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三十年个人解放史(4)

许多老师傅干到退休，也才是四级工，每月工资五六十元。工厂里的老师傅都是这样干一辈子的。

也可以这样说，在70年代末的中国，每一个人，都被自己的身份固定在某一个城市或是乡村。然后，你还会具体固定于一个单位，在那里，你的前程幸福与否，都在你的领导的掌握之中。他掌握你的福利保障，你的岗位调动，你的提拔，甚至你的病假休息。几乎没有人没有单位。社会上也有寥寥的无职业者，被称为“社会人员”，他们多是被单位开除，或是病得不能干活的人，他们也有人管—归街道居委会管。

在这种“人盯人”的管制体制下，人人谨小慎微，唯恐乱说乱动，招来一生的麻烦。人们已经习惯于都说一样的套话，穿一样的“毛式”服装，看一样的样板戏。如果唱歌，就唱那几首钦定的革命歌曲和“语录歌”，如果看书，就只看《毛选》和《艳阳天》、《金光大道》。就算是谁的脑子里曾经有过“毛主席就不犯错误吗”这样的异类念头，也是轻易不敢与人说的。

第一批怀疑者

但是到了1976年以后，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在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人们对于毛泽东的疑问渐渐冒出了心头：首先，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她不是毛的夫人吗？毛怎么会娶这样的女人？他也会看错人吗？接着，毛发动的“文革”真的是“就是好”吗？那我们的国家怎么会到这种山穷水尽的崩溃边缘？

10月26日，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曾对宣传部门做指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经华国锋批准，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

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过去不容置疑的东西，这时都遭遇挑战。“两个凡是”不仅在民间被怀疑，在中共的高层也被抵制。邓小平首先站出来，于1977年4月10日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他的信在5月3日被中共中央转发。5月24日，邓又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这一年的7月30日，邓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