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告别“干巴巴”，弗洛伦丝·南丁格尔玩转“移情”大法

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余波中，涌现出了一位新型英雄。从战略层面看，这场战争取得了成功，英国与法国、撒丁王国、土耳其军队组成的联盟，果断地阻止了俄国的入侵。但对英军来说，战争无疑是一场灾难。军队医院里的战士们几乎被传染病和疏于照管摧毁殆尽。直言不讳的外国报道将这一事实带回国内。1855年，战争中期时，伦敦《泰晤士报》写道，“前线甚至连做绷带的亚麻布都没有，伤员们只能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拯救军队于水火之中的英雄并非某位将军，而是一名34岁的行政人员，她叫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战前，她曾在专门照顾疾患贵妇人的机构里工作。南丁格尔家境优渥，从小意志坚定、求知欲强，她除了为自己所处阶级的女性们争取艺术和音乐，还推动更加广泛和严肃的教育。她痴迷阅读，随父亲学习数学、科学和古典文学，并且在凯撒斯韦特女执事学院（KaiserswertherDiakonie）学习医学，这是一家专门为路德宗女执事建立的医院和培训所。

1854年，南丁格尔向军队提议，让她带领一支自己招募来的救伤队赴前线医院帮忙。这支队伍由38名护士志愿者组成。到达土耳其后，她们发现那里脏乱不堪。医院里，老鼠横行，士兵们身上缠着的带血绷带好几天都不换。他们获得的少量食物通常也是发霉、腐烂或者腐臭了的。[书ji分 享V 信f o u f o u s h u s]

连续每天工作20个小时，南丁格尔扭转了局面。她忙得只能站着吃饭，还请求家里人给她寄送干净的毛巾。她让医院里的所有设备物尽其用，并且设定好常规流程，以确保供应商提供的食品是健康且未变质的。她自始至终都在搜集数据。战争结束后，她不仅整顿了前线的医疗系统，大大降低了战争后半程的伤亡率，还被人们推崇为民族英雄，全国媒体争相报道了她的先进事迹。

尽管南丁格尔回国时备受爱戴和尊敬，但她认为自己的使命还没结束。她正确地认识到，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曾在前线夺去许多人生命的混乱无序将继续伤人害命。她有赢得女王和军事首领们关注的影响力，也有支持自己论点的数据。但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她需要说服那些位高权重、抵触改变的人——军官、医生、勋爵和贵族们——即使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已经结束，他们也不可能恢复往昔的正常。

南丁格尔及其朋友、医生兼统计学家威廉·法尔等人交流了搜集来的数据。法尔是位能够顺畅地理解数字语言的专家。事实上，南丁格尔在写给法尔的一封信里责备了他对撰写无聊透顶的统计报告的抱怨。“你抱怨自己的报告枯燥无味。但越干巴巴越好。统计学就应该是最枯燥的阅读。”但当她更广泛地阐述己见时，实际上她却并没有用干巴巴的形式来呈现数据。在其撰写的信件、文章和证词中，她对统计数据的运用生动、令人信服，且颇具新意。

但南丁格尔意识到，仅让人们理解数字，并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形式上的转换，才能激励核心参与者采取行动，克服体制惰性，推翻引发克里米亚战争悲剧的政策。数字需要被转化成一种更强有力，也更具煽动性的形式，才能激励人们采取行动。

她以领先同时代一个多世纪的前瞻性，开始进行等量购物篮计算。

原则：使用小型、等量的购物篮进行测量。

南丁格尔首先把数字简化成可以与其他事物相提并论的东西。你应该还记得我们的提议：使用小篮筐量进行计算。“每5名士兵中，就有3人会死亡”也许更能对普通人造成冲击。

但我们也强调多用受众熟悉的数字，军事指挥官和政策制定者习惯做出可以影响普罗大众的决定。此外，计数只是南丁格尔探索核心方法的手段，其最终目标还是找到可用于比较，以及进行大的数量的类比。

她确保自己找到的是“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比较。

注1 疾病造成的死亡率超过了伦敦大瘟疫 参见Edward Tyas Cook (1913), The Life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vol. 1, p. 315. (London: Macmillan)

原则：使用“比较级”（见下一章），它因为处于接近参照点的位置而显得特别生动。

大瘟疫是黑死病的委婉说法。作为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传染病，黑死病让伦敦人刻骨铭心。

原则：让数字生动具体。

没有什么比让士兵并排列队，再枪毙他们的画面更生动了。（对比想象一下，当一名士兵因为被感染而导致你被动地“失去”他们时，你有多么缺乏紧迫感。）

“1 100”这一数字是由和平时期士兵的死亡率乘以参军人数得出的。索尔兹伯里平原不是国外战场，而是英国的练兵场，它构成了英国最著名的地标——巨石阵的背景。通过在那里上演“处决”戏码，南丁格尔生动具体地展示了统计数据——令人触目惊心的屠杀非但没有发生在外国战场上，反而在通常用于展示本国军事实力的阅兵场上演。

她使用了一个受众已知的事件来做比较：

原则：见下一章关于比较级的内容。“伯肯黑德”号的故事像一个存在已久的情感池（它交织着愤怒和悲伤的情绪）。

“伯肯黑德”号相当于19世纪中期的“泰坦尼克”号，它也一样命途多舛，这艘船在众人眼中永远不会沉没，但却遭遇了海难。船上400名士兵勇敢地将妇女与儿童运到救生艇上，自己却因没有足够的救生艇而溺死。尽管没有明确记录，人们还是将该事件认作“妇女与儿童优先”口号的出处。南丁格尔没有直截了当地表明1 100人的规模“几乎相当于一年三次‘伯肯黑德’号的死亡人数”，当然她也无须这么做。对当时的受众来说“比‘伯肯黑德’号更糟”就已经足够了。

