合在他旗帜下的群众真的把这个“留着唇髭的小个子”想象成了“上帝”。

希特勒所推崇的纳粹理论体系的核心与基础是所谓的“族民共同体”理论，它来源于纳粹的历史观。纳粹主义思想强调，世界历史的主线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为了完成“保种保族”的“使命”，纳粹党声称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即所谓“族民共同体”国家，它既非议会民主制的，也非君主制的，而是“民族的领袖国家”。希特勒把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领域，提出由“民族精英”实行统治的领袖原则。领袖是民族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者，有权对民众实行绝对统治。希特勒认为，只有他才能最自觉地意识到加强民族力量的所谓“种族价值”、“个体价值”和“自我保护的势能”三要素，抵御削弱民族力量的“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等所谓“人类罪恶”，因此，他认为自己应该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显然，纳粹的所谓“族民共同体”计划不过是想建立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独裁专制的和极端反动的法西斯国家，可悲的是，这样一个疯狂而并不高明的设想，居然迷惑和吸引了当时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民众。这与德国作为专制国家的特点有直接的关系。统一之后的德国尽管实行了议会制，但仍然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专制国家，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这样的国家很容易随着领导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政策选择而走向难以预料的发展道路。

法西斯与战争之间一直有着不解之缘。在法西斯国家，战争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本身。在纳粹时代的德国，因为保留了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所以法西斯在战争问题上显得更加疯狂和残忍，也更为冒险。同时，德国法西斯又产生于民族感情受到挫折的土壤上，极易逆反为一种民族复仇主义，加之纳粹分子偏执地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权统治世界，因此，他们不仅要求恢复民族“原有的地位”，还要把生存空间“无限地扩大”。希特勒就认为，一切非德意志人都是劣等人，甚至不是人，“一天到晚硬要把天生的半猴子装扮成律师，同时却坐视千百万最高文化种族的人处于极不光彩的地位，这简直是犯罪”，优等种族要维护自己的特性，必须不断地从事争斗和战争，让战火来实施“淘汰”和“培育”，这“虽然残酷，却是现实”。在他看来，战争不仅是争取“生存空间”的手段，而且也成为维护“优等种族”“优良特性”的目的，战争成为了目的本身。

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纳粹的侵略本性马上就表现出来。他坚决地退出了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从而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使重整军备的工作公开化和合法化。之后，他不断进行军事冒险，试探国际社会的反应。1936年3月7日，德国军队3万余人进驻莱茵非军事区。1936年8月，他又伙同意大利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战进行武装干涉。频频得手后的希特勒变得更加为所欲为，开始迈出了直接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先是打着“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幌子吞并奥地利，又通过“慕尼黑阴谋”强占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连串发生在中欧的侵略行动，加上日本在远东推行的战争计划，将整个世界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法西斯战争阴霾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德国的末日

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军队未经宣战就全线越过波兰边界，发起闪电突击战。9月3日，英国和法国都对德国正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战争开始阶段，纳粹德国的侵略气焰甚为嚣张。150万德军分三路进攻波兰。先由一批轰炸机俯冲轰炸，扩大恐怖气氛和制造混乱局面，接着由装甲师打开波兰防线上的诸多缺口，纵深侵入后方，将波兰军队分割包围，最后由摩托化步兵师出击，一举歼灭。波兰军民虽然浴血抗敌，但抵挡不住敌军的闪电战进攻。不到一个月，波兰的全部国土就都沦陷于纳粹的铁蹄之下。而此时，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德国缔结了《友好边界条约》，漠视了它侵略波兰的罪恶行径。在德国西线也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平静，号称欧洲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却一直没有发起对德进攻。波兰沦陷后，法军干脆躲进了马奇诺防线的工事里。而英军也同样是隔岸观火，按兵不动。历史上把这一充满怪异的现象称为“静坐战争”。英、法、苏的消极态度引发了严重的后果。1940年4月9日，德国军队突然采取行动，横扫丹麦，入侵挪威，继而又占领表示中立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把战火直接引向了法国。很快，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高卢雄鸡就在与德国战车的较量中遭到惨败。此时的希特勒期待着英国能够伸出媾和之手，好让他专心应对东线那个强大的敌人。但他白等了一场。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接替了张伯伦的职务，当选为英国首相。他在堪称经典的就职演说中向英国人民宣告：“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鲜血、艰辛、眼泪和汗水。”这是他对希特勒以及法西斯侵略者的最好回答。在英国的顽强抵抗下，德军的战略空袭和潜艇战都没有达成预期目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已几乎纵横欧陆的德国战车终于减缓了速度。

