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1950年代(6)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给干部的强迫命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干部动辄以“扣饭”对“态度不老实”的群众进行惩罚。当时群众所说:“搞积肥,拆陈墙,把人家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大炼钢铁时,说是收废铁,但把好铁具也一律收走,“管你给不给,要一齐收”,“食堂成了限制人的工具,一点不对就不给社员吃饭”,“农村干部强迫命令,动不动不给群众吃饭;批判、斗争,有时把社员当成五类分子一样”。
明显的城乡差别、长期的温饱没有保障,以及在生产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等因素,使农民产生强烈的离开农村的欲望和行动。他们普遍地把能脱离农村看作是有能耐,办法多—“走了的都是英雄好汉,留下的都是稀松懒蛋”。
二、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1956年到1961年,全国缺粮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些特殊的食品,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
“粮食多了怎么办”
随着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似乎吃粮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在农村公社食堂中曾出现了放开肚皮吃饭的号召,同时国家增加了粮食出口。
事实上,当时许多地方不仅缺粮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云南省在1958年春夏之间就有70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几个月之后,全国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到1960年,全国缺粮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而且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