她提供的生动、热情、令人印象深刻、完全不“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发挥了作用，确保了她煞费苦心确定的系统性问题能传达给英国的高层要员。

南丁格尔是一个善于操纵情绪能量的人——为了达到目的，她动用了不同的情感来源和手段。她重述了英格兰瘟疫的历史。她引导当时的舆论，“从头条新闻中摘取”“伯肯黑德”号的悲剧。她引发了关于“因犯罪被枪决或因疏于照料而丧命”这一现代道德哲学问题的大辩论，质问军方为什么允许每年让1 100名士兵因缺乏简单的卫生措施而死亡，却永远不可能同意在索尔兹伯里的阅兵场上枪毙他们（士兵们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做法，因为可以免受身体被疾病损耗所带来的痛苦）。

英国军队采纳了南丁格尔的建议后，疾病数和死亡率都下降了，人均住院时间也减少了。军方“原本计划为10%的士兵提供医院床位，但自战后进行了卫生改革后，仅有5%~6%的士兵需要床位”。当南丁格尔听到军队已经意识到建造了过多的医院时，她一本正经地打趣道：“如果病人数量下降如此之多，而导致医院供大于求，那可真不是我们的错。”

南丁格尔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作为一名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她既没有头衔、民选职位，也没有军衔或者医学学位，但她说服勋爵、医生和将军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看世界。

有位历史学家写了一篇名为《富有同情心的统计学家》的文章来纪念南丁格尔，并指出她永远不会忘记士兵们在医院里受苦的恐惧。终其一生她都心系士兵们的疾苦。

但是，当南丁格尔想让别人也感同身受的时候，她讲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情感故事。这是一个常见的陷阱。许多讲故事的人复述个人经历，并且认为其他人也会对该议题产生同样的情感联结。这就像是“知识诅咒”的个人版本——忘记你与对象间的关系是由受众可能无法共享的个人经历建立的。有些受众甚至会以个人经验来质疑讲故事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情绪化”的故事讲述者缺乏客观性。

通过将统计学家的客观分析与情感诉求相结合，南丁格尔完美地避开了这一陷阱。她没有反问自己怎样才能把切身感受传达给受众，而是充分考量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感同身受。南丁格尔表达出了一股悲怆感。她理解这种感觉已经通过共有知识，如黑死病和“伯肯黑德”号事件等存在于受众的脑海之中。与其从头开始召唤情感，不如把目标对准业已存在的情感池，从逻辑上说服受众理应对目前军中管理不善的医疗系统感到不快。

那么，鉴于她一直刻意使用情感数字，当她赞美“干巴巴的数字”时，我们该怎么想呢？也许这正是知识的诅咒。南丁格尔已经看到了“不干巴巴的数字”的积极影响，只是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将为数字赋能。当人们询问家庭烹饪专家怎样才能做出大众喜爱的菜肴时，他们经常会给出一份差劲的食谱，这并非出于保护“家传秘方”的迫切心情，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厨房新手的视野究竟多么有限。

但当人们提倡“干巴巴的数字”时，似乎带有身份和观念形态的成分。“干巴巴的数字”的概念中藏有一种令人极其信赖的纯粹性。分析型人士更愿意相信来之不易的数字。历史学家也强调过这一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中，人们对数字持有道德上的热情，这种狂热有时几乎类似于宗教信仰。事实上，统计型社会的优势明显。举个简单的例子：法尔、南丁格尔及同事们为医院和更广泛社区的死亡人数建立起一个通用的报告结构，这样，人们就可以得出“心脏病是比癌症更大的杀手”之类的论断。没有他们创造的基础设施，我们就无法回答“有多少公民死于心脏病或者结肠癌”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显而易见，但在当时，它们改变了社会活动家们能讨论的议题，以及政府官员们不得不承认的东西。

幸运的是，南丁格尔不仅忽略了她给朋友法尔的建议，反而开创出一种全新的情感论据。亚里士多德将说服工具分为理性（冰冷的逻辑论证）和感性（诉诸情感）两种类别。南丁格尔找到了一条折中之路，她用精确、数值相似且令人心碎的类比，把一个个冷冰冰却符合逻辑的统计数字包裹了起来。

亚里士多德提倡的感性和理性不能同时占据修辞的舞台，感性和理性互不干涉。南丁格尔弥补了这一空白，并且成功地将理性与感性的后燃器连接了起来。她创造出令人悲伤的数字、不礼貌的数字、愤怒的数字、悲惨的数字。

我们不太可能知道怎样去感受数字，就像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思考数字一样。我们用“度量衡”来理解抽象的数字，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土耳其有78.3万平方千米”并不像“土耳其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两倍大”那样奏效。在本书的这部分里，我们将教你一些帮助人们感受数字的工具。面对世界中那么多需要完成的事情，对替代项的感觉不仅会影响我们的选择，也会影响我们追求它的热切程度和应对挫折的方式。所以感受很重要。创造情感数字的秘诀在于，首先要像南丁格尔那样去寻找业已存在的情感池。

• “计划为10%的士兵提供医院床位” 引言来自Lynn MacDonald (2014), History of Statistics: Florence Nightingale and Her Crimean War Statistics:Lessons for Hospital Safe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Nursing. (https://bit.ly/3aDqfro)

• 《富有同情心的统计学家》 Eileen Magnello (2010),“Florence Nightingale:The Compassionate Statistician,”Radical Statistics 102, pp. 17–32. (https://bit.ly/3xx1O8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