在对英战争进展不力的情况下，希特勒急于将战争矛头转向苏联，迈出了战略决策上更为错误的一步。1941年6月22日，153万德军突入苏联境内。起初，由于苏联准备不足，德军装甲部队得以长驱直入，仅18天时间就已向东突进600英里。此后，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领导的苏联政府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在1941年10月2日打响的莫斯科保卫战中歼灭德军50万人和1300多辆坦克，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当纳粹德国在苏联的军事行动陷入停顿时，希特勒渴望能由东方盟友日本打破僵局。1941年1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结果招致了美、英对日宣战，从而加速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形成。日本的错误行动，不仅没有给希特勒带来他所期待的形势变化，相反却把美国引入了欧洲战场，这是令希特勒始料不及的。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与会国代表共同签署了“26国宣言”，又称“联合国家宣言”。该宣言的签署与发布，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此举无疑大大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集团失道寡助，渐渐淹没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巨大洪流之中。1944年6月6日，经过精心准备，美英盟军发动了代号为“霸王行动”的战役，在法国西部诺曼底实施了两栖登陆作战，一举突破德军的“大西洋壁垒”防线。到1945年3月24日，欧洲基本上已被由东挺进的苏联红军和从西面诺曼底登陆的美英盟军所解放，在东西两线开始了战争行动的最后阶段：直捣柏林。4月25日，盟军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计划。当解围柏林的最后努力失败以后，希特勒彻底绝望了。他在柏林这个被炮火摧毁的城市中，命令军队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战斗，自己却在地下室里与他的情妇爱娃完成了婚礼，之后两人双双自杀。一代恶魔的罪恶一生就此终结。爪牙戈培尔奉命在尸体上浇上汽油，焚尸灭迹，以此似乎逃避了人类正义的审判。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曾经自诩为“千年帝国”，但只不过存在了短短的12年。纳粹德国的败亡再一次证明：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强大，一旦它妄想称霸世界，并为此不惜发动与世界人民为敌的全面战争，就一定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历史学家陈晓律先生认为：德国强大之后，屡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德国是一个没有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与德国相比，英、美、法等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发生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革命，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成功地对国家进行了民主改造，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而这一点是德国现代化进程所缺少的。可见，对于一个生产技术已经步入现代化水平的国家来说，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不容忽视。

灰烬中重生的不死鸟

多数德国人由于支持或容忍了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战争政策，只得接受应有的惩罚。战败后的德国，政局混乱，经济崩溃。1945年5月3日进入柏林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这样描述当时柏林的状况：“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物，……柏林如今仅仅是一个碎砖破瓦堆积如山的地方。”这种破败混乱、穷困潦倒的悲惨景象，一直持续到1947年底。然而，对于战后德国人民来说，经济的凋敝只是暂时的，最悲哀的莫过于德国的再度分裂。

德国在二战后之所以被分裂为两个国家，就其内部因素而言，主要是因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酿成的后果；就其外部因素而言，则是美英苏等大国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由于美、英、法和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同，它们在各自占领区内推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实体。1949年9月20日，联邦德国正式成立。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至此，在德国土地上再次出现了相互分裂的两个国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正是战后德意志民族的处境，夹在东西方大国争霸之间的德意志民族，理所当然地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感到不满、悲愤和无可奈何。但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战胜国盟国方面看，摧毁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德国，清算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的反人类罪行，是正义之举；但是战胜国之间为了争霸欧洲而人为地分裂德国和德意志民族，特别是采用占领领土、驱逐居民的极端做法，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强权霸道之举，只会进一步造成不可化解的诸多民族矛盾。

尽管如此，接受了历史教训的德意志民族，无论是走上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的西德，还是走上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东德，都在争取民族统一的精神鼓舞下，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重又东山再起，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而强大的民族亲和力也最终冲破了人为建造的“柏林墙”，使分裂整整40年的德意志民族再度统一起来。正如联邦德国政治家魏茨泽克所说的那样：“我们德意志人是一个人民和一个民族。因为我们经历了共同的历史，所以我们感到我们休戚相关，”“今天被分割在东部和西部的德意志人，没有中止并且也不会中止作为一个民族的感情！”

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宣告正式统一。这一天标志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德意志民族与国家既面临着由统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的难以预测的强劲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