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1950年代(5)

长期朝不保夕的生活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对改善生活失去了信心。1958年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一阵风似地刮过之后，伴随着持续的大跃进，农民的口粮标准已经低到只能维系生命的地步，一日三餐顿顿稀粥或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十分普遍，断炊多日者也不少见。1959年春，山东曹县县委规定发给农民每人每天半斤口粮，但经过各乡留“机动粮”、各队扣除“夜餐粮”、给做重活的多配一点之后，老人、小孩和半劳力每人每天就只有三两粮食了。就连粮食问题在全国不甚突出的陕西也是“人人喊饿”。

当时西安地质学院有个学生这样描述缺粮现象：“怪哉！怪哉！面黄肌瘦，什么病？经名医诊断，所用药料甚大，面粉25斤，大米20斤，大豆3斤，一月服完，三个月后病就好了，病人哀求医生说请你调换药料吧，此药实在难买。”难怪1958年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农民沮丧地说：“40条也好，50条也好，我只要3条就足了，一条是每人每天二斤米，二条是每人每月五两油，三条是一头猪每月四、五十斤糠”；有的农民甚至把政府关于农业发展的“规划”叫做“鬼话”，把“丰收”称为“风收”。

难圆的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基层政府主要依据家庭成分的好坏选拔农村干部，不考虑文化水平和对政策的理解与把握能力。通过这种方法选拔出来的农村干部大多在动员群众方面手段简单，态度急躁粗暴，强迫命令不断。1950年代初，西南大竹专区的农民这样说：“干部只晓得三万一（合作社股金）、二千五（中苏友好会费），再加一个丰产互助组。”也就是说，地方干部只一味地给农民硬摊任务，至于工作方法根本谈不上。更何况，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随便给“不听话”的农民乱扣政治帽子，动辄拉到大会小会上进行批斗。比如，有的地方抗旱时讲“不抗旱就是不爱国”；统购棉花和肥猪时，向农民强调“谁家藏棉花是经济犯，不卖棉花以私藏军火论处”，“不卖猪就是不抗美援朝，政治上必有问题”；爱国卫生运动中提出“不卫生是美国的帮凶”，“不杀狗是和美国细菌战犯通气”，“不锁狗就锁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