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学生

日本的源起

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认为，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1万多年前，由于地壳变动，海面上升，日本列岛才逐渐成为今天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屿。但那时，大陆上的人类仍然可以借助季风的帮助横渡海峡，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他们很可能成为了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在这片原本荒凉的岛屿上开始播撒文明的种子。

公元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代。这时的日本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在洞穴之中，他们依靠集体协作从事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活动。一般认为这是日本文明的起始阶段。此后日本进入弥生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就是水稻种植和铁制工具的出现。据考证，这两项重大突破都与当时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大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技术的进步使得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与此相伴，逐渐产生了原始的村落并发展为原始的部落和国家。到弥生时代的中后期，约公元1、2世纪时，在九州北部出现了日本最早的政权国家——邪马台国。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列岛进入了诸国纷争的时代，兼并统一的步伐由此加快。到3世纪末期，本州中部兴起了一个大国，名为大和国。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兼并和争霸斗争之后，大和国基本统一了日本国土。

关于日本国产生的历史，也出现在一些传说之中。相传最早的创世神兄妹创造了日本列岛以及山川草木，并生育了治理国土的众神。众神中最高的统帅是天照大神。她的后人彦火火出见被日本统治者奉为开国之王，称为“神武天皇”。传说他自北九州东征，最后在大和橿原即位，建立大和国。这些传说虽然明显缺乏科学的根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和国政权统一列岛的情况。同时，这也成为日本神道教产生的重要基础。日本人特别崇拜天照大神，将天皇看成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依“神敕”实行世袭统治；视自身为天照大神属下诸神的后裔；将日本称为“神国”；而祭祀场所则被称为“神社”或“神宫”。

海对面的“心之故乡”

由于日本与大陆隔绝，孤立闭塞，来往困难，因此其文明的开化时间要晚于临近的大陆民族。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但与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文化中还是具有更多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东西。这不单纯缘于地域上的与世隔绝，也因为日本民族对外来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一衣带水、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这种由地缘和历史融合而成的厚厚的积淀，使中日两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相互影响，彼此滋润。特别是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里，日本只同近邻的中国和朝鲜保持了较多的联系。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前，中国始终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华悠久的文明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着周边的众多国家和民族，其中当然也包括居于亚洲东北一隅的日本。日本被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中华文明成为它汲取智慧和养分的重要源泉。那时的日本人称中国为“心之故乡”。

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收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两千多年。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中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写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 · 地理志》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更包含了日本列传，详细记述了日本列岛风俗人情和中日往来的史实。

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发展起到了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如太宰春台所说，日本从儒学中懂得了先进文明的道德准则，“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4世纪中叶，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疆域，日本开始涉足朝鲜半岛，但多次出兵尝试均遭失败。这使日本朝廷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从而更加坚定了通过吸收先进文明以壮大本国实力的决心。于是从公元4、5世纪之交的应神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加紧了学习中华文化和引进物质文明成果的步伐。在此阶段，大量大陆移民在日本政府的招请下来到日本，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无数事实证明，日本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无不与这些大陆移民有密切关系。也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下，日本到公元4至5世纪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4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值推古天皇在位（593年～629年），摄政的圣德太子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他先后4次向中国直接派出“遣隋使”，充分显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以人为师的诚意。日本也因此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公元618年，随着唐朝灭隋，中华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迅速呈现出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令东亚各国羡慕不已，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年～894年，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随行的还有众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两国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为了更好地达到学习中国的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使命，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科技、艺术、宗教、军事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每个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高超技艺者。他们把从大唐学得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回日本。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历法以及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重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高向玄理、留学僧僧旻、灵云、惠云等人，仿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实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之一。经过大化改新之后，日本确立了以唐朝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以均田制为蓝本的“班田收授法”，以府兵制为蓝本的“防人制”军事体制和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令体系，形成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特别是此后颁布的《大宝律令》，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被认为是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一直得以沿用。据考察，在大化改新所颁布的律令中，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多达420余条。难怪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所谓“奈良至平安时期”，也就是公元8世纪至12世纪末期左右，大致相当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

在众多的日本留学生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堪称是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精研经史，博学多闻。734年他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归国，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和典章制度，深受日本圣武天皇的重视，官至右大臣。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这对于日本的文化传承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倍仲麻吕19岁赴唐进国子监学习，因成绩优异而中进士，被唐玄宗赐以“朝衡”之名，即为晁衡。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交往甚密。在惊闻晁衡突然去世的消息后，李白悲痛不已，做诗《哭晁卿衡》以示悼念，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李白对异国友人的无限哀思：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日本大批留学生前往中国求学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商人和工匠到日本去传播中华文化，他们同样为推动日本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他们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鉴真大师。他以66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仍然顽强实现了东渡扶桑的愿望，给日本带去了佛教经典和汉学知识，被日本人民赞誉为“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正是在这种密切交往的气氛中，中日之间的交流在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89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日本，不仅穿唐服、品香茶成为时尚，而且连唐人喜欢的马毬、相扑、围棋等体育活动，也为日本人所喜爱。日本学习中国之全面，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中国宋代，儒学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在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被推广到民间。一时间，日本各地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日本文化开始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自身特色的“国风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总结7至10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时所说：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消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宋、元时代，中国曾出现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而在当时的日本，中国钱币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贸易联系和民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即使是元代，在蒙古大军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1247年、1281年），导致两国官方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民间的商贸联系依然相当频繁，甚至超过了宋朝。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了恢复。从1401年第一艘“遣明船”出发赴明，到1547年最后一次为止，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相继派出19次遣明使团。这些遣明使者主要由精通汉学的高僧担任。他们不仅完成了对明的朝贡任务，而且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不少佳话，尤其是与同时期出没于明朝沿海的倭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期间，大量汉文书籍被带回日本，给日本的汉文化发展注入了清新的刺激与活力。据说，崇尚“和敬清寂”之境界的日本茶道艺术就是在这时最终形成的。此外，明朝的印刷术、医学、礼仪、美术工艺、美食等等众多领域也都对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对中国的入侵中断了两国的官方往来。此后尽管德川幕府曾为恢复国交而进行过努力，但都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但是，即便是在德川幕府锁国最为严厉的时期，中日民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也从未彻底割断。那时，在允许中国商船停靠的长崎港专门建有“唐人坊”。中国商人就住在那里，用中国文化点缀着那里的特殊情调。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就是中国情调。祭祀、节庆、饮食等都受到江户时代中国贸易的影响。然而，随着17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封建社会出现了种种矛盾，而作为幕藩体制理论的朱子学在克服现实社会的矛盾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动摇，逐渐为重实践、贵实证的西学所替代，儒家思想的影响越来越被削弱。到德川时代后期，程朱理学的地位逐渐衰弱，沉寂一时的中国阳明学思想出现了复苏。由于它提倡实践精神，适应了变革形势的需要，因此鼓舞了日本的一批社会革命家。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以及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都深受阳明学的影响，成为日本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